阿布杜改革哲学

作者:未知 类别:当代伊斯兰——阿拉伯哲学研究  日期:  今日/总浏览: 1/1
第五章穆罕默德·阿布笃的改革哲学
伊斯兰现代主义在埃及最重要的代表就是穆罕默德·阿布笃，他是阿富汗尼在埃及的学生和追随者。但与忙于实际政治活动的阿富汗尼相比，穆罕默德·阿布笃更注重于现代主义的著述，在理论上有较多的建树和发展。他提倡开启“独立判断”的大门以复兴伊斯兰教，以理性的权威来检验传统教义，革除种种与时代不适应的弊端。由于他在埃及获得极高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地位，所以他的改革主张能够转化为具体的宗教、教育和社会改革的措施。阿富汗尼鼓吹政治革命，穆罕默德·阿布笃却鼓吹宗教觉醒，以引起宗教改革。穆罕默德·阿布笃的思想形成了埃及宗教改革的改革哲学，他的努力，对于埃及人民在智力上的觉醒，对于伊斯兰教达到与现代世界相协调的目的，都具有久远的意义。
第一节  埃及近代改革的推动者
穆罕默德·阿布笃(Muhammad‘Abuduh，1849—1905)出生于埃及西部省，他的家庭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的马哈拉特·纳绥尔的一个农民家庭。后来全家移居到坦塔(Tantah)，阿布笃人艾哈迈迪亚清真寺接受传统经学教育，学习《古兰经》、教法与文法。在坦塔，阿布笃遇到了他的思想启蒙老师达尔维希谢赫。达尔维希谢赫是位神秘主义苏非派学者，在他的教导下，阿布笃接受了系统的传统语言和宗教教育，奠定了良好的知识基础，同时也接受了一些苏非派神秘主义的影响，重视精神生活的修炼，而鄙视尘世的世俗生活，立志通过《古兰经》引导穆斯林走上伊斯兰正道，改变伊斯兰教的落后状况。
1866年，穆罕默德·阿布笃进人埃及最古老也是最著名的爱贤哈尔大学学习。爱资哈尔大学是埃及宗教研究者活动的中心，只是埃及宗教传统的象征，在埃及的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时间不长，年轻的阿布笃就对这所著名的学府失望了。学校只进行正统神学教育，要求学生死记硬背书本知识，有关数理化、历史等科学知识未能普及。他不满学校陈旧的课程设置和过时的教学方法。强烈的求知欲使他渴求获得广泛的知识，但爱资哈尔大学却缺乏他所喜爱的哲学和科学等课程。转折出现于 1871年，著名学者哲马鲁丁·阿富汗尼来埃及访问。阿富汗尼帮助爱资哈尔大学修订教学大纲，并在大学讲坛上宣传爱国、反殖民主义思想和泛伊斯兰主义，他给大学生讲授哲学、逻辑学、苏非派教义和天文学等课程，他的思想被传统宗教学者视为异端。而这正符合阿布笃的知识渴求，他为阿富汗尼的思想所吸引，并从此以阿富汗尼为师，开始追随这位著名的学者，成为阿富汗尼最伟大的学生，同时也成为和他的导师并肩传播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战友。阿布笃系统学习哲学、新闻学、写作等，在校学习期间即在新创刊的《金字塔报》上发表文章，呼吁普及教育、发展民族文化、提倡现代科学技术，逐步形成了爱国主义思想，决心为振兴埃及而从事宗教、教育和社会政治的改革。
穆罕默德·阿布笃从大学毕业后就致力于教育改革。他首先在一所学校里担任教员，除讲授语言文学和教法两门传统课程，他还传授哲学、逻辑学、伦理学和一神论课程。他在历史教学中向学生讲述民族兴衰的根源，文明社会的准则，社会改革的迫切性。 1879年他出任政府官方刊物《埃及大事》总编辑，继续批评落后的教学方法。1881年任埃及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仍发表文章抨击社会的黑暗与腐败现象，倡导改革民族的性格、思想和行为。埃及于1879—1882年爆发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著名的阿拉比起义。 1882年起义失败后，阿布笃被以此次起义的共谋犯的罪名，流放到叙利亚，寄居在贝鲁特。到1884年，他有机会转赴法国巴黎，在那里和他的老师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一起创办了阿拉伯语的《坚柄》杂志，进行泛伊斯兰主义的宣传活动。阿布笃此时改革的主张由埃及现实转向整个穆斯林世界，主张穆斯林各民族团结起来，依据伊斯兰初期的教义建立政治、宗教和社会生活，以摆脱外来侵略恢复伊斯兰文明。该杂志虽然不久就被迫停刊，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阿布笃于1885年又重回贝鲁特，次年即受聘于贝鲁特皇家学校讲授哲学、逻辑学、经院神学等课程。他关于神学的讲义，构成了他的著作《回教哲学》的基础。办杂志和讲学，使阿布笃声名远扬，成为思想界的著名人物。他的著作和杂志，对于传播现代思想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888年，穆罕默德·阿布笃回到他的祖国埃及。在埃及，他的同胞把他当做解放的使者来欢迎。他成为法庭的法官，开始了他那艰难却又辉煌的政治生涯。他曾作为政府代表，参加爱资哈尔大学的教务委员会，积极倡导和推动课程的改革。但不久就因保守派的反对而停止。到1899年，阿布笃又被提升为埃及的大穆夫提，成为伊斯兰教律的解释者，拥有了最高的宗教职位。他积极宣传现代主义思想，推动宗教改革，为改变伊斯兰教陈旧、落后的面貌而努力。他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宗教影响，在上层人物中间宣传改革主张。阿布笃还发起“阿拉伯文化复兴会”，出版了大量阿拉伯文古典著作。一直到去世，阿布笃对埃及的法律改革和改的伊斯兰教法的僵化性，对阿拉伯文化的复兴，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虽然阿布笃一生中经历过许多坎坷，但在他的后半生，他在思想和宗教上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05年，穆罕默德·阿布笃因病在埃及去世，当时的埃及政府在爱资哈尔大清真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穆罕默德·阿布笃致力于伊斯兰教的统一和复兴，开创了埃及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他通过一系列的著作和演讲，来阐述他韵基本思想，有广为人知的“宣传员”之称。他的宗教改革、教育改摹和社会政治改革主张，在埃及社会中产生了一定的成效。穆罕默德·阿布笃是埃及近代史上著名的宗教与社会改革家、思想家和教育家，也是整个穆斯林世界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
穆罕默德·阿布笃的思想非常丰富，他的著作主要有《回教哲学》(又名《回教一神论大纲》)、《{古兰经)注释》、《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伊斯兰教：科学和文明的宗教》等等。他还在阿拉伯杂志《灯塔》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来阐述和表达他的思想。《回教哲学》与《{古兰经)注释》是阿布笃著作中较有代表性的两本书，表明了阿布笃关于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基本思想。《回教哲学》系统地讲述了伊斯兰教的一神论教旨。神学就是研究真主的存在、真主的单一性和各种属性，以及先知启示的本质。这部著作弥补了伊斯兰经院神学在系统性和完整性方面的不足。《{古兰经)注释》则表明了作者对伊斯兰教的基本认识和宗教改革思想。阿布笃将理性和信仰相糅合，并着重申明理性在信仰中具有重大作用，显示了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思想特色。阿布笃还通过《伊斯兰教：科学和文明的宗教》，反驳当时那些对伊斯兰教的各种责难。他认为伊斯兰教是科学和文明的象征，在现代文明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必能适应和促进现代文明的发展。阿布笃在《灯塔》杂志上发布的一些决定和文章，也充分地表现了他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
穆罕默德·阿布笃的活动时期，正是埃及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因此他的思想就成为埃及民族运动的向导，对广大人民的革命活动起到了启蒙和导向作用。正像他自我评价的那样：他是一个照亮人们思想的教育者，让人们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他又是伊斯兰教信仰的一位捍卫者和改革者。  作为思想的导师，阿布笃在埃及近代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推动了埃及现代化的进程。
第二节  现代主义的宗教改革思想
伊斯兰现代主义的思潮主旨就在于使穆斯林传统社会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作为7世纪人类觉醒的信仰体系，伊斯兰教长期在历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彩。但在整个世界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伊斯兰教的发展却落后于世界发展的节奏。伊斯兰世界由于本身内部的分裂与斗争而背上沉重的历史负荷，再加上欧洲殖民者对伊斯兰世界的占领和掠夺，加重了伊斯兰世界的分裂状况，导致了近代伊斯兰世界的落后。到19世纪下半期，伊斯兰教已失去了它诞生之初的勃勃生机与活力。现代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向伊斯兰教提出了种种新的挑战和机遇。古老的宗教能否应付得了现代文明所提出的挑战，获得新的发展，为许多人所怀疑和否定。历史发展的潮流，要求伊斯兰教摆脱其陈旧、过时的封建形式，它呼唤着一种能将伊斯兰教引入20世纪的新精神的到来。
穆罕默德·阿布笃就是这种新精神的倡导者。从实质上看，他所提倡的伊斯兰现代主义运动是一个带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性质的宗教改革与复兴的思潮和运动。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和穆罕默德，何布笃同为伊斯兰教现代主义运动的两大支柱。阿富汗尼的思想推动了埃及理性主义的启蒙，他的宗教改革主张指引了埃及宗教改革运动的方向。阿布笃与他的思想一脉相承，在埃及直接领导和实践了伊斯兰教的现代主义宗教改革，他的宗教改革思想矗阿富汗尼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一、现代主义的指导思想
现代化发展是历史的潮流。伊斯兰教的具体宗教形式也应随历史的前进而相应地加以变革。就如一些具体的宗教信仰观念、体现在伊斯兰教法中的宗教法权制度以及反映伊斯兰教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等，为适应伊斯兰各国的现代化发展，必然要经历一些现代化变革。这些变革就要通过进行一场伊斯兰宗教改革来实现。当时先进的伊斯兰思想家在这一点上开始形成了共识。
阿布笃从埃及的现实状况提出了宗教改革的必要性和途径。当时的埃及，国家主权沦丧，人民生活困苦，阿布笃认为要改变穆斯林的状况就必须进行改革。他否认了全盘欧化的模仿方式，认为从宗教出发改变穆斯林的状况是最易行和最有效的改革方法。他分析了埃及和伊斯兰国家衰落的根源。统治者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初期信仰，以人为法律代替天启法律，导致国家法制废弛；历代神学家、宗教学者热衷于派别纷争，忽视宗教传统文化，导致民众觉悟低下；苏非派导师以“圣徒”自居，以异端邪说迷惑了人们的心灵，，因此阿布笃痛感宗教改革的必要性，必须重整伊斯兰基本信仰，让伊斯兰教的本来精神重新燃起人们心灵中信仰的火炬，加强穆斯林的团结和自信心，穆斯林才能拥有光明的前途。
穆罕默德·阿布笃认为伊斯兰教改革的基本方向就是正本清源，重归伊斯兰。他说：“众望所归的是信仰的端正，消除对宗教原文的误解，异端清除后，就会摆脱混淆与动荡，个人就会走上正道，懂得真正的宗教与世俗性知识，使整个民族走上正路。”  阿布笃认为人们要正确对待某一宗教，应正确认识该教教理，因为教理取决于早年信徒的信仰实践，没有源自习俗和外来宗教的成分，最能体现创教者的初衷。他指出，伊斯兰世界各国的落后，是由于伊斯兰教受到污染，即后来者篡改或歪曲了真主使者穆罕默德所传的经义。因此宗教改革的目的就是遵循最初出现的“纯洁的”伊斯兰教，捍卫《古兰经》这个绝对正确的圣书的权威。  而只有在创教者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教，才算是纯洁的伊斯兰教。重返伊斯兰，就是指要恢复穆罕默德时期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宗教制度和礼尚习俗等。
阿布笃的这些思想是可以在他的老师阿富汗尼那里找到源头的。阿富汗尼曾声明过：他所指的“改革伊斯兰教”不是对宗教作“先知所没有宣告过的内容的任何补充，也不是用任何方式来消灭或改变伊斯兰的基础，而是消除后来人们对先知所宣布的宗教所作的补充，使伊斯兰教恢复到它在第一个世纪产生时的最初的内容”。—阿布笃也怀有同样“纯洁伊斯兰”的宗教热忱，宣称应当尽心竭力去研究真主寄存在尊严的《古兰经》中的哲理，熟悉真主为人类制定的律例，真正地去掌握伊斯兰教的最初的原本教旨。在掌握了伊斯兰的真实精神后，以此为标准，凡是违反原旨教义的，都应当革除掉。他自己又重新对《古兰经》作了注释，修正以前教义学家们所做的错误发挥。他坚信自己能够以原旨教义的精神来恢复《古兰经》原初的本貌，因为“真主的宗教，在各时代都由各圣人传出的，都是同一的宗教”。  通过这样革故鼎新，阿布笃相信伊斯兰教能够恢复它初期的那种清新、蓬勃、向上的活力。
阿布笃的宗教改革，要求返回伊斯兰教的原旨精神，但同时又接受现代文明中的有利因素，主张吸收有利于伊斯兰教发展的现代文明。弘扬理性主义传统，强调人的理性与真主启示的一致性；卖力发展科学，通过科学探索去认识真主的德性。这样就可使伊斯兰教与现代文明、科学与宗教相协调。因此，阿布笃的改革带有明显的现代主义色彩。他推崇伊斯兰早期的宗教传统，但他并非生张复古倒退，而是立足于现代文明发展的需求，通过托古改制的方式来净化伊斯兰教信仰。阿布笃的宗教改革，与其说是为了恢复伊斯兰教创始之初的原貌，不如说是为了使伊斯兰教能更好地适应现代文明而进行的革故鼎新的变革。实质上，这场宗教改革是为了适应伊斯兰国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发展要求，目的在于废除传统伊斯兰社会中封建、陈腐的形式，使伊斯兰教在现代社会中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
阿布笃积极地投身于宗教改革，是与他坚信伊斯兰教有着光嘲前途的思想分不开的。他坚信《古兰经》中预言的真实：“穆罕默德不是你们男子当中任何人的父亲，乃是真主的使者，列圣的封印，真主全知万物。”  伊斯兰教创立以后，人类就再也不需求另外的指导了。穆罕默德是集大成的至圣，是真主借以颁降经典、奉真主使命的最后一人。人类宗教的发展至伊斯兰教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了。因此阿布笃坚信，虽然伊斯兰教有暂时的暗弱
与落后，但经过改革一定能适应现代文明的发展，而且还有可能成为未来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虽然阿布笃是在恢复《古兰经》真貌的旗号下进行宗教改革的，但很难说他的解释、他的思想就能真实地符合《古兰经》的旨义。他所进行的宗教改革，实际上就是使伊斯兰教在与现代文明不相矛盾的现代化信条基础上重新再恢复统一，克服二者的分离现象。阿布笃把这种“伊斯兰教的觉醒”看成是改变穆斯林长期落后的一种手段，以振奋起穆斯林对于伊斯兰教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宗教改革措施
和他的老师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相比，阿布笃对于伊斯兰教现代主义运动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宗教改革方面。阿富汗尼鼓吹政治革命，是个坚决的革命者，阿布笃却极力鼓吹宗教的觉醒，以引起宗教改革。
阿布笃一生经历极其丰富，政治活动消耗了他很多的精力。广泛的社会政治活动，使他能洞察埃及社会的基本状况；显赫的权势和地位，使他能够在埃及的政治、宗教活动中施加他的影响。作为大穆夫提，他有权对伊斯兰教的教律作出自己的解释，供法官作为审判时的依据。这样，阿布笃的影响就可遍布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层次。他不仅可以通过书籍和文章公开宣传他的宗教改革主张，还可以把他的思想化为政府的决定，在现实中付诸实践。
阿布笃致力于宗教、教育和社会改革。阿布笃一生中大多时间从事教学工作，所以他以改革教育体制为己任。青年时期他就认识到，只有通过对教育制度的改革，才能使伊斯兰教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改革必须在当权者的支持下才能顺利进行。1895年他在爱资哈尔大学领导了教育改革，进行改进教法、增设课程的尝试。他领导成立的“阿拉伯文化复兴会”以复兴阿拉伯文化为己任，出版了许多的阿拉伯语言学丛书。他认为阿拉伯语是《古兰经》的语言，是伊斯兰教的基础，把复兴阿拉伯语同复兴伊斯兰教相联系。
1898年，阿布笃就任埃及最高宗教职位大穆夫提后，从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到穆斯林的日常生活，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见解。关于伊斯兰教义，阿布笃把伊斯兰教分为基本信仰和辅助成分，前者的内容具有永恒性，应当坚信不疑，后者的内容具有相对性，应当随着时间、地点等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他对当时伊斯兰教的一些传统习俗进行了批判。他不赞成对圣徒、圣墓这样具体的人或物进行崇拜。如他将尊奉阿里及阿里后裔为圣徒的十叶派视为异端，斥责十叶派的信仰是荒唐、怪诞不可信的。因为他坚信只有穆罕默德才是最后的先知，在此以后妄称先知的人都要归于失败。阿布笃还指出，人们对于精灵、事物的崇拜，都属于多神教的观点，而这是违背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的。关于穆斯林日常生活，阿布笃致力于宗教机构、司法改革的同时，号召简化宗教礼俗，改革不合理的习惯。阿布笃认为，创造万物的真主，在万物之中特赋予人类以理性、文字、语言等各种属性，因此人人都能平等地去理解《古兰经》的经义，根据自己的能力按照《古兰经》的指示去践履。他采取现实主义的指导方针，以理性和科学解释有关信仰的内容，将《古兰经》分门别类地与社会生活、伦理道德等现实问题相联系，作出切实可行和具有指导性的解释与判断。如他主张妇女解放，提倡妇女揭掉面纱、接受教育，对一夫多妻制、蓄奴制等伊斯兰世界的陈规陋习给予了一定的批判。他甚至明确宣布：穆斯林可以戴礼帽、穿西服，可以食用犹太教徒宰杀的牛羊肉。这些关于日常生活习俗的规定也体现了阿布笃的宗教改革的倾向性。
阿布笃在社会改革方面的主张是与其坚持宗教、提倡理性与科学的思想相一致的。阿布笃的一贯主张是以教育推动改革。只有通过教育提高民族的觉悟，提高人民的认识水平，然后才能进行社会政治改革，所以阿布笃一直致力于教育改革，而轻视政治，不愿投入政治活动。例如他在谈及要求英国殖民者从埃及撤军时说道：“要使英国撤军，必须首先启发教育人民，使人民懂得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不甘受侵犯；有履行自己义务的热情，而埃及目前尚未达到这种程度。为此，改革的途径只有通过教育。”  他不同意阿富汗尼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政治活动中的做法，他认为领导者的责任是以教育启发人民，认为内部改革是达到殖民者撤军的途径。当时埃及人民斗争的对象主要是英国殖民者，但阿布笃却对英国人抱有很温和的态度，他断言，政治上，尤其是军事上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斗争只能带来危害。他认为应当在复兴伊斯兰教的事业中得到他们的赞助和支持。  他引证《古兰经》和“圣训”加以证明，和非穆斯林合作只要能为穆斯林谋利益就是遵循先知的道路。实质上，阿布笃对英国人的依赖正是为了能推进他的宗教改革主张。他的反帝和民主立场在他对埃及宪法发表教律裁判时有鲜明的体现。他曾提出下列条款：宪法应约束英国人和总督，内阁应置于议会的监督之下，议会与内阁发生分歧应由高等法院顾问参与的委员会裁决。保卫埃及的责任仅限于埃及军队，取消英国军队留守埃及的借口。—阿布笃在理论和实践二者之间的矛盾使他领导的改革举步维艰，在理论上，他向往代议制政府，宣传它与伊斯兰教的精神和实践相一致；在实践中，他又承认现存的君主制度，认为只要统治者承认教法权威，人民就应服从统治。阿布笃依赖教育进行改革，既引起激进派的不满，也受到了保守派的反对，因此他韵政治改革进行得很慢，并引起了宗教改革号召与当时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和政治学说发生矛盾，并进而导致后来阿布笃的半生将现代主义引向不同的发展方向。
三、宗教改革思想的特点
伊斯兰教是一种宗教信仰体系，它的建立所依赖的基础既有信仰也有理性，现代主义的宗教改革家以理性为基础对伊斯兰教作出了新的解释。作为一名理性主义者，阿布笃并不排斥宗教信仰，而是坚守着伊斯兰教的信仰，并高度宣扬伊斯兰教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看到了它在社会发展中所不可取代的地位。作为一名宗教信徒，他又高度推崇理性，以理性为真理的最后仲裁者，继承了阿富汗尼的理性主义的优秀传统。阿布笃宗教改革的思想特点，就在于他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宗教和理性、宗教和科学之间关系调和、折衷的倾向。
阿布笃认为，伊斯兰教的核心是相信理性所建立的、被启示所支持的真主的单一性。  他以此理性主义的观点来建构他的神学隶纲。首先，他指出以前的思想家以学术为理性的目的，以宗教为信仰的目的，是各走极端，二者都是片面的。其次，他认为《古兰经》中充满了理性，不论是论证方法还是经文，二者都是符合理性韵。如《古兰经》在论证时是先确立论点，然后再加以证明，再对持异议者的学说引用证据加以驳斥。在经文中，《古兰经》明白地无可曲解地宣称：理性与宗教结为兄弟。  《古兰经》尊重理性，理性
可起到判明真伪、知善恶、明是非的作用；同样，人类可以借助理性来认识真主，通过激发理性、运用推理判断等方法，了解事物的前因后果，从而确信宇宙万物都是真主安拉所造化，因此，人的理性与真主的启示是一致的。伊斯兰教唤醒了沉睡的理性，理性又成为伊斯兰教最强的辅弼。再次，他以理性主义观点来解释《古兰经》和“圣训”。阿布笃认为《古兰经》中的全部内容都可以用理性来说明，他在注释《古兰经》时，就是以理性的眼光来对《古兰经》的经、训进行新的阐发，使之能够和理性和谐一致而不相悖。若某节经文确有意义不明之处，则应根据上下文，作合乎理性的解释。而对于《古兰经》中明显的经训与理性的矛盾之处，他就宣布为“奥秘”，此奥秘是在真主所知范围之内，因为真主是全知的，对于理性来说，则是存而不论。
在阿布笃的思想中，伊斯兰教同科学也是非常融洽的，二者丝毫不相违背。这个判断是理性同宗教相和谐的必然结论。阿布笃非常看重科学的作用。他认为，民族要进步、社会要发展就必须依赖科学的发展。他写道：“闭耳不闻和脱离科学，在野蛮时代是可以的，而在现时代则是不允许的。”  他倡导对科学的研究，探讨大自然的规律。如《古兰经》的目的之一就在于唤醒理性，鼓励思想，要人去参悟宇宙的法则和造化的秘密。阿布笃认为宗教信仰是真主启示的真理，自然科学是真主创造的真理，二者都源自真主，并无矛盾。他为此作了形象的说明，科学(指自然科学)是研究大自然的，而人应当对大自然怀有最大的诚意，因为大自然也是真主安拉所创造的。真主赐给人类两本圣书，一本是《古兰经》，另一本就是大自然。人们所应认真学习和研究的就是这两本书。《古兰经》引导人们用智慧来了解大自然。发展科学来洞察大自然的奥秘，正符合真主启示的本意，而通过科学探索，人们既能认识到真主的伟大和万能，又能把握自然规律以造福人类。  阿布笃认为，在人类对于大自然的科学认识中，不可能出现和《古兰经》教义朝矛盾的地方，因为这两本书都出自于同一个作者之手。如果出现矛盾，那就应当采用调和矛盾的办法来解决问题。
为此，阿布笃提出伊斯兰教应当恢复到初期的那种解放和努为的状态，就要靠教育和团结。从教育方面来说，他提倡复兴阿拉伯语，提倡要尊重人民的权利，使之从专制和独裁中解脱出来。他反对思想僵化，主张人应当具有一种独立和自由思想的新精神。为了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他还认为应该引进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使西方的现代文化适合伊斯兰教的教育，人民解放的真正道路是教育，通过教育，使人的理性得到提高。在他看来，《古兰经》中就确立了理性是真理的最后仲裁的观点，并在理性的基础上建立了道德戒律。但阿布笃认为伊斯兰社会对提高理性的学科如神学和哲学都极为不重视，像爱资哈尔大学那样的最高教育学府都不开设神学和哲学，这是伊斯兰教的不幸。
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阿布笃的理性主义始终带有与宗教相调和的色彩，而且认为理性最后是要归到信仰上的。《古兰经》命令我们用理性去观察宇宙现象及其定律，以谋得对于《古兰经》之教训的确信。”  人们所具有的理性只是为了证实宗教信仰的正确。理性本身是有缺陷的，不能用理性主义观点来审判一切，人的理性只能认识事物和现象的次要的本质，而无力认识真主的本质属性。真主的启示是不谬的，人们只能凭着对真主坚定的信仰，依靠真主的启示，才能对真主的本体等秘密有所认识。真主首先降启示给各位先知，先知再以启示来教导人类理性的局限或者理性的谬误。真主的启示是超验的、高于理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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