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名人“笔误”趣事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1:37:54
名人“笔误”趣事
王树人 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风波》，最初发表在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小说中有一处写小孙女六斤打破一只碗，第二天六斤的父亲七斤把这只碗拿到城里去锔时，由于缺口太大，被锔了十六个铜钉，但到了小说的结尾处却写成六斤“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一个“十六”，一个“十八”，前后不一致了。不久，鲁迅先生发现了这个“笔误”后，于1926年11月23日给李霁野专门写了一封信，要求改正。鲁迅先生在信中写道：“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钉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的，请改成一律。”另外，鲁迅的译著《表》在《译文》杂志上发表时，他把其中一个名词译为“怪物”。后来在出版单行本时，将“怪物”改为“头儿”。半年后，才知道这两种译法都是“笔误”，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偷儿”，或是译为当时的上海话“贼骨头”。于是，他马上给《译文》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请予改正。
有一次，奉系军阀张作霖应邀参加一个酒会时，席间有个日本人因为听说张作霖大字不识几个，意欲让其当众出丑，所以就拿出笔墨请张作霖题词。想不到张作霖却胸有成竹，挥笔就写了一个大大的“虎”字，然后落款为：“张作霖手黑”。秘书见状忙小声提醒：“大帅，您的‘墨’字少了个‘土’，成‘手黑’了。”可张作霖却把眼睛一瞪，掷笔而起，大声说道：“我还不知道这‘墨’字下面有个‘土’？这是写给人家看的，不能让他带走‘土’！”张作霖对日本人“寸土不让”，难怪日本人最终还是暗算了他。
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编辑赵景琛还翻译过一些外国作品。但由于他对外文不是十分精通，所以他的译作中时有“笔误”出现。一次，他将“银河”误译为“牛奶路”；还有一次，又将“半人半马怪”译作“半人半牛怪”。鲁迅先生针对赵景琛译作中的这两处笔误，写了一首打油诗，来善意地嘲讽这位“翻译家”治学上的不严谨态度。诗曰：“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鸦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1879-1964年）精于书法，尤善草书，求他的字的人很多。有一天，有人特备酒筵请他写字，饭后拿来纸笔，于右任在酩酊之中挥毫，留下一行“不可随处小便”而去。第二天，那人拿出这行字请教于右任，于右任知道自己酒后失笔，连声道歉，沉思良久，似有所得，于是叫人取来剪刀，将一行字剪成几块，重新拼排、说：“你看，这不是一句很好的座右铭吗?”那人一看，禁不住大笑，再三拜谢。6个字重新安排，原来是：“不可小处随便。”
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法家。一次，于立群想用隶书录毛泽东主席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万方乐奏有于阗”一句，谁知不慎把前三字写成了“万方春”，便打算废掉。这时郭沫若在一旁将这张废字纸重新铺在案上，略思片刻，便也用隶书写成了一对联：“万方春色；千顷湖光。”联语突兀见奇，顿添风采，虽是戏笔，却别有一番风趣。
书法大师费新我先生有一次在一群客人面前书写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一诗，当写到“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一句的时候，不留神漏掉了一个“话”字。费新我先生发现“笔误”后，并没有慌乱，而是坦然自若地在诗后用小字补了“酒后失话”四个字，点明笔误，以示阙如，并加以告诫和表明歉意，补漏成巧，起死回生，观看的客人见此，无不拍手称妙。
民初名画家郭祯擅长画花鸟。有一次，他绘桃花图和黄鹤图各一幅赠友人，并请著名书法家赵平题诗配画。在桃花图上，赵平误把“人面桃花相映红”中的“桃”字写成了“梅”字，在黄鹤图上，又误把“黄鹤楼中吹玉笛”中的“黄”字写成了“白”字。写成后，赵平发现“笔误”后，灵机一动，就在“人面梅花相映红”下补上了一句“桃花流水杳然去”；在“白鹤楼中吹玉笛”下补上了一句“黄鹤一去不复返”。补得十分自然又妙趣横生。
当代诗人孔孚的题为《峨眉·古德林漫步》的诗在台湾的《创世纪》上发表后，他收到样刊一看，既喜又惊，因为诗中的“字间杂有鸟语”一句，竟被改成了“字间染有鸟语”。由于改“杂”为“染”使诗意更浓，所以孔孚赞扬说：“改得好，改得好，胜我多多矣；一个‘染’字，既可听鸟语，也染得绿色满纸了。”后来在打探是何人改“杂”为“染”时，才知道竟是排版之错误，于是孔孚又说：“天下奇事多有，竟有错字错得较我原字更妙者。然错字为我增色，亦我师也！”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中学）
王树人 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风波》，最初发表在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上。小说中有一处写小孙女六斤打破一只碗，第二天六斤的父亲七斤把这只碗拿到城里去锔时，由于缺口太大，被锔了十六个铜钉，但到了小说的结尾处却写成六斤“捧着十八个铜钉的饭碗，在土场上一瘸一拐的往来。”一个“十六”，一个“十八”，前后不一致了。不久，鲁迅先生发现了这个“笔误”后，于1926年11月23日给李霁野专门写了一封信，要求改正。鲁迅先生在信中写道：“六斤家只有这一个钉过的碗，钉是十六或十八，我也记不清了。总之两数之一是错的，请改成一律。”另外，鲁迅的译著《表》在《译文》杂志上发表时，他把其中一个名词译为“怪物”。后来在出版单行本时，将“怪物”改为“头儿”。半年后，才知道这两种译法都是“笔误”，正确的译法应该是“偷儿”，或是译为当时的上海话“贼骨头”。于是，他马上给《译文》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请予改正。
有一次，奉系军阀张作霖应邀参加一个酒会时，席间有个日本人因为听说张作霖大字不识几个，意欲让其当众出丑，所以就拿出笔墨请张作霖题词。想不到张作霖却胸有成竹，挥笔就写了一个大大的“虎”字，然后落款为：“张作霖手黑”。秘书见状忙小声提醒：“大帅，您的‘墨’字少了个‘土’，成‘手黑’了。”可张作霖却把眼睛一瞪，掷笔而起，大声说道：“我还不知道这‘墨’字下面有个‘土’？这是写给人家看的，不能让他带走‘土’！”张作霖对日本人“寸土不让”，难怪日本人最终还是暗算了他。
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编辑赵景琛还翻译过一些外国作品。但由于他对外文不是十分精通，所以他的译作中时有“笔误”出现。一次，他将“银河”误译为“牛奶路”；还有一次，又将“半人半马怪”译作“半人半牛怪”。鲁迅先生针对赵景琛译作中的这两处笔误，写了一首打油诗，来善意地嘲讽这位“翻译家”治学上的不严谨态度。诗曰：“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鸦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1879-1964年）精于书法，尤善草书，求他的字的人很多。有一天，有人特备酒筵请他写字，饭后拿来纸笔，于右任在酩酊之中挥毫，留下一行“不可随处小便”而去。第二天，那人拿出这行字请教于右任，于右任知道自己酒后失笔，连声道歉，沉思良久，似有所得，于是叫人取来剪刀，将一行字剪成几块，重新拼排、说：“你看，这不是一句很好的座右铭吗?”那人一看，禁不住大笑，再三拜谢。6个字重新安排，原来是：“不可小处随便。”
郭沫若的夫人于立群，是一位颇有造诣的书法家。一次，于立群想用隶书录毛泽东主席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万方乐奏有于阗”一句，谁知不慎把前三字写成了“万方春”，便打算废掉。这时郭沫若在一旁将这张废字纸重新铺在案上，略思片刻，便也用隶书写成了一对联：“万方春色；千顷湖光。”联语突兀见奇，顿添风采，虽是戏笔，却别有一番风趣。
书法大师费新我先生有一次在一群客人面前书写唐代诗人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一诗，当写到“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一句的时候，不留神漏掉了一个“话”字。费新我先生发现“笔误”后，并没有慌乱，而是坦然自若地在诗后用小字补了“酒后失话”四个字，点明笔误，以示阙如，并加以告诫和表明歉意，补漏成巧，起死回生，观看的客人见此，无不拍手称妙。
民初名画家郭祯擅长画花鸟。有一次，他绘桃花图和黄鹤图各一幅赠友人，并请著名书法家赵平题诗配画。在桃花图上，赵平误把“人面桃花相映红”中的“桃”字写成了“梅”字，在黄鹤图上，又误把“黄鹤楼中吹玉笛”中的“黄”字写成了“白”字。写成后，赵平发现“笔误”后，灵机一动，就在“人面梅花相映红”下补上了一句“桃花流水杳然去”；在“白鹤楼中吹玉笛”下补上了一句“黄鹤一去不复返”。补得十分自然又妙趣横生。
当代诗人孔孚的题为《峨眉·古德林漫步》的诗在台湾的《创世纪》上发表后，他收到样刊一看，既喜又惊，因为诗中的“字间杂有鸟语”一句，竟被改成了“字间染有鸟语”。由于改“杂”为“染”使诗意更浓，所以孔孚赞扬说：“改得好，改得好，胜我多多矣；一个‘染’字，既可听鸟语，也染得绿色满纸了。”后来在打探是何人改“杂”为“染”时，才知道竟是排版之错误，于是孔孚又说：“天下奇事多有，竟有错字错得较我原字更妙者。然错字为我增色，亦我师也！”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