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庸、思诚明

——读《中庸.诚明篇》反思当代社会的诚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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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化的科技文明在带给人们生活的方便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产生了诸多弊病。伴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裕所带来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造成人性的扭曲，人与人之间互不信任、人际关系的冷漠与紧张已构成现代人际关系的主体。中华民族自古崇尚仁义、中庸、诚信、谦恭、进取，在现代化的今天，我们很有必要重新用儒家诚信精神来审视、反思现代社会的诚信问题。

关键词：《中庸.诚明篇》  诚信精神

（一）《中庸》论“诚”

曲阜师范大学教授骆承烈曾统计说：“中国儒家文化提倡‘诚信’，《中庸》大讲‘诚’字，《论语》中信字出现了３８次，其中２４次体现诚实不欺。”所以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来看，诚信不仅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修养，而且还是处世、治国的基本原则。

《中庸》全文不足4千字，但却有25次出现“诚”字，“诚”在《中庸》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书中之所以会用了大量篇幅谈论“至诚”之德，是因为在孔子看来，“至诚”是达到“中庸之道”的必经途径，这体现了《中庸》上下篇之间的内在的贯通性和一致性的逻辑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诚”是《中庸》一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陈荣捷指出 ：“在这部经典著作（《中庸》）中对这个观念(诚)的广泛讨论使它同时成为心理学的，形而上学的和宗教学的概念。诚不只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且还是一种动的力量。它始终在转化事物                   和完成事物，使天 (自然)和人在流行过程中一致起来。”[1]

综观《中庸》中的“诚”的思想，兼容了人德与天德、人道与天道的全部内容，其终极目标是至诚配天，也就是说要在“诚”的基础上实现“天人合一”。《中庸》云：“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故至诚如神”，可见，《中庸》里的“诚”是连接天道与人道之间的桥梁，在上是对孔子的 “美德化人”思想的承继和发展，在下对孟子的“内圣”说和“性善”说有着直接的影响。因此，有学者提出，《中庸》是代表儒家形上思想与实践论相结合的精华。[2]在这个意义上，《中庸》对宋明理学的出现也有一定的影响。宋明理学的开山人物周敦颐在 《通书》中以乾元为诚之源，以正性命为立诚，以元亨利贞为诚之通变，同时，张载讲诚明，伊川讲“无妄谓诚”，朱子讲“实有之理”谓诚，真实无妄为诚，可以说将儒家一脉有关诚信之道的本体与工夫思想发展到了极至。

《中庸.诚明篇》开篇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开门见山地提出诚明篇的纲领。联系下文的“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我们看到，《中庸》开篇所说的“性”实际上是“诚”，“天命之谓性”——徐复观说:“天命的命，实同于西哲‘天赋人权’所谓‘天赋’。”——诚作为人的本性是先天赋予的，是“天之道”，肯定人人皆有天命之性，都可以通过“自诚明”或 “自明诚”的途径而尽此 “天命之性”，从而达到至诚状态，以配天之厚德。“诚”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如果不诚，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故《中庸》曰：“不诚无物” 。正因为诚是人的本性，所以才能“率性之谓道”——朱熹说: “率性非人率之也。率只训循，循万物自然之性之谓道。”[3]——循性即为道，“诚”与道同，修道之谓尽性而已。故曰“修道之谓教”，“自明诚，谓之教”——所谓的教就是用发自本性的“诚”去追求对是非善恶的明觉，是人的主观道德实践。台湾学者高柏园指出：“就《中庸》而言，首篇谓‘天命之谓性’，可指谓着道德的超越根据所在，并直接点出天道性命相贯通的规模；‘率性之谓道’即标出主观的工夫修养，而为人所应行之道: 至于‘修道之谓教’，当在指出吾人主观的道德实践，必有推己及人的客观表现，此乃为吾心之充极表现。”[4]

率性而行，依循人之本性——“诚”去为人处事，方可遥契天道之奥，“诚”是人们片刻不能离开的，“可离非道也”，故而得出君子处世之道——“君子慎其独也”——“此 ‘独’不仅仅只是一人独处而己，而是一种独天独地之精神，心性通向天地之境而合乎自然”，[5]即内心的“一”：仁义礼智信“五行”统一于心。“慎独”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中”与“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君子立中为本，以和为则，即可与万物相互感通，各得其所，彼此和谐。

在论述了“性”“道”“教”统一于“诚”后，进而提出“君子诚之为贵”，从道德实践范畴规范了“诚”的作用与意义。概括来说体现为：

1、诚能尽性，能赞天地之化育。“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己为忠，则内圣；尽物为性，则外王。人如能尽性，则可鼎立于天地之间而与天地并立为三了。“至诚两字，乃是真实之极，而无一毫不尽，惟圣人乃可当之”，[6]故 《中庸》云: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2、诚则可前知。人能至诚，心中必无一丝私心杂念，而与天道遥契，“无一毫私伪留于心目之间，乃能有以察其几焉”，[7]故能预知未然之吉凶，体悟事物发展之方向，故而曰“至诚如神”。

3、诚则成己成物。儒家诚信之德追求努力进取，积极入世，社会、政治、经济都是“君子诚之为贵”的不同方面，不仅自己有真诚之心，而且要以诚实信诺待人、接物，亦是儒家提倡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应有之义，这就使个体“诚”的自我实现超越了一己之私而达于世界。换言之，一个至诚的人不仅自己诚正无伪，而且也一定能 “成就”他人诚正无伪。所以，至诚者必是仁、知的统一。故《中庸》云：“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

4、至诚则至约。至诚就是不断地去其旧染之私心杂念，是一个日新、无息的修养过程，直至德合天地，万物覆载，最终达到无为而诚。故《中庸》云：“故至诚无息。不息则久，久则征，征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 高明，所以覆物也; 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章，不动而变，无为而成。”

5、至诚则能化人。至诚乃治国之大经、立身之大本，化育之大理，至诚则无妄，至诚则去伪，唯圣人能之，故曰“唯天下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二）“诚明”的现代价值——对现代社会诚信缺失的反思

《论语》有云：“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子张第十九》）；《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孟子也说过：“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孟子.离娄上》）荀子也有“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的说法。 (《荀子·不苟》)可见，儒家文化自古崇尚诚信，把“诚”立为做人处世的根本原则。“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8]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人民最精致、最珍贵的合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9]因此，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崇尚诚信的美德，这是毫无疑问的，在历史上我们也可以找出无数的例子来证明。

然而，不知何时开始，我们惊异于诚信的缺失，在小摊上“唇枪舌战”大战一番回来后一问还是大呼上当被宰；在专卖店里痛下狠心买了价格不菲的名牌满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但这样那样的问题又弄得焦头烂额。当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和坑蒙拐骗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时，我们却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生活已经出现了“诚信危机”——诚信不再是人们生活的原则，代之以自私自利、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勾心斗角！在鳞次栉比的高雅建筑物相映下的人的道德观念的缺失，在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虚假现象：以言代法，以权谋私现象，经济上资金不到位，产品名实不符，广告言实失真，售后服务无法兑现，企业偷税漏税，期房变成欺房; 文化上传媒失实，大吹大擂，作品抄袭跟风，医生道德低下，政府信用度下降……凡此种种，已迫使我们无处可逃。

诚信危机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病毒的温床。据不准确统计，用google 搜索了一下以“诚信危机”为关键词的文献，发现的这个名词的文献有120000 多项，限制一下，以中文简体网页为搜索对象仍有105000 多项，再限制一下，搜索“中国诚信危机”，约有101000 多项。

看看曾在2001年掀起轩然大波的“北京移动收费”事件：移动电话取消入网费之后，北京移动宣布改变话费支付方式，如果新用户的话费每月超过300元，就必须交纳300元预付款，否则将被停机。显然，这是北京移动为防范恶意欠费而出台的保护性措施。当时北京某报就曾以《用户遭遇信用危机》作出热烈的讨论。我们这里无意探讨北京电信此举是否合理，但市场对社会公众的诚信的质疑却是不争的事实，企业此举便是社会失去诚信的结果。

若你认为上例还只是停留在企业的层次，还不足以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看看去年震惊全国的“百万医疗费”事件，你就会明白诚信危机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了，生活在该系统中的人不自觉地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挣脱诚实赚钱的道德训诫的束缚。一旦医生都堕落到抛掉作为医生的基本原则——“诚”去最大限度地追求物质利益，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诚信”可言？

也许，之所以造成“诚信危机”的到来，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后过分追求经济效益所留下的道德空白。因此，用传统儒家文化特别是《中庸》里的“诚”的思想重新审视现代文化，希望藉由对传统儒家文化资源的重建来创造一个真实、诚信的道德世界。虽然这是一个漫长且艰苦的过程，但孔子说过：“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对传统儒家文化“诚明”思想进行系当代性的审视，至少可以使我们清晰地了解我们今天所处社会的状况，以便更清楚地看到未来的走向。

（三）“诚明”的现代性转向——对传统“诚明”的超越

泰山学院教授刘凌认为，中国古代儒家的“诚信”学说，是建设现代“诚信”可资利用的宝贵的文化资源。但是，必须要从传统儒家所说的诚信转化成现代诚信意识，必须使诚信由政治伦理范畴转变为经济伦理范畴，并将儒家纯粹自我约束的主观“养心”模式，改造成互相承担权利义务的“平等互利”模式。为此，需要创设相应的社会文化条件，比如，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市民社会基础和诚信道德的土壤；建立公正、独立的司法体系，为诚信的运行提供保障、监督和制约；培养人格独立、平等互惠、互相尊重的价值观念，为诚信提供必要的文化支撑；建立一个民主、高效、透明、廉政的政府，宏观上确保诚信的地位。[10]

结合刘教授的观点，我认为，要建立现代诚信观，应该注意在以下几方面完成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向：

1、从传统的人伦关系转向市场关系。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而且必须是诚信经济。现代诚信必须包含着市场经济的诚信关系。

2、从个体诚信转向群体诚信。现代社会，诚信已经不单是个人交往的根本原则，它已经成为团体、国家建立和平友好、平等互利、良性合作的关系新格局的道德杠杆。现代性的诚信观不单要适用于个人，而且要适用于群体。

3、从情感依据转到理性依据。现代社会，诚信已不能仅仅是作为一种道德理想，仅仅是一种情感上的依托了。诚信必须是普遍的道德原则，现代的诚信必须要寻找理性的契约文化的支持。

4、从人格诚信向契约诚信转向。传统文化下的“诚”是个人人格问题，但在现代的法制社会，“诚”必须要由个人人格上升成为一种社会契约，使之具有法律和社会的约束力。

5、从对封建君主的 “愚诚”到“政府——个人”互动诚信的转向。中国传统文化国家同构，“入则孝，出则悌”（《论语.学而》），传统的“诚”在个人来说是信守承诺，在国家来说是忠于皇帝。在现代社会，我们要建立的是政府与个人之间的互动诚信，政府对个人不能“堵”而是要“疏”。政府必须要尊重和完善民主监督制度，建立一个和谐的、健全的、良性的、互动的监督管理机制，使得政府与个人诚信共同发展。

在现代，诚信危机已经不再是一家一国的事情了，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人如何穿越物欲横流的污染寻求人的真实诚信的本质，真正实现“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是跨越下一个世纪的问题。在这一方面，从继承儒家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现代诚信观，也许可以为现代人提供一点启示！

（四）结束语

《中庸》言诚信为人性之本，“天之道也”，“诚”是我们每人内在的本性，是最内在、最根源的德性工夫，它从人的本源处用心，主张努力工作，认真做事，积极投入，这些都是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品格。人若能立本于诚，则一切皆可转化而为内在地滋润人自身，人性的分裂、价值的丧失也就无从谈起了，人若能诚于自己的本性，人格的独特便可得到彰显，诚信可以开启了生命深处的亮点，开出了价值之源，理想之源。

“人无信不立、企无信不兴、国无信不荣”，诚信是人类社会得以维系与发展的基础，在当今世界社会失序、道德失范和心理失衡的社会文化转型期，人类更加需要高扬起诚信的旗帜。

参考文献：

1、来可泓：《大学直解·中庸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

2、李宗桂：《中国文化导论》，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一版

3、颜吾芟：《中国历史文化概论》，北京：北方交通大学出版社，2002年2月第一版

4、吴凡明、杨健康、龙跃君：《〈中庸〉诚说探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04期

5、白春雨：《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以“四书”为中心的阐释》，复旦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6、步如飞：《先秦儒家“诚”观念研究》，山东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7、陈根法：《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01期

8、李体欣：《论诚信的缺失及法治下构建的可能性》，云南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

[1] 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第81页。转引自步如飞：《先秦儒家“诚”观念研究》

[2] 华夏复兴论坛：《中国哲学与中国儒学的形上范畴的思维模式》http://www.hxfx.net/article/default.asp

[3] 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

[4] 高柏园：《中庸形上思想》，台湾三民书局，中华民国七十七年版，第93 页，转引自白春雨：《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以“四书”为中心的阐释》108页

[5] 白春雨：《儒家诚信之德及其现代意义——以“四书”为中心的阐释》87页

[6] 陈淳：《北溪大全集.中庸口义》

[7] 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6月版，第121页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6月版，第120页

[10] 刘凌：《东亚论坛.诚信国际研讨会（曲阜）发言稿》，《济宁日报》网络版2003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