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文化”命运如何？

西部大开发
互联网与中国少数民族
有多少人认识到了——西部经济落后，但西部文化并不落后。
有多少人认识到了——西部开发不仅仅是对资源与市场的开发，而且也应当是对文化资源的开发。或者，换一种说法，西部资源不仅仅是自然资源，其中还包括另一个重要部分，那就是文化资源。
正是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感觉自己有话要说——
西部大开发，“文化”命运如何？
迄今为止，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的专家们在关注西部大开发时，还没有从各种喧声如潮的媒体报道中发现十分明确的对西部开发过程中文化命运的关注，这使他们以十分迅即的速度召开了一次《西部开发与少数民族文化建设》的专题学术研讨会。
“西部大开发”这个话题已被谈论得热而又热，但我们却似乎只意识到了西部开发就是对西部能源、森林、矿藏这些物质资源的开发，我们显然淡忘了西部还蕴藏着另一种更要的资源，那就是文化。
文化是西部资源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到目前为止尚只有为数极少的一些人认识到。但假若这一情况长期不改变，也就是说，如果永远只有为数极少的人认识到这一点，那么，西部大开发将在一个重要的方面失去立足点，或者将因此造成一个严重的失误。
这是迄今为止有关西部大开发舆论中一个尚且微弱、但的确是很重要的声音。
西部开发中必须加入对于文化的开发。或者说，文化开发应当成为西部开发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这里隐藏着一个前提，那就是西部有着极其丰厚的文化资源，其资源的富集程度堪与自然资源媲美；正如西部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一样，西部落后的经济状况与其富饶的自然资源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同样，西部丰富的文化资源与其经济状况也形成了相同的反差。
西部的经济是落后的，但西部的文化并不落后。这应当成为一个常识。但自然资源是显而易见的，埋藏在地下的矿产与生长在山上的森林一目了然，然而文化资源却远非这样显而易见。尤其是，文化还有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之分。既便人们能够认识到有形文化——如，纳西族的古乐、侗族的风雨楼、苗族的蜡染等，这一切有形资源极易具备经济开发的价值，那么，无形文化——传统的道德观念、长期流传的口头文学、传统母语等等，在大开发中将扮演什么角色呢？
专家们普遍认为：西部丰富的文化资源甚至比西部的自然资源更具开发潜能，因为这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文化优势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地缘优势，人文优势也可以转化为经济优势，这种转轨少有阵痛，更不会以环境破坏作为代价。与自然资源相比，文化资源的开发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过程。近年来，西部一些民族地区成功的文化开发事例可以为我们提供相当的信心，如云南丽江针对纳西东巴文化的开发、云南迪庆针对“香格里拉”的开发等等，都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决定性的促动。
理解上述问题不算困难，虽然具体的操作肯定不会一蹴而就。但是，理解下述问题就不那么简单，甚至会有认识上的难度：在西部开发过程中如何评估西部的传统文化？当西部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文化的冲击时，其命运将如何？
这是站在民族文化的本位来思考问题。作为文化人，面对西部开发这个问题时，更本能地想到的，是保护民族文化。这一个思路与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有所不同，但它却是文化学者们更接近本能的一种反应。
民族文化将如何遭遇外来文化的冲击？意识到外来文化将与传统文化构成一对不可回避的矛盾，这是文化学者们十分清醒的认识。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历程给予了学者们这样的经验。这是他们的敏感，也是他们的良知，更近乎他们的本能。
“西部开发将是一次空前的文化变迁，不管你愿不愿意，这个变迁都会来到，大倾势不可改变。”——中央民族大学的祁继富教授说。北京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杰则说：这是一次空前的、各个民族相互接触的局面。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杨圣敏教授说：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的变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变迁至少可以有两种方式，一是主动的选择，主动适应；其次就是外力的改变，造成被动适应。后者将使民族文化在迎接外部冲击时不能做出正确的调适，必然会导致人们精神的失调；而没有自己文化的人，是没有尊严与没有灵魂的人。所以，如果能使民族文化在迎接开发的过程中作出主动的调适，而参与开发的人尽量考虑到传统文化的问题，那么结果就会更好一些。
所以，在西部开发过程中，专家们认为应当建立起一个十分重要的常识，那就是“文化认同”。
所谓文化认同，是指各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彼此尊重。
西部开发中的“文化认同”，意味着作为西部的开发者，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只有西部人才是西部大开发的主人，我们只是辅助他们来完成这一宏伟的壮举，因此，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的本土文化，知道他们价值观、审美观，知道他们喜观什么、厌恶什么，并从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上去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只有实现了这样的文化沟通，才能取得情感上的认同，才能导致西部大开发的成功。
文化认同是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前提条件。而只有民族文化多样的存在，才能够使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文化命运。
中央民族大学的滕星教授认为：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同等重要。因为文化的多样性同样是不可重复的。理解这一点，需要我们对所有的民众进行跨文化教育，尤其是要在大、中、小学里广泛开展文化多样性的教育，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能理解到我们的国家存在着缤纷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对于这些我们以往不熟悉的文化，我们也要采取宽容、理解、尊重的态度。只有这样，保护文化多样性才能成为全民族的意识。
北京大学的赵杰教授则认为：我们目前社会上存在着许多“族盲”，也就是说，还有许多人对中国的少数民族以及民族状况一无所知，而这些‘族盲“的存在对于文化的平等交流是十分有害的，我们要象扫除“法盲”一样地扫除“族盲”。赵杰教授还认为：只有处理好三个关系，我们才能够外理好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关于民族文化的保护。这三个关系是：一，“特色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二，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三，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关系。针对第三点，赵杰教授认为，历史上将西部划归边缘地区的看法应当改变了，也就是说：“春风不度玉门关”以及“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观念都应当永远改变。随着大规模的开发，西部完全也有可能成为中心地区，西部也能成为乐园与天堂。所以，历史上承袭千年的“中心”和“边缘”的界线将被抹去。
中央民族大学的杨聪教授则认为：创造一个西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自由交流的局面十分重要。自由交流、自由发展，让西部自己选择，不要去强加某一种固定的文化意识，从而在经济与文化的双向互动中创造出西部文化的新格局。
中央民族大学的祁继富教授以十分现实的态度认为：民族文化保护最缺乏的是法规问题，如果建立了明确的法规，那么许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但法规的设立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尤其需要舆论的鼓动和宣传。
站在最现实的立场，理解和认识文化人在西部开发中对于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所可能做到的一切，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后、中央民族大学的庄孔韶教授对此认为：学者所能做的，可能是一些极其具体而细微的工作和事项，譬如说，我们至少能做到用录像机把那些可能很快要消失的民俗文化做一次全面的记录。
当然，如果完全将经济开发与文化本位截然对立起来思考问题，也有可能导致认识的失真。长期在新疆做调查的杨圣敏教授就认为：西部所有的民族都需要现代化，也渴望现代化，所以，让民族文化在不可阻挡的嬗变过程中作主动的适应和选择，这是最明智的道路。
但是，迈开这一个思路，站在经济开发的本位上来思考文化的命运问题，似乎更加实际一些。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如果站在这一个立场发言，学者的看法则是：
问题可以简化成以下两种表述：一，文化，是西部资源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种独特的资源，比自然资源更具开发优势；二，所有的呼吁都只有一个目的：请全社会建立起一种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尊重西部的文化，开发西部的文化。
听听这一个声音——
西部开发，不要忘记文化。
请不要忘记了：这是一个目前尚且微弱、但的确是一个重要的声音。
西部经济落后，但西部文化并不落后，这是本次会议上一个昂扬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