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做一个高贵自信的中国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3:32:37
欧陆风云是个好游戏 可惜公司带有很强的种族主义和地区主义歧视 欧陆风云是个很好的游戏系列，可惜他的制作公司P社区却带有很强的种族主义和地区主义歧视。具体表现在游戏中基督教3个分支属性远胜于其他宗教，地区间物产的差异（欧洲的物产都是些高价值的产品，这个游戏科技发展水平和领土面积成反比，但是又和省份里出产的税收+产品成正比。这样一来，一个产谷物的省很可能就是垃圾省，因为他实际上是在拖科技速度，那么一点点产出完全不能弥补它对科技的反作用），地区间的科技不平衡（按科学论点人种间没有绝对的差异，你西方后来居上可以通过各种特殊事件去增强，没必要把别地区的科技发展专门调低，搞得好像白人先天就比别的人种优秀似的）
我觉得科技还是合情合理的，不然那些国家怎么会沦为欧洲殖民地呢，那个时代是欧洲走向崛起的辉煌时期
其实欧洲那边的科技发展条件已经很好了 首先物产丰盛基本没什么烂地（仅限于西欧） 对科技有正面作用 其次由于游戏里面对其他地区的惩罚 比如美洲和非洲那边的白人惩罚（要和拉丁国家通过五次外交才可以造船和骑兵而而且科技相应受到惩罚，等白人来了一下子就被打垮了还有什么翻盘）发现惩罚（非洲和美洲国家的土著一般只有本国和附近一两个国家被发现，而这个游戏有这么一个设定，如果你接触的国家少于15个就会受到相应的科技惩罚）在这些惩罚下即使玩家想做个有为的君主，看来也无力回天了。
科技什么的可以通过一系列事件改变，就如明朝大魔咒一样，但是各地区间的发展速度应该一致改为1.0。起始发展水平由于在西方文艺复新之前中国和阿拉伯科技水平比较高，可以将其适当调高一点。
去试试3代,欧洲穷的很.早期阿拉伯和中国等有军事优势了
回ls
这才不合理
亚洲惩罚不大，不是郑和有个战略规划事件吗，日本也有个转基督教事件。就是晚了点，何况儒教也不是像原始宗教那样只有坏处，有“极大的”稳定加成
说实在中国应该有多的省份,更大的科技惩罚,省份应该以市为单位那就差不多了
回复：8楼
那你别统一全球了，随便用一个国家打中国也打不完了
各有千秋，其实儒教最好，回稳快，外交吞并猛，用中国，转阿拉伯科技组后，科技速度和波兰差不多
中国就是不转科技组,科技也是领先世界的,我记得我有次就这样玩了,到1600的时候科技比欧洲领先不少,都不要说我有很多的恶名了,欧洲人想在亚洲,大洋洲殖民都没地方了,只好和我抢美非,因为没探险家,要不这些地方也别想,等我27级海军出来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符合历史走向的，至于是否符合历史真实情况，这并不重要，因为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历史这个东西是不可能有统一的说法的。至少在EU3里，每个国家的特点基本都算反应出来了，和历史走向违背不大，这已经足够保证玩家有足够的带入感了。
XXXXXXX
3代欧洲穷么.....我觉得亚平宁半岛以及奥地利一带可是富的流油啊
反观大明,物产比较垃圾,多以谷物鱼为主,vic里值钱的丝绸都没了,前期穷不说,到了后面连工厂的加成都拿不到,难道都造大学 艺术学院......
回复：2楼
我作为一个黄种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像你这个西方中心论主义者开炮
匡正历史，振兴中华
某些人就是喜欢坚持西方中心论那套
反反复复重复什么用文革和近代那套打死中国文明
文艺复兴纯扯淡，东学西渐是真相
关于文艺复兴，补充一点点。天上掉下来的文艺复兴？今天我们大谈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大谈欧洲文化。好像十分高雅。不谈马可波罗等人。不谈十三世纪及以后的传教士们(元明众多传教士)。不谈郑和西渡。更不谈秦汉时期的无名交流。。无怪张骞到西域时，惊讶看到西域市场上早已热销多时的巴蜀竹席竹杖。张骞固然是官方外交的第一人，但这不妨碍民间久远的交流。好像意大利的文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意两方学者们，好像忘记了什么。意大利是全欧洲的汉学港口。后来法国又学了意大利。欧洲又学了法国……俄国又学了法国。中国又学了俄国。出口转内销。
意大利是欧洲的汉学港口。
商务印书馆《意大利与中国》白佐良 2002。意大利两位汉学家通力之作，全面介绍了从古罗马时期到民国初年二千五百余年间中国和意大利交往的历程。被忽略的意大利汉学。揭秘。附：法国著名汉学家：Réné Etiemble艾田蒲《中国之欧洲》L'Europe chinoise 1-2 De l'Empire romain à Leibniz, 1988-1989 Gallimard. Paris.
西方都承认中国不承认
近代民族自卑
http://hi.baidu.com/%C3%DD%BD%E3%BD%E3%B5%C4%BA%C3%B5%DC%B5%DC/blog/item/6125c4dd5bc6b3adcd116688.html
批判西方中心论史观
http://hi.baidu.com/%C3%DD%BD%E3%BD%E3%B5%C4%BA%C3%B5%DC%B5%DC/blog/item/c43111f4822d9f29bc31099d.html
匡正东方文明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丨主就是西方的民丨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丨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经过近百年来，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近2丨0年的飞速发展的历史，向世人显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100年来，西方列强用“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主义，
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殖民地的文化心理，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一直挺不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2l世纪的中国，要进入富强、民丨主、文明的新阶段，就需要在文化建设上有一个大的发展。正如江丨泽民丨主席在1997年5月26日，一个座谈会上讲话中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既努力实现自己的经济腾飞，又努力繁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民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丨主就是西方的民丨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丨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经过近百年来，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近2丨0年的飞速发展的历史，向世人显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100年来，西方列强用“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主义，
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殖民地的文化心理，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一直挺不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2l世纪的中国，要进入富强、民丨主、文明的新阶段，就需要在文化建设上有一个大的发展。正如江丨泽民丨主席在1997年5月26日，一个座谈会上讲话中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既努力实现自己的经济腾飞，又努力繁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国之欧洲》《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
《伏尔泰全集》
艾田蒲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知名作家和当代西方最杰出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者，巴黎大学中西比较文学讲座的主持人，学贯中西的作家与社会学教授。他研究中国和欧洲关系的两卷集巨著《中国之欧洲》，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欧洲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有机体。
一、生平简历
1909年1月26日, 艾田蒲出生于法国马耶讷省马耶讷市，中学时代就读于拉瓦勒公学，毕业后于1927年进入设在巴黎的路易大帝公学(Lycée Louis-le Grand)的高等师范学院预科读书，自此他开始对中国语言文学感到兴趣，开始学习中文，并攻读法国学者用法文写成的有关孔子的著作，他迷恋孔子、庄子、老子还有荀子，认为使其受益的中国哲学家，如孔子、庄子，绝不在蒙田之下。荀子可以与奥古斯丁、孔德媲美，王充胜过黑格尔。随后，他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现代东方语言学校和巴黎大学文学院攻读语言学，获得在大学授课资格和文学博士学位。
1939—1943年，艾田蒲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43年曾在美国印第安人纳瓦霍族和霍皮族地区和印第安人居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进行人种学调查，随后前往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担任法语及拉丁语系系主任(任职期间为1944—1948年)。1949—1956年，他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担任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56年进入巴黎(索邦)大学担任普通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后改任新索邦大学教授，直至1978年退休。
艾田蒲自1958年起担任蒙彼利埃大学文学系名誉教授，自1979年起担任巴黎(索邦)大学文学系名誉教授。1946—1952年为法文《现代》杂志撰写小说并担任文艺评论员。1953—1955年为埃及一家杂志和法国《证据》杂志以及法国《新文学》杂志撰稿并担任评论员工作。艾田蒲还是威尼斯艺术、文学与科学院院士。他还获有多种荣誉称号。艾田蒲为自己取了不同译音的中国名字，除了常用的艾田蒲外，还有艾琼伯、安田朴、艾金伯勒等。
二、汉学研究
艾田蒲的著作数量极多，他既是小说作家，也是随笔作家，而且一贯向法语读者着重介绍中国文学、哲学和中国的情况。
1.著述与翻译
自20世纪30年代，艾田蒲和戴望舒交往，向法国人译介茅盾、丁玲、张天翼、施蛰存等人的小说，共同编写了《公社》杂志起，艾田蒲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不仅翻译过丁玲的作品《水》、张天翼的《恨》，还曾比较过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与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也比较过苏格拉底与孔子。
他在巴黎大学多年讲授中国自罗马帝国时期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对欧洲文化艺术的影响。1934年，曾和马尔罗、瓦扬·古久列等人组织“中国之友协会”（Comité des Amis de La Chine又译“中国人民友协），先发行《巴黎－北京》（Paris－Pékin），后改发行《中国》（La Chine）。他以敏锐的目光注视中国红军的斗争事业，同年3月，以让·鲁维尔纳的化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生活》，盛赞当时的红军，对红军表示支持。
1956年，艾田蒲出任巴黎索邦大学比较文学研究院院长，组织了亚非欧研究中心，介绍中国等东方国家文学，推动法国中学设立汉语课，促使法译中国文学书籍出版。
艾田蒲赞赏鲁迅，并引为同道。他热烈欢呼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提议把中文作为比较文学学者的通用语言。1957年，他率领法、中友协代表团访华，首次踏上中国本土，和中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之后，他多次访问中国，并欣然担任中国学术团体的名誉职务。
20世纪70年代，艾田蒲主持编译的《认识东方》丛书，主要译介亚洲地区各国的文学作品，汇集了阿拉伯、孟加拉、古埃及、菲律宾、越南、日本、中国等国家的作品。在现有60种出版物中，就有《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老残游记》等17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其中《水浒传》法文译本分上、下两册，由加利玛出版社、专门搜集出版世界性名著的“七星文库”发行，它是进入西方文学殿堂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艾田蒲写序向法国读者推荐。1976年出版其《我的毛丨泽东思想40年(1934-1974)》，书中叙述毛丨泽东时代中国文化的高潮与衰落，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和痴迷。
1983年，七星文库出版了艾田蒲的《金瓶梅》法文全译本，《金瓶梅》是世界文学中最精彩的小说之一，他从文化角度对中国这部名著做了多方面的考察。
1985年8月24日，在巴黎第11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国际比较文学耆宿，法国的艾田蒲教授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为题做了他的总结发言，那也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学术讲演。他总体评价了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态势，并介绍了《文贝》、《中国比较文学》、《国外文学》以及台湾的《淡江评论》，评价了包括钱钟书、季羡林等人的文章（著作），甚至还涉及到了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茅盾等作家的评述。
艾田蒲对中国的热情体现在他的汉学研究中，他写下了文论著作《兰波的神话》、《世界文学论文集》、《论真正的总体文学》、《比较不是理性思辨》，但写得更多的则是汉学专著，比如《我们知道中国吗》、《孔夫子》、《耶稣会士在中国》、《东游记》（或称《新孙行者》）等著作。
1990年3月，艾田蒲欣然接受中国比较文化研究会的聘请，担任该会名誉会长。
2.《中国之欧洲》
最为引起世人瞩目并给艾田蒲带来真正声誉的，是他研究中国和欧洲关系的两卷集巨著《中国之欧洲》(Ｌ’Ｅｕｒｏｐｅｃｈｉｎｏｉｓｅ，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1988—1989)。在这部800余页的著作中，艾田蒲以他特有的深厚学养、宏阔的文化视野，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欧洲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此书原名为《哲学之东方》，作者主持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席时，曾多次给西方学生讲授过。1988年，由加利玛出版社收入“思想文库”正式出版时，改成现在这个书名，后经中国学者、法国文化艺术勋章获得者耿升译介到中国，译名为《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
《中国之欧洲》上卷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写到莱布尼兹同中国哲学以及文化关系的比较分析，写的是这一历史时期欧洲到底接受了中国哪些影响。下卷写欧洲人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并专门考证了《中国孤儿》的起源、传播及其文化意义。
根除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殖民历史的后遗症是艾田蒲创作本书的初衷，他在书中贯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是:文化交流只能在不对等的前提下进行，现实存在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包括历史经验、政治体制、经济实力、意识形态、乃至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恰恰不是文化交流过程需要回避和克服的“不利”因素，而是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平共存的基础。文化交流的目的，不是要求弥合实际上永远无法弥合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建立起一种共同认可的文化“同情心”和宽容精神，在一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发挥和挖掘各自文化自身的活力。在他看来，文化关系的运动像钟摆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状态才能获得动力。只有在一种竞争性的互相期望中，才能够结出丰硕的文化成果。相反，真正实现了人们理想中的、没有现实干扰的文化关系的状态，文化交往的内在动力可能也就丧失了，如同一只静止的钟表，没有冲突，但也没有意义。
基于上述理念，艾田蒲用翔实的史料介绍了欧洲得益于中国的一切，他力求在自己的这部大著中准确地描绘出中国与欧洲的真正面貌，着力探讨他所钟情的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为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起过何种促进作用？产生过何种积极影响？做出过哪些实际贡献？他描述了丝绸之路对西方艺术的开发作用，考析了中国文化对欧洲艺术的深远影响，探明了中国哲学对启蒙运动的启示。他认为，在中国比较文化研究中，通常的欧洲中心论表现为无视中国文化的创造，曲解其价值而拒绝加以受用。据此，他在该书前言中援引旧作，就谁是印刷术的发明者的问题，开宗明义地向欧洲中心论发难。
在艾田蒲看来，人们过去对文化关系属性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文化关系史的不充分的考察基础上的。文化关系史的研究，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18世纪以后，当然其中包含了一些学术方面的考虑，如研究视域的空白、史料的丰富程度、学术的积累等等，但这必然造成一个后果，就是把某个特定阶段的文化关系的属性放大，上升成为普遍反映文化关系规律的认识。
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改变了过去那种从孤立的短时段来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惯例，而代之以一种从全局、从长时段来考察的方法，把中国和欧洲文化的关系考察回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他在对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大量的词源学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地推测，实际上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在罗马时代已经非常充分了，中国和欧洲已经相互进入了对方的视野。
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中通过中西文化历史的考察，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整体，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无论是欧洲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都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都为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
在《中国之欧洲》中，艾田蒲颇有深度地描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这种哲学进程。交流是双向的、互补的。他在考析了中国哲学对欧洲产生的影响之后，认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输入和吸收，往往伴随着一种明显的政治意图，常持一种实用的价值取向。他在这两卷集的著作中，以第一手的翔实材料，辨析了西方哲学家在分享中国文化时所产生的种种误读现象，以及造成这种误读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
在书中，艾田蒲表达并提出了另外一个思路，那就是“显性”文化交流的研究和“隐性”的文化交流的研究。他认为，“显性”的文化交流是指那种表现出热潮、有意识地展开的文化交流，它一般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导，从学术的角度切入，以观念的方式展开，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对其他文化的借鉴和进入，但也因此容易产生对他者文化的误读，如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国热、中国五四时期的西学东渐等。而“隐性”的文化交流是指文化交流的相对平静的时期，它往往采用间接的、民间的、物质性的形式，在观念的层面人们一般不会注意，它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缓慢、细微的脉动。例如，在东西文化关系史上漫长的“史前时期”，即两种文化在意识层面直接接触的17世纪以前的近两千年的交流史。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忽略不计，相反，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可能是一种更深刻、影响更深远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于日常生活当中的，是以体现了另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物质为中介传递的，它没有那种显性丨交流中的观念先导，更容易进入新的文化土壤的深层。
莱布尼茨与欧洲中心论
[摘要]：本文通过对欧洲中心论所编造的谷腾堡为世界印刷术发明家谎言一案的了
解，可见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与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同出一辙。据历史记载印刷
术最早起源于中国，而欧洲中心主义为了虚荣，不顾历史把十五世纪的谷腾堡说成
是世界印刷术发明者。莱布尼茨二进制也是这样，欧洲中心主义利用掩盖历史的手
段，编造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伏羲八卦图为由，声称莱布尼茨发明
了二进制。其实，这种把已有的中国发明和创作做为欧洲独自新发明这在过去的德
国是常有的事。“德国银”就是谷腾堡发明印刷术、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以外的第
三个实例。从一些实例中可见欧洲中心主义的形成，是欧洲殖民霸权的产物。今天
随着欧洲殖民的消失，也使欧洲中心主义现了原形。
[关键词]：莱布尼茨、谷腾堡、印刷术、欧洲中心论、德国银。
(一)引 言
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考证，证明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一事上是很不诚实的
，具有剽窃的行为。人并非生而知之，人类的任何一项发明创造，均在文化继承的
基础上形成的。在一项发明中，对一位诚实的发明者，应该是向世人清楚地交代出
，哪些是已有的发明，哪些是自己的发明。
莱布尼茨在1716年以前是很不明智的，他试图通过隐瞒已有二进制——太极八
卦的发明，获得二进制发明者的名利。特别是当在中国传教的法国传教士白晋(J.
Bouvet)于1701年11月4日致函莱布尼茨指出他所发明的二进制与中国太极八卦图相
同，并出示已有发明的证据---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Segnegetion table)和伏羲六
十四卦方位图(Squane and Cinculan Annangement)时，莱布尼茨的这种表现尤为
突出。
在白晋出示的证据下，莱布尼茨不得不承认他所发明的二进制与中国太极八卦
图相同，而赞颂中国文化的创始者伏羲。由于莱布尼茨处于某种虚荣，只有试图依
据自己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为理由，争夺二进制的发明优先权。
如他在收到白晋1701年11月4日来信后的复函(1703年5月18日)中自我声称二十多年
前就已发明二进制，说明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他说[1]：
再如，莱布尼茨大约于1707年12月15日给布尔盖(D.Bourguet)信中干脆就说“
当初我创立二进制算术的原则时，对《易经》中的八卦是根本不知道的”。如原文
所示[2]：
然而，历史文献证明了莱布尼茨说了荒话。早在1666～1667年，莱布尼茨在纽
伦堡学习时已开始接触到中国古典哲学。 他所看到的斯比塞尔(Gottlied Spizel)
所编著出版的《中国文史评析》(De re litteraria Sinensium commentarius)一
书中就已详细完整的介绍了他的所谓二进制发明。
(二)谷腾堡为世界印刷术发明家（限于篇幅超过2万字删除部分——拾梦）
为什么一位如此伟大的西方科学家莱布尼茨为了虚荣名利表现出有损学术研究
形象的行为? 这可能是象法国史学家艾田蒲(Rene Etiemble,1909-?)指责德国“欧
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又一杰作。
艾田蒲指责德国“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杰作，是谷腾堡(John Gutenberg)
为印刷术发明家。他在《中国之欧洲》(L' Europe Chinoise)一书前言题目中就写
到：“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杰作：谷登堡为印刷术发明家”[3]。
据艾田蒲介绍，他曾参观德国美因茨(Mainz)的世界印刷术博物馆(Weltmuseum
der Druckkunst)，在博物馆小册子里这样写着：
除了美因茨，世界没有其他城市会有世界印刷博物馆。快到1400年时，这
位伟大的印刷术的发明者、古老的根斯弗赖施的贵族后代，诞生在谷登堡
的府宅里。在这儿，他完成了不朽的发明；1446年，他印制了至今还保留
在美因茨谷登堡博物馆的《最后的审判》的残本，这是欧洲第一个铅字印
刷物；从1452到1455年，他印制了42行的《圣经》，这是图书印刷术的不
朽之作。 1468年2月，他溘然长逝，安息在方济各教派的教堂里。在美因
茨，让人缅怀这位人类无可比拟的天才的纪念物是永存的；在这儿，耸立
着他那宏伟的纪念像，这是伟大的托尔瓦德为更为伟大的谷登堡建造的；
在这儿，谷登堡博物馆已建立并活动了半个多世纪，它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都愿意成为全世界所有印刷工的家。
尽管当谷登堡还是个孩子时东亚就出现了铜字印刷，尽管有人说劳伦斯·
扬斯聪·科斯特尔在哈尔伦，或者还有其他人已在谷登堡之前浇铸了金属
字母，但美因茨仍是印刷术的家乡，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学者与文化人士
都是一致的; 赢得世界承认的印刷术是在美因茨被发明，并从美因茨出发
，向全世界胜利挺进。
(注：本译文是由艾田蒲译成法文，再由许钧和钱林森译成中文，以下引文中
的中文均由许、钱两人翻译)
在小册子第28页的法文简要说明中艾田蒲又看到：“谷登堡博物馆保存有世界最早
的活字印刷品，名为《最后的审判的残本》”。
艾田蒲对此提出一些疑问，“也许是因为法国人和美因茨人一样，拒不承认印
刷术是亚洲人赠送给我们这一类动物的礼品? ”并依据历史考证指责“欧洲中心论
”不顾历史事实在招摇撞骗，荒称发明了世界印刷术。
(三)印刷术是中国人的发明
举世公认，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并从中国传向世界各地的。印刷术的发明时
间，据张秀民对历史文献的考证，认为印刷术大概起源于七世纪初，唐太宗贞观十
年(636年)[4]。
(四)欧洲中心论者荒称发明了世界印刷术
印刷术发明于中国，雕板印刷比欧洲要早至少八百年，会字印刷早四百年，举
世公认。然而欧洲中心论者们为了赢得虚荣，而在社会上大造声势，极力鼓吹谷腾
堡发明了世界印刷术。
这些鼓吹谷腾堡发明印刷术者的论调根据西洋印刷史专家钱存训教授介绍有以
下三种[13]：
一、主张欧洲的活字印刷是独立发明，不仅没有受到雕板印刷的影响，更和中
国印刷术没有关系。在他们论述欧洲印刷术起源的著作中，有些作者根本不提中国
印刷发明这一回事。或者提到中国印刷早于欧洲，但强调这二者之间所用的材料和
方法不同，因此认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是独立发明。
十六世纪，意大利作家吉多·潘奇洛里(Guido Panciroli,1523～1590)在《新
发明》一书中说：
活字印刷在中国虽属古已有之，但在门兹(Mentz)所发现的则属于现
代之物[14]。
他虽未说欧洲印刷和中国无关，但指明新旧二者之间的不同。后来以为法国学者安
德烈·布鲁母(Andre Blum)在1935年出版的《造纸和印刷起源》一书中作了比较具
体的说明。他说：
西方印刷术发明的要点并非来自雕板印刷，而是在其创造了采用可熔
性的金属活字。活字制造包括三种要素：刻有凹形字体的字模，用以铸字
的合金，和复制出来有凸字的字凿(活字型)[15]。
因为活字和雕板所用的材料和方法完全不同，所以佣金属制成的活字印刷是一种独
立的发明，及非源自中国雕板。
钱存训教授针对这种观点做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这些西方中心论者们对历史一
无所知，特别活字出现的年代。西方中心论者们不仅对历史一无所知，而且对社会
基本常识都不懂。钱存训教授明确提出：
一种新发明，原理或意念是主要的因素，而材料和方法是次要的。根
据已存在的印刷原理而采用金属代替木料并采用新的方法制造活字，只是
一种改良，不能称为独立的发明。
钱存训教授还指出雕板在欧洲的应用，早于活字至少一百年，在活字通行以后
，还继续共存。如果说谷腾堡对雕板印刷一无所知，这是难以使人相信的。从《谷
腾堡和纸牌印刷的原版》一书中[15]，提到谷腾堡用铜板印刷纸牌，证实谷腾堡精
通雕板印刷技术。
鼓吹谷腾堡发明印刷术的西方中心论者们，确实对历史一无所知。关于中国发
明的印刷术向西传，艾田蒲依据历史文献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提出[16]：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1册《纸和印刷》的序
言中说[17]：
人们很难相信谷腾堡对在他前五个世纪就已在中国大量流行的印版书
一无所知。现在就有一些当时的资料证明他确实知道中国的印刷术的，虽
然他可能不知道在他四个世纪前就成为活字印刷发明人的前辈手工艺者毕
升。
(五)帝国主义造就的欧洲中心论
早在1546年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朱维厄斯(Paulus Jovius,约1483～1553)撰
写了一本《现代史》，书中记载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的途径。他说：
现在那里(广州)有印书的人，用和我们相同的方法印刷历史和礼仪的
书籍，印在很长的纸上，向内折成方形的书页。我曾蒙教皇恩准察看这样
一册书，这是葡萄牙国王连同一头大象一起赠送给教皇的。因而我们可以
很自然地相信，在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以前，这种对学术有无比重要的书籍
就通过西徐亚人(Scythians)和莫斯科人(Moscovites)传到我们这里[18]。
在十三世纪以后，蒙古西征(1235～1242)进入波兰、匈牙利，直挺欧洲中心，
东方和西方接触频繁，中国许多事物经由欧亚大陆传入欧洲。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
。关于中国印刷术西传并对欧洲产生影响，在朱维厄斯时代的史学家皆一公认。如
法国史学家罗阿(Louis Le Roy, 1510～1577)于1575年出版的《世界文化交换的过
程》一书说道：
这是希腊和罗马人所未知而我们现在才知道的这种艺术(印刷)，而厄而曼
人(德国人)却把这一发明归功于他们自己。由于葡萄牙人往来于东方和北
方最远的地方而到达了中国，并从那里把用他们的文字所写和印的书籍带
回，并且说他们在很久以前便已经使用这种印刷的书籍，这使人想起这种
发明是从那个国家经由鞑靼和莫斯科带到德国，以后又传到其他基督教国
家。可是至今还没有获得回教徒的接受，因为他们迷信地认为除了用手抄
写《可兰经》以外，其他的方法都是一种罪[19]。
门多萨(J.G.de Mendoza,1545～1618)于1585年发表的《大中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中写到[20]：
但是中国人认为印刷术首先是他们的国家发明，发明人被尊为圣贤。由此
可见，在他们使用[印本书藉]之后许多年代，才经由俄罗斯和莫斯科传入
德国，而且可以断言其传入途径是经由陆路，但也有可能是经由某些来自
阿拉伯南部(Arabia Felix, 或也门)的商贾而带来了这些书籍。史籍所推
为首创者的约翰·谷腾堡即以这种书籍为其印刷术的最初基础。
门多萨指出，如果说谷登堡是通过俄罗斯才听说中国印刷技术的，那还应该考虑到
另一条路线，即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之间保持的海上贸易之路。
由于他们[中国人]有所根据，这当是事实无疑。因此这种发明是由彼方传
到我地，已极明显，更足使人信服的是他们现有很多书籍印于古代，较之
德国创始印书要早五百年，目前我手头就有一本。而且不论在印度诸邦，
还是在西班牙或意大利，这类书籍也是所在多有。
在整个十六世纪，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许多学者提出欧洲印刷术源于中国。
如：诗人弗朗塞斯科·桑索维诺(Francesco Sansovino,1521～1592)、散文家米歇
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等都反复宣传同一历史事实：
印刷术源自中国并传入欧洲，而一些西方中心论者不顾历史事实把一个模仿中
国印刷术者的谷腾堡宣扬成世界印刷术的发明者，令世人耻笑。为什么西方中心论
者公然篡改历史? 艾田蒲明确的指出这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产物，如他说[21]：
当托马斯·弗兰西斯·卡特于1925年发表他那篇有关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及
其西传的著作的首版时，中国已经饱受了马嘎尔尼大使馆的凌丨辱，被鸦片
战争推向绝境，吸毒，给那位如此道德、如此虔诚的维多利亚女王提供了
极大的兴趣，当时的中国步步妥协，不过是个欧洲的附庸。正因为如此，
卡特与古德里奇才敢寡廉鲜耻，竟在他那部富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里以一句
实在令人惊诧的话作为全书的结论：“迄此，尚无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
表明中国或者高丽的活字印刷术影响了欧洲的活字印刷术”(第242页)!
当时的欧洲帝国主义还是十分强大，差不多是全球的主宰，所以这两位博
学者竟认为约维乌斯的那些说法，如“typographos artifices”(印刷技
术)及“ More nostro”(更多的秘密技术)等，只能取“极为含混的”(
loosely，见244页)含义。更有甚者，他们一方面在其结论的开始部分承
认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之初在西欧传播开来，为封建世界的灭亡和“现代
”世界的诞生作出了贡献：纸、印刷术、火丨药和罗盘(罗盘和磁针)是在中
国发明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批评这个国家“自称在其中起着一定性的
，至少“conspicuous”(明显的)作用”。这两位作者不得不承认，当维丨
吾丨尔族的土耳其人成了中国、波斯、蒙古、俄罗斯的主人时，他们了解了
印刷术，而当蒙古族人扑向波兰、匈牙利和德国时，他们又从那些维丨吾丨尔
族人处得知了印刷术; 两位作者也不否认伯希和在敦煌的众多珍宝中发现
了维丨吾丨尔字，根据这一语言的要求，这些字是拼音式的。同时，他们也不
否认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在埃及发掘出了不少活字版。然而，他们两都想
让我们承认谷登堡----此人诚然是德国人，但也是个欧洲人----是人类最
伟大的天才之一，因为他对当时许多人不可能不知道的东西，且有不少人
都证明了从中国传往德国的东西毫不知晓，独自发明了印刷术。
(六)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与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同出一辙
通过对德国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一事的了解，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欧洲中
心论“者们为了名利不惜否认和篡改历史，装聋卖傻，把已有的印刷技术，声称“
独自发明了印刷术”，令世人啼笑皆非。
其实“欧洲中心论”者们为了名利总是弄虚做假，不仅是印刷术，在其他的领
域中也是如此，把中国已有的发明，转换为他们熟知的语言与符号，就声称“独自
发明”，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就是这样。
莱布尼茨生于1646年，卒于1716年，其所谓发明二进制的最早时间可以确定在
1679年(De Progressione Dyadica)，1703年正式发表在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
1705印刷刊发)，题为“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与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
所用数字的意义”。
莱布尼茨自以为欧洲无人知晓中国太极八卦图，而忘乎所以，宣称独自发明了
二进制。正当莱布尼茨得意之时，四处写书告知友人发明二进制一事，不料被来华
法国传教士白晋在1701年的回函中揭穿，明确指出莱布尼茨所示的二进制与伏羲八
卦图相同。
由于莱布尼茨处于某种虚荣，只有试图依据自己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
极八卦图为理由，争夺二进制的发明优先权，所以他在收到白晋1701年11月4日来
信后的复函(1703年5月18日)中自我声称二十多年前就已发明二进制，把白晋所寄
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示为首次所见。说明在发明
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
指出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相同一事，并非白晋一人，而是一批懂得
中国文化者。如莱布尼茨在1704年5月2日致函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长威特森(N.
Witsen)介绍他的二进制时，威特森和同事，卡泽(C.Caze)就提出这一问题，特别
是卡泽在1704年7月～10月间的回函，所寄的“卫匡国伏羲六十四卦图”(现存莱布
尼茨当案馆，编码：LH XXXV 3B,7 B1.10v)，以示莱布尼茨声称独自发明的二进制
早已在世[22]。德国史学家腾柴尔(Tentzel,W.E.1659～1707)指出安德烈·弥勒(
Andre Muller,1630?～1694)所翻译的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
)的著作，提到伏羲找到了“peculiare scribendi genus,arithmeticam,
contractus et rationaria”，一种在算术、缩减、计数上，特别的书写方式(莱
布尼茨将这段文字引入“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一文)和出示
欧洲较早流传的太极八卦图[23]。
由于莱布尼茨受到当时一批懂得中国文化者们的及时揭露，而感到“独自发
明二进制”是一件羞耻之事，因此，莱布尼茨去世的那一年，即1716年，在“致
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Lettre ?M.de R閙ond sur la
th閛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中终于诚实地说出他剽窃中国太极八卦图的
过程和途径。如他在信的最后一部分说道[24]：
由于这种二进制算术虽然在《柏林杂文集》(M闸anges de Berlin)中
有过解释，人们还仍然不大知道，而且它和伏羲的符号的相似也只有在17
05年已故的腾柴尔(Tentzel,W.E.1659～1707)的刊物上谈到，因此我想在
这里解释一下。我认为在这里解释，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因为问题
在于证实古代中国人的学说的价值以及古代中国人远远胜于近代人。在此
之前，我先说说已故的安德烈·弥勒(Andre M黮ler,1630～1694)先生，
他是格莱森哈根(Greiffenhagen)人，柏林的法官，欧洲人，没有出过欧
洲，但对于中国字有最深的造诣，他发表了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
Abdalla Beidavaeus )关于中国所写的著作，并加以注释。这位阿拉伯著
者在那篇著作里提到伏羲找到了“peculiare scribendi genus,
Arithmeticam, contractus et Rationaria”，一种在算术、缩减、计数
上，特别的书写方式，因为他说到了算术，肯定了我对这位古代哲学帝王
的符号的解释，即我认为这些符号是数目字。
古时罗马人曾使用五进制和十进制混合的算术，我们在硬币里还看到
这种残余。我们在阿基米得关于砂子的数目里边看到在他那个时代已经理
解到接近于十进制算术的东西。十进制算术是从阿拉伯来的，它好象是从
西班牙传来的，或者至少是由于著名的热尔贝特(Gerbert)当了教皇名为
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re Ⅱ,999～1003)而为世人所知。这种计算法大
概来源于我们有十个手指。不过，因为这个数目是任意起的，于是发展到
一打和一罗，等等。相反，已故的埃哈德·魏格(Erhard Weigel,1625～
1699)先生采取四个数或四进制(Tetractys)如同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这样一来，按照十进制，我们用0、1、2、3、4、5、6、7、8、9写出一
切数，而魏格先生用四进制即0、1、2、3，写出一切数。比如321，他的意
思是3·4^2＋2·4^1＋1，或者48＋16＋1，即按照一般的说法是65。这就
给我了一个机会，提出一切数都可以用二进制或二重级数的0和1写出。比
如：
1 | 1
10 | 2 10等于2
100 | 4 100等于4
1000 | 8 1000等于8
10000 | 16 等等
100000 | 32
1000000 | 64
等等 | 等等
一切数全可以用如下的方法表示：
0 | 0 1011 | 11 10110 | 22
1 | 1 1100 | 12 10111 | 23
10 | 2 1101 | 13 11000 | 24
11 | 3 1110 | 14 11001 | 25
100 | 4 1111 | 15 11010 | 26
101 | 5 10000 | 16 11011 | 27
110 | 6 10001 | 17 11100 | 28
111 | 7 10010 | 18 11101 | 29
1000 | 8 10011 | 19 11110 | 30
1001 | 9 10100 | 20 11111 | 31
1010 | 10 10101 | 21 100000 | 32
等等 | 等等
(本译文引自庞景仁(1981)[25]，同时参阅Dutens L.(1768)、Loosen R.(1968)法
文版本和Rosemont H.、Cook D.J.(1977)英文版本，文中有所改动)
在这里，莱布尼茨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0与1二进制”来源就是伏羲八卦，
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的西文名字又写成“Abdallah
Beidhawy”，死于1286，是13世纪的著名阿拉伯史学家、法官、古兰经评论家、逻
辑学家，对欧洲文化影响的典型人物[26]。安德烈·弥勒于1678年著有《阿布杜拉
·白达瓦鲁斯中国史》(Abdallae Beidavaei historia Sinensis)[27]。其次，是
魏格的0、1、2、3所组成的四进制。
伏羲八卦图本身就是二进制，由任意两种符号所组成，逢二进一。魏格0、1、
2、3体系为莱布尼茨翻译伏羲八卦图提供了一种表示符号，即“0”与“1”。
(七)小 结
人类每一项成就都是在文化继承的基础上建立的，文化发展具有持续的特性，
它凝聚着前人的智慧。树有根，水有源，那些不顾前人的辛勤劳动，象谷腾堡和莱
布尼茨那样把前人的发明作为独自发明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莱布尼茨毕竟要比谷腾堡诚实，最终能说出了其发明源于中国。
“欧洲中心论”在德国表现十分普遍，可以说不仅仅是谷腾堡为印刷术发明家
和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他们总是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发明，“德国银”(
German Silver)就是第三个实例。
“德国银”是一种不含银的合金，近代工业先进国家普遍使用，欧美对“德国
银”十分熟悉。其实“德国银”就是中国的白铜。中国曾造有三种铜合金，即青铜
、黄铜和白铜。白铜为铜与镍、锌及少量铁的合金，相传始于汉代云南地区。宋代
《春渚纪闻》第十卷所记载的“砒粉可化铜二百为烂银”，就是冶炼白铜的配方。
据刘万航在“德国银是中国发明的”的一文中介绍[28]，白铜可能在汉代就已经传
入大夏国，阿富汗北部，在向西传，也与张塞通使西域有关。近代白铜经东引度输
入欧洲，始于十七世纪早期。法国传教士赫尔德(J.B.du Halde)于1735年出版的《
中丨华帝国全志》介绍了中国白铜，于此同时，欧洲开始仿制，英国剑桥大学华特森
(R.Watson)在《化学评论》中详细说明白铜的性质，他从实验中得知中国白铜至少
含有三种主要金属成分的合金。爱丁堡大学费孚(A.Fyfe)于1822年发表了分析中国
白铜的结果，铜百分之四十点四，镍百分之三十一点六，锌百分之二十五点四及铁
百分之二点六。1823年汤玛逊(E.Thomason)试炼出白铜合金，此研究成果提报皇家
学会，经审核认为非创新发明。而德国为了炼制白铜在1823年公开悬赏，汉林格
(Henninger)兄弟于同年仿制成功。白铜的仿制成功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却是一种发
明，因此白铜自然地冠上“德国银”的标签。
从历史可见莱布尼茨“欧洲中心论”思想的表现是有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根
源的。由于欧洲的殖民霸权，迫使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生。随着新时代的信息革命，
使欧洲中心主义者们所篡改的历史逐步得以纠正。
欧洲中心论，也称欧洲中心主义，出现于十八世纪中后期，在十九世纪得以发展，并且最终形成为一种人文科学领域的思想偏见。这种观点认为欧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因此欧洲是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先锋，也是非欧地区迈向现代文明的灯塔。这种狭隘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让欧洲无视于历史真相的存在，也忽视其他地区的文明贡献，因而导致欧洲对西方以外的世界缺乏理解，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最终造成整个世界，包含学术界在内，长久以来都是以西方意识作为主体意识的现象（任东波，2006：41-52）。
发生于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是催生欧洲中心论的温床。工业革命揭开了欧洲资本化道路的序幕。随着西欧各国的逐渐兴起，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扩张于焉展开。十九世纪时，欧洲已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奠定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对各殖民地的资源掠夺也慢慢变成了全面性的占领。将世界踩在脚下的欧洲，认为这种扩张的成功是因为自己的文明优越性所致，而造成这种优劣差异的基础在于人种的不同。就是基于这种民族优越感，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逐渐成形。这种史观的主要论述是把西欧的历史进程作为标杆，并认为世界各个不同民族和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必须经历与遵循这个模式。尽管这种历史规律，后来被抨击的体无完肤，但是在那个时代，这种主张的确在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思想领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J. M.布劳特，2002：8-9）。约莫同时，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观点也在科学界掀起了物种进化的争论。因此，十九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对世界历史和文明进程的看法，为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体系提供了多层面的立论基础。
当时，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差异是造成欧洲与非欧地区发展（进化）程度不同的主要原因；文化差异来自于人种的差异，所以非欧地区的落后是命定的，是不可逆的，因为人种的优劣是无法改变的。在这种优越感的作祟下，对非欧地区的轻视与嘲笑就成为正常且可以理解的。例如：1824年，美国诗人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就在他的笔记中写道：“中丨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是木乃伊的声誉；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国，那令人敬仰的单调，那古老的痴呆，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揉制了茶叶。”（柯文/著，林同奇/译，1989）这段陈述清晰地反映出一个欧洲中心论者的傲慢；但是也突显了他的无知，因为揉制茶叶的技术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发明。
欧洲中心论的标杆学者之一，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王造时/译，1957：144-161)认为世界历史虽然以东方为起点，但历史运动的终点则在欧洲，特别是落在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度之中。他真正的历史兴趣始终落在欧洲，东方社会对他来说，仅仅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插曲和陪衬。兰克(Leopold von Ranke)则无视于非欧地区的存在，单纯地将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视为全球历史发展的主体。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是以欧洲为主体的；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是这个主体的二个主角；而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基本上就是这二个民族相互斗争与融合的过程。由于武断地认为世界历史的演进与这二个民族的发展进程相一致，兰克更直言：“印度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只有自然史”，所以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柯林武德，1986：148)。
孔德(Auguste Comte)则认为：“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为了研究的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夏基松，1998)。孔德对于非欧人种的排除，明确地彰显出欧洲中心论的霸权心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于晓/等译，1987)更宣称资本主义是欧洲的特产，并且认为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不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韦伯写了许多专著来宣扬欧洲的独特性，成为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此后，欧洲至上的观念逐渐普及，并成为全球主要思潮。从以上的各种论述，可以清楚地理解欧洲中心论者认为文明的意义与价值都必须由欧洲界定，因为只有欧洲的发展是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普世性。这种以欧洲为标杆的发展观，虽然明显地曝露出忽视其他文明的谬误，但是却为欧洲的全球政治与经济扩张建立了合理性，因此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接受与支持，并且后来成为纳粹德国建立“亚利安神话”的根据，及日本借用为推动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立论基础。
这种狭隘的种族优越论当然是经不住考验的。除了二战后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学术界也逐渐对于这种以欧洲为尊的思维开始反思，且这种反思一直延续至今。除了柯文呼吁以中国观点来研究中国之外，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B. Max，2006）则企图从全球的与生态的视角，对现代世界的起源进行非欧洲中心论的阐释。罗伯特认为，欧洲中心论是不同于一般种族主义的。纯粹的种族主义论者至少承认世界是由许多不同民族和文化所构成的，他们所思考的只不过是如何让自己的种族发展的比其他的种族更好而已。但是，欧洲中心论者所主张的是把欧洲视为世界历史的主动创造者，是世界历史的本源，因此只有欧洲能够发出行动，世界其他地区只能做出反应。换言之，欧洲是能动的，世界其他地区都是被动的，所以只有欧洲具备创造历史的能力，世界其他地区在与欧洲接触前，是没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在这个基础上，欧洲中心论者认为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而发展起来得，而其他地区都只是其外围。
这种透过贬抑其他人种来强调自我优越性的价值观当然是无法站稳脚跟的。就以西方自诩的“现代化模式”（Modernization）为例，片面地认为任何国家都可以透过工业化的手段来提高经济能力，而经济的果实会因为经济活动的频繁而自动“下滴”（Trickle Down）到社会各个层面，最后带动各种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全面性发展。这种线型逻辑的发展模式，早就因为忽视了世界的多元本质及各人种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被攻击的体无完肤（谢立中，2002）。再从今日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来看，欧洲发展观的缺憾更是显露无遗。首先，工业化引起的温室效应、空气污染、水资源匮乏、气候不稳定与资源争夺等现象，正是带来今日世界各种危机的主要根源。其次，资本主义，这个欧洲发展观所强调的另一项卓越思维，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遑多让。无限制的杠杆运用及个人欲望的刺激，不但在1929年带来了“经济大萧条”(迪克逊•麦克特/著，秦伟安/译，2008)，近来更引发了席卷全球的“次贷风丨潮”及“金融海啸”，结果是“西方梦”的破碎及全球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惶恐。即便是欧洲价值观中最强调的民丨主生活方式，在全球的扩展也并非尽如预期。尤有甚者，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冲击下，民丨主制度反而成为引发各种宗教、种族、政治与社会冲突的理由。据此，可以体会欧洲中心论的各种主张即便不是全无价值，也对人类的文明做出过些许贡献，但是要将其视为放诸四海皆准的发展模式，且武断地认为以欧洲中心论为核心的史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却是个不合现实的观点。
中国要想重新站起来必须打到西方中心论
简介:
本书从宏观上全面论述了中国文化西传欧洲的历史。它论述了从唐代到18世纪（清代中期）期间中欧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反响，重点在18世纪。全书洋洋洒洒，纵论上下千余年，横涉文化的所有因子——哲学、史学、宗教、文艺、戏剧、数学、风俗、美学、语言文字、外交关系、情爱、伦理等。此项研究必须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进行，无论对中国学者还是欧洲的汉学家都决非易事。正因为这样，这本取材翔实宽广、论述新颖客观的名著，才更以其不可多得而令人击节称赏。
目录:
译者的话
第一卷
前言
绪论 欧洲中心论欺骗行为的代表作：所谓古登堡可能是印刷术的发明人
第1编 寻找契丹国
第1章 寻找契丹国
第2章 耶稣会传教区之前的中国犹太教和基督教
第3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一）
第4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二）
第5章 从阿拉伯游记到马可·波罗的东游
第6章 马可·波罗（一）
第7章 马可·波罗（二）
第8章 马可·波罗（三）
第9章 中国艺术和锡耶纳的文艺复兴
第10章 中国和佛教对魔鬼与地狱画的影响
第11章 佛教的再发现（一）
第12章 佛教的再发现（二）
第2编 欧洲对由传教区传来的中国资料作出的初步反响
第13章 由于不懂汉语或传教士们故意散布的曲解而造成的某些后果
第14章 游记故事和哲学思想
第15章 经商就是宗教
第16章 传教士和商人
第17章 从利玛窦到拉摩特·勒瓦耶（一）
第18章 从利玛窦到拉摩特·勒瓦耶（二）
第19章 中国礼仪事丨件（一）
第20章 中国礼仪事丨件（二）
第21章 中国礼仪事丨件与培尔的思想
第22章 费内伦和中国
第23章 马丨勒伯朗士有关神的思想和朱熹有关理的思想（一）
第24章 马丨勒伯朗士有关神的思想和朱熹有关理的思想（二）
第25章 马丨勒伯朗士有关神的思想和朱熹有关理的思想（三）
第26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一）大构思
第27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二）可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汉语
第28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三）二进位制数学和《易经》八卦
第29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四）莱布尼茨和中国思想
第30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五）莱布尼茨和中国礼仪事丨件
第一卷 结论
第二卷
艾田蒲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知名作家和当代西方最杰出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者，巴黎大学中西比较文学讲座的主持人，学贯中西的作家与社会学教授。他研究中国和欧洲关系的两卷集巨著《中国之欧洲》，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欧洲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有机体。
1909年1月26日, 艾田蒲出生于法国马耶讷省马耶讷市，中学时代就读于拉瓦勒公学，毕业后于1927年进入设在巴黎的路易大帝公学(Lycée Louis-le Grand)的高等师范学院预科读书，自此他开始对中国语言文学感到兴趣，开始学习中文，并攻读法国学者用法文写成的有关孔子的著作，他迷恋孔子、庄子、老子还有荀子，认为使其受益的中国哲学家，如孔子、庄子，绝不在蒙田之下。荀子可以与奥古斯丁、孔德媲美，王充胜过黑格尔。随后，他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现代东方语言学校和巴黎大学文学院攻读语言学，获得在大学授课资格和文学博士学位。 1939—1943年，艾田蒲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43年曾在美国印第安人纳瓦霍族和霍皮族地区和印第安人居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进行人种学调查，随后前往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担任法语及拉丁语系系主任(任职期间为1944—1948年)。1949—1956年，他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担任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56年进入巴黎(索邦)大学担任普通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后改任新索邦大学教授，直至1978年退休。
艾田蒲自1958年起担任蒙彼利埃大学文学系名誉教授，自1979年起担任巴黎(索邦)大学文学系名誉教授。1946—1952年为法文《现代》杂志撰写小说并担任文艺评论员。1953—1955年为埃及一家杂志和法国《证据》杂志以及法国《新文学》杂志撰稿并担任评论员工作。艾田蒲还是威尼斯艺术、文学与科学院院士。他还获有多种荣誉称号。艾田蒲为自己取了不同译音的中国名字，除了常用的艾田蒲外，还有艾琼伯、安田朴、艾金伯勒等。
艾田蒲的著作数量极多，他既是小说作家，也是随笔作家，而且一贯向法语读者着重介绍中国文学、哲学和中国的情况。 自20世纪30年代，艾田蒲和戴望舒交往，向法国人译介茅盾、丁玲、张天翼、施蛰存等人的小说，共同编写了《公社》杂志起，艾田蒲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不仅翻译过丁玲的作品《水》、张天翼的《恨》，还曾比较过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与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也比较过苏格拉底与孔子。 他在巴黎大学多年讲授中国自罗马帝国时期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对欧洲文化艺术的影响。1934年，曾和马尔罗、瓦扬·古久列等人组织“中国之友协会”（Comité des Amis de La Chine又译“中国人民友协），先发行《巴黎－北京》（Paris－Pékin），后改发行《中国》（La Chine）。他以敏锐的目光注视中国红军的斗争事业，同年3月，以让·鲁维尔纳的化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生活》，盛赞当时的红军，对红军表示支持 1956年，艾田蒲出任巴黎索邦大学比较文学研究院院长，组织了亚非欧研究中心，介绍中国等东方国家文学，推动法国中学设立汉语课，促使法译中国文学书籍出版。艾田蒲赞赏鲁迅，并引为同道。他热烈欢呼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提议把中文作为比较文学学者的通用语言。1957年，他率领法、中友协代表团访华，首次踏上中国本土，和中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之后，他多次访问中国，并欣然担任中国学术团体的名誉职务。20世纪70年代，艾田蒲主持编译的《认识东方》丛书，主要译介亚洲地区各国的文学作品，汇集了阿拉伯、孟加拉、古埃及、菲律宾、越南、日本、中国等国家的作品。在现有60种出版物中，就有《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老残游记》等17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其中《水浒传》法文译本分上、下两册，由加利玛出版社、专门搜集出版世界性名著的“七星文库”发行，它是进入西方文学殿堂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艾田蒲写序向法国读者推荐。1976年出版其《我的毛丨泽东思想40年(1934-1974)》，书中叙述毛丨泽东时代中国文化的高潮与衰落，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和痴迷。
1983年，七星文库出版了艾田蒲的《金瓶梅》法文全译本，《金瓶梅》是世界文学中最精彩的小说之一，他从文化角度对中国这部名著做了多方面的考察。
1985年8月24日，在巴黎第11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国际比较文学耆宿，法国的艾田蒲教授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为题做了他的总结发言，那也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学术讲演。他总体评价了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态势，并介绍了《文贝》、《中国比较文学》、《国外文学》以及台湾的《淡江评论》，评价了包括钱钟书、季羡林等人的文章（著作），甚至还涉及到了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茅盾等作家的评述。
艾田蒲对中国的热情体现在他的汉学研究中，他写下了文论著作《兰波的神话》、《世界文学论文集》、《论真正的总体文学》、《比较不是理性思辨》，但写得更多的则是汉学专著，比如《我们知道中国吗》、《孔夫子》、《耶稣会士在中国》、《东游记》（或称《新孙行者》）等著作。
1990年3月，艾田蒲欣然接受中国比较文化研究会的聘请，担任该会名誉会长。
2.《中国之欧洲》
最为引起世人瞩目并给艾田蒲带来真正声誉的，是他研究中国和欧洲关系的两卷集巨著《中国之欧洲》(Ｌ’Ｅｕｒｏｐｅｃｈｉｎｏｉｓｅ，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1988—1989)。在这部800余页的著作中，艾田蒲以他特有的深厚学养、宏阔的文化视野，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欧洲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此书原名为《哲学之东方》，作者主持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席时，曾多次给西方学生讲授过。1988年，由加利玛出版社收入“思想文库”正式出版时，改成现在这个书名，后经中国学者、法国文化艺术勋章获得者耿升译介到中国，译名为《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
《中国之欧洲》上卷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写到莱布尼兹同中国哲学以及文化关系的比较分析，写的是这一历史时期欧洲到底接受了中国哪些影响。下卷写欧洲人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并专门考证了《中国孤儿》的起源、传播及其文化意义。
根除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殖民历史的后遗症是艾田蒲创作本书的初衷，他在书中贯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是:文化交流只能在不对等的前提下进行，现实存在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包括历史经验、政治体制、经济实力、意识形态、乃至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恰恰不是文化交流过程需要回避和克服的“不利”因素，而是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平共存的基础。文化交流的目的，不是要求弥合实际上永远无法弥合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建立起一种共同认可的文化“同情心”和宽容精神，在一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发挥和挖掘各自文化自身的活力。在他看来，文化关系的运动像钟摆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状态才能获得动力。只有在一种竞争性的互相期望中，才能够结出丰硕的文化成果。相反，真正实现了人们理想中的、没有现实干扰的文化关系的状态，文化交往的内在动力可能也就丧失了，如同一只静止的钟表，没有冲突，但也没有意义。
基于上述理念，艾田蒲用翔实的史料介绍了欧洲得益于中国的一切，他力求在自己的这部大著中准确地描绘出中国与欧洲的真正面貌，着力探讨他所钟情的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为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起过何种促进作用？产生过何种积极影响？做出过哪些实际贡献？他描述了丝绸之路对西方艺术的开发作用，考析了中国文化对欧洲艺术的深远影响，探明了中国哲学对启蒙运动的启示。他认为，在中国比较文化研究中，通常的欧洲中心论表现为无视中国文化的创造，曲解其价值而拒绝加以受用。据此，他在该书前言中援引旧作，就谁是印刷术的发明者的问题，开宗明义地向欧洲中心论发难。
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改变了过去那种从孤立的短时段来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惯例，而代之以一种从全局、从长时段来考察的方法，把中国和欧洲文化的关系考察回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他在对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大量的词源学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地推测，实际上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在罗马时代已经非常充分了，中国和欧洲已经相互进入了对方的视野。
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中通过中西文化历史的考察，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整体，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无论是欧洲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都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都为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
在《中国之欧洲》中，艾田蒲颇有深度地描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这种哲学进程。交流是双向的、互补的。他在考析了中国哲学对欧洲产生的影响之后，认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输入和吸收，往往伴随着一种明显的政治意图，常持一种实用的价值取向。他在这两卷集的著作中，以第一手的翔实材料，辨析了西方哲学家在分享中国文化时所产生的种种误读现象，以及造成这种误读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
在书中，艾田蒲表达并提出了另外一个思路，那就是“显性”文化交流的研究和“隐性”的文化交流的研究。他认为，“显性”的文化交流是指那种表现出热潮、有意识地展开的文化交流，它一般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导，从学术的角度切入，以观念的方式展开，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对其他文化的借鉴和进入，但也因此容易产生对他者文化的误读，如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国热、中国五四时期的西学东渐等。而“隐性”的文化交流是指文化交流的相对平静的时期，它往往采用间接的、民间的、物质性的形式，在观念的层面人们一般不会注意，它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缓慢、细微的脉动。例如，在东西文化关系史上漫长的“史前时期”，即两种文化在意识层面直接接触的17世纪以前的近两千年的交流史。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忽略不计，相反，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可能是一种更深刻、影响更深远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于日常生活当中的，是以体现了另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物质为中介传递的，它没有那种显性丨交流中的观念先导，更容易进入新的文化土壤的深层。
《中国之欧洲》写了五年，但艾田蒲为此书准备了三十年，这甚至可以追溯到1929年，那时，他研究法国象征派诗人，同时研读中文，从那以后，他一直沉醉于对汉语的研究，并“记下欧洲受惠于那些‘中国佬’的一切”。他在《论真正的总体文学》一书中也说过：“如果没有钻进中国这个圈子，我永远不会获得真实、道德和幸福”。他在致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的信中说，从事中法文化交流是他“竭力坚持的一条重要生活道路”。这部凝结着艾田蒲毕生的著作表现了他广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独特的批判精神，一经问世，就轰动了西方，得到西方学术界高度的评价，荣膺巴尔桑比较文学基金奖（Pris de la Fondation Balzan－Comparatisme），成为第一部获此殊荣的比较文化著作，1992年由钱林森和许均翻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出版汉译本。
基于上述理念，艾田蒲用翔实的史料介绍了欧洲得益于中国的一切，他力求在自己的这部大著中准确地描绘出中国与欧洲的真正面貌，着力探讨他所钟情的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为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起过何种促进作用？产生过何种积极影响？做出过哪些实际贡献？他描述了丝绸之路对西方艺术的开发作用，考析了中国文化对欧洲艺术的深远影响，探明了中国哲学对启蒙运动的启示。他认为，在中国比较文化研究中，通常的欧洲中心论表现为无视中国文化的创造，曲解其价值而拒绝加以受用。据此，他在该书前言中援引旧作，就谁是印刷术的发明者的问题，开宗明义地向欧洲中心论发难。
在艾田蒲看来，人们过去对文化关系属性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文化关系史的不充分的考察基础上的。文化关系史的研究，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18世纪以后，当然其中包含了一些学术方面的考虑，如研究视域的空白、史料的丰富程度、学术的积累等等，但这必然造成一个后果，就是把某个特定阶段的文化关系的属性放大，上升成为普遍反映文化关系规律的认识。
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改变了过去那种从孤立的短时段来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惯例，而代之以一种从全局、从长时段来考察的方法，把中国和欧洲文化的关系考察回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他在对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大量的词源学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地推测，实际上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在罗马时代已经非常充分了，中国和欧洲已经相互进入了对方的视野。
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中通过中西文化历史的考察，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整体，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无论是欧洲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都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都为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
在《中国之欧洲》中，艾田蒲颇有深度地描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这种哲学进程。交流是双向的、互补的。他在考析了中国哲学对欧洲产生的影响之后，认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输入和吸收，往往伴随着一种明显的政治意图，常持一种实用的价值取向。他在这两卷集的著作中，以第一手的翔实材料，辨析了西方哲学家在分享中国文化时所产生的种种误读现象，以及造成这种误读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
在书中，艾田蒲表达并提出了另外一个思路，那就是“显性”文化交流的研究和“隐性”的文化交流的研究。他认为，“显性”的文化交流是指那种表现出热潮、有意识地展开的文化交流，它一般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导，从学术的角度切入，以观念的方式展开，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对其他文化的借鉴和进入，但也因此容易产生对他者文化的误读，如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国热、中国五四时期的西学东渐等。而“隐性”的文化交流是指文化交流的相对平静的时期，它往往采用间接的、民间的、物质性的形式，在观念的层面人们一般不会注意，它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缓慢、细微的脉动。例如，在东西文化关系史上漫长的“史前时期”，即两种文化在意识层面直接接触的17世纪以前的近两千年的交流史。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忽略不计，相反，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可能是一种更深刻、影响更深远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于日常生活当中的，是以体现了另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物质为中介传递的，它没有那种显性交流中的观念先导，更容易进入新的文化土壤的深层。
《中国之欧洲》写了五年，但艾田蒲为此书准备了三十年，这甚至可以追溯到1929年，那时，他研究法国象征派诗人，同时研读中文，从那以后，他一直沉醉于对汉语的研究，并“记下欧洲受惠于那些‘中国佬’的一切”。他在《论真正的总体文学》一书中也说过：“如果没有钻进中国这个圈子，我永远不会获得真实、道德和幸福”。他在致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的信中说，从事中法文化交流是他“竭力坚持的一条重要生活道路”。这部凝结着艾田蒲毕生的著作表现了他广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独特的批判精神，一经问世，就轰动了西方，得到西方学术界高度的评价，荣膺巴尔桑比较文学基金奖（Pris de la Fondation Balzan－Comparatisme），成为第一部获此殊荣的比较文化著作，1992年由钱林森和许均翻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出版汉译本。
三、学术评价
艾田蒲终生不能忘怀的仍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实体的存在，无论早期翻译丁玲的《水》和张天翼的《恨》，还是对中华苏维埃的宣传；也无论是为中国人争回了印刷术的发明权，还是晚年真挚地、持久地对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支持；无论是写作《中国之欧洲》、《孔子》，还是永无懈怠地为陶潜、李白、《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在法国的问世奔波，艾田蒲都以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
艾田蒲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他不是为记载“文化功劳簿”而写此书的，如他所说，他的目的是想为学科“注入一点活力”。他的研究是不带任何偏见的，在破除“欧洲中心论”，赞扬中国文明的时候，他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欧洲文化如何传入中国的。因此，他在阐述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的时候，总是把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放到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下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从世界文化的交流角度来认识人类文化相互影响及其规律。
艾田蒲曾长期在巴黎(索邦)大学主持比较文学讲座，并担任指导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工作的导师，对于向法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十分积极。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尽管18世纪的法国是“英国的世纪”，但是，中国“似乎比英国更受青睐”。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在这个历史时期，欧洲正处在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前，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准备，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这个思想准备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与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儒家思想，这两种思想之精华的整合。法国文学史创始人居斯塔夫．朗松认为，自1680-1715年期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进而形成启蒙思想——法兰西社会精神的大变换时期。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欧洲思想有以下6个要点：
1、要求有清晰的和有条理的思想，关注事实和经验，既不向偏见、 也不向权威让步，一个人为他自己寻求真理；
2、良心是自主的，信条是独立的；因此，所有地方的善人，与种族或宗教无关，从根本上讲都有同样的道德原则，并且个人可以自己判断善与恶，总的来说，善就是“中庸之道”；
3、善和乐是一致的，人们不应该去寻求消除，而是要导引他们的欲望。 这强调的是此世的享乐，来世的赏罚消失了；
4、善，并不是如后来卢梭主张的，本来就有的，而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
5、快乐的哲学被扩展到了互惠的地步，由此，一个人会认为，要使他自己幸福，就需要使别人幸福；
6、“仁慈”的美德要被“人道”的美德所代替。”[1]
应当说，这六条思想在《论语》中和在早期儒家思想中都能够找到“有不同寻常的相似之处”。如第六条，就是用“人道”取代“神道”，用儒家的美德替代基督的美德。
这些新合成的智慧，为启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17-18世纪的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经非常狂热地崇拜中国文化，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赫（哈）、魁奈、歌德、克斯柰……。他们“发现，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于是他们把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丨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视为“天赐的礼物”，魁奈在他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霍尔巴赫也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这些启蒙学者们响亮地提出，要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这就表明，中国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自由、
平等、博爱”等民丨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2]。
[1] 顾立雅著：《孔子中国之道》第374页。
[2] 同上书 第368页。
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1694-1778年），在他的《哲学辞典》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他又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1]。
伏尔泰读了传教士巴多明（在华时间：1728-1740）的通信之后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被发现，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与达．伽马和哥伦布在自然界的新发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他还认为：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的时侯，“我们（欧洲各国）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从中国那里开始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2]。
伏尔泰指出，“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是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他主张，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3]。
法国哲学家霍尔把赫（1723-1789），与狄德罗（1713-1784）、爱尔维修（1715-1771）同是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是一个“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丨府”，“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4]。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被称为“在欧洲，除了莱布尼茨之外，还从未有任何一位哲学家对新儒学感兴趣。”他在1672-1676年期间，作为德国外交官，在法国巴黎居住了四年，这是他能够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对于他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科学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论中国哲学》中说：中国哲学“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5]。1689年他在罗马逗留了6个月，
期间他结识了由中国返回欧洲的耶酥会士闵明我，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他在1697年写作的《中国近事》一书序言中，
曾经建议：“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由中国派传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象我们派传教士去教他们由神启示的神学那样，是很有必要的。”。
他的哲学思想， 对于以后德国的哲学家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的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
半个世纪以前，在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1905—）出版了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他对中国儒学在17—18世纪对欧洲的影响，尤其是对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做了极其翔实的阐述和论证。他在该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
“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法国和英国的实情是，中国，在儒学的推动之下，早就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现在儒学又成为攻击这两个国家的世袭特权的武器。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丨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丨主的发展。”
[1] 同上书 第369页。
[2]《伏尔泰全集》1865年版，第25、27卷。
[3]《伏尔泰全集》1865年版，第25、27卷。
[4] 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页。
[5] 德顺编：《莱布尼兹全集》）第78—86页，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页。
这种历史事实，对于当代中国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中的角色和作用，消除“西方中心论”所孽生的殖民地的文化心理，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挺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再度辉煌，奉献我
们这一代人的辛劳，会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中国儒学对欧洲的启蒙
在18世纪，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尤其是启蒙学者们，都曾经在深入接触和研究中国儒学的过程中，受到了多方面的启蒙。
（—）、中国的“民为邦本”与近代欧洲的民丨主体制
18世纪的启蒙学者，从中国的文化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政丨府的目标是人民的幸福。如果背离这个目标，人民就会造反和革命，直至把它推翻。他们在《论语》和《孟子》中，概括出一条箴言：革命的威胁经常呈现为对暴君威慑。这一思想与法国革命的国民议会所宣称的：“当政丨府侵害人民的权力时，对于人民，以及对于人民每一部分来说，起义造反就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非常相似的。
孟德斯鸠（1689—1755）曾经写道：“中国的皇帝……据说如果他的帝国不公正，他将被剥夺去帝国和生命。”[1]
孔、孟以下，关于民为邦本的思想，民贵君轻的思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思想，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思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等等。都是近代中国、以致近代欧洲，现代民丨主思想的一个来源。即使当今进行现代民丨主建设，这些思想也仍然有其积极的借鉴价值。
孙中山在1924年写的《民族主义》中，指出过“中国领先于欧洲和美洲几千年，就发展了一种民丨主哲学”，“欧洲超过中国的，不在于政治哲学，而只在于物质文明……我们需要向欧洲学习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哲学。
因为在真正的政治哲学原理方面，欧洲人需要向中国学习”。
应当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目标，与中国古代《礼运篇》中的追求有共同之处。因此，可以说，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而民丨主，则是这个伦理社会的灵魂。
今天，人类所达到的民丨主意识与进程，是人类自有文明以来有关民丨主智慧的结晶。近代西方
民丨主不是西方人头脑的独创，其中有东方人的智慧；社会主义的民丨主，也离不开它脱胎而来的资本主义的民丨主。2l世纪人类的民丨主进程，将打破制约人类民丨主健康发展的一切历史成见。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民丨主方面，应当从对立、对抗，转向对话，相互取长补短。只有如此，各自的民丨主才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更加健康的发展，才能够跟上人类文明飞速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潮流。
[1] 顾立雅著：《孔子与中国之道》第377页。
（二）、中国的“用人之道”与近代欧洲反对贵族世袭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权威，否则就必然坠入无政丨府的深渊。欧洲的启蒙学者发现，孔子不是反对一切权威，他是要把这种权威托付给人民，但不是托付给任意的人，而是托付给那些有道之人。这些人不仅能够“为政以德”，而且不把“道”视为永远不变的教条，信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热诚。这种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与现代民丨主所要求的“民丨主与平等精神”是相通的。
早在1696年，巴黎就出版了一份耶稣会士勒孔特撰写的声言：在中国“贵族从来不是世袭的，就品质而言，人们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只要尽职尽责就能保全其官位。”
在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受到广泛阅读的书，书中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总督的高位，并且甚至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作为孩子都是平等的”[1]。这就是中国流传深广的一句古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早在1789年以前，维吉尔．皮诺特就指出过；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是，“一个人靠着良好的品质达之于国家的高官显位；每个人都是根据其优点而排列其在社会等级中地位，尽管有王公的青睐和出身的有利之处，却不能使一个被认为既无德行又无学识的人欺骗性地被任命在某个官职上。这种情形在欧洲是罕见的或者甚至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的传教士们，不分国籍，都用狂热的词句赞美这个令人称奇的、中国的等级制度，其基础不是别的，只是良好的品质。”[2]
到了1789年，法国国民会议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第一条是，“在他们的权利方面，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所以，公民的差别只能建立在公共事业的基础上”[3]。可见，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对于法国启蒙学者与法国大革命，在反对贵族世袭和用人自由、平等方面的某些影响。
远在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或用人“准则”就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巴杰尔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的地位，
应被作为对真正的良好品质的奖赏。如果现代政治家不把它记在脑海里，这个极好的准则，就不能在象大英帝国这样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王国里被遵循。我奉告这样的政治家，就是在这个时代，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受到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我指的是中国……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亦即一位君子或有能力胜任政丨府中任何职位的人”。
（三）、儒家的道德意识与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1694—1774），从他在1756年发表的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文章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爱《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大致经历了2丨0年。
重农学派，是在欧洲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大潮中产生的。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整个法国农业和工业频于崩溃，到了18世纪的中叶，
贫穷与饥饿在社会上，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重农学派就是在这一深刻危机中，适应了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应当说，最直接启发重农学派的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思想。魁奈当时被他的追随者尊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在儒家典籍中找到强有力的攻击重商主义的思想武器，把经济运作程序的构思从重商主义的模式中解放出来，第一个把经济学科学化及系统化，开创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新纪元。他的弟子米拉波（1715—1789）认为，魁奈在政治经济学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净产品”的概念，而这正是孔子关于道德教育普行于世的产物。
弗朗西斯．魁奈首创的重农主义学说，其理论本体导源于中国。1767年他的
《中国的专制政治》一书正式出版。有人考证此书的头七章，“全部抄袭”自一本描述中国的书。他本人也在该书最后一章的导论中声明，此书只是“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
结束语：
——《洋奴五大定律》会给洋奴造成心理伤害，他们会用“看两眼就骂”，“奋力证明自己不是人”等方法争取胜利。怒火万丈的洋奴才可能会冲我大吼：“难道你不用外国人的东西？有本事把电脑砸啦！”阿拉伯人发明了代数，美国人可以学，但不代表美国人要证明本•拉丹是他们的爸爸。学生和奴才是两类人，用“接受外国文化”混淆“对洋人阿谀承”,是这些人最后的，也是纸做的杀手锏。
彻底戳破西方中心论偏见的种族主义
作者着力说明的是,欧洲的崛起不是奇迹,而是东方文明的滋养积渐而成,但也不能否认近代欧洲自身的能动性,近代文明的承载者。欧洲启蒙运动的裂变性,在于一方面吸收了来自东方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被精心构建成为一个否定东方的全新知识体系。正如中国所谓正朔承传的观念一样,欧洲历史及其文明史也被勾勒成一部《传灯录》——希腊、罗马、基督教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和工业革命,仿佛这就是欧洲精神、欧洲文明的衣钵正道,然而,所有后设的传承有序的谱系本身都透着可疑。“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创造一个“永恒的西方”,虚构了历史上东西方的界限。然而,希腊本身就是出于近代欧洲中心论的构想,它的文化既非西方,政体亦非民主。文艺复兴,更是在东方尤其伊斯兰教影响下产生,欧洲抹杀了此前曾大量译介伊斯兰科学文艺著作的史实。启蒙运动,则更多直接和间接吸收借鉴了中国的思想资源,是真正据为已有的拿来主义。亚当·斯密所阐发的英国经济自发放任的原则,实际渊源则来自于中国道家治国“无为”的思想。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所依赖的大多数重要科技,全部都是经由全球化商路悄悄传到欧洲,甚至包括蒸汽机原理,都更早的出现在中国人的著作中。
并不存在一个孤立的西方,欧洲的发展是被东方推动的,西方文明是后来者,它的真正起源在东方。然而,今天,西方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代表,社会文化发展的“现代性”径直成为西化程度的代名词。西方最终取得了胜利,甚至悄悄掩盖了东方的历史。许多东方包括非洲曾经为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国家和种族,被后起的西方指认为“无历史的人”。欧洲文明凌驾于万国,自居优宠地位,根本都是欧洲的自大、残暴与贪婪。欧洲身份的塑造和变化,使欧洲的自我膨胀和帝国主义成为可能。作者尤其比较了中国的国际朝贡体系,后者貌似落后的等级制,维护的却是“文明的中央王国”;前者的“人类主义”道德理念,践行的却是以武力和掠夺“拯救”堕落东方,普及自己的“文明标准”。东方主义和欧洲中心论,都是在想象和虚构中贬东扬西。东方在有色眼镜中被歪曲为专制、放纵、野蛮的低等文明,成为永远不开化、未成人的彼得·潘世界。这种分裂东西的文明优劣论本身分明是一种“智力上的种族隔离制度”,也为帝国主义炮制出了征服东方的口实。
本尼迪克特说过,“历史岂能被写成仅仅属于某一族群的人的历史”。欧洲的狭隘主义所创造的一系列自我中心的神话“迷思”,终将被摒弃。被边缘化了的东方及其长达千年的世界文明的主体地位,终将被重新认知。也正如《欧洲霸权之前》的作者卢格霍德评论该书后说的:“世界历史需要重写,而我们正处在这项工作的初级阶段。”为历史的正名,两百年、三百年的时间,都远远不够。
全面根除西方中心论种族偏见主义的一本书
全面匡正东方文明的一本书
西方中心论主义者你们无知可以但是不要因为无知而无耻
《中国古代先民海外大探险之谜》
上篇 中国先民大探险见闻
序
第一章 燕、齐、秦时代对中国东海的经营与海上方士之探险
一、燕国的崛起及其统辖疆域
二、燕国与东海诸国的历史渊源
三、燕、齐、秦海上方士海山探险队的历史业绩与影响
第二章 燕、齐、秦海上方士海山探险队的地理调查与史地实证
——《山海经·东山经·东次三经》考
第三章 汉帝国对东海的经营与探察蓬莱(日本)的史地实证
一、汉海上方士海山探险队的组织规模与派遣
二、汉海上方士探察蓬莱(日本)的史地实证
三、汉武帝对派遣海上方士海山探险队的检讨
第四章 燕、齐、秦、汉海上方士海山探险队对东海域内周
边洲岛海山的地理大探察与史地实证
——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考(上)
一、中国先民对东海域内周边洲岛海山的一般知识
二、关于瀛洲(琉球)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三、关于带洲(库页岛)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四、关于扶桑(二荒山)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五、关于蓬丘(蓬莱)(伊豆半岛、三浦半岛、房总半岛)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六、关于生洲(纪伊半岛)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七、关于方丈洲(亶洲)(四国)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第五章 中国先民海上方士集团对美洲的大航海探险与地理大发现的史地实证
——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考(下)
一、被埋没与被遗忘的中国先民海上方士集团的大航海探险
与地理大发现的原始报告
二、关于祖洲(南美洲)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三、关于长洲(北美洲)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四、关于玄洲(尤卡坦半岛)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五、关于沧浪海岛(中美洲地峡部)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六、关于风麟洲(巴哈马群岛及大、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七、关于聚窟洲(秘鲁及玻利维亚等地)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八、关于流洲(科隆群岛)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九、关于尾闾(黑潮)、沃焦(夏威夷群岛)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第六章 中国海上方士集团再度访察中美洲的原始记录与实验证据
——王子年《拾遗名山记》考
一、《拾遗名山记》所载中国海上方士集团再度访察中美洲的原始记录
二、中国东晋时代海上方士集团再度访察中美洲的实验证据
三、玛雅文明渊源于华夏文明的历史依据
四、玛雅人的族源问题初探
下篇 华夏族群南美大迁徙
序
一、华夏古巴郡地区的板楯部族在南美洲秘鲁地区的历史遗迹
二、华夏板楯蛮狩猎遗风在秘鲁之延续与事迹
三、华夏邛人、榨人及獠(僚)人的建筑艺术在南美洲秘鲁之再现与历史遗迹
四、华夏盘瓠族在南美洲秘鲁及玻利维亚地域的历史遗迹与实证
五、华夏冉胧族、“附国”之羌彝族及濮人等族裔漂移南美洲秘鲁及
玻利维亚地域的历史遗迹与实证
六、华夏僚族流移南美洲厄瓜多尔地域的历史遗迹与实证
七、华夏蜀王纵目人移徙南美洲秘鲁地域的历史遗迹与实证
八、殷夏帝国的秘鲁族与华夏大陆盘瓠(壶、古)族的族源关系
九、中国先民海上方士集团对秘鲁马丘·比丘的探察与史地实证
十、中国先民海上方士集团最早在南美洲发现的“金字塔”建筑——帝尧台、
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
十一、华夏哀牢族流移南美洲秘鲁地域的历史遗迹与实证
附一 中国对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拥有最早发现权
命名权和管辖权
附二 日本国与中国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东北诸岛
(包括钓鱼列屿)绝无机缘考
一、日本弥生时代的航海路径与范围
二、汉魏时代倭土各国使节来航中国的海行路线与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东北诸岛
(包括钓鱼列屿)绝无机缘考
三、南朝时代日本使节来华的航海路线与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东北诸岛
(包括钓鱼列屿)绝无机缘考
四、日本遣隋使的航海路线与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东北诸岛
(包括钓鱼列屿)绝无机缘考
五、日本遣唐使的航海路线与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东北诸岛
(包括钓鱼列屿)绝无机缘考
六、五代宋时代日本与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东北诸岛
(包括钓鱼列屿)绝无机缘考
某些人就是喜欢坚持西方中心论那套
反反复复重复什么用文革和近代那套打死中国文明
中国之欧洲：上卷
追忆艾田蒲
译序
中文版序
法文版序
前言 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杰作：谷登堡为印刷术发明家
第一部 契丹寻踪
第一章 契丹寻踪
第二章 耶稣会传教团之前在中国的犹太教和基督教
第三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1）
第四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2）
第五章 从阿拉伯人的游记到马可·波罗纪行
第六章 马可·波罗（1）
第七章 马可·波罗（2）
第八章 马可·波罗（3）
第九章 中国艺术与锡耶纳复兴
第十章 中国和佛教对魔鬼和地狱表现的影响
第十一章 佛教的重新发现（1）
第十二章 佛教的重新发现（2）
第二部 欧洲对由传教会从中国传来的消息之最初反应
第十三章 传教士不懂汉语的某些后果或公然传播的谬误
第十四章 游记与“哲学”思想
第十五章 买卖就是宗教
第十六章 传教士与官员
第十七章 从利玛窦到拉莫特·勒瓦耶（1）
第十八章 从利玛窦到拉莫特·勒瓦耶（2）
第十九章 中国礼仪事件（1）
第二十章 中国礼仪事件（2）
第二十一章 中国礼仪事件与培尔的思想
第二十二章 费尔隆与中国
第二十三章 马丨勒伯朗士的“上帝”概念与朱熹的“理”的概念（1）
第二十四章 马丨勒伯朗士的“上帝”概念与朱熹的“理”的概念（2）
第二十五章 马丨勒伯朗士的“上帝”概念与朱熹的“理”的概念（3）
第二十六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1）——宏图大略
第二十七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2）——世界性的中国语言
第二十八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3）——二进制算术与《易经》八卦
第二十九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4）——莱布尼兹与中国思想
第三十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5）——莱布尼兹与中国礼仪事件
上卷结语
中国之欧洲：下卷
前言
第一部 罗马教廷否认耶稣会士眼中的中国之欧洲
第一章 图尔侬翠结局不妙
第二章 梅扎巴尔巴在中国与伏尔泰的缄默
第三章 孟德斯鸠的中国
第四章 欧洲仍在中国化
第五章 为欧洲“爱术”所利用的中国1
第六章 为欧洲“爱术”所利用的中国2
第二部 17和18世纪欧洲戏剧中的几个中国侧面
第七章 伊丽莎白戏剧
第八章 司马迁的《中国孤儿》
第九章 纪君祥的《中国孤儿》
第十章 从纪君祥到伏尔泰
第十一章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第十二章 《中国孤儿》在英国、德国和意大利
第三部 仰慕中国的伏尔泰
第十三章 伏尔泰及其消息来源
第十四章 伏尔泰与中国纪年表（1）——问题是如何提出的
第十五章 伏尔泰与中国纪年表（2）——伏尔泰的答案
第十六章 伏尔泰与孔夫子
第十七章 伏尔泰·中国政治与风俗（1）
第十八章 伏尔泰·中国政治与风俗（2）
第十九章 将无耻之徒击垮在中国之下
第四部 仰慕中国者与排斥中国者
第二十章 德·阿尔让斯侯爵的《中国人信札》
第二十一章 重农主义者与中国
第二十二章 仰慕中国者与排斥中国者
第二十三章 18世纪的一部教材和一部词曲中介绍的中国
第二十四章 这部《词曲》是否完备？
结论 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
译后记
人地名中外文对照表
书刊名中外文对照表
对那些白人种族主义者我彻底向你们开炮，你们要反驳就别给我断章取义
我是黄种人我是中国人
我捍卫我自己的种族捍卫自己的祖宗贡献
最为引起世人瞩目并给艾田蒲带来真正声誉的，是他研究中国和欧洲关系的两卷集巨著《中国之欧洲》(Ｌ’Ｅｕｒｏｐｅｃｈｉｎｏｉｓｅ，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1988—1989)。在这部800余页的著作中，艾田蒲以他特有的深厚学养、宏阔的文化视野，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欧洲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此书原名为《哲学之东方》，作者主持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席时，曾多次给西方学生讲授过。1988年，由加利玛出版社收入“思想文库”正式出版时，改成现在这个书名，后经中国学者、法国文化艺术勋章获得者耿升译介到中国，译名为《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
《中国之欧洲》上卷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写到莱布尼兹同中国哲学以及文化关系的比较分析，写的是这一历史时期欧洲到底接受了中国哪些影响。下卷写欧洲人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并专门考证了《中国孤儿》的起源、传播及其文化意义。
根除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殖民历史的后遗症是艾田蒲创作本书的初衷，他在书中贯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是:文化交流只能在不对等的前提下进行，现实存在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包括历史经验、政治体制、经济实力、意识形态、乃至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恰恰不是文化交流过程需要回避和克服的“不利”因素，而是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平共存的基础。文化交流的目的，不是要求弥合实际上永远无法弥合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建立起一种共同认可的文化“同情心”和宽容精神，在一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发挥和挖掘各自文化自身的活力。在他看来，文化关系的运动像钟摆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状态才能获得动力。只有在一种竞争性的互相期望中，才能够结出丰硕的文化成果。相反，真正实现了人们理想中的、没有现实干扰的文化关系的状态，文化交往的内在动力可能也就丧失了，如同一只静止的钟表，没有冲突，但也没有意义。
基于上述理念，艾田蒲用翔实的史料介绍了欧洲得益于中国的一切，他力求在自己的这部大著中准确地描绘出中国与欧洲的真正面貌，着力探讨他所钟情的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为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起过何种促进作用？产生过何种积极影响？做出过哪些实际贡献？他描述了丝绸之路对西方艺术的开发作用，考析了中国文化对欧洲艺术的深远影响，探明了中国哲学对启蒙运动的启示。他认为，在中国比较文化研究中，通常的欧洲中心论表现为无视中国文化的创造，曲解其价值而拒绝加以受用。据此，他在该书前言中援引旧作，就谁是印刷术的发明者的问题，开宗明义地向欧洲中心论发难。
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改变了过去那种从孤立的短时段来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惯例，而代之以一种从全局、从长时段来考察的方法，把中国和欧洲文化的关系考察回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他在对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大量的词源学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地推测，实际上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在罗马时代已经非常充分了，中国和欧洲已经相互进入了对方的视野。
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中通过中西文化历史的考察，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整体，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无论是欧洲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都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都为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
有人该说你们用电脑怎么怎么的
首先这是技术不等于西方文明，再说了西方人不也是从东方传来的火枪学习的技术吗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写道：“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丨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丨主的发展。”
莱布尼茨赞同中国的“自然神论”或“无神论”，认为中西哲学是可以协调一致的。作为莱布尼茨哲学思想核心的“单子论”及“先定和谐论”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同儒家学说有许多一致之处。
而且中国的易卦启迪了莱布尼茨，促使他将自己的二进制数学发明公诸于世，奠定了以后计算机的理论基础。
西方人不也是学习了九桅杆明轮船，人力轮船，郭守敬的天文，张衡的浑天说吗
西方人不也是用我们的纸张，钟表（宋朝人发明的）吗？
按照这么说西方人凭什么分裂中国领土，侵略我们？西方人文艺复兴也没少了学习我们的哲学文化和指南针纸张，火枪火炮也是铁木真带入西方的他西方人不也用我们的东西崛起吗？
他们不也学习我们的文明吗？按照这些人的思维他们西方人凭什么反华歪曲是非
凭什么抹杀我们的历史贡献，对中国人人种诋毁，种族歧视
日本右翼分子恨不恨中国？不照样用钟表，纸张，汉字
日本生活中现在还有很多汉字，日本右翼不照样用
华盛顿反英不是照样用英国的东西吗？
同样道理我学习科技但是我不喜欢西方，不冲突
西方人还学习我们的东西欺负我们呢？
科技不等于西方
我反西方不等于反科技
——《洋奴五大定律》会给洋奴造成心理伤害，他们会用“看两眼就骂”，“奋力证明自己不是人”等方法争取胜利。怒火万丈的洋奴才可能会冲我大吼：“难道你不用外国人的东西？有本事把电脑砸啦！”阿拉伯人发明了代数，美国人可以学，但不代表美国人要证明本•拉丹是他们的爸爸。学生和奴才是两类人，用“接受外国文化”混淆“对洋人阿谀承”,是这些人最后的，也是纸做的杀手锏。
不要提希腊人希腊人就是个悲剧
水平确实有高低~
回去看看第一次数学危机是怎么回事？一个“无理数”就让古希腊数学界直接崩溃了~
为什么？古希腊人的几何学成就确实很高，但悲剧的是，他们几乎不玩代数。数学史的发展证明了，纯几何就是一条死路！而在代数发展上，古希腊远远落后于中国数学~
如果没有后来阿拉伯人的代数理论完善，古希腊的那些几何成就最终不过是泡影罢了
阿拉伯人有两句谚语说得好~
1、中国人有两只眼睛，希腊人有一只眼睛，其他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是瞎子~
2、希腊人空有理论，中国人还有技术
还真好意思扯什么亚诺芝曼，丫整的是吹得所谓的什么“科学”？
——这是观察的结果？这是实验的结果？这个神棍的异想天开根“科学”沾得上毛的边？
要是拿这个都能来说是的话，李约瑟还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那爱因斯坦是不是应该去跳楼了？
要谈数学，古希腊就是一个悲剧，回避了关键的代数问题，光靠几何就是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任何出路～
古希腊的数学，最后是在中世纪得到了阿拉伯人的整理，并导入了他们的代数学成就（连”代数”Algebra这个单词，都是从阿拉伯语的Al-jabr中来的），才有了近代数学体系的基础。
而在阿拉伯人之前，代数界独霸天下的一直是中国人，更不用说拥有同样出色的几何学成就了
刚才还在拿中国比古希腊，一看古希腊没救了，又拉出了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比来比去，变成了拿中国比全世界～
我再教你一个保命绝招“就算中国比过了全世界又怎么样？中国能跟天顶星人比么？中国能跟那美克星比么？”——这样你就彻底无敌了
到了20世纪，至少从中叶开始，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对数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并孕育出孤立子理论、混沌动力学、四色定理证明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借助计算机及有效的算法猜测发现新事实、归纳证明新定理乃至进行更一般的自动推理……，这一切可以说已揭开了数学史上一个新的算法繁荣时代的伟大序幕。科学界敏锐的有识之士纷纷预见到数学发展的这一趋势。在我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教授就亲自领导建立了计算机研制组，为我国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吴文俊教授更是从70年代中开始，毅然由原先从事的拓扑学领域转向定理机器证明的研究，并开创了现代数学的崭新领域——数学机械化。被国际上誉为“吴方法”的数学机械化方法已使中国在数学机械化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而正如吴文俊教授本人所说：“几何定理证明的机械化问题，从思维到方法，至少在宋元时代就有蛛丝马迹可寻，”他的工作“主要是受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吴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精髓的发扬光大。
计算机影响下算法倾向的增长，自然也引起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中算法传统的兴趣。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D.E.Knuth就呼吁人们关注古代中国和印度的算法5。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的来说还亟待加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包括数学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的，而阿拉伯地区是这种文化传播的重要中转站。现存有些阿拉伯数学与天文著作中包含有一定的中国数学与天文学知识，如著名的阿尔•卡西《算术之钥》一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数学问题显示出直接或间接的中国来源，而根据阿尔•卡西本人记述，他所工作的天文台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学者。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中心论”特别是“希腊中心论”的影响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有关资料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掘。正是为了充分揭示东方数学与欧洲数学复兴的关系，吴文俊教授特意从他荣获的国家最高科学奖中拨出专款成立了“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鼓励支持年轻学者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是具有深远意义之举。
研究科学的历史，其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从历史的发展中获得借鉴和汲取教益，促进现实的科学研究，通俗地说就是“古为今用”。吴文俊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假如你对数学的历史发展，对一个领域的发生和发展，对一个理论的兴旺和衰落，对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对一种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影响等这许多历史因素都弄清了，我想，对数学就会了解得更多，对数学的现状就会知道得更清楚、更深刻，还可以对数学的未来起一种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可以知道数学究竟应该按怎样的方向发展可以收到最大的效益”。数学机械化理论的创立，正是这种古为今用原则的硕果。我国科学技术的伟大复兴，呼唤着更多这样既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有鲜明时代气息的创新。
因为中国数学在一开始就是代数几何两条腿走路，几何运用于生活技术，代数用于天文历法
反过来看古希腊，不可否认几何学相对发达，但杯具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玩代数学！而且古希腊的数学理论坚持几何才是全部数学的基础，直接将代数排除在外
以至于一个代数上的无理数问题就能让整个古希腊数学体系崩溃，发现无理数的希帕苏斯直接被绝望的古希腊人扔进了大海~这就引发了数学史上的第一次数学危机
虽然这次危机最后在欧多克斯的比例定义法下渡过了，但这从根本上并没有解决无理数问题，而是在他面前绕道避开了。
更为杯具的是，自此以后古希腊人把几何看成了全部数学的基础，把数的研究隶属于形的研究，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样做的后果使得算术和代数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导致基本理论十分薄溺。
在阿拉伯人开创代数学之前，西方数学发展了上千年而没有大的突破，归根到底还是古希腊人一条腿走路的狭隘思想所致。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阿拉伯或者中国先进代数思想的导入，光靠古希腊的纯几何路子，永远不可能有现代数学！
没办法，现在的人都被西方人洗脑了
包括在对待技术的问题上也是
一切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准则
真要比？那好，咱们拿强项比强项~
中国的强项是天文历法，那伟大的希腊人的历法是个什么鸟样呢？
古希腊和中国一样，都是一年360天。但杯具的是，他们的闰月系统太过简单——每2年加1个闰月，平均下来每年有375天~过着过着日子就过糊涂了~
作者着力说明的是,欧洲的崛起不是奇迹,而是东方文明的滋养积渐而成,但也不能否认近代欧洲自身的能动性,近代文明的承载者。欧洲启蒙运动的裂变性,在于一方面吸收了来自东方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被精心构建成为一个否定东方的全新知识体系。正如中国所谓正朔承传的观念一样,欧洲历史及其文明史也被勾勒成一部《传灯录》——希腊、罗马、基督教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丨主和工业革命,仿佛这就是欧洲精神、欧洲文明的衣钵正道,然而,所有后设的传承有序的谱系本身都透着可疑。“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创造一个“永恒的西方”,虚构了历史上东西方的界限。然而,希腊本身就是出于近代欧洲中心论的构想,它的文化既非西方,政体亦非民丨主。文艺复兴,更是在东方尤其伊斯兰教影响下产生,欧洲抹杀了此前曾大量译介伊斯兰科学文艺著作的史实。启蒙运动,则更多直接和间接吸收借鉴了中国的思想资源,是真正据为已有的拿来主义。亚当·斯密所阐发的英国经济自发放任的原则,实际渊源则来自于中国道家治国“无为”的思想。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所依赖的大多数重要科技,全部都是经由全球化商路悄悄传到欧洲,甚至包括蒸汽机原理,都更早的出现在中国人的著作中。
并不存在一个孤立的西方,欧洲的发展是被东方推动的,西方文明是后来者,它的真正起源在东方。然而,今天,西方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代表,社会文化发展的“现代性”径直成为西化程度的代名词。西方最终取得了胜利,甚至悄悄掩盖了东方的历史。许多东方包括非洲曾经为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国家和种族,被后起的西方指认为“无历史的人”。欧洲文明凌驾于万国,自居优宠地位,根本都是欧洲的自大、残暴与贪婪。欧洲身份的塑造和变化,使欧洲的自我膨胀和帝国主义成为可能。作者尤其比较了中国的国际朝贡体系,后者貌似落后的等级制,维护的却是“文明的中央王国”;前者的“人类主义”道德理念,践行的却是以武力和掠夺“拯救”堕落东方,普及自己的“文明标准”。东方主义和欧洲中心论,都是在想象和虚构中贬东扬西。东方在有色眼镜中被歪曲为专制、放纵、野蛮的低等文明,成为永远不开化、未成人的彼得·潘世界。这种分裂东西的文明优劣论本身分明是一种“智力上的种族隔离制度”,也为帝国主义炮制出了征服东方的口实。
本尼迪克特说过,“历史岂能被写成仅仅属于某一族群的人的历史”。欧洲的狭隘主义所创造的一系列自我中心的神话“迷思”,终将被摒弃。被边缘化了的东方及其长达千年的世界文明的主体地位,终将被重新认知。也正如《欧洲霸权之前》的作者卢格霍德评论该书后说的:“世界历史需要重写,而我们正处在这项工作的初级阶段。”为历史的正名,两百年、三百年的时间,都远远不够。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李约瑟，孟西斯，艾天蒲，还有爱尔兰一个左翼汉学家
都承认中国文明巨大贡献，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不承认
那就是中国文明创造者的后代中国人不承认。
韩国人胡编意淫，中国人不反抗反而自我作践，虚无化自己文明认为不虚无化中国文明就是意淫，结果韩国人意淫中国文化反而让中国人自己越发自贱抹杀自己祖宗的贡献，可见民族自卑多么深入骨髓，自卑自贱自虐
摩罗老师说的一点没错近代开始中国人变得自卑自贱自虐
西方中心论贬损揭穿西方人资料这不奇怪
中国人反而捍卫西方中心论贬损李约瑟可见
洗脑有多严重
几年前我在博客里发了几篇关于“四大发明”的文章，还有人在后面大量跟帖，说李约瑟是学术骗子，只是一个二、三流学者。欧洲中心论为了贬低中国，发表这种言论不奇怪，但是，中国人也跟着批判李约瑟，可见被奴化、被洗脑的程度有多严重。
欧洲中心论奴化的中国人，不是“秘而不宣”，而是“视而不见”，不敢怀疑西方人的教科书，不敢想象中国古人如此了得。反而主动维护欧洲中心论的正确性，怀疑、批评、指责一切对于欧洲中心论的不利言论，即使就是西方人讲述中国文明贡献也要诽谤打到使劲浑身解数也要拼命虚无化。对于他们来说，欧洲中心论已经是终身信仰，推翻它，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即使有大量资料证明中国文明贡献，也不懈余力的虚无化，西方中心论贬损中国文明说出那些言论不奇怪，而那些被西方中心论洗脑的中国人，如此疯狂捍卫西方中心论，则不让人反思一下，我们自卑自贱自虐的媚外思想，是多么的毒害人，那些见到中国文明贡献而驳不倒的洋奴，谬论无限重复一万遍就是辩论胜利来安慰自己的心里，便使出浑身解数，虚无化中国文明，在他们眼中只要不虚无呼中国文明就是意淫，最好连中国人都是洋人造的，那样就符合他们的孙子心里了。
那些西方中心论主义者，见到揭穿西方中心论的资料，不是虚无化就是选择性失明，谬论重复一万遍就是成功，用这招来精神胜利，心理安慰自己是辩论成功。
你根本没有看我的资料，不过是选择性失明，反复重复谬论混乱实现而已，这些死硬派我从来不指望能说服他们，因为根本就是视而不见，断章取义来个胡搅蛮缠，那不是当理说，随便捣乱一下，嚷嚷两句，来一个全然不见，无视你的话，在反复重复谬论当心理安慰辩论胜利，词不对题等等招数充当垂死挣扎，他们这些人可曾如此韩卫国中国文化？
西方右翼分子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丑化贬损中国，诋毁中国人种，什么黄祸黄种人是猩猩等等，可曾见到这些所谓的公正客观人士出面捍卫中国？那些媚外狂反而帮助他们的主子，可见自卑自虐自贱，多么深入骨髓，谎言重复千遍，无视你的话，无限重复胡搅蛮缠就是把你驳倒了，意淫自己精神胜利，媚外狂习惯了西方中心论，见到揭穿西方中心论的东西，都视为大逆不道，全部都扑上去，如同疯狗一样，汪汪乱叫，随便发两句就来混乱实现，人身攻击，谬论无限重复诽谤学者和资料要么就是冷嘲热讽，虚无化中国文明，今天的自卑自虐自贱多么的让人恶心透顶
在那些媚外狂的心理只要不是贬损中国文化的，侮辱中国种族的，就全都被视为是混蛋骗子，谁说中国一点好，就诽谤死你，什么词不好就贴到你身上，你在夸一下中国试试？
反之那些骂中国人是黄猩猩对中国人种族诋毁的西方右翼分子，这些人非但不会去反抗，反而会支持什么《黄祸》这本书，见到哈华必反，见到反华必拥这就是他们媚外的嘴脸
现代文明起源于宋朝
作者简介 约翰·霍布森，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堪称是作者曾祖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的后续之作。作者对西方崛起论中占主流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欧洲发展的每个重要转折点，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吸收东方发明(思想、技术和制度等)而完成的，在公元500至1800年之间，这些东方发明通过东方全球化，从先进的东方向东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扩散。《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把迄今为止仍被边缘化的东方民族推到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前列。这里选摘了有关中国对西方影响的部分内容。
到公元1100年，全球集约型的主导力量已经转移到了中国，并一直保持到19世纪。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力量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并在15世纪后开始占据支配地位。所有这些都与欧洲中心论的叙述相反。这里，我提出一种不同的观点：1434年后的历史时期中，即使不存在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那也肯定存在一种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全球经济。
第一次工业奇迹：11世纪的中国宋朝
经济史学家通常认为，工业化的起源或秘决可以在18世纪的英国找到。但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工业大师是中国，而不是英国。中国“工业奇迹”的发生有1500多年历史，并在宋朝大变革时期达到了顶峰——这比英国进入工业化阶段早了约600年。因为正是宋朝，中国许多技术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传播，才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兴起。
钢铁革命：公元前600年至公元1100年
中国的钢铁奇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第一块铸铁实物始于公元前513年，到公元前2世纪时钢的生产开始了。不过，即使缺乏详尽的数据，公元800年至1100年之间工业的惊人增长也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罗伯特·哈特韦尔(美国历史学家)在其很有影响的一篇论文中估计，公元806年至1078年之间,中国的人均铁产量增长了六倍。就年生产总量来说，806年生产了1.35万吨的铁，到1078年差不多有12.5万吨。这种增长率英国人在约7个世纪后才能与之相媲美。
同样令人关注的是生产技术的发明。中国人生产出各种类型的铁制工具，用铸铁锻造铲和犁铧(以及大炮)，同时生产熟铁用于制造刀具(比如刀和剑)。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欧洲人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用了熟铁。而铸铁性能要优越得多。
另一个显著的创新是11世纪时用焦炭取代了木炭。这非常有意义，因为欧洲中心论坚持认为，这是由几个世纪后的英国人首先实现的。纺织业成就令人瞩目，是宋朝奇迹的另一个特点，而这常常被归功于18世纪的英国。中国的丝绸工业早在公元前14世纪就开始了，可以考证的是，纺织业领域最先进的工业技术革新是生产麻织品和丝绸的水力纺纱机的广泛采用。
运输和能源革命
欧洲的水车先是用来碾制谷物，1025年前后在德国南部首次用于铁的生产，而早在公元31年，中国就发明了水车来推动鼓风炉风箱。更有意义的是，在水力风箱中活塞杆和传动带的使用与蒸汽机的原理极为相似。此外运河和水闸也是重要的革新(后者发明于公元984年)。沿着运河运输的煤、铁和钢能够运送到国家的南部，这对于中国工业奇迹来说至关重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概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开采了石油和天然气，应用于燃料、烹饪和照明等领域。
税收、纸张、印刷和商业化经济的兴起
宋朝一项非常重要的革新就是以货币为基础的税收体系的创立，尽管9世纪左右发明了信贷的纸币(“飞钱”)，但到10世纪初它演变成了一种作为交换媒介的“真正”纸币。到1161年时，国家一年就发行了一千万张纸币，重要的是这些具有开创性的发明后来被欧洲人所模仿，但英国的广泛使用却晚至 1797年。
宋朝高度商业化的有力证明就是城镇和大城市的崛起。斯波义信(日本经济史学家)指出，城市化在中国不仅比欧洲更明显，而且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例如，杭州的人口约在150万至500万之间(因估计存在差异)。
货币经济发展与其他的关键创新密切相关：印刷术和造纸业。值得注意的是，纸被巧妙地用于各种用途。对书籍的大量需求也刺激了中国的造纸业。
农业或“绿色”革命
中国在公元6世纪时就差不多拥有了英国在18、19世纪农业革命相关的所有成就。正如罗伯特·坦普尔所指出的：说中国处于今天美国、西欧的地位，而欧洲处于(今天)摩洛哥的地位一点也不夸张。18世纪前欧洲原始的、惨淡的农业，与公元前4世纪以后先进的中国农业是简直没有可比性的。
事实上，就连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宋朝时期中国农业的优势，“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直到20世纪才达到12世纪时中国的水平。中国农民比他们的欧洲同行享有更高的收益率。此外中国的农业在接下来的七个多世纪里仍然让人敬佩。航海革命
弗朗西斯·培根在其名著《新工具》中指出，三项最重要的世界发明就是印刷术、火丨药和指南针。令人注目的是，这些都是中国人的发明。或许中国航海革命最引人瞩目的方面是船舶的发展，这发括它们的规模和数量。直到1588年，最大的英国船排水量仅为400吨，这与早得多的载重量超过3000吨的中国帆船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在8世纪，大约有2000条船只在长江上航行,它们运载的货物总量约相当于1000年后英国商船运载数量的1/3。
第一次军事革命：中国，约公元 850-1290年
欧洲中心主义对欧洲人的军事天赋大加赞美，据称他们发起了第一次重大的“军事革命”(1550-1660)，重大的技术突破是在火丨药、枪和大炮上。但所有这些首先都是中国在850年至1290年间“第一次军事革命”时发明的。尽管中国人发明了火丨药，但到10世纪初它才应用于投掷火弩，到969年才用于火箭，到1231年被用于炸雷与火铳。到14世纪时被用来制作地雷和水雷。大约1288年时，一种被称作震天雷的粗制大炮被发明出来(这比欧洲第一门大炮早了约38年)。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军事革命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它的海军，宋朝海军可能拥有多达2.05万条船只。这支中国舰队能够摧毁任何一支欧洲军队，甚至很可能是整个欧洲联合海军力量。
对中国的初步结论
最后，我们来重新评价欧洲中心论的一个核心论点——只有西欧人才开辟了“机械时代的前景”。但是鉴于中国非凡的机械发明，这一观点难以成立。实际上在论及的大部分时期里，欧洲人独立发明的东西少而又少。在18世纪前，他们真正的发明只有阿基米德螺旋线、曲轴或凸轮轴以及酒精蒸馏法。尽管在接下来的700年里，欧洲人展现出吸收中国诸多技术发明的非凡能力，但这种吸收倾向与“创造性”的机械时代前景并非一回事。如果说有人展示了这样一种前景，那一定是中国人，而非欧洲人。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很多书上说，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中国之前，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但《古地图密码》说“中国人都被他忽悠了”，“中国人早在1418年之前就发现了美洲，并且航遍世界”
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6世纪初麦哲伦船队最先完成环游航行、17世纪中叶俄罗斯探险队首先发现白令海峡……
这一系列人类大发现的成就，因《古地图密码》一书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坍塌下来。《古地图密码》挑战了人类近代史，颠覆了世人公认的地理大发现史，并傲然宣称“中国人早在1418年之前就航遍了世界”。
《大明混一图》、《天下诸番识贡图》摩本、《费纳乌斯世界图》……一幅幅泛黄的古地图，如历史教科书。图中充满韵律的山河埋藏的是我们因固有知识造成的盲点而或许被遮蔽的历史。
近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400多年前绘制的一幅地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展出。熟悉的历史因人类不断的探索发现而变得陌生甚至未知。甚至仅凭一项发现也无法作为重读历史的铁证。因为利玛窦也有可能——“忽悠”了中国。
“忽悠”了谁
明朝以后的中国人
刘钢的《古地图密码》说，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后，终于进入了明朝宫廷——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于是，利玛窦用他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误导了中国。更严格地说，是误导了那以后的中国人，直到现在。我们很多教科书上，包括很多着名的专家都说，在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中国人只有“天圆地方”的概念。
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有一些不该利玛窦知道的地理信息，比方说北美洲的哈德逊湾、白令海峡。其实，这份地图上暴露出的中国古代地理知识还有很多，在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对于巴西有一段文字注释：“伯西儿（巴西旧译名），即中国所谓苏木也……”巴西在地球的那一边，属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范畴。既然史书和专家认定利玛窦之前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怎么可能有中国以前将巴西称为“苏木”一说？当然，从欧洲人“发现”美洲，到利玛窦来到中国，中间隔了百年左右，这期间可能有其他方式，让中国人在利玛窦之前知道了巴西。但是，首先，它至少否定了“利玛窦之前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这种教科书上的说法。其次，即便是中国人在哥伦布以后、利玛窦之前知道了巴西，那时候的中国人对于巴西的称呼，也应该符合西方人的称呼才对，为何会有“苏木”这样一个奇特的称呼？第三，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那些根本不该他知道的地理信息，又做何解释？
中国人真的原先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吗？近一点说，比利玛窦早几百年，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美洲的时候，元朝史书记载，有一个来自阿拉伯的人，向元朝进贡了一个地球仪。而且，史书记载，这个地球仪上，水域和大陆的比例约7∶3，与今天我们对地球的了解差不多。难道到了明朝，中国人集体失忆了？远一点说，早在汉朝，张衡就有这样的文字：“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张衡以蛋壳和蛋黄来比喻天和地的关系，很明显，在张衡那时候，中国人就知道地球是圆的。
回教诞生后不久，在中亚形成了强大的回教国家。回教帝国建立后不久，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唐朝。今天我们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唐朝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唐朝通过陆路、海路，与阿拉伯世界有着广泛的接触。阿拉伯帝国建立后不久，一部分回教徒经北非到达了西班牙，并在西班牙实行了几百年的统治，使得西班牙成为当时欧洲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回教徒有一个传统，都要到麦加朝圣，因此，阿拉伯帝国对于大西洋和欧洲应该是了解得很清楚的。郑和是穆斯林，郑和的爷爷和父亲都去过麦加朝圣，他们从那里得知关于欧洲和大西洋的地理知识一点也不奇怪。而且，史书记载，阿拉伯人知道地球是圆的。因此，即便中国人忘了张衡的文字，从回教那里知道地球是圆的，也几乎是必然的。
欧洲教科书上对于苏伊士运河，一般是这样记载：法国人开通了苏伊士运河，沟通了印度洋和地中海，后来英国人占据了苏伊士运河，后来埃及要收回运河，英国、法国差点对埃及动武，因为美国不支持，日薄西山的英法只好作罢。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埃及人自己开通苏伊士运河的历史超过2000年，法国人开凿的现代苏伊士运河不过是部分恢复了古苏伊士运河的故道。而且，唐朝中前期，在回教的统治下，苏伊士运河还是能通航的，也就是说，唐朝时期前往中亚、西亚的中国海船，完全有可能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出地中海进入大西洋。因此，当时的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的了解和认识，比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要多得多。
谁在“忽悠”
西方传教士不说“知识产权”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为何要误导中国？西方殖民者为了保证自己的“地理大发现”永垂史册，保证他们的“发现权”不受到任何挑战，就必须藏匿、销毁其他人在他们之前“发现”世界的证据。当这些证据在西方国家，他们只要自己藏起来就可以了。如果这些证据在其他国家，比方说中国，藏起来的难度就比较大。派人前来打入中国皇宫，获得中国皇帝的信任，误导中国，顺便做点手脚，就是唯一的办法。这种误导包括很多方面。航海技术与天文学有关，还与数学计算有关，因此，在这些领域内误导中国，让中国认为自己的水平很差，从而完全不敢想象郑和的事迹以及郑和以前中国古人的成就，就是一个办法。
于是我们看到，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必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中国重修历法。其实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是很高的，中国古人长期、大量、准确的天文历史记载，如今是全世界天文学家视如珍宝的资料。但是，现在的历史书都这么说：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发现中国的历法很不准，便为中国制定了新历法。至于“新”在哪里？这些历史书都不说，抄来抄去，谁也不解释。但是，这个说法已经固定下来了，仿佛验证了一句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了真理。
关于利玛窦，还有一种言论说，是他向中国传授了欧几里得几何学。我们试想，如果徐光启不懂几何学，他如何能够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学通过利玛窦和徐光启进入中国，其实不过是因为与中国古人是不同的两套数学术语，所以才需要像徐光启这样的大学者通过翻译来沟通、对接。可悲的是，从此之后，全世界所有的领域，在欧洲中心论的强势压迫下，欧洲人的术语、范畴、概念、规则成为唯一，非欧洲的学术术语几乎全部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或者被彻底边缘化。
在利玛窦向明朝皇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后，确实有一些当时的明朝官员对此惊叹，仿佛证明了中国人以前真的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而当时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对于所谓利玛窦带给中国的“新知识”并不认可，比方说徐光启、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指出，中国人早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这些言论都被后人指为是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明朝后期以后的中国历史，话语权已经被欧洲中心论逐渐掌控了。
清国建立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这样一流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于满清还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于是，宫廷里的传教士趁虚而入。康熙的确好学，但是，康熙科技方面的知识都是跟传教士学的，传教士很容易就能让康熙相信，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水平很差。从此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天文等科技知识很差，就变成了定论。这仿佛是古代版的“斩首行动”。站在西方的角度看，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确实功不可没。因为，从此以后，中国人再也不敢想象，古代中国人居然有可能首先完成对地球地理的完整了解。李约瑟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未能改变这个概念。
西方传教士在美洲的贡献是，跟在武装到牙齿的殖民者后面或冲在前面，从精神上消灭当地的“野蛮人”。他们在中国也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还更多一些。除了通过话语权贬低中国人，误导此后几百年的中国人外，他们还肩负着大量窃取中国精神财富的“神圣使命”，那个时候，他们从来不像现在一样说“知识产权”。爱尔兰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在哥伦布之前美洲经常被发现，但这些发现总是秘而不宣。”王尔德说的是西方人为了保证西方的“发现权”，为了保证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永久“正确”，秘而不宣是西方人唯一的办法。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为何要误导中国？前面的文章说到，西方殖民者为了保证自己的“地理大发现”永垂史册，保证他们的“发现权”不受到任何挑战，就必须藏匿、销毁其他人在他们之前“发现”世界的证据。当这些证据在西方国家，他们只要自己藏起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这些证据在其他国家，比方说中国，藏起来的难度就比较大。派人前来打入中国皇宫，获得中国皇帝的信任，误导中国，顺便做点手脚，就是唯一的办法。这种误导包括很多方面。航海技术与天文学有关，还与数学计算有关，因此，在这些领域内误导中国，让中国认为自己的水平很差，从而完全不敢想象郑和的事迹以及郑和以前中国古人的成就，就是一个办法。
于是我们看到，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必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中国重修历法。其实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是很高的，中国古人长期、大量、准确的天文历史记载，如今是全世界天文学家视如珍宝的资料。但是，现在的历史书都这么说：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发现中国的历法很不准，便为中国制定了新历法。至于“新”在哪里？这些历史书都不说，抄来抄去，谁也不解释。但是，这个说法已经固定下来了，彷佛验证了一句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了真理。
前不久看了另一本书现代中国某学者写的书，其中提到元代科学家郭守敬。这本书里说，郭守敬掌握的数学计算方法，也不是中国的，而是从阿拉伯传来的。比方说“0”的概念，比方说“十进制”，比方说“割圆术”。对此我只能说这些学者已经被几百年的误导彻底洗脑了，甚至可以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比方说割圆术，早在郭守敬之前好几百年，祖冲之就用它算出了精确的圆周率。当这位学者说阿拉伯向中国传授数学的时候，阿拉伯数学家计算的圆周率，还没有达到几百年前祖冲之的精度，你说谁的数学水平高？这些被洗脑的专家居然还说“十进制”也是从中国之外传入的，祖冲之算的圆周率3.1415926-3.1415927是什么进制？中国历史上的古书中，十、百、千、万这样文字早就存在，它们又是什么进制？中国汉朝的文字中就记载算盘或算珠，北宋的《清明上河图》中还画了一只算盘，它是什么进制？算盘上下算珠都归位的时候，不就是“0”吗？“归零”这个概念本来就来自于中国的了不起的算盘发明。刘钢先生《古地图密码》一书中指出，宋代以前，中国学者就掌握了三次方程运算，南宋的秦九韶已经运用了十次方程，元代的朱世杰则发展到十四次方程。西方学者只在哥伦布航海之后几十年，才掌握了三次方程的求解。那已是中国明朝中后期。但是，就是在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中国古人的数学成就几乎被完全抹杀。其目的像是铲草除根：既然中国古代数学很差，就不可能有先进的航海技术，就不可能有先进的测绘技术，所以，那些标明“新大陆”以及“地理大发现”信息的古地图，就不可能是中国人绘制的，所谓“发现权”当然也就只能属于有“先进”数学理论的欧洲人。
关于利玛窦，还有一种言论说，是他向中国传授了欧几里得几何学。我们试想，如果徐光启不懂几何学，他如何能够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学通过利玛窦和徐光启进入中国，其实不过是与中国古人不同的两套数学术语，所以才需要像徐光启这样的大学者通过翻译来沟通、对接。可悲的是，从此之后，全世界所有的领域，在欧洲中心论的强势压迫下，欧洲人的术语、范畴、概念、规则成为唯一，非欧洲的学术术语几乎全部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或者被彻底边缘化。
在利玛窦向明朝皇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后，确实有一些当时的明朝官员对此惊叹，彷佛证明了中国人以前真的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夸赞利玛窦这份地图的几个明朝官员，在历史上的唯一贡献，好像就是对利玛窦进行赞叹。而当时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对于所谓利玛窦带给中国的“新知识”并不认可，比方说徐光启、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指出，中国人早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这些言论都被后人指为是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民族主义”、“盲目排外”也是西方人强加给中国的一顶帽子。误导就是以真理的化身发表结论性的言论，就是话语权。明朝后期以后的中国历史，话语权已经被欧洲中心论逐渐掌控了，颠倒黑白的事情太多。想要纠正，只有抛弃欧洲中心论，坚持中国本体论，以中国人立场、中国人的视角，重新解释那段历史。
清朝建立后，满清皇族本来文化水平就不高，像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这样一流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于满清还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于是，宫廷里的传教士趁虚而入，满清皇帝们更好骗。康熙的确好学，但是，康熙科技方面的知识都是跟传教士学的，传教士很容易就能让康熙相信，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水平很差。从此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天文等科技知识很差，就变成了定论。这彷佛是古代版的“斩首行动”。站在西方的角度看，以利玛窦汤若望那类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确实功不可没。因为，从此以后，中国人再也不敢想象，古代中国人居然有可能首先完成对地球地理的完整了解。中国科技现在很差，从来都很差，已经变成了定论。李约瑟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未能改变这个概念。几年前我在博客里发了几篇关于“四大发明”的文章，还有人在后面大量跟帖，说李约瑟是学术骗子，只是一个二、三流学者。欧洲中心论为了贬低中国，发表这种言论不奇怪，但是，中国人也跟着批判李约瑟，可见被奴化、被洗脑的程度有多严重。
古代塞西里亚帝国（也就是汉帝国，对他的评价远远超过世界！）：在西方的史籍中对塞西里亚帝国的强大几乎有近于神话的描写，如古罗马大科学家托勒密就曾说过“世界上有四大帝国，罗马人的帝国，波斯帝国和阿克苏姆帝国（今埃塞俄比亚，全盛时期统治过全东非地区和阿拉伯半岛的一部分、），但这些帝国加起来也没有塞西里亚帝国强大，这个国家富源辽阔，人口众多，有50万骑兵和100万步兵，他向西方出口丝绸，光此一项就迫使罗马向其提供大量的黄金，........他们轻而易举地掌握了世界财富的锁匙”。而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及曾说过：“塞西里亚帝国的数学技巧是非常实用的，他们许多科学理论要超过同时期的所有民族。”法国伟大的哲学家伏尔泰曾以古代塞西里亚帝国的种痘来作为例子说：“谁还会比塞西里亚帝国的古人更聪明呢？能想出如此精妙的好办法。”
□李文林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80)
摘要 中国古代数学具有悠久的传统。本文论述了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化、机械化特征及其对世界数学发展主流的历史贡献，并指出了解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特征对于现实创新活动的借鉴意义。
1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在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中，中国数学持续繁荣时期最为长久。从公元前后至公元14世纪，中国古典数学先后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即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时期，并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
与以证明定理为中心的希腊古典数学不同，中国古代数学是以创造算法特别是各种解方程的算法为主线。从线性方程组到高次多项式方程，乃至不定方程，中国古代数学家创造了一系列先进的算法(中国数学家称之为“术”)，他们用这些算法去求解相应类型的代数方程，从而解决导致这些方程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和实际问题。特别是，几何问题也归结为代数方程，然后用程式化的算法来求解。因此，中国古代数学具有明显的算法化、机械化的特征。以下择要举例说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这种特征。
1.1 线性方程组与“方程术”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九章算术》(约公元前2世纪)卷8的“方程术”，是解线性方程组的算法。以该卷第1题为例，用现代符号表述，该问题相当于解一个三元一次方程组：
3x+2y+z＝39
2x+3y+z＝34
x+2y+3z＝26
《九章》没有表示未知数的符号，而是用算筹将x y z的系数和常数项排列成一个(长)方阵：
1 2 3
2 3 2
3 1 1
26 34 39
“方程术”的关键算法叫“遍乘直除”，在本例中演算程序如下：用右行(x)的系数(3)“遍乘”中行和左行各数，然后从所得结果按行分别“直除”右行，即连续减去右行对应各数，就将中行与左行的系数化为0。反复执行这种“遍乘直除”算法，就可以解出方程。很清楚，《九章算术》方程术的“遍乘直除” 算法，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解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以往西方文献中称之为“高斯消去法”，但近年开始改变称谓,如法国科学院院士、原苏黎世大学数学系主任P.Gabriel教授在他撰写的教科书[4]中就称解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为“张苍法”，张苍相传是《九章算术》的作者之一。
1.2 高次多项式方程与“正负开方术”
《九章算术》卷4中有“开方术”和“开立方术”。《九章算术》中的这些算法后来逐步推广到开更高次方的情形，并且在宋元时代发展为一般高次多项式方程的数值求解。秦九韶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1247年)一书中给出了高次多项式方程数值解的完整算法，即他所称的“正负开方术”。
用现代符号表达，秦九韶“正负开方术”的思路如下：对任意给定的方程
f(x)=a0xn+a1xn-1+……+an-2x2+an-1x+an=0 (1)
其中a0≠0，an<0,要求(1)式的一个正根。秦九韶先估计根的最高位数字，连同其位数一起称为“首商”，记作c，则根x＝c+h，代入(1)得
f(c+h)=a0(c+h)n+a1(c+h)n-1+……+an-1(c+h)+an=0
按h的幂次合并同类项即得到关于h的方程:
f(h)=a0hn+a1hn-1+……+an-1h+an=0 (2)
于是又可估计满足新方程(2)的根的最高位数字。如此进行下去，若得到某个新方程的常数项为0，则求得的根是有理数；否则上述过程可继续下去，按所需精度求得根的近似值。
如果从原方程(1)的系数a0,a1，…,an及估值c求出新方程(2)的系数a0,a1，…,an的算法是需要反复迭代使用的，秦九韶给出了一个规格化的程序，我们可称之为“秦九韶程序”， 他在《数书九章》中用这一算法去解决各种可以归结为代数方程的实际问题，其中涉及的方程最高次数达到10次，秦九韶解这些问题的算法整齐划一，步骤分明，堪称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的典范。
1.3 多元高次方程组与“四元术”
绝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线性方程组或一个未知量的多项式方程来求解。实际上，可以说更大量的实际问题如果能化为代数方程求解的话，出现的将是含有多个未知量的高次方程组。
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即使在今天也绝非易事。历史上最早对多元高次方程组作出系统处理的是中国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朱世杰的《四元玉鉴》(1303年)一书中涉及的高次方程达到了4个未知数。朱世杰用“四元术”来解这些方程。“四元术”首先是以“天”、“地”、“人”、“物”来表示不同的未知数，同时建立起方程式，然后用顺序消元的一般方法解出方程。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创造了多种消元程序。
通过《四元玉鉴》中的具体例子可以清晰地了解朱世杰“四元术”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例子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几何问题导出的。这种将几何问题转化为代数方程并用某种统一的算法求解的例子，在宋元数学著作中比比皆是，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几何代数化和机械化的倾向。
1.4 一次同余方程组与“中国剩余定理”
中国古代数学家出于历法计算的需要，很早就开始研究形如：
X≡Ri (mod ai) i=1,2,...,n (1)
(其中ai 是两两互素的整数)的一次同余方程组求解问题。公元4世纪的《孙子算经》中已有相当于求解下列一次同余组的著名的“孙子问题”：
X≡2(mod3) ≡3(mod5) ≡2(mod7)
《孙子算经》作者给出的解法，引导了宋代秦九韶求解一次同余组的一般算法——“大衍求一术”。现代文献中通常把这种一般算法称为“中国剩余定理”。
1.5 插值法与“招差术”
插值算法在微积分的酝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国，早从东汉时期起，学者们就惯用插值法来推算日月五星的运动。起初是简单的一次内插法，隋唐时期出现二次插值法(如一行《大衍历》，727年)。由于天体运动的加速度也不均匀，二次插值仍不够精密。随着历法的进步，到了宋元时代，便产生了三次内插法(郭守敬《授时历》，1280年)。在此基础上，数学家朱世杰更创造出一般高次内插公式，即他所说的“招差术”。 朱世杰的公式相当于
f(n)=n△+ n(n 1)△2+ n(n 1)(n 2)△3
+ n(n 1)(n 2)(n 3)△4+……
这是一项很突出的成就。
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中国古代数学家的所有算法，但仅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到，古代与中世纪中国数学家创造的算法，有许多即使按现代标准衡量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算法所表达的数学真理，有的在欧洲直到18世纪以后依赖近代数学工具才重新获得(如前面提到的高次代数方程数值求解的秦九韶程序，与1819年英国数学家W. 霍纳重新导出的“霍纳算法”基本一致；多元高次方程组的系统研究在欧洲也要到18世纪末才开始在E. 别朱等人的著作中出现；解一次同余组的剩余定理则由欧拉与高斯分别独立重新获得；至于朱世杰的高次内插公式，实质上已与现在通用的牛顿-格列高里公式相一致)。这些算法的结构，其复杂程度也是惊人的。如对秦九韶“大衍求一术”和“正负开方术”的分析表明，这些算法的计算程序，包含了现代计算机语言中构造非平易算法的基本要素与基本结构。这类复杂的算法，很难再仅仅被看作是简单的经验法则了，而是高度的概括思维能力的产物，这种能力与欧几里得几何的演绎思维风格截然不同，但却在数学的发展中起着完全可与之相媲美的作用。事实上，古代中国算法的繁荣，同时也孕育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概念，显示了算法化思维在数学进化中的创造意义和动力功能。以下亦举几例。
1..6 负数的引进
《九章算术》“方程术”的消元程序，在方程系数相减时会出现较小数减较大数的情况，正是在这里，《九章算术》的作者们引进了负数，并给出了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即“正负术”。
对负数的认识是人类数系扩充的重大步骤。公元7世纪印度数学家也开始使用负数，但负数的认识在欧洲却进展缓慢，甚至到16世纪，韦达的著作还回避负数。
1.7 无理数的发现
中国古代数学家在开方运算中接触到了无理数。《九章算术》开方术中指出了存在有开不尽的情形：“若开方不尽者，为不可开”，《九章算术》的作者们给这种不尽根数起了一个专门名词——“面”。“面”，就是无理数。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正方形的对角线不是有理数时惊慌失措的表现相比，中国古代数学家却是相对自然地接受了那些“开不尽”的无理数，这也许应归功于他们早就习惯使用的十进位制，这种十进位制使他们能够有效地计算“不尽根数”的近似值。为《九章算术》作注的三国时代数学家刘徽就在“开方术”注中明确提出了用十进制小数任意逼近不尽根数的方法，他称之为“求微数法”，并指出在开方过程中，“其一退以十为步，其再退以百为步，退之弥下，其分弥细，则……虽有所弃之数，不足言之也”。
十进位值记数制是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法国大数学家拉普拉斯曾盛赞十进位值制的发明，认为它“使得我们的算术系统在所有有用的创造中成为第一流的”。中国古代数学家正是在严格遵循十进位制的筹算系统基础上，建立起了富有算法化特色的东方数学大厦。
1..8 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
从前面关于高次方程数值求解算法(秦九韶程序)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开方术是以 c+h n的二项展开为基础的，这就引导了二项系数表的发现。南宋数学家杨辉著《详解九章算法》(1261年)中，载有一张所谓“开方作法本源图”，实际就是一张二项系数表。这张图摘自公元1050年左右北宋数学家贾宪的一部著作。“开方作法本源图”现在就叫“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二项系数表在西方则叫“帕斯卡三角” 1654年 。
1.9 走向符号代数
解方程的数学活动，必然引起人们对方程表达形式的思考。在这方面，以解方程擅长的中国古代数学家们很自然也是走在了前列。在宋元时期的数学著作中，已出现了用特定的汉字作为未知数符号并进而建立方程的系统努力。这就是以李冶为代表的“天元术”和以朱世杰为代表的“四元术”。所谓“天元术”，首先是“立天元一为某某”，这相当于“设为某某”，“天元一”就表示未知数，然后在筹算盘上布列“天元式”，即一元方程式。该方法被推广到多个未知数情形，就是前面提到的朱世杰的“四元术”。因此，用天元术和四元术列方程的方法，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已相类似。
符号化是近世代数的标志之一。中国宋元数学家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天元术”和“四元术”，是以创造算法特别是解方程的算法为主线的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高峰 。
2 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数学发展的贡献
数学的发展包括了两大主要活动：证明定理和创造算法。定理证明是希腊人首倡，后构成数学发展中演绎倾向的脊梁；算法创造昌盛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印度，形成了数学发展中强烈的算法倾向。统观数学的历史将会发现，数学的发展并非总是演绎倾向独占鳌头。在数学史上，算法倾向与演绎倾向总是交替地取得主导地位。古代巴比伦和埃及式的原始算法时期，被希腊式的演绎几何所接替，而在中世纪，希腊数学衰落下去，算法倾向在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度繁荣起来；东方数学在文艺复兴前夕通过阿拉伯传播到欧洲，对近代数学兴起产生了深刻影响。事实上，作为近代数学诞生标志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从思想方法的渊源看都不能说是演绎倾向而是算法倾向的产物。
从微积分的历史可以知道，微积分的产生是寻找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普遍算法的结果 6 。这些问题包括：决定物体的瞬时速度、求极大值与极小值、求曲线的切线、求物体的重心及引力、面积与体积计算等。从16世纪中开始的100多年间，许多大数学家都致力于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特殊算法。牛顿与莱布尼兹的功绩是在于将这些特殊的算法统一成两类基本运算——微分与积分，并进一步指出了它们的互逆关系。无论是牛顿的先驱者还是牛顿本人，他们所使用的算法都是不严格的，都没有完整的演绎推导。牛顿的流数术在逻辑上的瑕疵更是众所周知。对当时的学者来说，首要的是找到行之有效的算法，而不是算法的证明。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18世纪。18世纪的数学家也往往不管微积分基础的困难而大胆前进。如泰勒公式，欧拉、伯努利甚至19世纪初傅里叶所发现的三角展开等，都是在很长时期内缺乏严格的证明。正如冯·诺伊曼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数学家会把这一时期的发展看作是异端邪道；这个时期产生的数学成果被公认为第一流的。并且反过来，如果当时的数学家一定要在有了严密的演绎证明之后才承认新算法的合理性，那就不会有今天的微积分和整个分析大厦了。
现在再来看一看更早的解析几何的诞生。通常认为，笛卡儿发明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是用代数方法来解几何问题。这同欧氏演绎方法已经大相径庭了。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去阅读笛卡儿的原著，就会发现贯穿于其中的彻底的算法精神。《几何学》开宗明义就宣称：“我将毫不犹豫地在几何学中引进算术的术语，以便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众所周知，笛卡儿的《几何学》是他的哲学著作《方法论》的附录。笛卡儿在他另一部生前未正式发表的哲学著作《指导思维的法则》(简称《法则》)中曾强烈批判了传统的主要是希腊的研究方法，认为古希腊人的演绎推理只能用来证明已经知道的事物，“却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未知的事情”。因此他提出“需要一种发现真理的方法”，并称之为“通用数学”(mathesis universakis)。笛卡儿在《法则》中描述了这种通用数学的蓝图，他提出的大胆计划，概而言之就是要将一切科学问题转化为求解代数方程的数学问题：
任何问题→数学问题→代数问题→方程求解而笛卡儿的《几何学》，正是他上述方案的一个具体实施和示范，解析几何在整个方案中扮演着重要的工具作用，它将一切几何问题化为代数问题，这些代数问题则可以用一种简单的、几乎自动的或者毋宁说是机械的方法去解决。这与上面介绍的古代中国数学家解决问题的路线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从文艺复兴到17世纪近代数学兴起的大潮中，回响着东方数学特别是中国数学的韵律。整个17—18世纪应该看成是寻求无穷小算法的英雄年代，尽管这一时期的无穷小算法与中世纪算法相比有质的飞跃。而从19世纪特别是70年代直到20世纪中，演绎倾向又重新在比希腊几何高得多的水准上占据了优势。因此，数学的发展呈现出算法创造与演绎证明两大主流交替繁荣、螺旋式上升过程：
演绎传统——定理证明活动
算法传统——算法创造活动
中国古代数学家对算法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毋容置疑的巨大贡献。
我们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传统，并不意味中国古代数学中没有演绎倾向。事实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数学家的工作中，已出现具有相当深度的论证思想。如赵爽勾股定理证明、刘徽“阳马” 一种长方锥体 体积证明、祖冲之父子对球体积公式的推导等等，均可与古希腊数学家相应的工作媲美。赵爽勾股定理证明示意图“弦图”原型，已被采用作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会标。令人迷惑的是，这种论证倾向随着南北朝的结束，可以说是戛然而止。囿于篇幅和本文重点，对这方面的内容这里不能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参考文献 3 。
3 古为今用，创新发展
到了20世纪，至少从中叶开始，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对数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并孕育出孤立子理论、混沌动力学、四色定理证明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借助计算机及有效的算法猜测发现新事实、归纳证明新定理乃至进行更一般的自动推理……，这一切可以说已揭开了数学史上一个新的算法繁荣时代的伟大序幕。科学界敏锐的有识之士纷纷预见到数学发展的这一趋势。在我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教授就亲自领导建立了计算机研制组，为我国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吴文俊教授更是从70年代中开始，毅然由原先从事的拓扑学领域转向定理机器证明的研究，并开创了现代数学的崭新领域——数学机械化。被国际上誉为“吴方法”的数学机械化方法已使中国在数学机械化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而正如吴文俊教授本人所说：“几何定理证明的机械化问题，从思维到方法，至少在宋元时代就有蛛丝马迹可寻，”他的工作“主要是受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吴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精髓的发扬光大。
计算机影响下算法倾向的增长，自然也引起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中算法传统的兴趣。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D.E.Knuth就呼吁人们关注古代中国和印度的算法 5 。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的来说还亟待加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包括数学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的，而阿拉伯地区是这种文化传播的重要中转站。现存有些阿拉伯数学与天文著作中包含有一定的中国数学与天文学知识，如著名的阿尔·卡西《算术之钥》一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数学问题显示出直接或间接的中国来源，而根据阿尔·卡西本人记述，他所工作的天文台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学者。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中心论”特别是“希腊中心论”的影响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有关资料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掘。正是为了充分揭示东方数学与欧洲数学复兴的关系，吴文俊教授特意从他荣获的国家最高科学奖中拨出专款成立了“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鼓励支持年轻学者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是具有深远意义之举。
研究科学的历史，其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从历史的发展中获得借鉴和汲取教益，促进现实的科学研究，通俗地说就是“古为今用”。吴文俊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假如你对数学的历史发展，对一个领域的发生和发展，对一个理论的兴旺和衰落，对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对一种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影响等这许多历史因素都弄清了，我想，对数学就会了解得更多，对数学的现状就会知道得更清楚、更深刻，还可以对数学的未来起一种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可以知道数学究竟应该按怎样的方向发展可以收到最大的效益”。数学机械化理论的创立，正是这种古为今用原则的硕果。我国科学技术的伟大复兴，呼唤着更多这样既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有鲜明时代气息的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1 吴文俊. 数学的机械化.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3.
2 钱宝琮. 中国数学史.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66.
3 李文林. 数学史概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 Gabriel P. Matrizen,Geometry, Linear Algebra.
Basel, Boston, Berlin:Birkhaeuser, 1996.
5 Knuth D E. Ancient Babylonian Algorithms.
Communication of the ACM, 1972, 15(7).
6 Rybnikov K A. On the Role of Algorithms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Aanlysis. Actes du Ⅷ
Congres International d'Historie des Sciences, vol.
Ⅰ.Firenze &Paris, 1958.
The Devekopment and Infkuence of Chinese Ckassic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tradition in China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tim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lgorithmic and mechanical characters of Chinese classic mathematics and i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wards so-called main lin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mathematics. Author emphas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understanding those characters to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of mathematics.
Keywords Chinese classic mathematics, development
Li Wenlin
(Academy of Mathematics and Systems Science, CAS, 100080 Beijing)
李文林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42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毕业后长期在数学研究所工作，曾任数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数学会秘书长。曾先后应邀赴英国剑桥大学、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印度新德里大学等访问讲学。研究领域为偏微分方程论和数学史，已发表论文60余篇，著作5部，译著5部。
麻木媚外自卑成风，自卑自贱自虐自打嘴巴，自近代来民族自卑自我作践，媚强欺弱处处横行
中国醒来吧
对负数的认识是人类数系扩充的重大步骤。公元7世纪印度数学家也开始使用负数，但负数的认识在欧洲却进展缓慢，甚至到16世纪，韦达的著作还回避负数。
1.7 无理数的发现
中国古代数学家在开方运算中接触到了无理数。《九章算术》开方术中指出了存在有开不尽的情形：“若开方不尽者，为不可开”，《九章算术》的作者们给这种不尽根数起了一个专门名词——“面”。“面”，就是无理数。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正方形的对角线不是有理数时惊慌失措的表现相比，中国古代数学家却是相对自然地接受了那些“开不尽”的无理数，这也许应归功于他们早就习惯使用的十进位制，这种十进位制使他们能够有效地计算“不尽根数”的近似值。为《九章算术》作注的三国时代数学家刘徽就在“开方术”注中明确提出了用十进制小数任意逼近不尽根数的方法，他称之为“求微数法”，并指出在开方过程中，“其一退以十为步，其再退以百为步，退之弥下，其分弥细，则……虽有所弃之数，不足言之也”。
十进位值记数制是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法国大数学家拉普拉斯曾盛赞十进位值制的发明，认为它“使得我们的算术系统在所有有用的创造中成为第一流的”。中国古代数学家正是在严格遵循十进位制的筹算系统基础上，建立起了富有算法化特色的东方数学大厦。
1..8 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
从前面关于高次方程数值求解算法(秦九韶程序)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开方术是以 c+h n的二项展开为基础的，这就引导了二项系数表的发现。南宋数学家杨辉著《详解九章算法》(1261年)中，载有一张所谓“开方作法本源图”，实际就是一张二项系数表。这张图摘自公元1050年左右北宋数学家贾宪的一部著作。“开方作法本源图”现在就叫“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二项系数表在西方则叫“帕斯卡三角” 1654年 。
1.9 走向符号代数
解方程的数学活动，必然引起人们对方程表达形式的思考。在这方面，以解方程擅长的中国古代数学家们很自然也是走在了前列。在宋元时期的数学著作中，已出现了用特定的汉字作为未知数符号并进而建立方程的系统努力。这就是以李冶为代表的“天元术”和以朱世杰为代表的“四元术”。所谓“天元术”，首先是“立天元一为某某”，这相当于“设为某某”，“天元一”就表示未知数，然后在筹算盘上布列“天元式”，即一元方程式。该方法被推广到多个未知数情形，就是前面提到的朱世杰的“四元术”。因此，用天元术和四元术列方程的方法，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已相类似。
符号化是近世代数的标志之一。中国宋元数学家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天元术”和“四元术”，是以创造算法特别是解方程的算法为主线的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高峰 。
2 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数学发展的贡献
数学的发展包括了两大主要活动：证明定理和创造算法。定理证明是希腊人首倡，后构成数学发展中演绎倾向的脊梁；算法创造昌盛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印度，形成了数学发展中强烈的算法倾向。统观数学的历史将会发现，数学的发展并非总是演绎倾向独占鳌头。在数学史上，算法倾向与演绎倾向总是交替地取得主导地位。古代巴比伦和埃及式的原始算法时期，被希腊式的演绎几何所接替，而在中世纪，希腊数学衰落下去，算法倾向在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度繁荣起来；东方数学在文艺复兴前夕通过阿拉伯传播到欧洲，对近代数学兴起产生了深刻影响。事实上，作为近代数学诞生标志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从思想方法的渊源看都不能说是演绎倾向而是算法倾向的产物。
从微积分的历史可以知道，微积分的产生是寻找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普遍算法的结果 6 。这些问题包括：决定物体的瞬时速度、求极大值与极小值、求曲线的切线、求物体的重心及引力、面积与体积计算等。从16世纪中开始的100多年间，许多大数学家都致力于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特殊算法。牛顿与莱布尼兹的功绩是在于将这些特殊的算法统一成两类基本运算——微分与积分，并进一步指出了它们的互逆关系。无论是牛顿的先驱者还是牛顿本人，他们所使用的算法都是不严格的，都没有完整的演绎推导。牛顿的流数术在逻辑上的瑕疵更是众所周知。对当时的学者来说，首要的是找到行之有效的算法，而不是算法的证明。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18世纪。18世纪的数学家也往往不管微积分基础的困难而大胆前进。如泰勒公式，欧拉、伯努利甚至19世纪初傅里叶所发现的三角展开等，都是在很长时期内缺乏严格的证明。正如冯·诺伊曼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数学家会把这一时期的发展看作是异端邪道；这个时期产生的数学成果被公认为第一流的。并且反过来，如果当时的数学家一定要在有了严密的演绎证明之后才承认新算法的合理性，那就不会有今天的微积分和整个分析大厦了。
现在再来看一看更早的解析几何的诞生。通常认为，笛卡儿发明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是用代数方法来解几何问题。这同欧氏演绎方法已经大相径庭了。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去阅读笛卡儿的原著，就会发现贯穿于其中的彻底的算法精神。《几何学》开宗明义就宣称：“我将毫不犹豫地在几何学中引进算术的术语，以便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众所周知，笛卡儿的《几何学》是他的哲学著作《方法论》的附录。笛卡儿在他另一部生前未正式发表的哲学著作《指导思维的法则》(简称《法则》)中曾强烈批判了传统的主要是希腊的研究方法，认为古希腊人的演绎推理只能用来证明已经知道的事物，“却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未知的事情”。因此他提出“需要一种发现真理的方法”，并称之为“通用数学”(mathesis universakis)。笛卡儿在《法则》中描述了这种通用数学的蓝图，他提出的大胆计划，概而言之就是要将一切科学问题转化为求解代数方程的数学问题：
任何问题→数学问题→代数问题→方程求解而笛卡儿的《几何学》，正是他上述方案的一个具体实施和示范，解析几何在整个方案中扮演着重要的工具作用，它将一切几何问题化为代数问题，这些代数问题则可以用一种简单的、几乎自动的或者毋宁说是机械的方法去解决。这与上面介绍的古代中国数学家解决问题的路线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从文艺复兴到17世纪近代数学兴起的大潮中，回响着东方数学特别是中国数学的韵律。整个17—18世纪应该看成是寻求无穷小算法的英雄年代，尽管这一时期的无穷小算法与中世纪算法相比有质的飞跃。而从19世纪特别是70年代直到20世纪中，演绎倾向又重新在比希腊几何高得多的水准上占据了优势。因此，数学的发展呈现出算法创造与演绎证明两大主流交替繁荣、螺旋式上升过程：
演绎传统——定理证明活动
算法传统——算法创造活动
中国古代数学家对算法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毋容置疑的巨大贡献。
我们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传统，并不意味中国古代数学中没有演绎倾向。事实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数学家的工作中，已出现具有相当深度的论证思想。如赵爽勾股定理证明、刘徽“阳马” 一种长方锥体 体积证明、祖冲之父子对球体积公式的推导等等，均可与古希腊数学家相应的工作媲美。赵爽勾股定理证明示意图“弦图”原型，已被采用作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会标。令人迷惑的是，这种论证倾向随着南北朝的结束，可以说是戛然而止。囿于篇幅和本文重点，对这方面的内容这里不能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参考文献 3 。
3 古为今用，创新发展
到了20世纪，至少从中叶开始，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对数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并孕育出孤立子理论、混沌动力学、四色定理证明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借助计算机及有效的算法猜测发现新事实、归纳证明新定理乃至进行更一般的自动推理……，这一切可以说已揭开了数学史上一个新的算法繁荣时代的伟大序幕。科学界敏锐的有识之士纷纷预见到数学发展的这一趋势。在我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教授就亲自领导建立了计算机研制组，为我国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吴文俊教授更是从70年代中开始，毅然由原先从事的拓扑学领域转向定理机器证明的研究，并开创了现代数学的崭新领域——数学机械化。被国际上誉为“吴方法”的数学机械化方法已使中国在数学机械化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而正如吴文俊教授本人所说：“几何定理证明的机械化问题，从思维到方法，至少在宋元时代就有蛛丝马迹可寻，”他的工作“主要是受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吴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精髓的发扬光大。
计算机影响下算法倾向的增长，自然也引起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中算法传统的兴趣。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D.E.Knuth就呼吁人们关注古代中国和印度的算法 5 。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的来说还亟待加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包括数学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的，而阿拉伯地区是这种文化传播的重要中转站。现存有些阿拉伯数学与天文著作中包含有一定的中国数学与天文学知识，如著名的阿尔·卡西《算术之钥》一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数学问题显示出直接或间接的中国来源，而根据阿尔·卡西本人记述，他所工作的天文台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学者。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中心论”特别是“希腊中心论”的影响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有关资料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掘。正是为了充分揭示东方数学与欧洲数学复兴的关系，吴文俊教授特意从他荣获的国家最高科学奖中拨出专款成立了“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鼓励支持年轻学者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是具有深远意义之举。
研究科学的历史，其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从历史的发展中获得借鉴和汲取教益，促进现实的科学研究，通俗地说就是“古为今用”。吴文俊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假如你对数学的历史发展，对一个领域的发生和发展，对一个理论的兴旺和衰落，对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对一种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影响等这许多历史因素都弄清了，我想，对数学就会了解得更多，对数学的现状就会知道得更清楚、更深刻，还可以对数学的未来起一种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可以知道数学究竟应该按怎样的方向发展可以收到最大的效益”。数学机械化理论的创立，正是这种古为今用原则的硕果。我国科学技术的伟大复兴，呼唤着更多这样既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有鲜明时代气息的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1 吴文俊. 数学的机械化.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3.
2 钱宝琮. 中国数学史.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66.
3 李文林. 数学史概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 Gabriel P. Matrizen,Geometry, Linear Algebra.
Basel, Boston, Berlin:Birkhaeuser, 1996.
5 Knuth D E. Ancient Babylonian Algorithms.
Communication of the ACM, 1972, 15(7).
6 Rybnikov K A. On the Role of Algorithms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Aanlysis. Actes du Ⅷ
Congres International d'Historie des Sciences, vol.
Ⅰ.Firenze &Paris, 1958.
The Devekopment and Infkuence of Chinese Ckassic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tradition in China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tim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lgorithmic and mechanical characters of Chinese classic mathematics and i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wards so-called main lin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mathematics. Author emphas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understanding those characters to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of mathematics.
Keywords Chinese classic mathematics, development
Li Wenlin
(Academy of Mathematics and Systems Science, CAS, 100080 Beijing)
李文林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42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毕业后长期在数学研究所工作，曾任数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数学会秘书长。曾先后应邀赴英国剑桥大学、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印度新德里大学等访问讲学。研究领域为偏微分方程论和数学史，已发表论文60余篇，著作5部，译著5部。
这一系列人类大发现的成就，因《古地图密码》一书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坍塌下来。《古地图密码》挑战了人类近代史，颠覆了世人公认的地理大发现史，并傲然宣称“中国人早在1418年之前就航遍了世界”。
《大明混一图》、《天下诸番识贡图》摩本、《费纳乌斯世界图》……一幅幅泛黄的古地图，如历史教科书。图中充满韵律的山河埋藏的是我们因固有知识造成的盲点而或许被遮蔽的历史。
近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400多年前绘制的一幅地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展出。熟悉的历史因人类不断的探索发现而变得陌生甚至未知。甚至仅凭一项发现也无法作为重读历史的铁证。因为利玛窦也有可能——“忽悠”了中国。
“忽悠”了谁
明朝以后的中国人
刘钢的《古地图密码》说，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后，终于进入了明朝宫廷——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于是，利玛窦用他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误导了中国。更严格地说，是误导了那以后的中国人，直到现在。我们很多教科书上，包括很多着名的专家都说，在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中国人只有“天圆地方”的概念。
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有一些不该利玛窦知道的地理信息，比方说北美洲的哈德逊湾、白令海峡。其实，这份地图上暴露出的中国古代地理知识还有很多，在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对于巴西有一段文字注释：“伯西儿（巴西旧译名），即中国所谓苏木也……”巴西在地球的那一边，属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范畴。既然史书和专家认定利玛窦之前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怎么可能有中国以前将巴西称为“苏木”一说？当然，从欧洲人“发现”美洲，到利玛窦来到中国，中间隔了百年左右，这期间可能有其他方式，让中国人在利玛窦之前知道了巴西。但是，首先，它至少否定了“利玛窦之前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这种教科书上的说法。其次，即便是中国人在哥伦布以后、利玛窦之前知道了巴西，那时候的中国人对于巴西的称呼，也应该符合西方人的称呼才对，为何会有“苏木”这样一个奇特的称呼？第三，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那些根本不该他知道的地理信息，又做何解释？
中国人真的原先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吗？近一点说，比利玛窦早几百年，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美洲的时候，元朝史书记载，有一个来自阿拉伯的人，向元朝进贡了一个地球仪。而且，史书记载，这个地球仪上，水域和大陆的比例约7∶3，与今天我们对地球的了解差不多。难道到了明朝，中国人集体失忆了？远一点说，早在汉朝，张衡就有这样的文字：“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张衡以蛋壳和蛋黄来比喻天和地的关系，很明显，在张衡那时候，中国人就知道地球是圆的。
回教诞生后不久，在中亚形成了强大的回教国家。回教帝国建立后不久，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唐朝。今天我们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唐朝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唐朝通过陆路、海路，与阿拉伯世界有着广泛的接触。阿拉伯帝国建立后不久，一部分回教徒经北非到达了西班牙，并在西班牙实行了几百年的统治，使得西班牙成为当时欧洲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回教徒有一个传统，都要到麦加朝圣，因此，阿拉伯帝国对于大西洋和欧洲应该是了解得很清楚的。郑和是穆斯林，郑和的爷爷和父亲都去过麦加朝圣，他们从那里得知关于欧洲和大西洋的地理知识一点也不奇怪。而且，史书记载，阿拉伯人知道地球是圆的。因此，即便中国人忘了张衡的文字，从回教那里知道地球是圆的，也几乎是必然的。
欧洲教科书上对于苏伊士运河，一般是这样记载：法国人开通了苏伊士运河，沟通了印度洋和地中海，后来英国人占据了苏伊士运河，后来埃及要收回运河，英国、法国差点对埃及动武，因为美国不支持，日薄西山的英法只好作罢。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埃及人自己开通苏伊士运河的历史超过2000年，法国人开凿的现代苏伊士运河不过是部分恢复了古苏伊士运河的故道。而且，唐朝中前期，在回教的统治下，苏伊士运河还是能通航的，也就是说，唐朝时期前往中亚、西亚的中国海船，完全有可能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出地中海进入大西洋。因此，当时的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的了解和认识，比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要多得多。
谁在“忽悠”
西方传教士不说“知识产权”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为何要误导中国？西方殖民者为了保证自己的“地理大发现”永垂史册，保证他们的“发现权”不受到任何挑战，就必须藏匿、销毁其他人在他们之前“发现”世界的证据。当这些证据在西方国家，他们只要自己藏起来就可以了。如果这些证据在其他国家，比方说中国，藏起来的难度就比较大。派人前来打入中国皇宫，获得中国皇帝的信任，误导中国，顺便做点手脚，就是唯一的办法。这种误导包括很多方面。航海技术与天文学有关，还与数学计算有关，因此，在这些领域内误导中国，让中国认为自己的水平很差，从而完全不敢想象郑和的事迹以及郑和以前中国古人的成就，就是一个办法。
于是我们看到，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必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中国重修历法。其实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是很高的，中国古人长期、大量、准确的天文历史记载，如今是全世界天文学家视如珍宝的资料。但是，现在的历史书都这么说：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发现中国的历法很不准，便为中国制定了新历法。至于“新”在哪里？这些历史书都不说，抄来抄去，谁也不解释。但是，这个说法已经固定下来了，仿佛验证了一句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了真理。
关于利玛窦，还有一种言论说，是他向中国传授了欧几里得几何学。我们试想，如果徐光启不懂几何学，他如何能够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学通过利玛窦和徐光启进入中国，其实不过是因为与中国古人是不同的两套数学术语，所以才需要像徐光启这样的大学者通过翻译来沟通、对接。可悲的是，从此之后，全世界所有的领域，在欧洲中心论的强势压迫下，欧洲人的术语、范畴、概念、规则成为唯一，非欧洲的学术术语几乎全部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或者被彻底边缘化。
在利玛窦向明朝皇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后，确实有一些当时的明朝官员对此惊叹，仿佛证明了中国人以前真的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而当时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对于所谓利玛窦带给中国的“新知识”并不认可，比方说徐光启、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指出，中国人早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这些言论都被后人指为是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明朝后期以后的中国历史，话语权已经被欧洲中心论逐渐掌控了。
清国建立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这样一流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于满清还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于是，宫廷里的传教士趁虚而入。康熙的确好学，但是，康熙科技方面的知识都是跟传教士学的，传教士很容易就能让康熙相信，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水平很差。从此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天文等科技知识很差，就变成了定论。这仿佛是古代版的“斩首行动”。站在西方的角度看，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确实功不可没。因为，从此以后，中国人再也不敢想象，古代中国人居然有可能首先完成对地球地理的完整了解。李约瑟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未能改变这个概念。
西方传教士在美洲的贡献是，跟在武装到牙齿的殖民者后面或冲在前面，从精神上消灭当地的“野蛮人”。他们在中国也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还更多一些。除了通过话语权贬低中国人，误导此后几百年的中国人外，他们还肩负着大量窃取中国精神财富的“神圣使命”，那个时候，他们从来不像现在一样说“知识产权”。爱尔兰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在哥伦布之前美洲经常被发现，但这些发现总是秘而不宣。”王尔德说的是西方人为了保证西方的“发现权”，为了保证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永久“正确”，秘而不宣是西方人唯一的办法。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为何要误导中国？前面的文章说到，西方殖民者为了保证自己的“地理大发现”永垂史册，保证他们的“发现权”不受到任何挑战，就必须藏匿、销毁其他人在他们之前“发现”世界的证据。当这些证据在西方国家，他们只要自己藏起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这些证据在其他国家，比方说中国，藏起来的难度就比较大。派人前来打入中国皇宫，获得中国皇帝的信任，误导中国，顺便做点手脚，就是唯一的办法。这种误导包括很多方面。航海技术与天文学有关，还与数学计算有关，因此，在这些领域内误导中国，让中国认为自己的水平很差，从而完全不敢想象郑和的事迹以及郑和以前中国古人的成就，就是一个办法。
于是我们看到，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必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中国重修历法。其实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是很高的，中国古人长期、大量、准确的天文历史记载，如今是全世界天文学家视如珍宝的资料。但是，现在的历史书都这么说：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发现中国的历法很不准，便为中国制定了新历法。至于“新”在哪里？这些历史书都不说，抄来抄去，谁也不解释。但是，这个说法已经固定下来了，彷佛验证了一句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了真理。
前不久看了另一本书现代中国某学者写的书，其中提到元代科学家郭守敬。这本书里说，郭守敬掌握的数学计算方法，也不是中国的，而是从阿拉伯传来的。比方说“0”的概念，比方说“十进制”，比方说“割圆术”。对此我只能说这些学者已经被几百年的误导彻底洗脑了，甚至可以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比方说割圆术，早在郭守敬之前好几百年，祖冲之就用它算出了精确的圆周率。当这位学者说阿拉伯向中国传授数学的时候，阿拉伯数学家计算的圆周率，还没有达到几百年前祖冲之的精度，你说谁的数学水平高？这些被洗脑的专家居然还说“十进制”也是从中国之外传入的，祖冲之算的圆周率3.1415926-3.1415927是什么进制？中国历史上的古书中，十、百、千、万这样文字早就存在，它们又是什么进制？中国汉朝的文字中就记载算盘或算珠，北宋的《清明上河图》中还画了一只算盘，它是什么进制？算盘上下算珠都归位的时候，不就是“0”吗？“归零”这个概念本来就来自于中国的了不起的算盘发明。刘钢先生《古地图密码》一书中指出，宋代以前，中国学者就掌握了三次方程运算，南宋的秦九韶已经运用了十次方程，元代的朱世杰则发展到十四次方程。西方学者只在哥伦布航海之后几十年，才掌握了三次方程的求解。那已是中国明朝中后期。但是，就是在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中国古人的数学成就几乎被完全抹杀。其目的像是铲草除根：既然中国古代数学很差，就不可能有先进的航海技术，就不可能有先进的测绘技术，所以，那些标明“新大陆”以及“地理大发现”信息的古地图，就不可能是中国人绘制的，所谓“发现权”当然也就只能属于有“先进”数学理论的欧洲人。
关于利玛窦，还有一种言论说，是他向中国传授了欧几里得几何学。我们试想，如果徐光启不懂几何学，他如何能够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学通过利玛窦和徐光启进入中国，其实不过是与中国古人不同的两套数学术语，所以才需要像徐光启这样的大学者通过翻译来沟通、对接。可悲的是，从此之后，全世界所有的领域，在欧洲中心论的强势压迫下，欧洲人的术语、范畴、概念、规则成为唯一，非欧洲的学术术语几乎全部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或者被彻底边缘化。
在利玛窦向明朝皇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后，确实有一些当时的明朝官员对此惊叹，彷佛证明了中国人以前真的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夸赞利玛窦这份地图的几个明朝官员，在历史上的唯一贡献，好像就是对利玛窦进行赞叹。而当时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对于所谓利玛窦带给中国的“新知识”并不认可，比方说徐光启、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指出，中国人早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这些言论都被后人指为是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民族主义”、“盲目排外”也是西方人强加给中国的一顶帽子。误导就是以真理的化身发表结论性的言论，就是话语权。明朝后期以后的中国历史，话语权已经被欧洲中心论逐渐掌控了，颠倒黑白的事情太多。想要纠正，只有抛弃欧洲中心论，坚持中国本体论，以中国人立场、中国人的视角，重新解释那段历史。
清朝建立后，满清皇族本来文化水平就不高，像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这样一流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于满清还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于是，宫廷里的传教士趁虚而入，满清皇帝们更好骗。康熙的确好学，但是，康熙科技方面的知识都是跟传教士学的，传教士很容易就能让康熙相信，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水平很差。从此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天文等科技知识很差，就变成了定论。这彷佛是古代版的“斩首行动”。站在西方的角度看，以利玛窦汤若望那类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确实功不可没。因为，从此以后，中国人再也不敢想象，古代中国人居然有可能首先完成对地球地理的完整了解。中国科技现在很差，从来都很差，已经变成了定论。李约瑟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未能改变这个概念。几年前我在博客里发了几篇关于“四大发明”的文章，还有人在后面大量跟帖，说李约瑟是学术骗子，只是一个二、三流学者。欧洲中心论为了贬低中国，发表这种言论不奇怪，但是，中国人也跟着批判李约瑟，可见被奴化、被洗脑的程度有多严重。
这些鼓吹谷腾堡发明印刷术者的论调根据西洋印刷史专家钱存训教授介绍有以
下三种[13]：
一、主张欧洲的活字印刷是独立发明，不仅没有受到雕板印刷的影响，更和中
国印刷术没有关系。在他们论述欧洲印刷术起源的著作中，有些作者根本不提中国
印刷发明这一回事。或者提到中国印刷早于欧洲，但强调这二者之间所用的材料和
方法不同，因此认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是独立发明。
十六世纪，意大利作家吉多·潘奇洛里(Guido Panciroli,1523～1590)在《新
发明》一书中说：
活字印刷在中国虽属古已有之，但在门兹(Mentz)所发现的则属于现
代之物[14]。
他虽未说欧洲印刷和中国无关，但指明新旧二者之间的不同。后来以为法国学者安
德烈·布鲁母(Andre Blum)在1935年出版的《造纸和印刷起源》一书中作了比较具
体的说明。他说：
西方印刷术发明的要点并非来自雕板印刷，而是在其创造了采用可熔
性的金属活字。活字制造包括三种要素：刻有凹形字体的字模，用以铸字
的合金，和复制出来有凸字的字凿(活字型)[15]。
因为活字和雕板所用的材料和方法完全不同，所以佣金属制成的活字印刷是一种独
立的发明，及非源自中国雕板。
钱存训教授针对这种观点做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这些西方中心论者们对历史一
无所知，特别活字出现的年代。西方中心论者们不仅对历史一无所知，而且对社会
基本常识都不懂。钱存训教授明确提出：
一种新发明，原理或意念是主要的因素，而材料和方法是次要的。根
据已存在的印刷原理而采用金属代替木料并采用新的方法制造活字，只是
一种改良，不能称为独立的发明。
钱存训教授还指出雕板在欧洲的应用，早于活字至少一百年，在活字通行以后
，还继续共存。如果说谷腾堡对雕板印刷一无所知，这是难以使人相信的。从《谷
腾堡和纸牌印刷的原版》一书中[15]，提到谷腾堡用铜板印刷纸牌，证实谷腾堡精
通雕板印刷技术。
鼓吹谷腾堡发明印刷术的西方中心论者们，确实对历史一无所知。关于中国发
明的印刷术向西传，艾田蒲依据历史文献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提出[16]：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1册《纸和印刷》的序
言中说[17]：
人们很难相信谷腾堡对在他前五个世纪就已在中国大量流行的印版书
一无所知。现在就有一些当时的资料证明他确实知道中国的印刷术的，虽
然他可能不知道在他四个世纪前就成为活字印刷发明人的前辈手工艺者毕
升。
(五)帝国主义造就的欧洲中心论
早在1546年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朱维厄斯(Paulus Jovius,约1483～1553)撰
写了一本《现代史》，书中记载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的途径。他说：
现在那里(广州)有印书的人，用和我们相同的方法印刷历史和礼仪的
书籍，印在很长的纸上，向内折成方形的书页。我曾蒙教皇恩准察看这样
一册书，这是葡萄牙国王连同一头大象一起赠送给教皇的。因而我们可以
很自然地相信，在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以前，这种对学术有无比重要的书籍
就通过西徐亚人(Scythians)和莫斯科人(Moscovites)传到我们这里[18]。
在十三世纪以后，蒙古西征(1235～1242)进入波兰、匈牙利，直挺欧洲中心，
东方和西方接触频繁，中国许多事物经由欧亚大陆传入欧洲。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
。关于中国印刷术西传并对欧洲产生影响，在朱维厄斯时代的史学家皆一公认。如
法国史学家罗阿(Louis Le Roy, 1510～1577)于1575年出版的《世界文化交换的过
程》一书说道：
这是希腊和罗马人所未知而我们现在才知道的这种艺术(印刷)，而厄而曼
人(德国人)却把这一发明归功于他们自己。由于葡萄牙人往来于东方和北
方最远的地方而到达了中国，并从那里把用他们的文字所写和印的书籍带
回，并且说他们在很久以前便已经使用这种印刷的书籍，这使人想起这种
发明是从那个国家经由鞑靼和莫斯科带到德国，以后又传到其他基督教国
家。可是至今还没有获得回教徒的接受，因为他们迷信地认为除了用手抄
写《可兰经》以外，其他的方法都是一种罪[19]。
门多萨(J.G.de Mendoza,1545～1618)于1585年发表的《大中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中写到[20]：
但是中国人认为印刷术首先是他们的国家发明，发明人被尊为圣贤。由此
可见，在他们使用[印本书藉]之后许多年代，才经由俄罗斯和莫斯科传入
德国，而且可以断言其传入途径是经由陆路，但也有可能是经由某些来自
阿拉伯南部(Arabia Felix, 或也门)的商贾而带来了这些书籍。史籍所推
为首创者的约翰·谷腾堡即以这种书籍为其印刷术的最初基础。
门多萨指出，如果说谷登堡是通过俄罗斯才听说中国印刷技术的，那还应该考虑到
另一条路线，即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之间保持的海上贸易之路。
由于他们[中国人]有所根据，这当是事实无疑。因此这种发明是由彼方传
到我地，已极明显，更足使人信服的是他们现有很多书籍印于古代，较之
德国创始印书要早五百年，目前我手头就有一本。而且不论在印度诸邦，
还是在西班牙或意大利，这类书籍也是所在多有。
在整个十六世纪，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许多学者提出欧洲印刷术源于中国。
如：诗人弗朗塞斯科·桑索维诺(Francesco Sansovino,1521～1592)、散文家米歇
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等都反复宣传同一历史事实：
印刷术源自中国并传入欧洲，而一些西方中心论者不顾历史事实把一个模仿中
国印刷术者的谷腾堡宣扬成世界印刷术的发明者，令世人耻笑。为什么西方中心论
者公然篡改历史? 艾田蒲明确的指出这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产物，如他说[21]：
当托马斯·弗兰西斯·卡特于1925年发表他那篇有关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及
其西传的著作的首版时，中国已经饱受了马嘎尔尼大使馆的凌丨辱，被鸦片
战争推向绝境，吸毒，给那位如此道德、如此虔诚的维多利亚女王提供了
极大的兴趣，当时的中国步步妥协，不过是个欧洲的附庸。正因为如此，
卡特与古德里奇才敢寡廉鲜耻，竟在他那部富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里以一句
实在令人惊诧的话作为全书的结论：“迄此，尚无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
表明中国或者高丽的活字印刷术影响了欧洲的活字印刷术”(第242页)!
当时的欧洲帝国主义还是十分强大，差不多是全球的主宰，所以这两位博
学者竟认为约维乌斯的那些说法，如“typographos artifices”(印刷技
术)及“ More nostro”(更多的秘密技术)等，只能取“极为含混的”(
loosely，见244页)含义。更有甚者，他们一方面在其结论的开始部分承
认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之初在西欧传播开来，为封建世界的灭亡和“现代
”世界的诞生作出了贡献：纸、印刷术、火丨药和罗盘(罗盘和磁针)是在中
国发明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批评这个国家“自称在其中起着一定性的
，至少“conspicuous”(明显的)作用”。这两位作者不得不承认，当维丨
吾丨尔族的土耳其人成了中国、波斯、蒙古、俄罗斯的主人时，他们了解了
印刷术，而当蒙古族人扑向波兰、匈牙利和德国时，他们又从那些维丨吾丨尔
族人处得知了印刷术; 两位作者也不否认伯希和在敦煌的众多珍宝中发现
了维丨吾丨尔字，根据这一语言的要求，这些字是拼音式的。同时，他们也不
否认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在埃及发掘出了不少活字版。然而，他们两都想
让我们承认谷登堡----此人诚然是德国人，但也是个欧洲人----是人类最
伟大的天才之一，因为他对当时许多人不可能不知道的东西，且有不少人
都证明了从中国传往德国的东西毫不知晓，独自发明了印刷术。
(六)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与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同出一辙
通过对德国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一事的了解，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欧洲中
心论“者们为了名利不惜否认和篡改历史，装聋卖傻，把已有的印刷技术，声称“
独自发明了印刷术”，令世人啼笑皆非。
其实“欧洲中心论”者们为了名利总是弄虚做假，不仅是印刷术，在其他的领
域中也是如此，把中国已有的发明，转换为他们熟知的语言与符号，就声称“独自
发明”，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就是这样。
莱布尼茨生于1646年，卒于1716年，其所谓发明二进制的最早时间可以确定在
1679年(De Progressione Dyadica)，1703年正式发表在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
1705印刷刊发)，题为“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与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
所用数字的意义”。
莱布尼茨自以为欧洲无人知晓中国太极八卦图，而忘乎所以，宣称独自发明了
二进制。正当莱布尼茨得意之时，四处写书告知友人发明二进制一事，不料被来华
法国传教士白晋在1701年的回函中揭穿，明确指出莱布尼茨所示的二进制与伏羲八
卦图相同。
由于莱布尼茨处于某种虚荣，只有试图依据自己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
极八卦图为理由，争夺二进制的发明优先权，所以他在收到白晋1701年11月4日来
信后的复函(1703年5月18日)中自我声称二十多年前就已发明二进制，把白晋所寄
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示为首次所见。说明在发明
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
指出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相同一事，并非白晋一人，而是一批懂得
中国文化者。如莱布尼茨在1704年5月2日致函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长威特森(N.
Witsen)介绍他的二进制时，威特森和同事，卡泽(C.Caze)就提出这一问题，特别
是卡泽在1704年7月～10月间的回函，所寄的“卫匡国伏羲六十四卦图”(现存莱布
尼茨当案馆，编码：LH XXXV 3B,7 B1.10v)，以示莱布尼茨声称独自发明的二进制
早已在世[22]。德国史学家腾柴尔(Tentzel,W.E.1659～1707)指出安德烈·弥勒(
Andre Muller,1630?～1694)所翻译的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
)的著作，提到伏羲找到了“peculiare scribendi genus,arithmeticam,
contractus et rationaria”，一种在算术、缩减、计数上，特别的书写方式(莱
布尼茨将这段文字引入“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一文)和出示
欧洲较早流传的太极八卦图[23]。
由于莱布尼茨受到当时一批懂得中国文化者们的及时揭露，而感到“独自发
明二进制”是一件羞耻之事，因此，莱布尼茨去世的那一年，即1716年，在“致
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Lettre ?M.de R閙ond sur la
th閛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中终于诚实地说出他剽窃中国太极八卦图的
过程和途径。如他在信的最后一部分说道[24]：
这些鼓吹谷腾堡发明印刷术者的论调根据西洋印刷史专家钱存训教授介绍有以
下三种[13]：
一、主张欧洲的活字印刷是独立发明，不仅没有受到雕板印刷的影响，更和中
国印刷术没有关系。在他们论述欧洲印刷术起源的著作中，有些作者根本不提中国
印刷发明这一回事。或者提到中国印刷早于欧洲，但强调这二者之间所用的材料和
方法不同，因此认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是独立发明。
十六世纪，意大利作家吉多·潘奇洛里(Guido Panciroli,1523～1590)在《新
发明》一书中说：
活字印刷在中国虽属古已有之，但在门兹(Mentz)所发现的则属于现
代之物[14]。
他虽未说欧洲印刷和中国无关，但指明新旧二者之间的不同。后来以为法国学者安
德烈·布鲁母(Andre Blum)在1935年出版的《造纸和印刷起源》一书中作了比较具
体的说明。他说：
西方印刷术发明的要点并非来自雕板印刷，而是在其创造了采用可熔
性的金属活字。活字制造包括三种要素：刻有凹形字体的字模，用以铸字
的合金，和复制出来有凸字的字凿(活字型)[15]。
因为活字和雕板所用的材料和方法完全不同，所以佣金属制成的活字印刷是一种独
立的发明，及非源自中国雕板。
钱存训教授针对这种观点做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这些西方中心论者们对历史一
无所知，特别活字出现的年代。西方中心论者们不仅对历史一无所知，而且对社会
基本常识都不懂。钱存训教授明确提出：
一种新发明，原理或意念是主要的因素，而材料和方法是次要的。根
据已存在的印刷原理而采用金属代替木料并采用新的方法制造活字，只是
一种改良，不能称为独立的发明。
钱存训教授还指出雕板在欧洲的应用，早于活字至少一百年，在活字通行以后
，还继续共存。如果说谷腾堡对雕板印刷一无所知，这是难以使人相信的。从《谷
腾堡和纸牌印刷的原版》一书中[15]，提到谷腾堡用铜板印刷纸牌，证实谷腾堡精
通雕板印刷技术。
鼓吹谷腾堡发明印刷术的西方中心论者们，确实对历史一无所知。关于中国发
明的印刷术向西传，艾田蒲依据历史文献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提出[16]：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1册《纸和印刷》的序
言中说[17]：
人们很难相信谷腾堡对在他前五个世纪就已在中国大量流行的印版书
一无所知。现在就有一些当时的资料证明他确实知道中国的印刷术的，虽
然他可能不知道在他四个世纪前就成为活字印刷发明人的前辈手工艺者毕
升。
(五)帝国主义造就的欧洲中心论
早在1546年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朱维厄斯(Paulus Jovius,约1483～1553)撰
写了一本《现代史》，书中记载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的途径。他说：
现在那里(广州)有印书的人，用和我们相同的方法印刷历史和礼仪的
书籍，印在很长的纸上，向内折成方形的书页。我曾蒙教皇恩准察看这样
一册书，这是葡萄牙国王连同一头大象一起赠送给教皇的。因而我们可以
很自然地相信，在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以前，这种对学术有无比重要的书籍
就通过西徐亚人(Scythians)和莫斯科人(Moscovites)传到我们这里[18]。
在十三世纪以后，蒙古西征(1235～1242)进入波兰、匈牙利，直挺欧洲中心，
东方和西方接触频繁，中国许多事物经由欧亚大陆传入欧洲。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
。关于中国印刷术西传并对欧洲产生影响，在朱维厄斯时代的史学家皆一公认。如
法国史学家罗阿(Louis Le Roy, 1510～1577)于1575年出版的《世界文化交换的过
程》一书说道：
这是希腊和罗马人所未知而我们现在才知道的这种艺术(印刷)，而厄而曼
人(德国人)却把这一发明归功于他们自己。由于葡萄牙人往来于东方和北
方最远的地方而到达了中国，并从那里把用他们的文字所写和印的书籍带
回，并且说他们在很久以前便已经使用这种印刷的书籍，这使人想起这种
发明是从那个国家经由鞑靼和莫斯科带到德国，以后又传到其他基督教国
家。可是至今还没有获得回教徒的接受，因为他们迷信地认为除了用手抄
写《可兰经》以外，其他的方法都是一种罪[19]。
门多萨(J.G.de Mendoza,1545～1618)于1585年发表的《大中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中写到[20]：
但是中国人认为印刷术首先是他们的国家发明，发明人被尊为圣贤。由此
可见，在他们使用[印本书藉]之后许多年代，才经由俄罗斯和莫斯科传入
德国，而且可以断言其传入途径是经由陆路，但也有可能是经由某些来自
阿拉伯南部(Arabia Felix, 或也门)的商贾而带来了这些书籍。史籍所推
为首创者的约翰·谷腾堡即以这种书籍为其印刷术的最初基础。
门多萨指出，如果说谷登堡是通过俄罗斯才听说中国印刷技术的，那还应该考虑到
另一条路线，即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之间保持的海上贸易之路。
由于他们[中国人]有所根据，这当是事实无疑。因此这种发明是由彼方传
到我地，已极明显，更足使人信服的是他们现有很多书籍印于古代，较之
德国创始印书要早五百年，目前我手头就有一本。而且不论在印度诸邦，
还是在西班牙或意大利，这类书籍也是所在多有。
在整个十六世纪，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许多学者提出欧洲印刷术源于中国。
如：诗人弗朗塞斯科·桑索维诺(Francesco Sansovino,1521～1592)、散文家米歇
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等都反复宣传同一历史事实：
印刷术源自中国并传入欧洲，而一些西方中心论者不顾历史事实把一个模仿中
国印刷术者的谷腾堡宣扬成世界印刷术的发明者，令世人耻笑。为什么西方中心论
者公然篡改历史? 艾田蒲明确的指出这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产物，如他说[21]：
当托马斯·弗兰西斯·卡特于1925年发表他那篇有关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及
其西传的著作的首版时，中国已经饱受了马嘎尔尼大使馆的凌丨辱，被鸦片
战争推向绝境，吸毒，给那位如此道德、如此虔诚的维多利亚女王提供了
极大的兴趣，当时的中国步步妥协，不过是个欧洲的附庸。正因为如此，
卡特与古德里奇才敢寡廉鲜耻，竟在他那部富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里以一句
实在令人惊诧的话作为全书的结论：“迄此，尚无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
表明中国或者高丽的活字印刷术影响了欧洲的活字印刷术”(第242页)!
当时的欧洲帝国主义还是十分强大，差不多是全球的主宰，所以这两位博
学者竟认为约维乌斯的那些说法，如“typographos artifices”(印刷技
术)及“ More nostro”(更多的秘密技术)等，只能取“极为含混的”(
loosely，见244页)含义。更有甚者，他们一方面在其结论的开始部分承
认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之初在西欧传播开来，为封建世界的灭亡和“现代
”世界的诞生作出了贡献：纸、印刷术、火丨药和罗盘(罗盘和磁针)是在中
国发明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批评这个国家“自称在其中起着一定性的
，至少“conspicuous”(明显的)作用”。这两位作者不得不承认，当维丨
吾丨尔族的土耳其人成了中国、波斯、蒙古、俄罗斯的主人时，他们了解了
印刷术，而当蒙古族人扑向波兰、匈牙利和德国时，他们又从那些维丨吾丨尔
族人处得知了印刷术; 两位作者也不否认伯希和在敦煌的众多珍宝中发现
了维丨吾丨尔字，根据这一语言的要求，这些字是拼音式的。同时，他们也不
否认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在埃及发掘出了不少活字版。然而，他们两都想
让我们承认谷登堡----此人诚然是德国人，但也是个欧洲人----是人类最
伟大的天才之一，因为他对当时许多人不可能不知道的东西，且有不少人
都证明了从中国传往德国的东西毫不知晓，独自发明了印刷术。
(六)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与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同出一辙
通过对德国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一事的了解，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欧洲中
心论“者们为了名利不惜否认和篡改历史，装聋卖傻，把已有的印刷技术，声称“
独自发明了印刷术”，令世人啼笑皆非。
其实“欧洲中心论”者们为了名利总是弄虚做假，不仅是印刷术，在其他的领
域中也是如此，把中国已有的发明，转换为他们熟知的语言与符号，就声称“独自
发明”，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就是这样。
莱布尼茨生于1646年，卒于1716年，其所谓发明二进制的最早时间可以确定在
1679年(De Progressione Dyadica)，1703年正式发表在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
1705印刷刊发)，题为“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与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
所用数字的意义”。
莱布尼茨自以为欧洲无人知晓中国太极八卦图，而忘乎所以，宣称独自发明了
二进制。正当莱布尼茨得意之时，四处写书告知友人发明二进制一事，不料被来华
法国传教士白晋在1701年的回函中揭穿，明确指出莱布尼茨所示的二进制与伏羲八
卦图相同。
由于莱布尼茨处于某种虚荣，只有试图依据自己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
极八卦图为理由，争夺二进制的发明优先权，所以他在收到白晋1701年11月4日来
信后的复函(1703年5月18日)中自我声称二十多年前就已发明二进制，把白晋所寄
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示为首次所见。说明在发明
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
指出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相同一事，并非白晋一人，而是一批懂得
中国文化者。如莱布尼茨在1704年5月2日致函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长威特森(N.
Witsen)介绍他的二进制时，威特森和同事，卡泽(C.Caze)就提出这一问题，特别
是卡泽在1704年7月～10月间的回函，所寄的“卫匡国伏羲六十四卦图”(现存莱布
尼茨当案馆，编码：LH XXXV 3B,7 B1.10v)，以示莱布尼茨声称独自发明的二进制
早已在世[22]。德国史学家腾柴尔(Tentzel,W.E.1659～1707)指出安德烈·弥勒(
Andre Muller,1630?～1694)所翻译的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
)的著作，提到伏羲找到了“peculiare scribendi genus,arithmeticam,
contractus et rationaria”，一种在算术、缩减、计数上，特别的书写方式(莱
布尼茨将这段文字引入“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一文)和出示
欧洲较早流传的太极八卦图[23]。
由于莱布尼茨受到当时一批懂得中国文化者们的及时揭露，而感到“独自发
明二进制”是一件羞耻之事，因此，莱布尼茨去世的那一年，即1716年，在“致
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Lettre ?M.de R閙ond sur la
th閛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中终于诚实地说出他剽窃中国太极八卦图的
过程和途径。如他在信的最后一部分说道[24]：
由于这种二进制算术虽然在《柏林杂文集》(M闸anges de Berlin)中
有过解释，人们还仍然不大知道，而且它和伏羲的符号的相似也只有在17
05年已故的腾柴尔(Tentzel,W.E.1659～1707)的刊物上谈到，因此我想在
这里解释一下。我认为在这里解释，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因为问题
在于证实古代中国人的学说的价值以及古代中国人远远胜于近代人。在此
之前，我先说说已故的安德烈·弥勒(Andre M黮ler,1630～1694)先生，
他是格莱森哈根(Greiffenhagen)人，柏林的法官，欧洲人，没有出过欧
洲，但对于中国字有最深的造诣，他发表了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
Abdalla Beidavaeus )关于中国所写的著作，并加以注释。这位阿拉伯著
者在那篇著作里提到伏羲找到了“peculiare scribendi genus,
Arithmeticam, contractus et Rationaria”，一种在算术、缩减、计数
上，特别的书写方式，因为他说到了算术，肯定了我对这位古代哲学帝王
的符号的解释，即我认为这些符号是数目字。
古时罗马人曾使用五进制和十进制混合的算术，我们在硬币里还看到
这种残余。我们在阿基米得关于砂子的数目里边看到在他那个时代已经理
解到接近于十进制算术的东西。十进制算术是从阿拉伯来的，它好象是从
西班牙传来的，或者至少是由于著名的热尔贝特(Gerbert)当了教皇名为
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re Ⅱ,999～1003)而为世人所知。这种计算法大
概来源于我们有十个手指。不过，因为这个数目是任意起的，于是发展到
一打和一罗，等等。相反，已故的埃哈德·魏格(Erhard Weigel,1625～
1699)先生采取四个数或四进制(Tetractys)如同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这样一来，按照十进制，我们用0、1、2、3、4、5、6、7、8、9写出一
切数，而魏格先生用四进制即0、1、2、3，写出一切数。比如321，他的意
思是3·4^2＋2·4^1＋1，或者48＋16＋1，即按照一般的说法是65。这就
给我了一个机会，提出一切数都可以用二进制或二重级数的0和1写出。比
如：
1 | 1
10 | 2 10等于2
100 | 4 100等于4
1000 | 8 1000等于8
10000 | 16 等等
100000 | 32
1000000 | 64
等等 | 等等
一切数全可以用如下的方法表示：
0 | 0 1011 | 11 10110 | 22
1 | 1 1100 | 12 10111 | 23
10 | 2 1101 | 13 11000 | 24
11 | 3 1110 | 14 11001 | 25
100 | 4 1111 | 15 11010 | 26
101 | 5 10000 | 16 11011 | 27
110 | 6 10001 | 17 11100 | 28
111 | 7 10010 | 18 11101 | 29
1000 | 8 10011 | 19 11110 | 30
1001 | 9 10100 | 20 11111 | 31
1010 | 10 10101 | 21 100000 | 32
等等 | 等等
(本译文引自庞景仁(1981)[25]，同时参阅Dutens L.(1768)、Loosen R.(1968)法
文版本和Rosemont H.、Cook D.J.(1977)英文版本，文中有所改动)
在这里，莱布尼茨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0与1二进制”来源就是伏羲八卦，
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的西文名字又写成“Abdallah
Beidhawy”，死于1286，是13世纪的著名阿拉伯史学家、法官、古兰经评论家、逻
辑学家，对欧洲文化影响的典型人物[26]。安德烈·弥勒于1678年著有《阿布杜拉
·白达瓦鲁斯中国史》(Abdallae Beidavaei historia Sinensis)[27]。其次，是
魏格的0、1、2、3所组成的四进制。
伏羲八卦图本身就是二进制，由任意两种符号所组成，逢二进一。魏格0、1、
2、3体系为莱布尼茨翻译伏羲八卦图提供了一种表示符号，即“0”与“1”。
(七)小 结
人类每一项成就都是在文化继承的基础上建立的，文化发展具有持续的特性，
它凝聚着前人的智慧。树有根，水有源，那些不顾前人的辛勤劳动，象谷腾堡和莱
布尼茨那样把前人的发明作为独自发明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莱布尼茨毕竟要比谷腾堡诚实，最终能说出了其发明源于中国。
“欧洲中心论”在德国表现十分普遍，可以说不仅仅是谷腾堡为印刷术发明家
和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他们总是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发明，“德国银”(
German Silver)就是第三个实例。
“德国银”是一种不含银的合金，近代工业先进国家普遍使用，欧美对“德国
银”十分熟悉。其实“德国银”就是中国的白铜。中国曾造有三种铜合金，即青铜
、黄铜和白铜。白铜为铜与镍、锌及少量铁的合金，相传始于汉代云南地区。宋代
《春渚纪闻》第十卷所记载的“砒粉可化铜二百为烂银”，就是冶炼白铜的配方。
据刘万航在“德国银是中国发明的”的一文中介绍[28]，白铜可能在汉代就已经传
入大夏国，阿富汗北部，在向西传，也与张塞通使西域有关。近代白铜经东引度输
入欧洲，始于十七世纪早期。法国传教士赫尔德(J.B.du Halde)于1735年出版的《
中丨华帝国全志》介绍了中国白铜，于此同时，欧洲开始仿制，英国剑桥大学华特森
(R.Watson)在《化学评论》中详细说明白铜的性质，他从实验中得知中国白铜至少
含有三种主要金属成分的合金。爱丁堡大学费孚(A.Fyfe)于1822年发表了分析中国
白铜的结果，铜百分之四十点四，镍百分之三十一点六，锌百分之二十五点四及铁
百分之二点六。1823年汤玛逊(E.Thomason)试炼出白铜合金，此研究成果提报皇家
学会，经审核认为非创新发明。而德国为了炼制白铜在1823年公开悬赏，汉林格
(Henninger)兄弟于同年仿制成功。白铜的仿制成功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却是一种发
明，因此白铜自然地冠上“德国银”的标签。
从历史可见莱布尼茨“欧洲中心论”思想的表现是有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根
源的。由于欧洲的殖民霸权，迫使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生。随着新时代的信息革命，
使欧洲中心主义者们所篡改的历史逐步得以纠正。
莱布尼茨与欧洲中心论
[摘要]：本文通过对欧洲中心论所编造的谷腾堡为世界印刷术发明家谎言一案的了
解，可见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与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同出一辙。据历史记载印刷
术最早起源于中国，而欧洲中心主义为了虚荣，不顾历史把十五世纪的谷腾堡说成
是世界印刷术发明者。莱布尼茨二进制也是这样，欧洲中心主义利用掩盖历史的手
段，编造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伏羲八卦图为由，声称莱布尼茨发明
了二进制。其实，这种把已有的中国发明和创作做为欧洲独自新发明这在过去的德
国是常有的事。“德国银”就是谷腾堡发明印刷术、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以外的第
三个实例。从一些实例中可见欧洲中心主义的形成，是欧洲殖民霸权的产物。今天
随着欧洲殖民的消失，也使欧洲中心主义现了原形。
[关键词]：莱布尼茨、谷腾堡、印刷术、欧洲中心论、德国银。
(一)引 言
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考证，证明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一事上是很不诚实的
，具有剽窃的行为。人并非生而知之，人类的任何一项发明创造，均在文化继承的
基础上形成的。在一项发明中，对一位诚实的发明者，应该是向世人清楚地交代出
，哪些是已有的发明，哪些是自己的发明。
莱布尼茨在1716年以前是很不明智的，他试图通过隐瞒已有二进制——太极八
卦的发明，获得二进制发明者的名利。特别是当在中国传教的法国传教士白晋(J.
Bouvet)于1701年11月4日致函莱布尼茨指出他所发明的二进制与中国太极八卦图相
同，并出示已有发明的证据---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Segnegetion table)和伏羲六
十四卦方位图(Squane and Cinculan Annangement)时，莱布尼茨的这种表现尤为
突出。
在白晋出示的证据下，莱布尼茨不得不承认他所发明的二进制与中国太极八卦
图相同，而赞颂中国文化的创始者伏羲。由于莱布尼茨处于某种虚荣，只有试图依
据自己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为理由，争夺二进制的发明优先权。
如他在收到白晋1701年11月4日来信后的复函(1703年5月18日)中自我声称二十多年
前就已发明二进制，说明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他说[1]：
再如，莱布尼茨大约于1707年12月15日给布尔盖(D.Bourguet)信中干脆就说“
当初我创立二进制算术的原则时，对《易经》中的八卦是根本不知道的”。如原文
所示[2]：
然而，历史文献证明了莱布尼茨说了荒话。早在1666～1667年，莱布尼茨在纽
伦堡学习时已开始接触到中国古典哲学。 他所看到的斯比塞尔(Gottlied Spizel)
所编著出版的《中国文史评析》(De re litteraria Sinensium commentarius)一
书中就已详细完整的介绍了他的所谓二进制发明。
(二)谷腾堡为世界印刷术发明家（限于篇幅超过2万字删除部分——拾梦）
为什么一位如此伟大的西方科学家莱布尼茨为了虚荣名利表现出有损学术研究
形象的行为? 这可能是象法国史学家艾田蒲(Rene Etiemble,1909-?)指责德国“欧
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又一杰作。
艾田蒲指责德国“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杰作，是谷腾堡(John Gutenberg)
为印刷术发明家。他在《中国之欧洲》(L' Europe Chinoise)一书前言题目中就写
到：“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杰作：谷登堡为印刷术发明家”[3]。
据艾田蒲介绍，他曾参观德国美因茨(Mainz)的世界印刷术博物馆(Weltmuseum
der Druckkunst)，在博物馆小册子里这样写着：
除了美因茨，世界没有其他城市会有世界印刷博物馆。快到1400年时，这
位伟大的印刷术的发明者、古老的根斯弗赖施的贵族后代，诞生在谷登堡
的府宅里。在这儿，他完成了不朽的发明；1446年，他印制了至今还保留
在美因茨谷登堡博物馆的《最后的审判》的残本，这是欧洲第一个铅字印
刷物；从1452到1455年，他印制了42行的《圣经》，这是图书印刷术的不
朽之作。 1468年2月，他溘然长逝，安息在方济各教派的教堂里。在美因
茨，让人缅怀这位人类无可比拟的天才的纪念物是永存的；在这儿，耸立
着他那宏伟的纪念像，这是伟大的托尔瓦德为更为伟大的谷登堡建造的；
在这儿，谷登堡博物馆已建立并活动了半个多世纪，它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都愿意成为全世界所有印刷工的家。
尽管当谷登堡还是个孩子时东亚就出现了铜字印刷，尽管有人说劳伦斯·
扬斯聪·科斯特尔在哈尔伦，或者还有其他人已在谷登堡之前浇铸了金属
字母，但美因茨仍是印刷术的家乡，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学者与文化人士
都是一致的; 赢得世界承认的印刷术是在美因茨被发明，并从美因茨出发
，向全世界胜利挺进。
(注：本译文是由艾田蒲译成法文，再由许钧和钱林森译成中文，以下引文中
的中文均由许、钱两人翻译)
在小册子第28页的法文简要说明中艾田蒲又看到：“谷登堡博物馆保存有世界最早
的活字印刷品，名为《最后的审判的残本》”。
艾田蒲对此提出一些疑问，“也许是因为法国人和美因茨人一样，拒不承认印
刷术是亚洲人赠送给我们这一类动物的礼品? ”并依据历史考证指责“欧洲中心论
”不顾历史事实在招摇撞骗，荒称发明了世界印刷术。
(三)印刷术是中国人的发明
举世公认，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并从中国传向世界各地的。印刷术的发明时
间，据张秀民对历史文献的考证，认为印刷术大概起源于七世纪初，唐太宗贞观十
年(636年)[4]。
(四)欧洲中心论者荒称发明了世界印刷术
印刷术发明于中国，雕板印刷比欧洲要早至少八百年，会字印刷早四百年，举
世公认。然而欧洲中心论者们为了赢得虚荣，而在社会上大造声势，极力鼓吹谷腾
堡发明了世界印刷术。
这些鼓吹谷腾堡发明印刷术者的论调根据西洋印刷史专家钱存训教授介绍有以
下三种[13]：
一、主张欧洲的活字印刷是独立发明，不仅没有受到雕板印刷的影响，更和中
国印刷术没有关系。在他们论述欧洲印刷术起源的著作中，有些作者根本不提中国
印刷发明这一回事。或者提到中国印刷早于欧洲，但强调这二者之间所用的材料和
方法不同，因此认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是独立发明。
十六世纪，意大利作家吉多·潘奇洛里(Guido Panciroli,1523～1590)在《新
发明》一书中说：
活字印刷在中国虽属古已有之，但在门兹(Mentz)所发现的则属于现
代之物[14]。
他虽未说欧洲印刷和中国无关，但指明新旧二者之间的不同。后来以为法国学者安
德烈·布鲁母(Andre Blum)在1935年出版的《造纸和印刷起源》一书中作了比较具
体的说明。他说：
西方印刷术发明的要点并非来自雕板印刷，而是在其创造了采用可熔
性的金属活字。活字制造包括三种要素：刻有凹形字体的字模，用以铸字
的合金，和复制出来有凸字的字凿(活字型)[15]。
因为活字和雕板所用的材料和方法完全不同，所以佣金属制成的活字印刷是一种独
立的发明，及非源自中国雕板。
钱存训教授针对这种观点做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这些西方中心论者们对历史一
无所知，特别活字出现的年代。西方中心论者们不仅对历史一无所知，而且对社会
基本常识都不懂。钱存训教授明确提出：
一种新发明，原理或意念是主要的因素，而材料和方法是次要的。根
据已存在的印刷原理而采用金属代替木料并采用新的方法制造活字，只是
一种改良，不能称为独立的发明。
钱存训教授还指出雕板在欧洲的应用，早于活字至少一百年，在活字通行以后
，还继续共存。如果说谷腾堡对雕板印刷一无所知，这是难以使人相信的。从《谷
腾堡和纸牌印刷的原版》一书中[15]，提到谷腾堡用铜板印刷纸牌，证实谷腾堡精
通雕板印刷技术。
鼓吹谷腾堡发明印刷术的西方中心论者们，确实对历史一无所知。关于中国发
明的印刷术向西传，艾田蒲依据历史文献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提出[16]：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1册《纸和印刷》的序
言中说[17]：
人们很难相信谷腾堡对在他前五个世纪就已在中国大量流行的印版书
一无所知。现在就有一些当时的资料证明他确实知道中国的印刷术的，虽
然他可能不知道在他四个世纪前就成为活字印刷发明人的前辈手工艺者毕
升。
(五)帝国主义造就的欧洲中心论
早在1546年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朱维厄斯(Paulus Jovius,约1483～1553)撰
写了一本《现代史》，书中记载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的途径。他说：
现在那里(广州)有印书的人，用和我们相同的方法印刷历史和礼仪的
书籍，印在很长的纸上，向内折成方形的书页。我曾蒙教皇恩准察看这样
一册书，这是葡萄牙国王连同一头大象一起赠送给教皇的。因而我们可以
很自然地相信，在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以前，这种对学术有无比重要的书籍
就通过西徐亚人(Scythians)和莫斯科人(Moscovites)传到我们这里[18]。
在十三世纪以后，蒙古西征(1235～1242)进入波兰、匈牙利，直挺欧洲中心，
东方和西方接触频繁，中国许多事物经由欧亚大陆传入欧洲。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
。关于中国印刷术西传并对欧洲产生影响，在朱维厄斯时代的史学家皆一公认。如
法国史学家罗阿(Louis Le Roy, 1510～1577)于1575年出版的《世界文化交换的过
程》一书说道：
这是希腊和罗马人所未知而我们现在才知道的这种艺术(印刷)，而厄而曼
人(德国人)却把这一发明归功于他们自己。由于葡萄牙人往来于东方和北
方最远的地方而到达了中国，并从那里把用他们的文字所写和印的书籍带
回，并且说他们在很久以前便已经使用这种印刷的书籍，这使人想起这种
发明是从那个国家经由鞑靼和莫斯科带到德国，以后又传到其他基督教国
家。可是至今还没有获得回教徒的接受，因为他们迷信地认为除了用手抄
写《可兰经》以外，其他的方法都是一种罪[19]。
门多萨(J.G.de Mendoza,1545～1618)于1585年发表的《大中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中写到[20]：
但是中国人认为印刷术首先是他们的国家发明，发明人被尊为圣贤。由此
可见，在他们使用[印本书藉]之后许多年代，才经由俄罗斯和莫斯科传入
德国，而且可以断言其传入途径是经由陆路，但也有可能是经由某些来自
阿拉伯南部(Arabia Felix, 或也门)的商贾而带来了这些书籍。史籍所推
为首创者的约翰·谷腾堡即以这种书籍为其印刷术的最初基础。
门多萨指出，如果说谷登堡是通过俄罗斯才听说中国印刷技术的，那还应该考虑到
另一条路线，即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之间保持的海上贸易之路。
由于他们[中国人]有所根据，这当是事实无疑。因此这种发明是由彼方传
到我地，已极明显，更足使人信服的是他们现有很多书籍印于古代，较之
德国创始印书要早五百年，目前我手头就有一本。而且不论在印度诸邦，
还是在西班牙或意大利，这类书籍也是所在多有。
在整个十六世纪，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许多学者提出欧洲印刷术源于中国。
如：诗人弗朗塞斯科·桑索维诺(Francesco Sansovino,1521～1592)、散文家米歇
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等都反复宣传同一历史事实：
印刷术源自中国并传入欧洲，而一些西方中心论者不顾历史事实把一个模仿中
国印刷术者的谷腾堡宣扬成世界印刷术的发明者，令世人耻笑。为什么西方中心论
者公然篡改历史? 艾田蒲明确的指出这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产物，如他说[21]：
气煞我也百度和申
好弟弟威武！
回复：81楼
老吧主你好 老吧主辛克了 老吧主再见
好大的坟
话说，我们现在还在用着欧洲那边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就是了。
其实说回来还是游戏平衡问题，就算现在这样人控大明仍然是整个游戏中游戏难度最低的国家候补之一，电脑用的话如果幸运地没有崩溃的话，感觉一半一半，在中期也非常难打。另外谷物省份有事件加税基的，多出几次后搞不好比物产收入还要强，另外在很多MOD中谷物省与兵员有关系 = = 一个粮食进口的旗子导致的财政负荷可不少 = = 另外，只要达到一定后，科技与省份是正关系，越多省越快（拖后腿的烂地另说）好像是20块后，具体数字忘记了，反正扩张的时候你只要顺了就算大明要保证科技在政治与军事不落后还是可以的。
另外，科技优势与人种完全没关系。倒是与科技组有关系，明西化后要多强有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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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不合理
- 2009-11-9 1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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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别统一全球了，随便用一个国家打中国也打不完了
- 2009-11-11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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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24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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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大明,物产比较垃圾,多以谷物鱼为主,vic里值钱的丝绸都没了,前期穷不说,到了后面连工厂的加成都拿不到,难道都造大学 艺术学院......
- 2010-2-26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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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夏子民
- 幂姐姐的好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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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为一个黄种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像你这个西方中心论主义者开炮
匡正历史，振兴中华
某些人就是喜欢坚持西方中心论那套
反反复复重复什么用文革和近代那套打死中国文明
文艺复兴纯扯淡，东学西渐是真相
关于文艺复兴，补充一点点。天上掉下来的文艺复兴？今天我们大谈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大谈欧洲文化。好像十分高雅。不谈马可波罗等人。不谈十三世纪及以后的传教士们(元明众多传教士)。不谈郑和西渡。更不谈秦汉时期的无名交流。。无怪张骞到西域时，惊讶看到西域市场上早已热销多时的巴蜀竹席竹杖。张骞固然是官方外交的第一人，但这不妨碍民间久远的交流。好像意大利的文化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中意两方学者们，好像忘记了什么。意大利是全欧洲的汉学港口。后来法国又学了意大利。欧洲又学了法国……俄国又学了法国。中国又学了俄国。出口转内销。
意大利是欧洲的汉学港口。
商务印书馆《意大利与中国》白佐良 2002。意大利两位汉学家通力之作，全面介绍了从古罗马时期到民国初年二千五百余年间中国和意大利交往的历程。被忽略的意大利汉学。揭秘。附：法国著名汉学家：Réné Etiemble艾田蒲《中国之欧洲》L'Europe chinoise 1-2 De l'Empire romain à Leibniz, 1988-1989 Gallimard. Paris.
西方都承认中国不承认
近代民族自卑
http://hi.baidu.com/%C3%DD%BD%E3%BD%E3%B5%C4%BA%C3%B5%DC%B5%DC/blog/item/6125c4dd5bc6b3adcd116688.html
批判西方中心论史观
http://hi.baidu.com/%C3%DD%BD%E3%BD%E3%B5%C4%BA%C3%B5%DC%B5%DC/blog/item/c43111f4822d9f29bc31099d.html
匡正东方文明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丨主就是西方的民丨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丨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经过近百年来，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近2丨0年的飞速发展的历史，向世人显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100年来，西方列强用“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主义，
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殖民地的文化心理，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一直挺不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2l世纪的中国，要进入富强、民丨主、文明的新阶段，就需要在文化建设上有一个大的发展。正如江丨泽民丨主席在1997年5月26日，一个座谈会上讲话中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既努力实现自己的经济腾飞，又努力繁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民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丨主就是西方的民丨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丨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但是，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经过近百年来，无论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近2丨0年的飞速发展的历史，向世人显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东方文明，不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精神阻力，而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动源。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100年来，西方列强用“西方中心论”的文化霸权主义，
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殖民地的文化心理，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在世界文明之林中，一直挺不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2l世纪的中国，要进入富强、民丨主、文明的新阶段，就需要在文化建设上有一个大的发展。正如江丨泽民丨主席在1997年5月26日，一个座谈会上讲话中所指出的：“一个民族既努力实现自己的经济腾飞，又努力繁荣自己的民族文化，才能真正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中国之欧洲》《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
《伏尔泰全集》
- 2010-4-1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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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简历
1909年1月26日, 艾田蒲出生于法国马耶讷省马耶讷市，中学时代就读于拉瓦勒公学，毕业后于1927年进入设在巴黎的路易大帝公学(Lycée Louis-le Grand)的高等师范学院预科读书，自此他开始对中国语言文学感到兴趣，开始学习中文，并攻读法国学者用法文写成的有关孔子的著作，他迷恋孔子、庄子、老子还有荀子，认为使其受益的中国哲学家，如孔子、庄子，绝不在蒙田之下。荀子可以与奥古斯丁、孔德媲美，王充胜过黑格尔。随后，他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现代东方语言学校和巴黎大学文学院攻读语言学，获得在大学授课资格和文学博士学位。
1939—1943年，艾田蒲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43年曾在美国印第安人纳瓦霍族和霍皮族地区和印第安人居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进行人种学调查，随后前往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担任法语及拉丁语系系主任(任职期间为1944—1948年)。1949—1956年，他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担任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56年进入巴黎(索邦)大学担任普通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后改任新索邦大学教授，直至1978年退休。
艾田蒲自1958年起担任蒙彼利埃大学文学系名誉教授，自1979年起担任巴黎(索邦)大学文学系名誉教授。1946—1952年为法文《现代》杂志撰写小说并担任文艺评论员。1953—1955年为埃及一家杂志和法国《证据》杂志以及法国《新文学》杂志撰稿并担任评论员工作。艾田蒲还是威尼斯艺术、文学与科学院院士。他还获有多种荣誉称号。艾田蒲为自己取了不同译音的中国名字，除了常用的艾田蒲外，还有艾琼伯、安田朴、艾金伯勒等。
二、汉学研究
艾田蒲的著作数量极多，他既是小说作家，也是随笔作家，而且一贯向法语读者着重介绍中国文学、哲学和中国的情况。
1.著述与翻译
自20世纪30年代，艾田蒲和戴望舒交往，向法国人译介茅盾、丁玲、张天翼、施蛰存等人的小说，共同编写了《公社》杂志起，艾田蒲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不仅翻译过丁玲的作品《水》、张天翼的《恨》，还曾比较过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与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也比较过苏格拉底与孔子。
他在巴黎大学多年讲授中国自罗马帝国时期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对欧洲文化艺术的影响。1934年，曾和马尔罗、瓦扬·古久列等人组织“中国之友协会”（Comité des Amis de La Chine又译“中国人民友协），先发行《巴黎－北京》（Paris－Pékin），后改发行《中国》（La Chine）。他以敏锐的目光注视中国红军的斗争事业，同年3月，以让·鲁维尔纳的化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生活》，盛赞当时的红军，对红军表示支持。
1956年，艾田蒲出任巴黎索邦大学比较文学研究院院长，组织了亚非欧研究中心，介绍中国等东方国家文学，推动法国中学设立汉语课，促使法译中国文学书籍出版。
艾田蒲赞赏鲁迅，并引为同道。他热烈欢呼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提议把中文作为比较文学学者的通用语言。1957年，他率领法、中友协代表团访华，首次踏上中国本土，和中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之后，他多次访问中国，并欣然担任中国学术团体的名誉职务。
20世纪70年代，艾田蒲主持编译的《认识东方》丛书，主要译介亚洲地区各国的文学作品，汇集了阿拉伯、孟加拉、古埃及、菲律宾、越南、日本、中国等国家的作品。在现有60种出版物中，就有《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老残游记》等17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其中《水浒传》法文译本分上、下两册，由加利玛出版社、专门搜集出版世界性名著的“七星文库”发行，它是进入西方文学殿堂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艾田蒲写序向法国读者推荐。1976年出版其《我的毛丨泽东思想40年(1934-1974)》，书中叙述毛丨泽东时代中国文化的高潮与衰落，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和痴迷。
- 2010-4-1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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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8月24日，在巴黎第11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国际比较文学耆宿，法国的艾田蒲教授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为题做了他的总结发言，那也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学术讲演。他总体评价了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态势，并介绍了《文贝》、《中国比较文学》、《国外文学》以及台湾的《淡江评论》，评价了包括钱钟书、季羡林等人的文章（著作），甚至还涉及到了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茅盾等作家的评述。
艾田蒲对中国的热情体现在他的汉学研究中，他写下了文论著作《兰波的神话》、《世界文学论文集》、《论真正的总体文学》、《比较不是理性思辨》，但写得更多的则是汉学专著，比如《我们知道中国吗》、《孔夫子》、《耶稣会士在中国》、《东游记》（或称《新孙行者》）等著作。
1990年3月，艾田蒲欣然接受中国比较文化研究会的聘请，担任该会名誉会长。
2.《中国之欧洲》
最为引起世人瞩目并给艾田蒲带来真正声誉的，是他研究中国和欧洲关系的两卷集巨著《中国之欧洲》(Ｌ’Ｅｕｒｏｐｅｃｈｉｎｏｉｓｅ，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1988—1989)。在这部800余页的著作中，艾田蒲以他特有的深厚学养、宏阔的文化视野，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欧洲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此书原名为《哲学之东方》，作者主持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席时，曾多次给西方学生讲授过。1988年，由加利玛出版社收入“思想文库”正式出版时，改成现在这个书名，后经中国学者、法国文化艺术勋章获得者耿升译介到中国，译名为《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
《中国之欧洲》上卷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写到莱布尼兹同中国哲学以及文化关系的比较分析，写的是这一历史时期欧洲到底接受了中国哪些影响。下卷写欧洲人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并专门考证了《中国孤儿》的起源、传播及其文化意义。
- 2010-4-1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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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理念，艾田蒲用翔实的史料介绍了欧洲得益于中国的一切，他力求在自己的这部大著中准确地描绘出中国与欧洲的真正面貌，着力探讨他所钟情的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为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起过何种促进作用？产生过何种积极影响？做出过哪些实际贡献？他描述了丝绸之路对西方艺术的开发作用，考析了中国文化对欧洲艺术的深远影响，探明了中国哲学对启蒙运动的启示。他认为，在中国比较文化研究中，通常的欧洲中心论表现为无视中国文化的创造，曲解其价值而拒绝加以受用。据此，他在该书前言中援引旧作，就谁是印刷术的发明者的问题，开宗明义地向欧洲中心论发难。
在艾田蒲看来，人们过去对文化关系属性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文化关系史的不充分的考察基础上的。文化关系史的研究，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18世纪以后，当然其中包含了一些学术方面的考虑，如研究视域的空白、史料的丰富程度、学术的积累等等，但这必然造成一个后果，就是把某个特定阶段的文化关系的属性放大，上升成为普遍反映文化关系规律的认识。
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改变了过去那种从孤立的短时段来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惯例，而代之以一种从全局、从长时段来考察的方法，把中国和欧洲文化的关系考察回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他在对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大量的词源学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地推测，实际上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在罗马时代已经非常充分了，中国和欧洲已经相互进入了对方的视野。
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中通过中西文化历史的考察，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整体，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无论是欧洲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都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都为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
在《中国之欧洲》中，艾田蒲颇有深度地描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这种哲学进程。交流是双向的、互补的。他在考析了中国哲学对欧洲产生的影响之后，认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输入和吸收，往往伴随着一种明显的政治意图，常持一种实用的价值取向。他在这两卷集的著作中，以第一手的翔实材料，辨析了西方哲学家在分享中国文化时所产生的种种误读现象，以及造成这种误读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
在书中，艾田蒲表达并提出了另外一个思路，那就是“显性”文化交流的研究和“隐性”的文化交流的研究。他认为，“显性”的文化交流是指那种表现出热潮、有意识地展开的文化交流，它一般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导，从学术的角度切入，以观念的方式展开，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对其他文化的借鉴和进入，但也因此容易产生对他者文化的误读，如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国热、中国五四时期的西学东渐等。而“隐性”的文化交流是指文化交流的相对平静的时期，它往往采用间接的、民间的、物质性的形式，在观念的层面人们一般不会注意，它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缓慢、细微的脉动。例如，在东西文化关系史上漫长的“史前时期”，即两种文化在意识层面直接接触的17世纪以前的近两千年的交流史。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忽略不计，相反，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可能是一种更深刻、影响更深远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于日常生活当中的，是以体现了另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物质为中介传递的，它没有那种显性丨交流中的观念先导，更容易进入新的文化土壤的深层。
- 2010-4-1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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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布尼茨与欧洲中心论
[摘要]：本文通过对欧洲中心论所编造的谷腾堡为世界印刷术发明家谎言一案的了
解，可见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与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同出一辙。据历史记载印刷
术最早起源于中国，而欧洲中心主义为了虚荣，不顾历史把十五世纪的谷腾堡说成
是世界印刷术发明者。莱布尼茨二进制也是这样，欧洲中心主义利用掩盖历史的手
段，编造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伏羲八卦图为由，声称莱布尼茨发明
了二进制。其实，这种把已有的中国发明和创作做为欧洲独自新发明这在过去的德
国是常有的事。“德国银”就是谷腾堡发明印刷术、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以外的第
三个实例。从一些实例中可见欧洲中心主义的形成，是欧洲殖民霸权的产物。今天
随着欧洲殖民的消失，也使欧洲中心主义现了原形。
[关键词]：莱布尼茨、谷腾堡、印刷术、欧洲中心论、德国银。
(一)引 言
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考证，证明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一事上是很不诚实的
，具有剽窃的行为。人并非生而知之，人类的任何一项发明创造，均在文化继承的
基础上形成的。在一项发明中，对一位诚实的发明者，应该是向世人清楚地交代出
，哪些是已有的发明，哪些是自己的发明。
莱布尼茨在1716年以前是很不明智的，他试图通过隐瞒已有二进制——太极八
卦的发明，获得二进制发明者的名利。特别是当在中国传教的法国传教士白晋(J.
Bouvet)于1701年11月4日致函莱布尼茨指出他所发明的二进制与中国太极八卦图相
同，并出示已有发明的证据---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Segnegetion table)和伏羲六
十四卦方位图(Squane and Cinculan Annangement)时，莱布尼茨的这种表现尤为
突出。
在白晋出示的证据下，莱布尼茨不得不承认他所发明的二进制与中国太极八卦
图相同，而赞颂中国文化的创始者伏羲。由于莱布尼茨处于某种虚荣，只有试图依
据自己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为理由，争夺二进制的发明优先权。
如他在收到白晋1701年11月4日来信后的复函(1703年5月18日)中自我声称二十多年
前就已发明二进制，说明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他说[1]：
再如，莱布尼茨大约于1707年12月15日给布尔盖(D.Bourguet)信中干脆就说“
当初我创立二进制算术的原则时，对《易经》中的八卦是根本不知道的”。如原文
所示[2]：
然而，历史文献证明了莱布尼茨说了荒话。早在1666～1667年，莱布尼茨在纽
伦堡学习时已开始接触到中国古典哲学。 他所看到的斯比塞尔(Gottlied Spizel)
所编著出版的《中国文史评析》(De re litteraria Sinensium commentarius)一
书中就已详细完整的介绍了他的所谓二进制发明。
(二)谷腾堡为世界印刷术发明家（限于篇幅超过2万字删除部分——拾梦）
为什么一位如此伟大的西方科学家莱布尼茨为了虚荣名利表现出有损学术研究
形象的行为? 这可能是象法国史学家艾田蒲(Rene Etiemble,1909-?)指责德国“欧
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又一杰作。
艾田蒲指责德国“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杰作，是谷腾堡(John Gutenberg)
为印刷术发明家。他在《中国之欧洲》(L' Europe Chinoise)一书前言题目中就写
到：“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杰作：谷登堡为印刷术发明家”[3]。
据艾田蒲介绍，他曾参观德国美因茨(Mainz)的世界印刷术博物馆(Weltmuseum
der Druckkunst)，在博物馆小册子里这样写着：
- 2010-4-1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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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因茨，世界没有其他城市会有世界印刷博物馆。快到1400年时，这
位伟大的印刷术的发明者、古老的根斯弗赖施的贵族后代，诞生在谷登堡
的府宅里。在这儿，他完成了不朽的发明；1446年，他印制了至今还保留
在美因茨谷登堡博物馆的《最后的审判》的残本，这是欧洲第一个铅字印
刷物；从1452到1455年，他印制了42行的《圣经》，这是图书印刷术的不
朽之作。 1468年2月，他溘然长逝，安息在方济各教派的教堂里。在美因
茨，让人缅怀这位人类无可比拟的天才的纪念物是永存的；在这儿，耸立
着他那宏伟的纪念像，这是伟大的托尔瓦德为更为伟大的谷登堡建造的；
在这儿，谷登堡博物馆已建立并活动了半个多世纪，它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都愿意成为全世界所有印刷工的家。
尽管当谷登堡还是个孩子时东亚就出现了铜字印刷，尽管有人说劳伦斯·
扬斯聪·科斯特尔在哈尔伦，或者还有其他人已在谷登堡之前浇铸了金属
字母，但美因茨仍是印刷术的家乡，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学者与文化人士
都是一致的; 赢得世界承认的印刷术是在美因茨被发明，并从美因茨出发
，向全世界胜利挺进。
(注：本译文是由艾田蒲译成法文，再由许钧和钱林森译成中文，以下引文中
的中文均由许、钱两人翻译)
在小册子第28页的法文简要说明中艾田蒲又看到：“谷登堡博物馆保存有世界最早
的活字印刷品，名为《最后的审判的残本》”。
艾田蒲对此提出一些疑问，“也许是因为法国人和美因茨人一样，拒不承认印
刷术是亚洲人赠送给我们这一类动物的礼品? ”并依据历史考证指责“欧洲中心论
”不顾历史事实在招摇撞骗，荒称发明了世界印刷术。
(三)印刷术是中国人的发明
举世公认，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并从中国传向世界各地的。印刷术的发明时
间，据张秀民对历史文献的考证，认为印刷术大概起源于七世纪初，唐太宗贞观十
年(636年)[4]。
(四)欧洲中心论者荒称发明了世界印刷术
印刷术发明于中国，雕板印刷比欧洲要早至少八百年，会字印刷早四百年，举
世公认。然而欧洲中心论者们为了赢得虚荣，而在社会上大造声势，极力鼓吹谷腾
堡发明了世界印刷术。
- 2010-4-1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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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种[13]：
一、主张欧洲的活字印刷是独立发明，不仅没有受到雕板印刷的影响，更和中
国印刷术没有关系。在他们论述欧洲印刷术起源的著作中，有些作者根本不提中国
印刷发明这一回事。或者提到中国印刷早于欧洲，但强调这二者之间所用的材料和
方法不同，因此认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是独立发明。
十六世纪，意大利作家吉多·潘奇洛里(Guido Panciroli,1523～1590)在《新
发明》一书中说：
活字印刷在中国虽属古已有之，但在门兹(Mentz)所发现的则属于现
代之物[14]。
他虽未说欧洲印刷和中国无关，但指明新旧二者之间的不同。后来以为法国学者安
德烈·布鲁母(Andre Blum)在1935年出版的《造纸和印刷起源》一书中作了比较具
体的说明。他说：
西方印刷术发明的要点并非来自雕板印刷，而是在其创造了采用可熔
性的金属活字。活字制造包括三种要素：刻有凹形字体的字模，用以铸字
的合金，和复制出来有凸字的字凿(活字型)[15]。
因为活字和雕板所用的材料和方法完全不同，所以佣金属制成的活字印刷是一种独
立的发明，及非源自中国雕板。
钱存训教授针对这种观点做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这些西方中心论者们对历史一
无所知，特别活字出现的年代。西方中心论者们不仅对历史一无所知，而且对社会
基本常识都不懂。钱存训教授明确提出：
一种新发明，原理或意念是主要的因素，而材料和方法是次要的。根
据已存在的印刷原理而采用金属代替木料并采用新的方法制造活字，只是
一种改良，不能称为独立的发明。
钱存训教授还指出雕板在欧洲的应用，早于活字至少一百年，在活字通行以后
，还继续共存。如果说谷腾堡对雕板印刷一无所知，这是难以使人相信的。从《谷
腾堡和纸牌印刷的原版》一书中[15]，提到谷腾堡用铜板印刷纸牌，证实谷腾堡精
通雕板印刷技术。
鼓吹谷腾堡发明印刷术的西方中心论者们，确实对历史一无所知。关于中国发
明的印刷术向西传，艾田蒲依据历史文献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提出[16]：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1册《纸和印刷》的序
言中说[17]：
人们很难相信谷腾堡对在他前五个世纪就已在中国大量流行的印版书
一无所知。现在就有一些当时的资料证明他确实知道中国的印刷术的，虽
然他可能不知道在他四个世纪前就成为活字印刷发明人的前辈手工艺者毕
升。
(五)帝国主义造就的欧洲中心论
早在1546年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朱维厄斯(Paulus Jovius,约1483～1553)撰
写了一本《现代史》，书中记载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的途径。他说：
现在那里(广州)有印书的人，用和我们相同的方法印刷历史和礼仪的
书籍，印在很长的纸上，向内折成方形的书页。我曾蒙教皇恩准察看这样
- 2010-4-1 1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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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地相信，在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以前，这种对学术有无比重要的书籍
就通过西徐亚人(Scythians)和莫斯科人(Moscovites)传到我们这里[18]。
在十三世纪以后，蒙古西征(1235～1242)进入波兰、匈牙利，直挺欧洲中心，
东方和西方接触频繁，中国许多事物经由欧亚大陆传入欧洲。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
。关于中国印刷术西传并对欧洲产生影响，在朱维厄斯时代的史学家皆一公认。如
法国史学家罗阿(Louis Le Roy, 1510～1577)于1575年出版的《世界文化交换的过
程》一书说道：
这是希腊和罗马人所未知而我们现在才知道的这种艺术(印刷)，而厄而曼
人(德国人)却把这一发明归功于他们自己。由于葡萄牙人往来于东方和北
方最远的地方而到达了中国，并从那里把用他们的文字所写和印的书籍带
回，并且说他们在很久以前便已经使用这种印刷的书籍，这使人想起这种
发明是从那个国家经由鞑靼和莫斯科带到德国，以后又传到其他基督教国
家。可是至今还没有获得回教徒的接受，因为他们迷信地认为除了用手抄
写《可兰经》以外，其他的方法都是一种罪[19]。
门多萨(J.G.de Mendoza,1545～1618)于1585年发表的《大中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中写到[20]：
但是中国人认为印刷术首先是他们的国家发明，发明人被尊为圣贤。由此
可见，在他们使用[印本书藉]之后许多年代，才经由俄罗斯和莫斯科传入
德国，而且可以断言其传入途径是经由陆路，但也有可能是经由某些来自
阿拉伯南部(Arabia Felix, 或也门)的商贾而带来了这些书籍。史籍所推
为首创者的约翰·谷腾堡即以这种书籍为其印刷术的最初基础。
门多萨指出，如果说谷登堡是通过俄罗斯才听说中国印刷技术的，那还应该考虑到
另一条路线，即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之间保持的海上贸易之路。
由于他们[中国人]有所根据，这当是事实无疑。因此这种发明是由彼方传
到我地，已极明显，更足使人信服的是他们现有很多书籍印于古代，较之
德国创始印书要早五百年，目前我手头就有一本。而且不论在印度诸邦，
还是在西班牙或意大利，这类书籍也是所在多有。
在整个十六世纪，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许多学者提出欧洲印刷术源于中国。
如：诗人弗朗塞斯科·桑索维诺(Francesco Sansovino,1521～1592)、散文家米歇
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等都反复宣传同一历史事实：
印刷术源自中国并传入欧洲，而一些西方中心论者不顾历史事实把一个模仿中
国印刷术者的谷腾堡宣扬成世界印刷术的发明者，令世人耻笑。为什么西方中心论
者公然篡改历史? 艾田蒲明确的指出这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产物，如他说[21]：
当托马斯·弗兰西斯·卡特于1925年发表他那篇有关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及
其西传的著作的首版时，中国已经饱受了马嘎尔尼大使馆的凌丨辱，被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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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大的兴趣，当时的中国步步妥协，不过是个欧洲的附庸。正因为如此，
卡特与古德里奇才敢寡廉鲜耻，竟在他那部富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里以一句
实在令人惊诧的话作为全书的结论：“迄此，尚无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
表明中国或者高丽的活字印刷术影响了欧洲的活字印刷术”(第242页)!
当时的欧洲帝国主义还是十分强大，差不多是全球的主宰，所以这两位博
学者竟认为约维乌斯的那些说法，如“typographos artifices”(印刷技
术)及“ More nostro”(更多的秘密技术)等，只能取“极为含混的”(
loosely，见244页)含义。更有甚者，他们一方面在其结论的开始部分承
认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之初在西欧传播开来，为封建世界的灭亡和“现代
”世界的诞生作出了贡献：纸、印刷术、火丨药和罗盘(罗盘和磁针)是在中
国发明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批评这个国家“自称在其中起着一定性的
，至少“conspicuous”(明显的)作用”。这两位作者不得不承认，当维丨
吾丨尔族的土耳其人成了中国、波斯、蒙古、俄罗斯的主人时，他们了解了
印刷术，而当蒙古族人扑向波兰、匈牙利和德国时，他们又从那些维丨吾丨尔
族人处得知了印刷术; 两位作者也不否认伯希和在敦煌的众多珍宝中发现
了维丨吾丨尔字，根据这一语言的要求，这些字是拼音式的。同时，他们也不
否认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在埃及发掘出了不少活字版。然而，他们两都想
让我们承认谷登堡----此人诚然是德国人，但也是个欧洲人----是人类最
伟大的天才之一，因为他对当时许多人不可能不知道的东西，且有不少人
都证明了从中国传往德国的东西毫不知晓，独自发明了印刷术。
(六)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与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同出一辙
通过对德国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一事的了解，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欧洲中
心论“者们为了名利不惜否认和篡改历史，装聋卖傻，把已有的印刷技术，声称“
独自发明了印刷术”，令世人啼笑皆非。
其实“欧洲中心论”者们为了名利总是弄虚做假，不仅是印刷术，在其他的领
域中也是如此，把中国已有的发明，转换为他们熟知的语言与符号，就声称“独自
发明”，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就是这样。
莱布尼茨生于1646年，卒于1716年，其所谓发明二进制的最早时间可以确定在
1679年(De Progressione Dyadica)，1703年正式发表在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
1705印刷刊发)，题为“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与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
所用数字的意义”。
莱布尼茨自以为欧洲无人知晓中国太极八卦图，而忘乎所以，宣称独自发明了
二进制。正当莱布尼茨得意之时，四处写书告知友人发明二进制一事，不料被来华
法国传教士白晋在1701年的回函中揭穿，明确指出莱布尼茨所示的二进制与伏羲八
卦图相同。
由于莱布尼茨处于某种虚荣，只有试图依据自己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
极八卦图为理由，争夺二进制的发明优先权，所以他在收到白晋1701年11月4日来
信后的复函(1703年5月18日)中自我声称二十多年前就已发明二进制，把白晋所寄
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示为首次所见。说明在发明
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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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者。如莱布尼茨在1704年5月2日致函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长威特森(N.
Witsen)介绍他的二进制时，威特森和同事，卡泽(C.Caze)就提出这一问题，特别
是卡泽在1704年7月～10月间的回函，所寄的“卫匡国伏羲六十四卦图”(现存莱布
尼茨当案馆，编码：LH XXXV 3B,7 B1.10v)，以示莱布尼茨声称独自发明的二进制
早已在世[22]。德国史学家腾柴尔(Tentzel,W.E.1659～1707)指出安德烈·弥勒(
Andre Muller,1630?～1694)所翻译的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
)的著作，提到伏羲找到了“peculiare scribendi genus,arithmeticam,
contractus et rationaria”，一种在算术、缩减、计数上，特别的书写方式(莱
布尼茨将这段文字引入“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一文)和出示
欧洲较早流传的太极八卦图[23]。
由于莱布尼茨受到当时一批懂得中国文化者们的及时揭露，而感到“独自发
明二进制”是一件羞耻之事，因此，莱布尼茨去世的那一年，即1716年，在“致
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Lettre ?M.de R閙ond sur la
th閛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中终于诚实地说出他剽窃中国太极八卦图的
过程和途径。如他在信的最后一部分说道[24]：
由于这种二进制算术虽然在《柏林杂文集》(M闸anges de Berlin)中
有过解释，人们还仍然不大知道，而且它和伏羲的符号的相似也只有在17
05年已故的腾柴尔(Tentzel,W.E.1659～1707)的刊物上谈到，因此我想在
这里解释一下。我认为在这里解释，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因为问题
在于证实古代中国人的学说的价值以及古代中国人远远胜于近代人。在此
之前，我先说说已故的安德烈·弥勒(Andre M黮ler,1630～1694)先生，
他是格莱森哈根(Greiffenhagen)人，柏林的法官，欧洲人，没有出过欧
洲，但对于中国字有最深的造诣，他发表了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
Abdalla Beidavaeus )关于中国所写的著作，并加以注释。这位阿拉伯著
者在那篇著作里提到伏羲找到了“peculiare scribendi genus,
Arithmeticam, contractus et Rationaria”，一种在算术、缩减、计数
上，特别的书写方式，因为他说到了算术，肯定了我对这位古代哲学帝王
的符号的解释，即我认为这些符号是数目字。
古时罗马人曾使用五进制和十进制混合的算术，我们在硬币里还看到
这种残余。我们在阿基米得关于砂子的数目里边看到在他那个时代已经理
解到接近于十进制算术的东西。十进制算术是从阿拉伯来的，它好象是从
西班牙传来的，或者至少是由于著名的热尔贝特(Gerbert)当了教皇名为
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re Ⅱ,999～1003)而为世人所知。这种计算法大
概来源于我们有十个手指。不过，因为这个数目是任意起的，于是发展到
一打和一罗，等等。相反，已故的埃哈德·魏格(Erhard Weigel,1625～
1699)先生采取四个数或四进制(Tetractys)如同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这样一来，按照十进制，我们用0、1、2、3、4、5、6、7、8、9写出一
切数，而魏格先生用四进制即0、1、2、3，写出一切数。比如321，他的意
思是3·4^2＋2·4^1＋1，或者48＋16＋1，即按照一般的说法是65。这就
给我了一个机会，提出一切数都可以用二进制或二重级数的0和1写出。比
如：
1 | 1
10 | 2 10等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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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8 1000等于8
10000 | 16 等等
100000 | 32
1000000 | 64
等等 | 等等
一切数全可以用如下的方法表示：
0 | 0 1011 | 11 10110 | 22
1 | 1 1100 | 12 10111 | 23
10 | 2 1101 | 13 11000 | 24
11 | 3 1110 | 14 11001 | 25
100 | 4 1111 | 15 11010 | 26
101 | 5 10000 | 16 11011 | 27
110 | 6 10001 | 17 11100 | 28
111 | 7 10010 | 18 11101 | 29
1000 | 8 10011 | 19 11110 | 30
1001 | 9 10100 | 20 11111 | 31
1010 | 10 10101 | 21 100000 | 32
等等 | 等等
(本译文引自庞景仁(1981)[25]，同时参阅Dutens L.(1768)、Loosen R.(1968)法
文版本和Rosemont H.、Cook D.J.(1977)英文版本，文中有所改动)
在这里，莱布尼茨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0与1二进制”来源就是伏羲八卦，
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的西文名字又写成“Abdallah
Beidhawy”，死于1286，是13世纪的著名阿拉伯史学家、法官、古兰经评论家、逻
辑学家，对欧洲文化影响的典型人物[26]。安德烈·弥勒于1678年著有《阿布杜拉
·白达瓦鲁斯中国史》(Abdallae Beidavaei historia Sinensis)[27]。其次，是
魏格的0、1、2、3所组成的四进制。
伏羲八卦图本身就是二进制，由任意两种符号所组成，逢二进一。魏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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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 结
人类每一项成就都是在文化继承的基础上建立的，文化发展具有持续的特性，
它凝聚着前人的智慧。树有根，水有源，那些不顾前人的辛勤劳动，象谷腾堡和莱
布尼茨那样把前人的发明作为独自发明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莱布尼茨毕竟要比谷腾堡诚实，最终能说出了其发明源于中国。
“欧洲中心论”在德国表现十分普遍，可以说不仅仅是谷腾堡为印刷术发明家
和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他们总是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发明，“德国银”(
German Silver)就是第三个实例。
“德国银”是一种不含银的合金，近代工业先进国家普遍使用，欧美对“德国
银”十分熟悉。其实“德国银”就是中国的白铜。中国曾造有三种铜合金，即青铜
、黄铜和白铜。白铜为铜与镍、锌及少量铁的合金，相传始于汉代云南地区。宋代
《春渚纪闻》第十卷所记载的“砒粉可化铜二百为烂银”，就是冶炼白铜的配方。
据刘万航在“德国银是中国发明的”的一文中介绍[28]，白铜可能在汉代就已经传
入大夏国，阿富汗北部，在向西传，也与张塞通使西域有关。近代白铜经东引度输
入欧洲，始于十七世纪早期。法国传教士赫尔德(J.B.du Halde)于1735年出版的《
中丨华帝国全志》介绍了中国白铜，于此同时，欧洲开始仿制，英国剑桥大学华特森
(R.Watson)在《化学评论》中详细说明白铜的性质，他从实验中得知中国白铜至少
含有三种主要金属成分的合金。爱丁堡大学费孚(A.Fyfe)于1822年发表了分析中国
白铜的结果，铜百分之四十点四，镍百分之三十一点六，锌百分之二十五点四及铁
百分之二点六。1823年汤玛逊(E.Thomason)试炼出白铜合金，此研究成果提报皇家
学会，经审核认为非创新发明。而德国为了炼制白铜在1823年公开悬赏，汉林格
(Henninger)兄弟于同年仿制成功。白铜的仿制成功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却是一种发
明，因此白铜自然地冠上“德国银”的标签。
从历史可见莱布尼茨“欧洲中心论”思想的表现是有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根
源的。由于欧洲的殖民霸权，迫使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生。随着新时代的信息革命，
使欧洲中心主义者们所篡改的历史逐步得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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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于十八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是催生欧洲中心论的温床。工业革命揭开了欧洲资本化道路的序幕。随着西欧各国的逐渐兴起，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扩张于焉展开。十九世纪时，欧洲已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奠定了自己的霸权地位，对各殖民地的资源掠夺也慢慢变成了全面性的占领。将世界踩在脚下的欧洲，认为这种扩张的成功是因为自己的文明优越性所致，而造成这种优劣差异的基础在于人种的不同。就是基于这种民族优越感，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观逐渐成形。这种史观的主要论述是把西欧的历史进程作为标杆，并认为世界各个不同民族和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必须经历与遵循这个模式。尽管这种历史规律，后来被抨击的体无完肤，但是在那个时代，这种主张的确在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思想领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J. M.布劳特，2002：8-9）。约莫同时，达尔文的物竞天择观点也在科学界掀起了物种进化的争论。因此，十九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对世界历史和文明进程的看法，为欧洲中心论的思想体系提供了多层面的立论基础。
当时，许多西方学者认为文化差异是造成欧洲与非欧地区发展（进化）程度不同的主要原因；文化差异来自于人种的差异，所以非欧地区的落后是命定的，是不可逆的，因为人种的优劣是无法改变的。在这种优越感的作祟下，对非欧地区的轻视与嘲笑就成为正常且可以理解的。例如：1824年，美国诗人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就在他的笔记中写道：“中丨华帝国所享有的声誉是木乃伊的声誉；把世界上最丑恶的形貌一丝不变地保存了三、四千年。中国，那令人敬仰的单调，那古老的痴呆，在各国群集的会议上，所能说的最多只是：我揉制了茶叶。”（柯文/著，林同奇/译，1989）这段陈述清晰地反映出一个欧洲中心论者的傲慢；但是也突显了他的无知，因为揉制茶叶的技术正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发明。
欧洲中心论的标杆学者之一，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王造时/译，1957：144-161)认为世界历史虽然以东方为起点，但历史运动的终点则在欧洲，特别是落在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度之中。他真正的历史兴趣始终落在欧洲，东方社会对他来说，仅仅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插曲和陪衬。兰克(Leopold von Ranke)则无视于非欧地区的存在，单纯地将欧洲的历史发展过程视为全球历史发展的主体。他认为世界的发展是以欧洲为主体的；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是这个主体的二个主角；而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基本上就是这二个民族相互斗争与融合的过程。由于武断地认为世界历史的演进与这二个民族的发展进程相一致，兰克更直言：“印度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历史；只有自然史”，所以世界历史就是西方的历史(柯林武德，1986：148)。
孔德(Auguste Comte)则认为：“我们的历史研究几乎只应该以人类的精华或先锋队(包括白色种族的大部分，即欧洲诸民族)为对象；为了研究的更精确，特别是近代部分，甚至只应该以西欧各国人民为限”(夏基松，1998)。孔德对于非欧人种的排除，明确地彰显出欧洲中心论的霸权心态。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于晓/等译，1987)更宣称资本主义是欧洲的特产，并且认为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不存在产生资本主义的条件。韦伯写了许多专著来宣扬欧洲的独特性，成为最精心致力于欧洲中心论的集大成者。此后，欧洲至上的观念逐渐普及，并成为全球主要思潮。从以上的各种论述，可以清楚地理解欧洲中心论者认为文明的意义与价值都必须由欧洲界定，因为只有欧洲的发展是既具有独特性，又具有普世性。这种以欧洲为标杆的发展观，虽然明显地曝露出忽视其他文明的谬误，但是却为欧洲的全球政治与经济扩张建立了合理性，因此在当时的欧洲广为接受与支持，并且后来成为纳粹德国建立“亚利安神话”的根据，及日本借用为推动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立论基础。
- 2010-4-1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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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狭隘的种族优越论当然是经不住考验的。除了二战后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建国，学术界也逐渐对于这种以欧洲为尊的思维开始反思，且这种反思一直延续至今。除了柯文呼吁以中国观点来研究中国之外，罗伯特•马克斯（Robert B. Max，2006）则企图从全球的与生态的视角，对现代世界的起源进行非欧洲中心论的阐释。罗伯特认为，欧洲中心论是不同于一般种族主义的。纯粹的种族主义论者至少承认世界是由许多不同民族和文化所构成的，他们所思考的只不过是如何让自己的种族发展的比其他的种族更好而已。但是，欧洲中心论者所主张的是把欧洲视为世界历史的主动创造者，是世界历史的本源，因此只有欧洲能够发出行动，世界其他地区只能做出反应。换言之，欧洲是能动的，世界其他地区都是被动的，所以只有欧洲具备创造历史的能力，世界其他地区在与欧洲接触前，是没有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的。在这个基础上，欧洲中心论者认为世界是以欧洲为中心而发展起来得，而其他地区都只是其外围。
这种透过贬抑其他人种来强调自我优越性的价值观当然是无法站稳脚跟的。就以西方自诩的“现代化模式”（Modernization）为例，片面地认为任何国家都可以透过工业化的手段来提高经济能力，而经济的果实会因为经济活动的频繁而自动“下滴”（Trickle Down）到社会各个层面，最后带动各种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全面性发展。这种线型逻辑的发展模式，早就因为忽视了世界的多元本质及各人种决定自己未来的权利，被攻击的体无完肤（谢立中，2002）。再从今日世界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来看，欧洲发展观的缺憾更是显露无遗。首先，工业化引起的温室效应、空气污染、水资源匮乏、气候不稳定与资源争夺等现象，正是带来今日世界各种危机的主要根源。其次，资本主义，这个欧洲发展观所强调的另一项卓越思维，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不遑多让。无限制的杠杆运用及个人欲望的刺激，不但在1929年带来了“经济大萧条”(迪克逊•麦克特/著，秦伟安/译，2008)，近来更引发了席卷全球的“次贷风丨潮”及“金融海啸”，结果是“西方梦”的破碎及全球对于未来不确定的惶恐。即便是欧洲价值观中最强调的民丨主生活方式，在全球的扩展也并非尽如预期。尤有甚者，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的冲击下，民丨主制度反而成为引发各种宗教、种族、政治与社会冲突的理由。据此，可以体会欧洲中心论的各种主张即便不是全无价值，也对人类的文明做出过些许贡献，但是要将其视为放诸四海皆准的发展模式，且武断地认为以欧洲中心论为核心的史观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却是个不合现实的观点。
中国要想重新站起来必须打到西方中心论
- 2010-4-1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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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书从宏观上全面论述了中国文化西传欧洲的历史。它论述了从唐代到18世纪（清代中期）期间中欧文化的交流、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其反响，重点在18世纪。全书洋洋洒洒，纵论上下千余年，横涉文化的所有因子——哲学、史学、宗教、文艺、戏剧、数学、风俗、美学、语言文字、外交关系、情爱、伦理等。此项研究必须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进行，无论对中国学者还是欧洲的汉学家都决非易事。正因为这样，这本取材翔实宽广、论述新颖客观的名著，才更以其不可多得而令人击节称赏。
目录:
译者的话
第一卷
前言
绪论 欧洲中心论欺骗行为的代表作：所谓古登堡可能是印刷术的发明人
第1编 寻找契丹国
第1章 寻找契丹国
第2章 耶稣会传教区之前的中国犹太教和基督教
第3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一）
第4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二）
第5章 从阿拉伯游记到马可·波罗的东游
第6章 马可·波罗（一）
第7章 马可·波罗（二）
第8章 马可·波罗（三）
第9章 中国艺术和锡耶纳的文艺复兴
第10章 中国和佛教对魔鬼与地狱画的影响
第11章 佛教的再发现（一）
第12章 佛教的再发现（二）
第2编 欧洲对由传教区传来的中国资料作出的初步反响
第13章 由于不懂汉语或传教士们故意散布的曲解而造成的某些后果
第14章 游记故事和哲学思想
第15章 经商就是宗教
第16章 传教士和商人
第17章 从利玛窦到拉摩特·勒瓦耶（一）
第18章 从利玛窦到拉摩特·勒瓦耶（二）
第19章 中国礼仪事丨件（一）
第20章 中国礼仪事丨件（二）
第21章 中国礼仪事丨件与培尔的思想
第22章 费内伦和中国
第23章 马丨勒伯朗士有关神的思想和朱熹有关理的思想（一）
第24章 马丨勒伯朗士有关神的思想和朱熹有关理的思想（二）
第25章 马丨勒伯朗士有关神的思想和朱熹有关理的思想（三）
第26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一）大构思
第27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二）可作为世界通用语言的汉语
第28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三）二进位制数学和《易经》八卦
第29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四）莱布尼茨和中国思想
第30章 莱布尼茨和中国（五）莱布尼茨和中国礼仪事丨件
第一卷 结论
第二卷
- 2010-4-1 1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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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田蒲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知名作家和当代西方最杰出的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学者，巴黎大学中西比较文学讲座的主持人，学贯中西的作家与社会学教授。他研究中国和欧洲关系的两卷集巨著《中国之欧洲》，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欧洲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有机体。
1909年1月26日, 艾田蒲出生于法国马耶讷省马耶讷市，中学时代就读于拉瓦勒公学，毕业后于1927年进入设在巴黎的路易大帝公学(Lycée Louis-le Grand)的高等师范学院预科读书，自此他开始对中国语言文学感到兴趣，开始学习中文，并攻读法国学者用法文写成的有关孔子的著作，他迷恋孔子、庄子、老子还有荀子，认为使其受益的中国哲学家，如孔子、庄子，绝不在蒙田之下。荀子可以与奥古斯丁、孔德媲美，王充胜过黑格尔。随后，他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现代东方语言学校和巴黎大学文学院攻读语言学，获得在大学授课资格和文学博士学位。 1939—1943年，艾田蒲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43年曾在美国印第安人纳瓦霍族和霍皮族地区和印第安人居住在一起有一段时间，进行人种学调查，随后前往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担任法语及拉丁语系系主任(任职期间为1944—1948年)。1949—1956年，他在法国蒙彼利埃大学担任法国语言文学教授。1956年进入巴黎(索邦)大学担任普通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后改任新索邦大学教授，直至1978年退休。
艾田蒲自1958年起担任蒙彼利埃大学文学系名誉教授，自1979年起担任巴黎(索邦)大学文学系名誉教授。1946—1952年为法文《现代》杂志撰写小说并担任文艺评论员。1953—1955年为埃及一家杂志和法国《证据》杂志以及法国《新文学》杂志撰稿并担任评论员工作。艾田蒲还是威尼斯艺术、文学与科学院院士。他还获有多种荣誉称号。艾田蒲为自己取了不同译音的中国名字，除了常用的艾田蒲外，还有艾琼伯、安田朴、艾金伯勒等。
艾田蒲的著作数量极多，他既是小说作家，也是随笔作家，而且一贯向法语读者着重介绍中国文学、哲学和中国的情况。 自20世纪30年代，艾田蒲和戴望舒交往，向法国人译介茅盾、丁玲、张天翼、施蛰存等人的小说，共同编写了《公社》杂志起，艾田蒲对中国文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不仅翻译过丁玲的作品《水》、张天翼的《恨》，还曾比较过伏尔泰的《中国孤儿》与纪君祥的《赵氏孤儿》，也比较过苏格拉底与孔子。 他在巴黎大学多年讲授中国自罗马帝国时期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对欧洲文化艺术的影响。1934年，曾和马尔罗、瓦扬·古久列等人组织“中国之友协会”（Comité des Amis de La Chine又译“中国人民友协），先发行《巴黎－北京》（Paris－Pékin），后改发行《中国》（La Chine）。他以敏锐的目光注视中国红军的斗争事业，同年3月，以让·鲁维尔纳的化名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文化生活》，盛赞当时的红军，对红军表示支持 1956年，艾田蒲出任巴黎索邦大学比较文学研究院院长，组织了亚非欧研究中心，介绍中国等东方国家文学，推动法国中学设立汉语课，促使法译中国文学书籍出版。艾田蒲赞赏鲁迅，并引为同道。他热烈欢呼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提议把中文作为比较文学学者的通用语言。1957年，他率领法、中友协代表团访华，首次踏上中国本土，和中国文化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之后，他多次访问中国，并欣然担任中国学术团体的名誉职务。20世纪70年代，艾田蒲主持编译的《认识东方》丛书，主要译介亚洲地区各国的文学作品，汇集了阿拉伯、孟加拉、古埃及、菲律宾、越南、日本、中国等国家的作品。在现有60种出版物中，就有《红楼梦》、《水浒传》、《金瓶梅》、《老残游记》等17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其中《水浒传》法文译本分上、下两册，由加利玛出版社、专门搜集出版世界性名著的“七星文库”发行，它是进入西方文学殿堂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艾田蒲写序向法国读者推荐。1976年出版其《我的毛丨泽东思想40年(1934-1974)》，书中叙述毛丨泽东时代中国文化的高潮与衰落，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热爱和痴迷。
1983年，七星文库出版了艾田蒲的《金瓶梅》法文全译本，《金瓶梅》是世界文学中最精彩的小说之一，他从文化角度对中国这部名著做了多方面的考察。
1985年8月24日，在巴黎第11届国际比较文学年会上，国际比较文学耆宿，法国的艾田蒲教授以《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为题做了他的总结发言，那也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次学术讲演。他总体评价了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发展态势，并介绍了《文贝》、《中国比较文学》、《国外文学》以及台湾的《淡江评论》，评价了包括钱钟书、季羡林等人的文章（著作），甚至还涉及到了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茅盾等作家的评述。
艾田蒲对中国的热情体现在他的汉学研究中，他写下了文论著作《兰波的神话》、《世界文学论文集》、《论真正的总体文学》、《比较不是理性思辨》，但写得更多的则是汉学专著，比如《我们知道中国吗》、《孔夫子》、《耶稣会士在中国》、《东游记》（或称《新孙行者》）等著作。
1990年3月，艾田蒲欣然接受中国比较文化研究会的聘请，担任该会名誉会长。
2.《中国之欧洲》
最为引起世人瞩目并给艾田蒲带来真正声誉的，是他研究中国和欧洲关系的两卷集巨著《中国之欧洲》(Ｌ’Ｅｕｒｏｐｅｃｈｉｎｏｉｓｅ，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出版，1988—1989)。在这部800余页的著作中，艾田蒲以他特有的深厚学养、宏阔的文化视野，精辟地论证了中国文化对自罗马帝国至法国大革命间欧洲的影响，为西方人重塑了中国形象。此书原名为《哲学之东方》，作者主持巴黎大学比较文学教席时，曾多次给西方学生讲授过。1988年，由加利玛出版社收入“思想文库”正式出版时，改成现在这个书名，后经中国学者、法国文化艺术勋章获得者耿升译介到中国，译名为《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商务印书馆，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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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楼
《中国之欧洲》上卷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写到莱布尼兹同中国哲学以及文化关系的比较分析，写的是这一历史时期欧洲到底接受了中国哪些影响。下卷写欧洲人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并专门考证了《中国孤儿》的起源、传播及其文化意义。
根除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殖民历史的后遗症是艾田蒲创作本书的初衷，他在书中贯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是:文化交流只能在不对等的前提下进行，现实存在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包括历史经验、政治体制、经济实力、意识形态、乃至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恰恰不是文化交流过程需要回避和克服的“不利”因素，而是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平共存的基础。文化交流的目的，不是要求弥合实际上永远无法弥合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建立起一种共同认可的文化“同情心”和宽容精神，在一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发挥和挖掘各自文化自身的活力。在他看来，文化关系的运动像钟摆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状态才能获得动力。只有在一种竞争性的互相期望中，才能够结出丰硕的文化成果。相反，真正实现了人们理想中的、没有现实干扰的文化关系的状态，文化交往的内在动力可能也就丧失了，如同一只静止的钟表，没有冲突，但也没有意义。
基于上述理念，艾田蒲用翔实的史料介绍了欧洲得益于中国的一切，他力求在自己的这部大著中准确地描绘出中国与欧洲的真正面貌，着力探讨他所钟情的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为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起过何种促进作用？产生过何种积极影响？做出过哪些实际贡献？他描述了丝绸之路对西方艺术的开发作用，考析了中国文化对欧洲艺术的深远影响，探明了中国哲学对启蒙运动的启示。他认为，在中国比较文化研究中，通常的欧洲中心论表现为无视中国文化的创造，曲解其价值而拒绝加以受用。据此，他在该书前言中援引旧作，就谁是印刷术的发明者的问题，开宗明义地向欧洲中心论发难。
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改变了过去那种从孤立的短时段来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惯例，而代之以一种从全局、从长时段来考察的方法，把中国和欧洲文化的关系考察回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他在对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大量的词源学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地推测，实际上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在罗马时代已经非常充分了，中国和欧洲已经相互进入了对方的视野。
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中通过中西文化历史的考察，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整体，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无论是欧洲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都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都为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
在《中国之欧洲》中，艾田蒲颇有深度地描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这种哲学进程。交流是双向的、互补的。他在考析了中国哲学对欧洲产生的影响之后，认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输入和吸收，往往伴随着一种明显的政治意图，常持一种实用的价值取向。他在这两卷集的著作中，以第一手的翔实材料，辨析了西方哲学家在分享中国文化时所产生的种种误读现象，以及造成这种误读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
在书中，艾田蒲表达并提出了另外一个思路，那就是“显性”文化交流的研究和“隐性”的文化交流的研究。他认为，“显性”的文化交流是指那种表现出热潮、有意识地展开的文化交流，它一般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导，从学术的角度切入，以观念的方式展开，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对其他文化的借鉴和进入，但也因此容易产生对他者文化的误读，如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国热、中国五四时期的西学东渐等。而“隐性”的文化交流是指文化交流的相对平静的时期，它往往采用间接的、民间的、物质性的形式，在观念的层面人们一般不会注意，它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缓慢、细微的脉动。例如，在东西文化关系史上漫长的“史前时期”，即两种文化在意识层面直接接触的17世纪以前的近两千年的交流史。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忽略不计，相反，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可能是一种更深刻、影响更深远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于日常生活当中的，是以体现了另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物质为中介传递的，它没有那种显性丨交流中的观念先导，更容易进入新的文化土壤的深层。
《中国之欧洲》写了五年，但艾田蒲为此书准备了三十年，这甚至可以追溯到1929年，那时，他研究法国象征派诗人，同时研读中文，从那以后，他一直沉醉于对汉语的研究，并“记下欧洲受惠于那些‘中国佬’的一切”。他在《论真正的总体文学》一书中也说过：“如果没有钻进中国这个圈子，我永远不会获得真实、道德和幸福”。他在致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的信中说，从事中法文化交流是他“竭力坚持的一条重要生活道路”。这部凝结着艾田蒲毕生的著作表现了他广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独特的批判精神，一经问世，就轰动了西方，得到西方学术界高度的评价，荣膺巴尔桑比较文学基金奖（Pris de la Fondation Balzan－Comparatisme），成为第一部获此殊荣的比较文化著作，1992年由钱林森和许均翻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出版汉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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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楼
在艾田蒲看来，人们过去对文化关系属性的思考，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文化关系史的不充分的考察基础上的。文化关系史的研究，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交往的研究，大多集中在18世纪以后，当然其中包含了一些学术方面的考虑，如研究视域的空白、史料的丰富程度、学术的积累等等，但这必然造成一个后果，就是把某个特定阶段的文化关系的属性放大，上升成为普遍反映文化关系规律的认识。
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改变了过去那种从孤立的短时段来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惯例，而代之以一种从全局、从长时段来考察的方法，把中国和欧洲文化的关系考察回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他在对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大量的词源学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地推测，实际上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在罗马时代已经非常充分了，中国和欧洲已经相互进入了对方的视野。
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中通过中西文化历史的考察，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整体，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无论是欧洲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都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都为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
在《中国之欧洲》中，艾田蒲颇有深度地描述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这种哲学进程。交流是双向的、互补的。他在考析了中国哲学对欧洲产生的影响之后，认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输入和吸收，往往伴随着一种明显的政治意图，常持一种实用的价值取向。他在这两卷集的著作中，以第一手的翔实材料，辨析了西方哲学家在分享中国文化时所产生的种种误读现象，以及造成这种误读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
在书中，艾田蒲表达并提出了另外一个思路，那就是“显性”文化交流的研究和“隐性”的文化交流的研究。他认为，“显性”的文化交流是指那种表现出热潮、有意识地展开的文化交流，它一般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导，从学术的角度切入，以观念的方式展开，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对其他文化的借鉴和进入，但也因此容易产生对他者文化的误读，如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中国热、中国五四时期的西学东渐等。而“隐性”的文化交流是指文化交流的相对平静的时期，它往往采用间接的、民间的、物质性的形式，在观念的层面人们一般不会注意，它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缓慢、细微的脉动。例如，在东西文化关系史上漫长的“史前时期”，即两种文化在意识层面直接接触的17世纪以前的近两千年的交流史。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们可以忽略不计，相反，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可能是一种更深刻、影响更深远的交流。这种文化交流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于日常生活当中的，是以体现了另一种文化价值观念的物质为中介传递的，它没有那种显性交流中的观念先导，更容易进入新的文化土壤的深层。
《中国之欧洲》写了五年，但艾田蒲为此书准备了三十年，这甚至可以追溯到1929年，那时，他研究法国象征派诗人，同时研读中文，从那以后，他一直沉醉于对汉语的研究，并“记下欧洲受惠于那些‘中国佬’的一切”。他在《论真正的总体文学》一书中也说过：“如果没有钻进中国这个圈子，我永远不会获得真实、道德和幸福”。他在致中法比较文化研究会的信中说，从事中法文化交流是他“竭力坚持的一条重要生活道路”。这部凝结着艾田蒲毕生的著作表现了他广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功力和独特的批判精神，一经问世，就轰动了西方，得到西方学术界高度的评价，荣膺巴尔桑比较文学基金奖（Pris de la Fondation Balzan－Comparatisme），成为第一部获此殊荣的比较文化著作，1992年由钱林森和许均翻译，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出版汉译本。
三、学术评价
艾田蒲终生不能忘怀的仍是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实体的存在，无论早期翻译丁玲的《水》和张天翼的《恨》，还是对中华苏维埃的宣传；也无论是为中国人争回了印刷术的发明权，还是晚年真挚地、持久地对中国比较文学事业的支持；无论是写作《中国之欧洲》、《孔子》，还是永无懈怠地为陶潜、李白、《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在法国的问世奔波，艾田蒲都以一个世界主义者的形象出现在中国人面前。
艾田蒲对中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他不是为记载“文化功劳簿”而写此书的，如他所说，他的目的是想为学科“注入一点活力”。他的研究是不带任何偏见的，在破除“欧洲中心论”，赞扬中国文明的时候，他也实事求是地指出欧洲文化如何传入中国的。因此，他在阐述中国和欧洲的文化交流的时候，总是把这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放到广阔的世界文化背景下进行探讨。在此基础上，从世界文化的交流角度来认识人类文化相互影响及其规律。
艾田蒲曾长期在巴黎(索邦)大学主持比较文学讲座，并担任指导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比较文学研究工作的导师，对于向法语读者介绍中国文学十分积极。
- 2010-4-1 1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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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楼
在这个历史时期，欧洲正处在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前，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准备，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这个思想准备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与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儒家思想，这两种思想之精华的整合。法国文学史创始人居斯塔夫．朗松认为，自1680-1715年期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进而形成启蒙思想——法兰西社会精神的大变换时期。产生于这个时期的欧洲思想有以下6个要点：
1、要求有清晰的和有条理的思想，关注事实和经验，既不向偏见、 也不向权威让步，一个人为他自己寻求真理；
2、良心是自主的，信条是独立的；因此，所有地方的善人，与种族或宗教无关，从根本上讲都有同样的道德原则，并且个人可以自己判断善与恶，总的来说，善就是“中庸之道”；
3、善和乐是一致的，人们不应该去寻求消除，而是要导引他们的欲望。 这强调的是此世的享乐，来世的赏罚消失了；
4、善，并不是如后来卢梭主张的，本来就有的，而是文化和文明的产物；
5、快乐的哲学被扩展到了互惠的地步，由此，一个人会认为，要使他自己幸福，就需要使别人幸福；
6、“仁慈”的美德要被“人道”的美德所代替。”[1]
应当说，这六条思想在《论语》中和在早期儒家思想中都能够找到“有不同寻常的相似之处”。如第六条，就是用“人道”取代“神道”，用儒家的美德替代基督的美德。
这些新合成的智慧，为启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在17-18世纪的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经非常狂热地崇拜中国文化，如：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赫（哈）、魁奈、歌德、克斯柰……。他们“发现，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于是他们把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丨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视为“天赐的礼物”，魁奈在他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霍尔巴赫也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这些启蒙学者们响亮地提出，要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这就表明，中国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自由、
平等、博爱”等民丨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2]。
[1] 顾立雅著：《孔子中国之道》第374页。
[2] 同上书 第368页。
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1694-1778年），在他的《哲学辞典》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从未在其中发现任何东西，并且没有些许的假充内行式的蒙骗的味道。”，他又说，“在这个地球上曾有过的最幸福的、并且人们最值得尊敬的时代，那就是人们尊从孔子法规的时代。”。他宣称，“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1]。
伏尔泰读了传教士巴多明（在华时间：1728-1740）的通信之后认为：中国文化传入是对西方文化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被发现，对西方思想家们来说，是与达．伽马和哥伦布在自然界的新发现，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一件大事。他还认为：中国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的时侯，“我们（欧洲各国）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他认为人类文明、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是首先从中国那里开始的，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遥遥领先[2]。
- 2010-4-1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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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楼
法国哲学家霍尔把赫（1723-1789），与狄德罗（1713-1784）、爱尔维修（1715-1771）同是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中，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都是“百科全书派”的领导人。他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将政治和道德结合的国家”，是一个“德治或以道德为基础的政丨府”，“这个帝国的悠久历史使一切统治者都明白了，要使国家繁荣，必须仰赖道德。”[4]。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1646-1716），被称为“在欧洲，除了莱布尼茨之外，还从未有任何一位哲学家对新儒学感兴趣。”他在1672-1676年期间，作为德国外交官，在法国巴黎居住了四年，这是他能够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机会，对于他哲学思想的发展和科学成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在《论中国哲学》中说：中国哲学“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从前谁也不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完善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5]。1689年他在罗马逗留了6个月，
期间他结识了由中国返回欧洲的耶酥会士闵明我，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料。他在1697年写作的《中国近事》一书序言中，
曾经建议：“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由中国派传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的运用与实践，就象我们派传教士去教他们由神启示的神学那样，是很有必要的。”。
他的哲学思想， 对于以后德国的哲学家康德（1724—1804）、黑格尔（1770—1831）的哲学思想，都有重要的影响。
半个世纪以前，在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1905—）出版了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他对中国儒学在17—18世纪对欧洲的影响，尤其是对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做了极其翔实的阐述和论证。他在该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
“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法国和英国的实情是，中国，在儒学的推动之下，早就彻底废除了世袭贵族政治，现在儒学又成为攻击这两个国家的世袭特权的武器。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丨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丨主的发展。”
[1] 同上书 第369页。
[2]《伏尔泰全集》1865年版，第25、27卷。
[3]《伏尔泰全集》1865年版，第25、27卷。
[4] 沈福伟著：《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2页。
[5] 德顺编：《莱布尼兹全集》）第78—86页，转引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49页。
这种历史事实，对于当代中国人，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历史中的角色和作用，消除“西方中心论”所孽生的殖民地的文化心理，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文化，挺直自己民族文化的脊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再度辉煌，奉献我
们这一代人的辛劳，会有一定的激励作用。
中国儒学对欧洲的启蒙
在18世纪，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尤其是启蒙学者们，都曾经在深入接触和研究中国儒学的过程中，受到了多方面的启蒙。
（—）、中国的“民为邦本”与近代欧洲的民丨主体制
18世纪的启蒙学者，从中国的文化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政丨府的目标是人民的幸福。如果背离这个目标，人民就会造反和革命，直至把它推翻。他们在《论语》和《孟子》中，概括出一条箴言：革命的威胁经常呈现为对暴君威慑。这一思想与法国革命的国民议会所宣称的：“当政丨府侵害人民的权力时，对于人民，以及对于人民每一部分来说，起义造反就是最神圣的权利和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非常相似的。
孟德斯鸠（1689—1755）曾经写道：“中国的皇帝……据说如果他的帝国不公正，他将被剥夺去帝国和生命。”[1]
- 2010-4-1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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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楼
孙中山在1924年写的《民族主义》中，指出过“中国领先于欧洲和美洲几千年，就发展了一种民丨主哲学”，“欧洲超过中国的，不在于政治哲学，而只在于物质文明……我们需要向欧洲学习的是科学，而不是政治哲学。
因为在真正的政治哲学原理方面，欧洲人需要向中国学习”。
应当说，法国大革命的理想目标，与中国古代《礼运篇》中的追求有共同之处。因此，可以说，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伦理社会，而民丨主，则是这个伦理社会的灵魂。
今天，人类所达到的民丨主意识与进程，是人类自有文明以来有关民丨主智慧的结晶。近代西方
民丨主不是西方人头脑的独创，其中有东方人的智慧；社会主义的民丨主，也离不开它脱胎而来的资本主义的民丨主。2l世纪人类的民丨主进程，将打破制约人类民丨主健康发展的一切历史成见。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民丨主方面，应当从对立、对抗，转向对话，相互取长补短。只有如此，各自的民丨主才能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更加健康的发展，才能够跟上人类文明飞速发展和进步的历史潮流。
[1] 顾立雅著：《孔子与中国之道》第377页。
（二）、中国的“用人之道”与近代欧洲反对贵族世袭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权威，否则就必然坠入无政丨府的深渊。欧洲的启蒙学者发现，孔子不是反对一切权威，他是要把这种权威托付给人民，但不是托付给任意的人，而是托付给那些有道之人。这些人不仅能够“为政以德”，而且不把“道”视为永远不变的教条，信奉“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热诚。这种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与现代民丨主所要求的“民丨主与平等精神”是相通的。
早在1696年，巴黎就出版了一份耶稣会士勒孔特撰写的声言：在中国“贵族从来不是世袭的，就品质而言，人们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他们只要尽职尽责就能保全其官位。”
在1735年，法国出版了一部受到广泛阅读的书，书中认为，在中国“一位学者，尽管是农夫之子，也很有希望达到总督的高位，并且甚至还会成为国家的宰相。因为，作为孩子都是平等的”[1]。这就是中国流传深广的一句古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早在1789年以前，维吉尔．皮诺特就指出过；在中国独一无二的是，“一个人靠着良好的品质达之于国家的高官显位；每个人都是根据其优点而排列其在社会等级中地位，尽管有王公的青睐和出身的有利之处，却不能使一个被认为既无德行又无学识的人欺骗性地被任命在某个官职上。这种情形在欧洲是罕见的或者甚至是不存在的。因为所有的传教士们，不分国籍，都用狂热的词句赞美这个令人称奇的、中国的等级制度，其基础不是别的，只是良好的品质。”[2]
到了1789年，法国国民会议通过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其中第一条是，“在他们的权利方面，人们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和平等的。所以，公民的差别只能建立在公共事业的基础上”[3]。可见，中国古代的“用人之道”，对于法国启蒙学者与法国大革命，在反对贵族世袭和用人自由、平等方面的某些影响。
远在1731年，中国的“用人之道”或用人“准则”就被英国人采纳了。当时的英国人，尤斯塔斯．巴杰尔写道：“共和国每一个荣誉的或福利的地位，
应被作为对真正的良好品质的奖赏。如果现代政治家不把它记在脑海里，这个极好的准则，就不能在象大英帝国这样的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王国里被遵循。我奉告这样的政治家，就是在这个时代，这个光辉的准则，曾经受到一个国家最严格的遵奉，这是个全世界地域最广，人口最稠，治理最好的国家。我指的是中国……在中国，一个人如果不是个真正有才能、有学识的人，他就不能成为一个官吏，亦即一位君子或有能力胜任政丨府中任何职位的人”。
（三）、儒家的道德意识与重农学派的经济思想
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1694—1774），从他在1756年发表的第一篇关于经济学的文章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爱《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大致经历了2丨0年。
重农学派，是在欧洲启蒙运动如火如荼的大潮中产生的。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整个法国农业和工业频于崩溃，到了18世纪的中叶，
贫穷与饥饿在社会上，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重农学派就是在这一深刻危机中，适应了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的。
应当说，最直接启发重农学派的中国文化，就是儒家思想。魁奈当时被他的追随者尊称为“欧洲的孔子”。他在儒家典籍中找到强有力的攻击重商主义的思想武器，把经济运作程序的构思从重商主义的模式中解放出来，第一个把经济学科学化及系统化，开创了西方经济学的一个新纪元。他的弟子米拉波（1715—1789）认为，魁奈在政治经济学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净产品”的概念，而这正是孔子关于道德教育普行于世的产物。
弗朗西斯．魁奈首创的重农主义学说，其理论本体导源于中国。1767年他的
《中国的专制政治》一书正式出版。有人考证此书的头七章，“全部抄袭”自一本描述中国的书。他本人也在该书最后一章的导论中声明，此书只是“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
- 2010-4-1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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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楼
——《洋奴五大定律》会给洋奴造成心理伤害，他们会用“看两眼就骂”，“奋力证明自己不是人”等方法争取胜利。怒火万丈的洋奴才可能会冲我大吼：“难道你不用外国人的东西？有本事把电脑砸啦！”阿拉伯人发明了代数，美国人可以学，但不代表美国人要证明本•拉丹是他们的爸爸。学生和奴才是两类人，用“接受外国文化”混淆“对洋人阿谀承”,是这些人最后的，也是纸做的杀手锏。
- 2010-4-1 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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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楼
作者着力说明的是,欧洲的崛起不是奇迹,而是东方文明的滋养积渐而成,但也不能否认近代欧洲自身的能动性,近代文明的承载者。欧洲启蒙运动的裂变性,在于一方面吸收了来自东方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被精心构建成为一个否定东方的全新知识体系。正如中国所谓正朔承传的观念一样,欧洲历史及其文明史也被勾勒成一部《传灯录》——希腊、罗马、基督教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和工业革命,仿佛这就是欧洲精神、欧洲文明的衣钵正道,然而,所有后设的传承有序的谱系本身都透着可疑。“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创造一个“永恒的西方”,虚构了历史上东西方的界限。然而,希腊本身就是出于近代欧洲中心论的构想,它的文化既非西方,政体亦非民主。文艺复兴,更是在东方尤其伊斯兰教影响下产生,欧洲抹杀了此前曾大量译介伊斯兰科学文艺著作的史实。启蒙运动,则更多直接和间接吸收借鉴了中国的思想资源,是真正据为已有的拿来主义。亚当·斯密所阐发的英国经济自发放任的原则,实际渊源则来自于中国道家治国“无为”的思想。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所依赖的大多数重要科技,全部都是经由全球化商路悄悄传到欧洲,甚至包括蒸汽机原理,都更早的出现在中国人的著作中。
并不存在一个孤立的西方,欧洲的发展是被东方推动的,西方文明是后来者,它的真正起源在东方。然而,今天,西方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代表,社会文化发展的“现代性”径直成为西化程度的代名词。西方最终取得了胜利,甚至悄悄掩盖了东方的历史。许多东方包括非洲曾经为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国家和种族,被后起的西方指认为“无历史的人”。欧洲文明凌驾于万国,自居优宠地位,根本都是欧洲的自大、残暴与贪婪。欧洲身份的塑造和变化,使欧洲的自我膨胀和帝国主义成为可能。作者尤其比较了中国的国际朝贡体系,后者貌似落后的等级制,维护的却是“文明的中央王国”;前者的“人类主义”道德理念,践行的却是以武力和掠夺“拯救”堕落东方,普及自己的“文明标准”。东方主义和欧洲中心论,都是在想象和虚构中贬东扬西。东方在有色眼镜中被歪曲为专制、放纵、野蛮的低等文明,成为永远不开化、未成人的彼得·潘世界。这种分裂东西的文明优劣论本身分明是一种“智力上的种族隔离制度”,也为帝国主义炮制出了征服东方的口实。
本尼迪克特说过,“历史岂能被写成仅仅属于某一族群的人的历史”。欧洲的狭隘主义所创造的一系列自我中心的神话“迷思”,终将被摒弃。被边缘化了的东方及其长达千年的世界文明的主体地位,终将被重新认知。也正如《欧洲霸权之前》的作者卢格霍德评论该书后说的:“世界历史需要重写,而我们正处在这项工作的初级阶段。”为历史的正名,两百年、三百年的时间,都远远不够。
全面根除西方中心论种族偏见主义的一本书
全面匡正东方文明的一本书
西方中心论主义者你们无知可以但是不要因为无知而无耻
- 2010-4-1 1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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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楼
上篇 中国先民大探险见闻
序
第一章 燕、齐、秦时代对中国东海的经营与海上方士之探险
一、燕国的崛起及其统辖疆域
二、燕国与东海诸国的历史渊源
三、燕、齐、秦海上方士海山探险队的历史业绩与影响
第二章 燕、齐、秦海上方士海山探险队的地理调查与史地实证
——《山海经·东山经·东次三经》考
第三章 汉帝国对东海的经营与探察蓬莱(日本)的史地实证
一、汉海上方士海山探险队的组织规模与派遣
二、汉海上方士探察蓬莱(日本)的史地实证
三、汉武帝对派遣海上方士海山探险队的检讨
第四章 燕、齐、秦、汉海上方士海山探险队对东海域内周
边洲岛海山的地理大探察与史地实证
——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考(上)
一、中国先民对东海域内周边洲岛海山的一般知识
二、关于瀛洲(琉球)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三、关于带洲(库页岛)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四、关于扶桑(二荒山)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五、关于蓬丘(蓬莱)(伊豆半岛、三浦半岛、房总半岛)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六、关于生洲(纪伊半岛)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七、关于方丈洲(亶洲)(四国)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第五章 中国先民海上方士集团对美洲的大航海探险与地理大发现的史地实证
——汉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考(下)
一、被埋没与被遗忘的中国先民海上方士集团的大航海探险
与地理大发现的原始报告
二、关于祖洲(南美洲)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三、关于长洲(北美洲)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四、关于玄洲(尤卡坦半岛)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五、关于沧浪海岛(中美洲地峡部)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六、关于风麟洲(巴哈马群岛及大、小安的列斯群岛)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七、关于聚窟洲(秘鲁及玻利维亚等地)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八、关于流洲(科隆群岛)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九、关于尾闾(黑潮)、沃焦(夏威夷群岛)的地理探察与史地实证
第六章 中国海上方士集团再度访察中美洲的原始记录与实验证据
——王子年《拾遗名山记》考
一、《拾遗名山记》所载中国海上方士集团再度访察中美洲的原始记录
二、中国东晋时代海上方士集团再度访察中美洲的实验证据
三、玛雅文明渊源于华夏文明的历史依据
四、玛雅人的族源问题初探
下篇 华夏族群南美大迁徙
序
一、华夏古巴郡地区的板楯部族在南美洲秘鲁地区的历史遗迹
二、华夏板楯蛮狩猎遗风在秘鲁之延续与事迹
三、华夏邛人、榨人及獠(僚)人的建筑艺术在南美洲秘鲁之再现与历史遗迹
四、华夏盘瓠族在南美洲秘鲁及玻利维亚地域的历史遗迹与实证
五、华夏冉胧族、“附国”之羌彝族及濮人等族裔漂移南美洲秘鲁及
玻利维亚地域的历史遗迹与实证
六、华夏僚族流移南美洲厄瓜多尔地域的历史遗迹与实证
七、华夏蜀王纵目人移徙南美洲秘鲁地域的历史遗迹与实证
八、殷夏帝国的秘鲁族与华夏大陆盘瓠(壶、古)族的族源关系
九、中国先民海上方士集团对秘鲁马丘·比丘的探察与史地实证
十、中国先民海上方士集团最早在南美洲发现的“金字塔”建筑——帝尧台、
帝喾台、帝丹朱台、帝舜台
十一、华夏哀牢族流移南美洲秘鲁地域的历史遗迹与实证
附一 中国对台湾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拥有最早发现权
命名权和管辖权
附二 日本国与中国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东北诸岛
(包括钓鱼列屿)绝无机缘考
一、日本弥生时代的航海路径与范围
二、汉魏时代倭土各国使节来航中国的海行路线与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东北诸岛
(包括钓鱼列屿)绝无机缘考
三、南朝时代日本使节来华的航海路线与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东北诸岛
(包括钓鱼列屿)绝无机缘考
四、日本遣隋使的航海路线与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东北诸岛
(包括钓鱼列屿)绝无机缘考
五、日本遣唐使的航海路线与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东北诸岛
(包括钓鱼列屿)绝无机缘考
六、五代宋时代日本与台湾岛及附属岛屿东北诸岛
(包括钓鱼列屿)绝无机缘考
某些人就是喜欢坚持西方中心论那套
反反复复重复什么用文革和近代那套打死中国文明
- 2010-4-1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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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楼
追忆艾田蒲
译序
中文版序
法文版序
前言 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杰作：谷登堡为印刷术发明家
第一部 契丹寻踪
第一章 契丹寻踪
第二章 耶稣会传教团之前在中国的犹太教和基督教
第三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1）
第四章 阿拉伯世界发现中国（2）
第五章 从阿拉伯人的游记到马可·波罗纪行
第六章 马可·波罗（1）
第七章 马可·波罗（2）
第八章 马可·波罗（3）
第九章 中国艺术与锡耶纳复兴
第十章 中国和佛教对魔鬼和地狱表现的影响
第十一章 佛教的重新发现（1）
第十二章 佛教的重新发现（2）
第二部 欧洲对由传教会从中国传来的消息之最初反应
第十三章 传教士不懂汉语的某些后果或公然传播的谬误
第十四章 游记与“哲学”思想
第十五章 买卖就是宗教
第十六章 传教士与官员
第十七章 从利玛窦到拉莫特·勒瓦耶（1）
第十八章 从利玛窦到拉莫特·勒瓦耶（2）
第十九章 中国礼仪事件（1）
第二十章 中国礼仪事件（2）
第二十一章 中国礼仪事件与培尔的思想
第二十二章 费尔隆与中国
第二十三章 马丨勒伯朗士的“上帝”概念与朱熹的“理”的概念（1）
第二十四章 马丨勒伯朗士的“上帝”概念与朱熹的“理”的概念（2）
第二十五章 马丨勒伯朗士的“上帝”概念与朱熹的“理”的概念（3）
第二十六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1）——宏图大略
第二十七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2）——世界性的中国语言
第二十八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3）——二进制算术与《易经》八卦
第二十九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4）——莱布尼兹与中国思想
第三十章 莱布尼兹与中国（5）——莱布尼兹与中国礼仪事件
上卷结语
中国之欧洲：下卷
- 2010-4-1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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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楼
第一部 罗马教廷否认耶稣会士眼中的中国之欧洲
第一章 图尔侬翠结局不妙
第二章 梅扎巴尔巴在中国与伏尔泰的缄默
第三章 孟德斯鸠的中国
第四章 欧洲仍在中国化
第五章 为欧洲“爱术”所利用的中国1
第六章 为欧洲“爱术”所利用的中国2
第二部 17和18世纪欧洲戏剧中的几个中国侧面
第七章 伊丽莎白戏剧
第八章 司马迁的《中国孤儿》
第九章 纪君祥的《中国孤儿》
第十章 从纪君祥到伏尔泰
第十一章 伏尔泰的《中国孤儿》
第十二章 《中国孤儿》在英国、德国和意大利
第三部 仰慕中国的伏尔泰
第十三章 伏尔泰及其消息来源
第十四章 伏尔泰与中国纪年表（1）——问题是如何提出的
第十五章 伏尔泰与中国纪年表（2）——伏尔泰的答案
第十六章 伏尔泰与孔夫子
第十七章 伏尔泰·中国政治与风俗（1）
第十八章 伏尔泰·中国政治与风俗（2）
第十九章 将无耻之徒击垮在中国之下
第四部 仰慕中国者与排斥中国者
第二十章 德·阿尔让斯侯爵的《中国人信札》
第二十一章 重农主义者与中国
第二十二章 仰慕中国者与排斥中国者
第二十三章 18世纪的一部教材和一部词曲中介绍的中国
第二十四章 这部《词曲》是否完备？
结论 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
译后记
人地名中外文对照表
书刊名中外文对照表
- 2010-4-1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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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楼
我是黄种人我是中国人
我捍卫我自己的种族捍卫自己的祖宗贡献
- 2010-4-1 1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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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楼
《中国之欧洲》上卷从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一直写到莱布尼兹同中国哲学以及文化关系的比较分析，写的是这一历史时期欧洲到底接受了中国哪些影响。下卷写欧洲人从对中国的仰慕到排斥的转变过程，并专门考证了《中国孤儿》的起源、传播及其文化意义。
根除欧洲中心论的偏见和殖民历史的后遗症是艾田蒲创作本书的初衷，他在书中贯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是:文化交流只能在不对等的前提下进行，现实存在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包括历史经验、政治体制、经济实力、意识形态、乃至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恰恰不是文化交流过程需要回避和克服的“不利”因素，而是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平共存的基础。文化交流的目的，不是要求弥合实际上永远无法弥合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性，而是建立起一种共同认可的文化“同情心”和宽容精神，在一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发挥和挖掘各自文化自身的活力。在他看来，文化关系的运动像钟摆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状态才能获得动力。只有在一种竞争性的互相期望中，才能够结出丰硕的文化成果。相反，真正实现了人们理想中的、没有现实干扰的文化关系的状态，文化交往的内在动力可能也就丧失了，如同一只静止的钟表，没有冲突，但也没有意义。
基于上述理念，艾田蒲用翔实的史料介绍了欧洲得益于中国的一切，他力求在自己的这部大著中准确地描绘出中国与欧洲的真正面貌，着力探讨他所钟情的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为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起过何种促进作用？产生过何种积极影响？做出过哪些实际贡献？他描述了丝绸之路对西方艺术的开发作用，考析了中国文化对欧洲艺术的深远影响，探明了中国哲学对启蒙运动的启示。他认为，在中国比较文化研究中，通常的欧洲中心论表现为无视中国文化的创造，曲解其价值而拒绝加以受用。据此，他在该书前言中援引旧作，就谁是印刷术的发明者的问题，开宗明义地向欧洲中心论发难。
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改变了过去那种从孤立的短时段来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惯例，而代之以一种从全局、从长时段来考察的方法，把中国和欧洲文化的关系考察回溯到中国的先秦时代。他在对丰富的考古资料和大量的词源学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地推测，实际上欧洲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在罗马时代已经非常充分了，中国和欧洲已经相互进入了对方的视野。
艾田蒲在《中国之欧洲》中通过中西文化历史的考察，着重阐明了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体，是一个互相依赖互为补充的整体，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地域的文化，无论是欧洲文化还是中国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都是人类文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都应当受到平等的对待，而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是独特的，都为整个人类文化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应该得到同样的重视。
- 2010-4-1 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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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楼
首先这是技术不等于西方文明，再说了西方人不也是从东方传来的火枪学习的技术吗
美国汉学家顾立雅在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中写道：“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丨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丨主的发展。”
莱布尼茨赞同中国的“自然神论”或“无神论”，认为中西哲学是可以协调一致的。作为莱布尼茨哲学思想核心的“单子论”及“先定和谐论”受到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同儒家学说有许多一致之处。
而且中国的易卦启迪了莱布尼茨，促使他将自己的二进制数学发明公诸于世，奠定了以后计算机的理论基础。
西方人不也是学习了九桅杆明轮船，人力轮船，郭守敬的天文，张衡的浑天说吗
西方人不也是用我们的纸张，钟表（宋朝人发明的）吗？
按照这么说西方人凭什么分裂中国领土，侵略我们？西方人文艺复兴也没少了学习我们的哲学文化和指南针纸张，火枪火炮也是铁木真带入西方的他西方人不也用我们的东西崛起吗？
他们不也学习我们的文明吗？按照这些人的思维他们西方人凭什么反华歪曲是非
凭什么抹杀我们的历史贡献，对中国人人种诋毁，种族歧视
日本右翼分子恨不恨中国？不照样用钟表，纸张，汉字
日本生活中现在还有很多汉字，日本右翼不照样用
华盛顿反英不是照样用英国的东西吗？
同样道理我学习科技但是我不喜欢西方，不冲突
西方人还学习我们的东西欺负我们呢？
科技不等于西方
我反西方不等于反科技
——《洋奴五大定律》会给洋奴造成心理伤害，他们会用“看两眼就骂”，“奋力证明自己不是人”等方法争取胜利。怒火万丈的洋奴才可能会冲我大吼：“难道你不用外国人的东西？有本事把电脑砸啦！”阿拉伯人发明了代数，美国人可以学，但不代表美国人要证明本•拉丹是他们的爸爸。学生和奴才是两类人，用“接受外国文化”混淆“对洋人阿谀承”,是这些人最后的，也是纸做的杀手锏。
- 2010-4-1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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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楼
水平确实有高低~
回去看看第一次数学危机是怎么回事？一个“无理数”就让古希腊数学界直接崩溃了~
为什么？古希腊人的几何学成就确实很高，但悲剧的是，他们几乎不玩代数。数学史的发展证明了，纯几何就是一条死路！而在代数发展上，古希腊远远落后于中国数学~
如果没有后来阿拉伯人的代数理论完善，古希腊的那些几何成就最终不过是泡影罢了
阿拉伯人有两句谚语说得好~
1、中国人有两只眼睛，希腊人有一只眼睛，其他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是瞎子~
2、希腊人空有理论，中国人还有技术
还真好意思扯什么亚诺芝曼，丫整的是吹得所谓的什么“科学”？
——这是观察的结果？这是实验的结果？这个神棍的异想天开根“科学”沾得上毛的边？
要是拿这个都能来说是的话，李约瑟还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那爱因斯坦是不是应该去跳楼了？
要谈数学，古希腊就是一个悲剧，回避了关键的代数问题，光靠几何就是一条路走到黑，没有任何出路～
古希腊的数学，最后是在中世纪得到了阿拉伯人的整理，并导入了他们的代数学成就（连”代数”Algebra这个单词，都是从阿拉伯语的Al-jabr中来的），才有了近代数学体系的基础。
而在阿拉伯人之前，代数界独霸天下的一直是中国人，更不用说拥有同样出色的几何学成就了
刚才还在拿中国比古希腊，一看古希腊没救了，又拉出了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比来比去，变成了拿中国比全世界～
我再教你一个保命绝招“就算中国比过了全世界又怎么样？中国能跟天顶星人比么？中国能跟那美克星比么？”——这样你就彻底无敌了
到了20世纪，至少从中叶开始，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对数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并孕育出孤立子理论、混沌动力学、四色定理证明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借助计算机及有效的算法猜测发现新事实、归纳证明新定理乃至进行更一般的自动推理……，这一切可以说已揭开了数学史上一个新的算法繁荣时代的伟大序幕。科学界敏锐的有识之士纷纷预见到数学发展的这一趋势。在我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教授就亲自领导建立了计算机研制组，为我国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吴文俊教授更是从70年代中开始，毅然由原先从事的拓扑学领域转向定理机器证明的研究，并开创了现代数学的崭新领域——数学机械化。被国际上誉为“吴方法”的数学机械化方法已使中国在数学机械化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而正如吴文俊教授本人所说：“几何定理证明的机械化问题，从思维到方法，至少在宋元时代就有蛛丝马迹可寻，”他的工作“主要是受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吴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精髓的发扬光大。
计算机影响下算法倾向的增长，自然也引起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中算法传统的兴趣。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D.E.Knuth就呼吁人们关注古代中国和印度的算法5。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的来说还亟待加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包括数学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的，而阿拉伯地区是这种文化传播的重要中转站。现存有些阿拉伯数学与天文著作中包含有一定的中国数学与天文学知识，如著名的阿尔•卡西《算术之钥》一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数学问题显示出直接或间接的中国来源，而根据阿尔•卡西本人记述，他所工作的天文台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学者。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中心论”特别是“希腊中心论”的影响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有关资料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掘。正是为了充分揭示东方数学与欧洲数学复兴的关系，吴文俊教授特意从他荣获的国家最高科学奖中拨出专款成立了“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鼓励支持年轻学者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是具有深远意义之举。
研究科学的历史，其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从历史的发展中获得借鉴和汲取教益，促进现实的科学研究，通俗地说就是“古为今用”。吴文俊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假如你对数学的历史发展，对一个领域的发生和发展，对一个理论的兴旺和衰落，对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对一种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影响等这许多历史因素都弄清了，我想，对数学就会了解得更多，对数学的现状就会知道得更清楚、更深刻，还可以对数学的未来起一种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可以知道数学究竟应该按怎样的方向发展可以收到最大的效益”。数学机械化理论的创立，正是这种古为今用原则的硕果。我国科学技术的伟大复兴，呼唤着更多这样既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有鲜明时代气息的创新。
- 2010-4-1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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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楼
反过来看古希腊，不可否认几何学相对发达，但杯具的是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玩代数学！而且古希腊的数学理论坚持几何才是全部数学的基础，直接将代数排除在外
以至于一个代数上的无理数问题就能让整个古希腊数学体系崩溃，发现无理数的希帕苏斯直接被绝望的古希腊人扔进了大海~这就引发了数学史上的第一次数学危机
虽然这次危机最后在欧多克斯的比例定义法下渡过了，但这从根本上并没有解决无理数问题，而是在他面前绕道避开了。
更为杯具的是，自此以后古希腊人把几何看成了全部数学的基础，把数的研究隶属于形的研究，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密切关系。这样做的后果使得算术和代数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导致基本理论十分薄溺。
在阿拉伯人开创代数学之前，西方数学发展了上千年而没有大的突破，归根到底还是古希腊人一条腿走路的狭隘思想所致。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阿拉伯或者中国先进代数思想的导入，光靠古希腊的纯几何路子，永远不可能有现代数学！
没办法，现在的人都被西方人洗脑了
包括在对待技术的问题上也是
一切以西方的价值观为准则
真要比？那好，咱们拿强项比强项~
中国的强项是天文历法，那伟大的希腊人的历法是个什么鸟样呢？
古希腊和中国一样，都是一年360天。但杯具的是，他们的闰月系统太过简单——每2年加1个闰月，平均下来每年有375天~过着过着日子就过糊涂了~
作者着力说明的是,欧洲的崛起不是奇迹,而是东方文明的滋养积渐而成,但也不能否认近代欧洲自身的能动性,近代文明的承载者。欧洲启蒙运动的裂变性,在于一方面吸收了来自东方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被精心构建成为一个否定东方的全新知识体系。正如中国所谓正朔承传的观念一样,欧洲历史及其文明史也被勾勒成一部《传灯录》——希腊、罗马、基督教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丨主和工业革命,仿佛这就是欧洲精神、欧洲文明的衣钵正道,然而,所有后设的传承有序的谱系本身都透着可疑。“言必称希腊”的西方文明发展史,创造一个“永恒的西方”,虚构了历史上东西方的界限。然而,希腊本身就是出于近代欧洲中心论的构想,它的文化既非西方,政体亦非民丨主。文艺复兴,更是在东方尤其伊斯兰教影响下产生,欧洲抹杀了此前曾大量译介伊斯兰科学文艺著作的史实。启蒙运动,则更多直接和间接吸收借鉴了中国的思想资源,是真正据为已有的拿来主义。亚当·斯密所阐发的英国经济自发放任的原则,实际渊源则来自于中国道家治国“无为”的思想。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所依赖的大多数重要科技,全部都是经由全球化商路悄悄传到欧洲,甚至包括蒸汽机原理,都更早的出现在中国人的著作中。
并不存在一个孤立的西方,欧洲的发展是被东方推动的,西方文明是后来者,它的真正起源在东方。然而,今天,西方已经成为现代文明的代表,社会文化发展的“现代性”径直成为西化程度的代名词。西方最终取得了胜利,甚至悄悄掩盖了东方的历史。许多东方包括非洲曾经为世界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国家和种族,被后起的西方指认为“无历史的人”。欧洲文明凌驾于万国,自居优宠地位,根本都是欧洲的自大、残暴与贪婪。欧洲身份的塑造和变化,使欧洲的自我膨胀和帝国主义成为可能。作者尤其比较了中国的国际朝贡体系,后者貌似落后的等级制,维护的却是“文明的中央王国”;前者的“人类主义”道德理念,践行的却是以武力和掠夺“拯救”堕落东方,普及自己的“文明标准”。东方主义和欧洲中心论,都是在想象和虚构中贬东扬西。东方在有色眼镜中被歪曲为专制、放纵、野蛮的低等文明,成为永远不开化、未成人的彼得·潘世界。这种分裂东西的文明优劣论本身分明是一种“智力上的种族隔离制度”,也为帝国主义炮制出了征服东方的口实。
本尼迪克特说过,“历史岂能被写成仅仅属于某一族群的人的历史”。欧洲的狭隘主义所创造的一系列自我中心的神话“迷思”,终将被摒弃。被边缘化了的东方及其长达千年的世界文明的主体地位,终将被重新认知。也正如《欧洲霸权之前》的作者卢格霍德评论该书后说的:“世界历史需要重写,而我们正处在这项工作的初级阶段。”为历史的正名,两百年、三百年的时间,都远远不够。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 2010-4-1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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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楼
都承认中国文明巨大贡献，世界上只有一个民族不承认
那就是中国文明创造者的后代中国人不承认。
韩国人胡编意淫，中国人不反抗反而自我作践，虚无化自己文明认为不虚无化中国文明就是意淫，结果韩国人意淫中国文化反而让中国人自己越发自贱抹杀自己祖宗的贡献，可见民族自卑多么深入骨髓，自卑自贱自虐
摩罗老师说的一点没错近代开始中国人变得自卑自贱自虐
西方中心论贬损揭穿西方人资料这不奇怪
中国人反而捍卫西方中心论贬损李约瑟可见
洗脑有多严重
几年前我在博客里发了几篇关于“四大发明”的文章，还有人在后面大量跟帖，说李约瑟是学术骗子，只是一个二、三流学者。欧洲中心论为了贬低中国，发表这种言论不奇怪，但是，中国人也跟着批判李约瑟，可见被奴化、被洗脑的程度有多严重。
欧洲中心论奴化的中国人，不是“秘而不宣”，而是“视而不见”，不敢怀疑西方人的教科书，不敢想象中国古人如此了得。反而主动维护欧洲中心论的正确性，怀疑、批评、指责一切对于欧洲中心论的不利言论，即使就是西方人讲述中国文明贡献也要诽谤打到使劲浑身解数也要拼命虚无化。对于他们来说，欧洲中心论已经是终身信仰，推翻它，简直就是大逆不道。
即使有大量资料证明中国文明贡献，也不懈余力的虚无化，西方中心论贬损中国文明说出那些言论不奇怪，而那些被西方中心论洗脑的中国人，如此疯狂捍卫西方中心论，则不让人反思一下，我们自卑自贱自虐的媚外思想，是多么的毒害人，那些见到中国文明贡献而驳不倒的洋奴，谬论无限重复一万遍就是辩论胜利来安慰自己的心里，便使出浑身解数，虚无化中国文明，在他们眼中只要不虚无呼中国文明就是意淫，最好连中国人都是洋人造的，那样就符合他们的孙子心里了。
那些西方中心论主义者，见到揭穿西方中心论的资料，不是虚无化就是选择性失明，谬论重复一万遍就是成功，用这招来精神胜利，心理安慰自己是辩论成功。
你根本没有看我的资料，不过是选择性失明，反复重复谬论混乱实现而已，这些死硬派我从来不指望能说服他们，因为根本就是视而不见，断章取义来个胡搅蛮缠，那不是当理说，随便捣乱一下，嚷嚷两句，来一个全然不见，无视你的话，在反复重复谬论当心理安慰辩论胜利，词不对题等等招数充当垂死挣扎，他们这些人可曾如此韩卫国中国文化？
西方右翼分子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丑化贬损中国，诋毁中国人种，什么黄祸黄种人是猩猩等等，可曾见到这些所谓的公正客观人士出面捍卫中国？那些媚外狂反而帮助他们的主子，可见自卑自虐自贱，多么深入骨髓，谎言重复千遍，无视你的话，无限重复胡搅蛮缠就是把你驳倒了，意淫自己精神胜利，媚外狂习惯了西方中心论，见到揭穿西方中心论的东西，都视为大逆不道，全部都扑上去，如同疯狗一样，汪汪乱叫，随便发两句就来混乱实现，人身攻击，谬论无限重复诽谤学者和资料要么就是冷嘲热讽，虚无化中国文明，今天的自卑自虐自贱多么的让人恶心透顶
在那些媚外狂的心理只要不是贬损中国文化的，侮辱中国种族的，就全都被视为是混蛋骗子，谁说中国一点好，就诽谤死你，什么词不好就贴到你身上，你在夸一下中国试试？
反之那些骂中国人是黄猩猩对中国人种族诋毁的西方右翼分子，这些人非但不会去反抗，反而会支持什么《黄祸》这本书，见到哈华必反，见到反华必拥这就是他们媚外的嘴脸
- 2010-4-1 1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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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楼
作者简介 约翰·霍布森，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堪称是作者曾祖父约翰·阿特金森·霍布森的经典著作《帝国主义》的后续之作。作者对西方崛起论中占主流的种族中心主义偏见提出了挑战。他认为，欧洲发展的每个重要转折点，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吸收东方发明(思想、技术和制度等)而完成的，在公元500至1800年之间，这些东方发明通过东方全球化，从先进的东方向东方主导的全球经济扩散。《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把迄今为止仍被边缘化的东方民族推到了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前列。这里选摘了有关中国对西方影响的部分内容。
到公元1100年，全球集约型的主导力量已经转移到了中国，并一直保持到19世纪。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力量也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并在15世纪后开始占据支配地位。所有这些都与欧洲中心论的叙述相反。这里，我提出一种不同的观点：1434年后的历史时期中，即使不存在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那也肯定存在一种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全球经济。
第一次工业奇迹：11世纪的中国宋朝
经济史学家通常认为，工业化的起源或秘决可以在18世纪的英国找到。但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工业大师是中国，而不是英国。中国“工业奇迹”的发生有1500多年历史，并在宋朝大变革时期达到了顶峰——这比英国进入工业化阶段早了约600年。因为正是宋朝，中国许多技术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传播，才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的兴起。
钢铁革命：公元前600年至公元1100年
中国的钢铁奇迹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00年，第一块铸铁实物始于公元前513年，到公元前2世纪时钢的生产开始了。不过，即使缺乏详尽的数据，公元800年至1100年之间工业的惊人增长也似乎是不容置疑的。罗伯特·哈特韦尔(美国历史学家)在其很有影响的一篇论文中估计，公元806年至1078年之间,中国的人均铁产量增长了六倍。就年生产总量来说，806年生产了1.35万吨的铁，到1078年差不多有12.5万吨。这种增长率英国人在约7个世纪后才能与之相媲美。
同样令人关注的是生产技术的发明。中国人生产出各种类型的铁制工具，用铸铁锻造铲和犁铧(以及大炮)，同时生产熟铁用于制造刀具(比如刀和剑)。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欧洲人在中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使用了熟铁。而铸铁性能要优越得多。
另一个显著的创新是11世纪时用焦炭取代了木炭。这非常有意义，因为欧洲中心论坚持认为，这是由几个世纪后的英国人首先实现的。纺织业成就令人瞩目，是宋朝奇迹的另一个特点，而这常常被归功于18世纪的英国。中国的丝绸工业早在公元前14世纪就开始了，可以考证的是，纺织业领域最先进的工业技术革新是生产麻织品和丝绸的水力纺纱机的广泛采用。
运输和能源革命
欧洲的水车先是用来碾制谷物，1025年前后在德国南部首次用于铁的生产，而早在公元31年，中国就发明了水车来推动鼓风炉风箱。更有意义的是，在水力风箱中活塞杆和传动带的使用与蒸汽机的原理极为相似。此外运河和水闸也是重要的革新(后者发明于公元984年)。沿着运河运输的煤、铁和钢能够运送到国家的南部，这对于中国工业奇迹来说至关重要。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大概在公元前4世纪，中国人就已经开采了石油和天然气，应用于燃料、烹饪和照明等领域。
税收、纸张、印刷和商业化经济的兴起
宋朝一项非常重要的革新就是以货币为基础的税收体系的创立，尽管9世纪左右发明了信贷的纸币(“飞钱”)，但到10世纪初它演变成了一种作为交换媒介的“真正”纸币。到1161年时，国家一年就发行了一千万张纸币，重要的是这些具有开创性的发明后来被欧洲人所模仿，但英国的广泛使用却晚至 1797年。
- 2010-4-1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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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楼
宋朝高度商业化的有力证明就是城镇和大城市的崛起。斯波义信(日本经济史学家)指出，城市化在中国不仅比欧洲更明显，而且中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例如，杭州的人口约在150万至500万之间(因估计存在差异)。
货币经济发展与其他的关键创新密切相关：印刷术和造纸业。值得注意的是，纸被巧妙地用于各种用途。对书籍的大量需求也刺激了中国的造纸业。
农业或“绿色”革命
中国在公元6世纪时就差不多拥有了英国在18、19世纪农业革命相关的所有成就。正如罗伯特·坦普尔所指出的：说中国处于今天美国、西欧的地位，而欧洲处于(今天)摩洛哥的地位一点也不夸张。18世纪前欧洲原始的、惨淡的农业，与公元前4世纪以后先进的中国农业是简直没有可比性的。
事实上，就连一个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宋朝时期中国农业的优势，“欧洲作为一个整体，直到20世纪才达到12世纪时中国的水平。中国农民比他们的欧洲同行享有更高的收益率。此外中国的农业在接下来的七个多世纪里仍然让人敬佩。航海革命
弗朗西斯·培根在其名著《新工具》中指出，三项最重要的世界发明就是印刷术、火丨药和指南针。令人注目的是，这些都是中国人的发明。或许中国航海革命最引人瞩目的方面是船舶的发展，这发括它们的规模和数量。直到1588年，最大的英国船排水量仅为400吨，这与早得多的载重量超过3000吨的中国帆船相比，就相形见绌了。在8世纪，大约有2000条船只在长江上航行,它们运载的货物总量约相当于1000年后英国商船运载数量的1/3。
第一次军事革命：中国，约公元 850-1290年
欧洲中心主义对欧洲人的军事天赋大加赞美，据称他们发起了第一次重大的“军事革命”(1550-1660)，重大的技术突破是在火丨药、枪和大炮上。但所有这些首先都是中国在850年至1290年间“第一次军事革命”时发明的。尽管中国人发明了火丨药，但到10世纪初它才应用于投掷火弩，到969年才用于火箭，到1231年被用于炸雷与火铳。到14世纪时被用来制作地雷和水雷。大约1288年时，一种被称作震天雷的粗制大炮被发明出来(这比欧洲第一门大炮早了约38年)。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军事革命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它的海军，宋朝海军可能拥有多达2.05万条船只。这支中国舰队能够摧毁任何一支欧洲军队，甚至很可能是整个欧洲联合海军力量。
对中国的初步结论
最后，我们来重新评价欧洲中心论的一个核心论点——只有西欧人才开辟了“机械时代的前景”。但是鉴于中国非凡的机械发明，这一观点难以成立。实际上在论及的大部分时期里，欧洲人独立发明的东西少而又少。在18世纪前，他们真正的发明只有阿基米德螺旋线、曲轴或凸轮轴以及酒精蒸馏法。尽管在接下来的700年里，欧洲人展现出吸收中国诸多技术发明的非凡能力，但这种吸收倾向与“创造性”的机械时代前景并非一回事。如果说有人展示了这样一种前景，那一定是中国人，而非欧洲人。
《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
- 2010-4-1 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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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楼
15世纪末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6世纪初麦哲伦船队最先完成环游航行、17世纪中叶俄罗斯探险队首先发现白令海峡……
- 2010-4-1 1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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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楼
这一系列人类大发现的成就，因《古地图密码》一书而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坍塌下来。《古地图密码》挑战了人类近代史，颠覆了世人公认的地理大发现史，并傲然宣称“中国人早在1418年之前就航遍了世界”。
《大明混一图》、《天下诸番识贡图》摩本、《费纳乌斯世界图》……一幅幅泛黄的古地图，如历史教科书。图中充满韵律的山河埋藏的是我们因固有知识造成的盲点而或许被遮蔽的历史。
近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400多年前绘制的一幅地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展出。熟悉的历史因人类不断的探索发现而变得陌生甚至未知。甚至仅凭一项发现也无法作为重读历史的铁证。因为利玛窦也有可能——“忽悠”了中国。
“忽悠”了谁
明朝以后的中国人
刘钢的《古地图密码》说，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后，终于进入了明朝宫廷——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于是，利玛窦用他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误导了中国。更严格地说，是误导了那以后的中国人，直到现在。我们很多教科书上，包括很多着名的专家都说，在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中国人只有“天圆地方”的概念。
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有一些不该利玛窦知道的地理信息，比方说北美洲的哈德逊湾、白令海峡。其实，这份地图上暴露出的中国古代地理知识还有很多，在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对于巴西有一段文字注释：“伯西儿（巴西旧译名），即中国所谓苏木也……”巴西在地球的那一边，属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范畴。既然史书和专家认定利玛窦之前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怎么可能有中国以前将巴西称为“苏木”一说？当然，从欧洲人“发现”美洲，到利玛窦来到中国，中间隔了百年左右，这期间可能有其他方式，让中国人在利玛窦之前知道了巴西。但是，首先，它至少否定了“利玛窦之前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这种教科书上的说法。其次，即便是中国人在哥伦布以后、利玛窦之前知道了巴西，那时候的中国人对于巴西的称呼，也应该符合西方人的称呼才对，为何会有“苏木”这样一个奇特的称呼？第三，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那些根本不该他知道的地理信息，又做何解释？
中国人真的原先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吗？近一点说，比利玛窦早几百年，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美洲的时候，元朝史书记载，有一个来自阿拉伯的人，向元朝进贡了一个地球仪。而且，史书记载，这个地球仪上，水域和大陆的比例约7∶3，与今天我们对地球的了解差不多。难道到了明朝，中国人集体失忆了？远一点说，早在汉朝，张衡就有这样的文字：“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张衡以蛋壳和蛋黄来比喻天和地的关系，很明显，在张衡那时候，中国人就知道地球是圆的。
回教诞生后不久，在中亚形成了强大的回教国家。回教帝国建立后不久，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唐朝。今天我们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唐朝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唐朝通过陆路、海路，与阿拉伯世界有着广泛的接触。阿拉伯帝国建立后不久，一部分回教徒经北非到达了西班牙，并在西班牙实行了几百年的统治，使得西班牙成为当时欧洲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回教徒有一个传统，都要到麦加朝圣，因此，阿拉伯帝国对于大西洋和欧洲应该是了解得很清楚的。郑和是穆斯林，郑和的爷爷和父亲都去过麦加朝圣，他们从那里得知关于欧洲和大西洋的地理知识一点也不奇怪。而且，史书记载，阿拉伯人知道地球是圆的。因此，即便中国人忘了张衡的文字，从回教那里知道地球是圆的，也几乎是必然的。
欧洲教科书上对于苏伊士运河，一般是这样记载：法国人开通了苏伊士运河，沟通了印度洋和地中海，后来英国人占据了苏伊士运河，后来埃及要收回运河，英国、法国差点对埃及动武，因为美国不支持，日薄西山的英法只好作罢。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埃及人自己开通苏伊士运河的历史超过2000年，法国人开凿的现代苏伊士运河不过是部分恢复了古苏伊士运河的故道。而且，唐朝中前期，在回教的统治下，苏伊士运河还是能通航的，也就是说，唐朝时期前往中亚、西亚的中国海船，完全有可能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出地中海进入大西洋。因此，当时的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的了解和认识，比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要多得多。
- 2010-4-1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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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楼
西方传教士不说“知识产权”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为何要误导中国？西方殖民者为了保证自己的“地理大发现”永垂史册，保证他们的“发现权”不受到任何挑战，就必须藏匿、销毁其他人在他们之前“发现”世界的证据。当这些证据在西方国家，他们只要自己藏起来就可以了。如果这些证据在其他国家，比方说中国，藏起来的难度就比较大。派人前来打入中国皇宫，获得中国皇帝的信任，误导中国，顺便做点手脚，就是唯一的办法。这种误导包括很多方面。航海技术与天文学有关，还与数学计算有关，因此，在这些领域内误导中国，让中国认为自己的水平很差，从而完全不敢想象郑和的事迹以及郑和以前中国古人的成就，就是一个办法。
于是我们看到，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必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中国重修历法。其实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是很高的，中国古人长期、大量、准确的天文历史记载，如今是全世界天文学家视如珍宝的资料。但是，现在的历史书都这么说：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发现中国的历法很不准，便为中国制定了新历法。至于“新”在哪里？这些历史书都不说，抄来抄去，谁也不解释。但是，这个说法已经固定下来了，仿佛验证了一句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了真理。
关于利玛窦，还有一种言论说，是他向中国传授了欧几里得几何学。我们试想，如果徐光启不懂几何学，他如何能够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学通过利玛窦和徐光启进入中国，其实不过是因为与中国古人是不同的两套数学术语，所以才需要像徐光启这样的大学者通过翻译来沟通、对接。可悲的是，从此之后，全世界所有的领域，在欧洲中心论的强势压迫下，欧洲人的术语、范畴、概念、规则成为唯一，非欧洲的学术术语几乎全部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或者被彻底边缘化。
在利玛窦向明朝皇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后，确实有一些当时的明朝官员对此惊叹，仿佛证明了中国人以前真的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而当时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对于所谓利玛窦带给中国的“新知识”并不认可，比方说徐光启、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指出，中国人早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这些言论都被后人指为是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明朝后期以后的中国历史，话语权已经被欧洲中心论逐渐掌控了。
清国建立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这样一流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于满清还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于是，宫廷里的传教士趁虚而入。康熙的确好学，但是，康熙科技方面的知识都是跟传教士学的，传教士很容易就能让康熙相信，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水平很差。从此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天文等科技知识很差，就变成了定论。这仿佛是古代版的“斩首行动”。站在西方的角度看，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确实功不可没。因为，从此以后，中国人再也不敢想象，古代中国人居然有可能首先完成对地球地理的完整了解。李约瑟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未能改变这个概念。
西方传教士在美洲的贡献是，跟在武装到牙齿的殖民者后面或冲在前面，从精神上消灭当地的“野蛮人”。他们在中国也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还更多一些。除了通过话语权贬低中国人，误导此后几百年的中国人外，他们还肩负着大量窃取中国精神财富的“神圣使命”，那个时候，他们从来不像现在一样说“知识产权”。爱尔兰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在哥伦布之前美洲经常被发现，但这些发现总是秘而不宣。”王尔德说的是西方人为了保证西方的“发现权”，为了保证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永久“正确”，秘而不宣是西方人唯一的办法。
- 2010-4-1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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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楼
于是我们看到，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必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中国重修历法。其实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是很高的，中国古人长期、大量、准确的天文历史记载，如今是全世界天文学家视如珍宝的资料。但是，现在的历史书都这么说：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发现中国的历法很不准，便为中国制定了新历法。至于“新”在哪里？这些历史书都不说，抄来抄去，谁也不解释。但是，这个说法已经固定下来了，彷佛验证了一句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了真理。
前不久看了另一本书现代中国某学者写的书，其中提到元代科学家郭守敬。这本书里说，郭守敬掌握的数学计算方法，也不是中国的，而是从阿拉伯传来的。比方说“0”的概念，比方说“十进制”，比方说“割圆术”。对此我只能说这些学者已经被几百年的误导彻底洗脑了，甚至可以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比方说割圆术，早在郭守敬之前好几百年，祖冲之就用它算出了精确的圆周率。当这位学者说阿拉伯向中国传授数学的时候，阿拉伯数学家计算的圆周率，还没有达到几百年前祖冲之的精度，你说谁的数学水平高？这些被洗脑的专家居然还说“十进制”也是从中国之外传入的，祖冲之算的圆周率3.1415926-3.1415927是什么进制？中国历史上的古书中，十、百、千、万这样文字早就存在，它们又是什么进制？中国汉朝的文字中就记载算盘或算珠，北宋的《清明上河图》中还画了一只算盘，它是什么进制？算盘上下算珠都归位的时候，不就是“0”吗？“归零”这个概念本来就来自于中国的了不起的算盘发明。刘钢先生《古地图密码》一书中指出，宋代以前，中国学者就掌握了三次方程运算，南宋的秦九韶已经运用了十次方程，元代的朱世杰则发展到十四次方程。西方学者只在哥伦布航海之后几十年，才掌握了三次方程的求解。那已是中国明朝中后期。但是，就是在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中国古人的数学成就几乎被完全抹杀。其目的像是铲草除根：既然中国古代数学很差，就不可能有先进的航海技术，就不可能有先进的测绘技术，所以，那些标明“新大陆”以及“地理大发现”信息的古地图，就不可能是中国人绘制的，所谓“发现权”当然也就只能属于有“先进”数学理论的欧洲人。
关于利玛窦，还有一种言论说，是他向中国传授了欧几里得几何学。我们试想，如果徐光启不懂几何学，他如何能够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学通过利玛窦和徐光启进入中国，其实不过是与中国古人不同的两套数学术语，所以才需要像徐光启这样的大学者通过翻译来沟通、对接。可悲的是，从此之后，全世界所有的领域，在欧洲中心论的强势压迫下，欧洲人的术语、范畴、概念、规则成为唯一，非欧洲的学术术语几乎全部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或者被彻底边缘化。
在利玛窦向明朝皇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后，确实有一些当时的明朝官员对此惊叹，彷佛证明了中国人以前真的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夸赞利玛窦这份地图的几个明朝官员，在历史上的唯一贡献，好像就是对利玛窦进行赞叹。而当时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对于所谓利玛窦带给中国的“新知识”并不认可，比方说徐光启、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指出，中国人早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这些言论都被后人指为是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民族主义”、“盲目排外”也是西方人强加给中国的一顶帽子。误导就是以真理的化身发表结论性的言论，就是话语权。明朝后期以后的中国历史，话语权已经被欧洲中心论逐渐掌控了，颠倒黑白的事情太多。想要纠正，只有抛弃欧洲中心论，坚持中国本体论，以中国人立场、中国人的视角，重新解释那段历史。
清朝建立后，满清皇族本来文化水平就不高，像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这样一流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于满清还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于是，宫廷里的传教士趁虚而入，满清皇帝们更好骗。康熙的确好学，但是，康熙科技方面的知识都是跟传教士学的，传教士很容易就能让康熙相信，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水平很差。从此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天文等科技知识很差，就变成了定论。这彷佛是古代版的“斩首行动”。站在西方的角度看，以利玛窦汤若望那类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确实功不可没。因为，从此以后，中国人再也不敢想象，古代中国人居然有可能首先完成对地球地理的完整了解。中国科技现在很差，从来都很差，已经变成了定论。李约瑟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未能改变这个概念。几年前我在博客里发了几篇关于“四大发明”的文章，还有人在后面大量跟帖，说李约瑟是学术骗子，只是一个二、三流学者。欧洲中心论为了贬低中国，发表这种言论不奇怪，但是，中国人也跟着批判李约瑟，可见被奴化、被洗脑的程度有多严重。
- 2010-4-1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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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楼
- 2010-4-1 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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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楼
摘要 中国古代数学具有悠久的传统。本文论述了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化、机械化特征及其对世界数学发展主流的历史贡献，并指出了解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特征对于现实创新活动的借鉴意义。
1 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在古代世界四大文明中，中国数学持续繁荣时期最为长久。从公元前后至公元14世纪，中国古典数学先后经历了三次发展高潮，即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宋元时期，并在宋元时期达到顶峰。
与以证明定理为中心的希腊古典数学不同，中国古代数学是以创造算法特别是各种解方程的算法为主线。从线性方程组到高次多项式方程，乃至不定方程，中国古代数学家创造了一系列先进的算法(中国数学家称之为“术”)，他们用这些算法去求解相应类型的代数方程，从而解决导致这些方程的各种各样的科学和实际问题。特别是，几何问题也归结为代数方程，然后用程式化的算法来求解。因此，中国古代数学具有明显的算法化、机械化的特征。以下择要举例说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这种特征。
1.1 线性方程组与“方程术”
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九章算术》(约公元前2世纪)卷8的“方程术”，是解线性方程组的算法。以该卷第1题为例，用现代符号表述，该问题相当于解一个三元一次方程组：
3x+2y+z＝39
2x+3y+z＝34
x+2y+3z＝26
《九章》没有表示未知数的符号，而是用算筹将x y z的系数和常数项排列成一个(长)方阵：
1 2 3
2 3 2
3 1 1
26 34 39
“方程术”的关键算法叫“遍乘直除”，在本例中演算程序如下：用右行(x)的系数(3)“遍乘”中行和左行各数，然后从所得结果按行分别“直除”右行，即连续减去右行对应各数，就将中行与左行的系数化为0。反复执行这种“遍乘直除”算法，就可以解出方程。很清楚，《九章算术》方程术的“遍乘直除” 算法，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使用的解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以往西方文献中称之为“高斯消去法”，但近年开始改变称谓,如法国科学院院士、原苏黎世大学数学系主任P.Gabriel教授在他撰写的教科书[4]中就称解线性方程组的消元法为“张苍法”，张苍相传是《九章算术》的作者之一。
1.2 高次多项式方程与“正负开方术”
《九章算术》卷4中有“开方术”和“开立方术”。《九章算术》中的这些算法后来逐步推广到开更高次方的情形，并且在宋元时代发展为一般高次多项式方程的数值求解。秦九韶是这方面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1247年)一书中给出了高次多项式方程数值解的完整算法，即他所称的“正负开方术”。
用现代符号表达，秦九韶“正负开方术”的思路如下：对任意给定的方程
f(x)=a0xn+a1xn-1+……+an-2x2+an-1x+an=0 (1)
其中a0≠0，an<0,要求(1)式的一个正根。秦九韶先估计根的最高位数字，连同其位数一起称为“首商”，记作c，则根x＝c+h，代入(1)得
f(c+h)=a0(c+h)n+a1(c+h)n-1+……+an-1(c+h)+an=0
按h的幂次合并同类项即得到关于h的方程:
f(h)=a0hn+a1hn-1+……+an-1h+an=0 (2)
- 2010-4-1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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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楼
于是又可估计满足新方程(2)的根的最高位数字。如此进行下去，若得到某个新方程的常数项为0，则求得的根是有理数；否则上述过程可继续下去，按所需精度求得根的近似值。
如果从原方程(1)的系数a0,a1，…,an及估值c求出新方程(2)的系数a0,a1，…,an的算法是需要反复迭代使用的，秦九韶给出了一个规格化的程序，我们可称之为“秦九韶程序”， 他在《数书九章》中用这一算法去解决各种可以归结为代数方程的实际问题，其中涉及的方程最高次数达到10次，秦九韶解这些问题的算法整齐划一，步骤分明，堪称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的典范。
1.3 多元高次方程组与“四元术”
绝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为线性方程组或一个未知量的多项式方程来求解。实际上，可以说更大量的实际问题如果能化为代数方程求解的话，出现的将是含有多个未知量的高次方程组。
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即使在今天也绝非易事。历史上最早对多元高次方程组作出系统处理的是中国元代数学家朱世杰。朱世杰的《四元玉鉴》(1303年)一书中涉及的高次方程达到了4个未知数。朱世杰用“四元术”来解这些方程。“四元术”首先是以“天”、“地”、“人”、“物”来表示不同的未知数，同时建立起方程式，然后用顺序消元的一般方法解出方程。朱世杰在《四元玉鉴》中创造了多种消元程序。
通过《四元玉鉴》中的具体例子可以清晰地了解朱世杰“四元术”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例子中相当一部分是由几何问题导出的。这种将几何问题转化为代数方程并用某种统一的算法求解的例子，在宋元数学著作中比比皆是，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几何代数化和机械化的倾向。
1.4 一次同余方程组与“中国剩余定理”
中国古代数学家出于历法计算的需要，很早就开始研究形如：
X≡Ri (mod ai) i=1,2,...,n (1)
(其中ai 是两两互素的整数)的一次同余方程组求解问题。公元4世纪的《孙子算经》中已有相当于求解下列一次同余组的著名的“孙子问题”：
X≡2(mod3) ≡3(mod5) ≡2(mod7)
《孙子算经》作者给出的解法，引导了宋代秦九韶求解一次同余组的一般算法——“大衍求一术”。现代文献中通常把这种一般算法称为“中国剩余定理”。
1.5 插值法与“招差术”
插值算法在微积分的酝酿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中国，早从东汉时期起，学者们就惯用插值法来推算日月五星的运动。起初是简单的一次内插法，隋唐时期出现二次插值法(如一行《大衍历》，727年)。由于天体运动的加速度也不均匀，二次插值仍不够精密。随着历法的进步，到了宋元时代，便产生了三次内插法(郭守敬《授时历》，1280年)。在此基础上，数学家朱世杰更创造出一般高次内插公式，即他所说的“招差术”。 朱世杰的公式相当于
f(n)=n△+ n(n 1)△2+ n(n 1)(n 2)△3
+ n(n 1)(n 2)(n 3)△4+……
这是一项很突出的成就。
这里不可能一一列举中国古代数学家的所有算法，但仅从以上介绍不难看到，古代与中世纪中国数学家创造的算法，有许多即使按现代标准衡量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算法所表达的数学真理，有的在欧洲直到18世纪以后依赖近代数学工具才重新获得(如前面提到的高次代数方程数值求解的秦九韶程序，与1819年英国数学家W. 霍纳重新导出的“霍纳算法”基本一致；多元高次方程组的系统研究在欧洲也要到18世纪末才开始在E. 别朱等人的著作中出现；解一次同余组的剩余定理则由欧拉与高斯分别独立重新获得；至于朱世杰的高次内插公式，实质上已与现在通用的牛顿-格列高里公式相一致)。这些算法的结构，其复杂程度也是惊人的。如对秦九韶“大衍求一术”和“正负开方术”的分析表明，这些算法的计算程序，包含了现代计算机语言中构造非平易算法的基本要素与基本结构。这类复杂的算法，很难再仅仅被看作是简单的经验法则了，而是高度的概括思维能力的产物，这种能力与欧几里得几何的演绎思维风格截然不同，但却在数学的发展中起着完全可与之相媲美的作用。事实上，古代中国算法的繁荣，同时也孕育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概念，显示了算法化思维在数学进化中的创造意义和动力功能。以下亦举几例。
1..6 负数的引进
《九章算术》“方程术”的消元程序，在方程系数相减时会出现较小数减较大数的情况，正是在这里，《九章算术》的作者们引进了负数，并给出了正、负数的加减运算法则，即“正负术”。
- 2010-4-1 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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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楼
1.7 无理数的发现
中国古代数学家在开方运算中接触到了无理数。《九章算术》开方术中指出了存在有开不尽的情形：“若开方不尽者，为不可开”，《九章算术》的作者们给这种不尽根数起了一个专门名词——“面”。“面”，就是无理数。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正方形的对角线不是有理数时惊慌失措的表现相比，中国古代数学家却是相对自然地接受了那些“开不尽”的无理数，这也许应归功于他们早就习惯使用的十进位制，这种十进位制使他们能够有效地计算“不尽根数”的近似值。为《九章算术》作注的三国时代数学家刘徽就在“开方术”注中明确提出了用十进制小数任意逼近不尽根数的方法，他称之为“求微数法”，并指出在开方过程中，“其一退以十为步，其再退以百为步，退之弥下，其分弥细，则……虽有所弃之数，不足言之也”。
十进位值记数制是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法国大数学家拉普拉斯曾盛赞十进位值制的发明，认为它“使得我们的算术系统在所有有用的创造中成为第一流的”。中国古代数学家正是在严格遵循十进位制的筹算系统基础上，建立起了富有算法化特色的东方数学大厦。
1..8 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
从前面关于高次方程数值求解算法(秦九韶程序)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开方术是以 c+h n的二项展开为基础的，这就引导了二项系数表的发现。南宋数学家杨辉著《详解九章算法》(1261年)中，载有一张所谓“开方作法本源图”，实际就是一张二项系数表。这张图摘自公元1050年左右北宋数学家贾宪的一部著作。“开方作法本源图”现在就叫“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二项系数表在西方则叫“帕斯卡三角” 1654年 。
1.9 走向符号代数
解方程的数学活动，必然引起人们对方程表达形式的思考。在这方面，以解方程擅长的中国古代数学家们很自然也是走在了前列。在宋元时期的数学著作中，已出现了用特定的汉字作为未知数符号并进而建立方程的系统努力。这就是以李冶为代表的“天元术”和以朱世杰为代表的“四元术”。所谓“天元术”，首先是“立天元一为某某”，这相当于“设为某某”，“天元一”就表示未知数，然后在筹算盘上布列“天元式”，即一元方程式。该方法被推广到多个未知数情形，就是前面提到的朱世杰的“四元术”。因此，用天元术和四元术列方程的方法，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已相类似。
符号化是近世代数的标志之一。中国宋元数学家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天元术”和“四元术”，是以创造算法特别是解方程的算法为主线的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高峰 。
2 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数学发展的贡献
数学的发展包括了两大主要活动：证明定理和创造算法。定理证明是希腊人首倡，后构成数学发展中演绎倾向的脊梁；算法创造昌盛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印度，形成了数学发展中强烈的算法倾向。统观数学的历史将会发现，数学的发展并非总是演绎倾向独占鳌头。在数学史上，算法倾向与演绎倾向总是交替地取得主导地位。古代巴比伦和埃及式的原始算法时期，被希腊式的演绎几何所接替，而在中世纪，希腊数学衰落下去，算法倾向在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度繁荣起来；东方数学在文艺复兴前夕通过阿拉伯传播到欧洲，对近代数学兴起产生了深刻影响。事实上，作为近代数学诞生标志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从思想方法的渊源看都不能说是演绎倾向而是算法倾向的产物。
- 2010-4-1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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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楼
从微积分的历史可以知道，微积分的产生是寻找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普遍算法的结果 6 。这些问题包括：决定物体的瞬时速度、求极大值与极小值、求曲线的切线、求物体的重心及引力、面积与体积计算等。从16世纪中开始的100多年间，许多大数学家都致力于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特殊算法。牛顿与莱布尼兹的功绩是在于将这些特殊的算法统一成两类基本运算——微分与积分，并进一步指出了它们的互逆关系。无论是牛顿的先驱者还是牛顿本人，他们所使用的算法都是不严格的，都没有完整的演绎推导。牛顿的流数术在逻辑上的瑕疵更是众所周知。对当时的学者来说，首要的是找到行之有效的算法，而不是算法的证明。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18世纪。18世纪的数学家也往往不管微积分基础的困难而大胆前进。如泰勒公式，欧拉、伯努利甚至19世纪初傅里叶所发现的三角展开等，都是在很长时期内缺乏严格的证明。正如冯·诺伊曼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数学家会把这一时期的发展看作是异端邪道；这个时期产生的数学成果被公认为第一流的。并且反过来，如果当时的数学家一定要在有了严密的演绎证明之后才承认新算法的合理性，那就不会有今天的微积分和整个分析大厦了。
现在再来看一看更早的解析几何的诞生。通常认为，笛卡儿发明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是用代数方法来解几何问题。这同欧氏演绎方法已经大相径庭了。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去阅读笛卡儿的原著，就会发现贯穿于其中的彻底的算法精神。《几何学》开宗明义就宣称：“我将毫不犹豫地在几何学中引进算术的术语，以便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众所周知，笛卡儿的《几何学》是他的哲学著作《方法论》的附录。笛卡儿在他另一部生前未正式发表的哲学著作《指导思维的法则》(简称《法则》)中曾强烈批判了传统的主要是希腊的研究方法，认为古希腊人的演绎推理只能用来证明已经知道的事物，“却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未知的事情”。因此他提出“需要一种发现真理的方法”，并称之为“通用数学”(mathesis universakis)。笛卡儿在《法则》中描述了这种通用数学的蓝图，他提出的大胆计划，概而言之就是要将一切科学问题转化为求解代数方程的数学问题：
任何问题→数学问题→代数问题→方程求解而笛卡儿的《几何学》，正是他上述方案的一个具体实施和示范，解析几何在整个方案中扮演着重要的工具作用，它将一切几何问题化为代数问题，这些代数问题则可以用一种简单的、几乎自动的或者毋宁说是机械的方法去解决。这与上面介绍的古代中国数学家解决问题的路线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 2010-4-1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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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楼
演绎传统——定理证明活动
算法传统——算法创造活动
中国古代数学家对算法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毋容置疑的巨大贡献。
我们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传统，并不意味中国古代数学中没有演绎倾向。事实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数学家的工作中，已出现具有相当深度的论证思想。如赵爽勾股定理证明、刘徽“阳马” 一种长方锥体 体积证明、祖冲之父子对球体积公式的推导等等，均可与古希腊数学家相应的工作媲美。赵爽勾股定理证明示意图“弦图”原型，已被采用作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会标。令人迷惑的是，这种论证倾向随着南北朝的结束，可以说是戛然而止。囿于篇幅和本文重点，对这方面的内容这里不能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参考文献 3 。
3 古为今用，创新发展
到了20世纪，至少从中叶开始，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对数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并孕育出孤立子理论、混沌动力学、四色定理证明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借助计算机及有效的算法猜测发现新事实、归纳证明新定理乃至进行更一般的自动推理……，这一切可以说已揭开了数学史上一个新的算法繁荣时代的伟大序幕。科学界敏锐的有识之士纷纷预见到数学发展的这一趋势。在我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教授就亲自领导建立了计算机研制组，为我国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吴文俊教授更是从70年代中开始，毅然由原先从事的拓扑学领域转向定理机器证明的研究，并开创了现代数学的崭新领域——数学机械化。被国际上誉为“吴方法”的数学机械化方法已使中国在数学机械化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而正如吴文俊教授本人所说：“几何定理证明的机械化问题，从思维到方法，至少在宋元时代就有蛛丝马迹可寻，”他的工作“主要是受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吴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精髓的发扬光大。
计算机影响下算法倾向的增长，自然也引起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中算法传统的兴趣。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D.E.Knuth就呼吁人们关注古代中国和印度的算法 5 。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的来说还亟待加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包括数学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的，而阿拉伯地区是这种文化传播的重要中转站。现存有些阿拉伯数学与天文著作中包含有一定的中国数学与天文学知识，如著名的阿尔·卡西《算术之钥》一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数学问题显示出直接或间接的中国来源，而根据阿尔·卡西本人记述，他所工作的天文台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学者。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中心论”特别是“希腊中心论”的影响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有关资料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掘。正是为了充分揭示东方数学与欧洲数学复兴的关系，吴文俊教授特意从他荣获的国家最高科学奖中拨出专款成立了“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鼓励支持年轻学者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是具有深远意义之举。
研究科学的历史，其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从历史的发展中获得借鉴和汲取教益，促进现实的科学研究，通俗地说就是“古为今用”。吴文俊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假如你对数学的历史发展，对一个领域的发生和发展，对一个理论的兴旺和衰落，对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对一种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影响等这许多历史因素都弄清了，我想，对数学就会了解得更多，对数学的现状就会知道得更清楚、更深刻，还可以对数学的未来起一种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可以知道数学究竟应该按怎样的方向发展可以收到最大的效益”。数学机械化理论的创立，正是这种古为今用原则的硕果。我国科学技术的伟大复兴，呼唤着更多这样既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有鲜明时代气息的创新。
- 2010-4-1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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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楼
主要参考文献
1 吴文俊. 数学的机械化.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3.
2 钱宝琮. 中国数学史.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66.
3 李文林. 数学史概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 Gabriel P. Matrizen,Geometry, Linear Algebra.
Basel, Boston, Berlin:Birkhaeuser, 1996.
5 Knuth D E. Ancient Babylonian Algorithms.
Communication of the ACM, 1972, 15(7).
6 Rybnikov K A. On the Role of Algorithms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Aanlysis. Actes du Ⅷ
Congres International d'Historie des Sciences, vol.
Ⅰ.Firenze &Paris, 1958.
The Devekopment and Infkuence of Chinese Ckassic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tradition in China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tim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lgorithmic and mechanical characters of Chinese classic mathematics and i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wards so-called main lin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mathematics. Author emphas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understanding those characters to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of mathematics.
Keywords Chinese classic mathematics, development
Li Wenlin
(Academy of Mathematics and Systems Science, CAS, 100080 Beijing)
李文林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42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毕业后长期在数学研究所工作，曾任数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数学会秘书长。曾先后应邀赴英国剑桥大学、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印度新德里大学等访问讲学。研究领域为偏微分方程论和数学史，已发表论文60余篇，著作5部，译著5部。
- 2010-4-1 1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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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楼
- 2010-4-1 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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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楼
中国醒来吧
- 2010-4-1 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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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楼
1.7 无理数的发现
中国古代数学家在开方运算中接触到了无理数。《九章算术》开方术中指出了存在有开不尽的情形：“若开方不尽者，为不可开”，《九章算术》的作者们给这种不尽根数起了一个专门名词——“面”。“面”，就是无理数。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发现正方形的对角线不是有理数时惊慌失措的表现相比，中国古代数学家却是相对自然地接受了那些“开不尽”的无理数，这也许应归功于他们早就习惯使用的十进位制，这种十进位制使他们能够有效地计算“不尽根数”的近似值。为《九章算术》作注的三国时代数学家刘徽就在“开方术”注中明确提出了用十进制小数任意逼近不尽根数的方法，他称之为“求微数法”，并指出在开方过程中，“其一退以十为步，其再退以百为步，退之弥下，其分弥细，则……虽有所弃之数，不足言之也”。
十进位值记数制是对人类文明不可磨灭的贡献。法国大数学家拉普拉斯曾盛赞十进位值制的发明，认为它“使得我们的算术系统在所有有用的创造中成为第一流的”。中国古代数学家正是在严格遵循十进位制的筹算系统基础上，建立起了富有算法化特色的东方数学大厦。
1..8 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
从前面关于高次方程数值求解算法(秦九韶程序)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开方术是以 c+h n的二项展开为基础的，这就引导了二项系数表的发现。南宋数学家杨辉著《详解九章算法》(1261年)中，载有一张所谓“开方作法本源图”，实际就是一张二项系数表。这张图摘自公元1050年左右北宋数学家贾宪的一部著作。“开方作法本源图”现在就叫“贾宪三角”或“杨辉三角”。二项系数表在西方则叫“帕斯卡三角” 1654年 。
1.9 走向符号代数
解方程的数学活动，必然引起人们对方程表达形式的思考。在这方面，以解方程擅长的中国古代数学家们很自然也是走在了前列。在宋元时期的数学著作中，已出现了用特定的汉字作为未知数符号并进而建立方程的系统努力。这就是以李冶为代表的“天元术”和以朱世杰为代表的“四元术”。所谓“天元术”，首先是“立天元一为某某”，这相当于“设为某某”，“天元一”就表示未知数，然后在筹算盘上布列“天元式”，即一元方程式。该方法被推广到多个未知数情形，就是前面提到的朱世杰的“四元术”。因此，用天元术和四元术列方程的方法，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已相类似。
符号化是近世代数的标志之一。中国宋元数学家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天元术”和“四元术”，是以创造算法特别是解方程的算法为主线的中国古代数学的一个高峰 。
2 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数学发展的贡献
数学的发展包括了两大主要活动：证明定理和创造算法。定理证明是希腊人首倡，后构成数学发展中演绎倾向的脊梁；算法创造昌盛于古代和中世纪的中国、印度，形成了数学发展中强烈的算法倾向。统观数学的历史将会发现，数学的发展并非总是演绎倾向独占鳌头。在数学史上，算法倾向与演绎倾向总是交替地取得主导地位。古代巴比伦和埃及式的原始算法时期，被希腊式的演绎几何所接替，而在中世纪，希腊数学衰落下去，算法倾向在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度繁荣起来；东方数学在文艺复兴前夕通过阿拉伯传播到欧洲，对近代数学兴起产生了深刻影响。事实上，作为近代数学诞生标志的解析几何与微积分，从思想方法的渊源看都不能说是演绎倾向而是算法倾向的产物。
- 2010-4-1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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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楼
从微积分的历史可以知道，微积分的产生是寻找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普遍算法的结果 6 。这些问题包括：决定物体的瞬时速度、求极大值与极小值、求曲线的切线、求物体的重心及引力、面积与体积计算等。从16世纪中开始的100多年间，许多大数学家都致力于获得解决这些问题的特殊算法。牛顿与莱布尼兹的功绩是在于将这些特殊的算法统一成两类基本运算——微分与积分，并进一步指出了它们的互逆关系。无论是牛顿的先驱者还是牛顿本人，他们所使用的算法都是不严格的，都没有完整的演绎推导。牛顿的流数术在逻辑上的瑕疵更是众所周知。对当时的学者来说，首要的是找到行之有效的算法，而不是算法的证明。这种倾向一直延续到18世纪。18世纪的数学家也往往不管微积分基础的困难而大胆前进。如泰勒公式，欧拉、伯努利甚至19世纪初傅里叶所发现的三角展开等，都是在很长时期内缺乏严格的证明。正如冯·诺伊曼指出的那样：没有一个数学家会把这一时期的发展看作是异端邪道；这个时期产生的数学成果被公认为第一流的。并且反过来，如果当时的数学家一定要在有了严密的演绎证明之后才承认新算法的合理性，那就不会有今天的微积分和整个分析大厦了。
现在再来看一看更早的解析几何的诞生。通常认为，笛卡儿发明解析几何的基本思想，是用代数方法来解几何问题。这同欧氏演绎方法已经大相径庭了。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去阅读笛卡儿的原著，就会发现贯穿于其中的彻底的算法精神。《几何学》开宗明义就宣称：“我将毫不犹豫地在几何学中引进算术的术语，以便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众所周知，笛卡儿的《几何学》是他的哲学著作《方法论》的附录。笛卡儿在他另一部生前未正式发表的哲学著作《指导思维的法则》(简称《法则》)中曾强烈批判了传统的主要是希腊的研究方法，认为古希腊人的演绎推理只能用来证明已经知道的事物，“却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未知的事情”。因此他提出“需要一种发现真理的方法”，并称之为“通用数学”(mathesis universakis)。笛卡儿在《法则》中描述了这种通用数学的蓝图，他提出的大胆计划，概而言之就是要将一切科学问题转化为求解代数方程的数学问题：
任何问题→数学问题→代数问题→方程求解而笛卡儿的《几何学》，正是他上述方案的一个具体实施和示范，解析几何在整个方案中扮演着重要的工具作用，它将一切几何问题化为代数问题，这些代数问题则可以用一种简单的、几乎自动的或者毋宁说是机械的方法去解决。这与上面介绍的古代中国数学家解决问题的路线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在从文艺复兴到17世纪近代数学兴起的大潮中，回响着东方数学特别是中国数学的韵律。整个17—18世纪应该看成是寻求无穷小算法的英雄年代，尽管这一时期的无穷小算法与中世纪算法相比有质的飞跃。而从19世纪特别是70年代直到20世纪中，演绎倾向又重新在比希腊几何高得多的水准上占据了优势。因此，数学的发展呈现出算法创造与演绎证明两大主流交替繁荣、螺旋式上升过程：
演绎传统——定理证明活动
算法传统——算法创造活动
中国古代数学家对算法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毋容置疑的巨大贡献。
我们强调中国古代数学的算法传统，并不意味中国古代数学中没有演绎倾向。事实上，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数学家的工作中，已出现具有相当深度的论证思想。如赵爽勾股定理证明、刘徽“阳马” 一种长方锥体 体积证明、祖冲之父子对球体积公式的推导等等，均可与古希腊数学家相应的工作媲美。赵爽勾股定理证明示意图“弦图”原型，已被采用作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会标。令人迷惑的是，这种论证倾向随着南北朝的结束，可以说是戛然而止。囿于篇幅和本文重点，对这方面的内容这里不能详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参考文献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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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楼
3 古为今用，创新发展
到了20世纪，至少从中叶开始，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对数学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并孕育出孤立子理论、混沌动力学、四色定理证明等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借助计算机及有效的算法猜测发现新事实、归纳证明新定理乃至进行更一般的自动推理……，这一切可以说已揭开了数学史上一个新的算法繁荣时代的伟大序幕。科学界敏锐的有识之士纷纷预见到数学发展的这一趋势。在我国，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华罗庚教授就亲自领导建立了计算机研制组，为我国计算机科学和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吴文俊教授更是从70年代中开始，毅然由原先从事的拓扑学领域转向定理机器证明的研究，并开创了现代数学的崭新领域——数学机械化。被国际上誉为“吴方法”的数学机械化方法已使中国在数学机械化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而正如吴文俊教授本人所说：“几何定理证明的机械化问题，从思维到方法，至少在宋元时代就有蛛丝马迹可寻，”他的工作“主要是受中国古代数学的启发”。“吴方法”，是中国古代数学算法化、机械化精髓的发扬光大。
计算机影响下算法倾向的增长，自然也引起一些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数学中算法传统的兴趣。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D.E.Knuth就呼吁人们关注古代中国和印度的算法 5 。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的来说还亟待加强。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文化包括数学是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的，而阿拉伯地区是这种文化传播的重要中转站。现存有些阿拉伯数学与天文著作中包含有一定的中国数学与天文学知识，如著名的阿尔·卡西《算术之钥》一书中有相当数量的数学问题显示出直接或间接的中国来源，而根据阿尔·卡西本人记述，他所工作的天文台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学者。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中心论”特别是“希腊中心论”的影响以及语言文字方面的障碍，有关资料还远远没有得到发掘。正是为了充分揭示东方数学与欧洲数学复兴的关系，吴文俊教授特意从他荣获的国家最高科学奖中拨出专款成立了“吴文俊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鼓励支持年轻学者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这是具有深远意义之举。
研究科学的历史，其重要意义之一就是从历史的发展中获得借鉴和汲取教益，促进现实的科学研究，通俗地说就是“古为今用”。吴文俊对此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假如你对数学的历史发展，对一个领域的发生和发展，对一个理论的兴旺和衰落，对一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对一种重要思想的产生和影响等这许多历史因素都弄清了，我想，对数学就会了解得更多，对数学的现状就会知道得更清楚、更深刻，还可以对数学的未来起一种指导作用，也就是说，可以知道数学究竟应该按怎样的方向发展可以收到最大的效益”。数学机械化理论的创立，正是这种古为今用原则的硕果。我国科学技术的伟大复兴，呼唤着更多这样既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又有鲜明时代气息的创新。
主要参考文献
1 吴文俊. 数学的机械化.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3.
2 钱宝琮. 中国数学史.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66.
3 李文林. 数学史概论.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 Gabriel P. Matrizen,Geometry, Linear Algebra.
Basel, Boston, Berlin:Birkhaeuser, 1996.
5 Knuth D E. Ancient Babylonian Algorithms.
Communication of the ACM, 1972, 15(7).
6 Rybnikov K A. On the Role of Algorithms in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al Aanlysis. Actes du Ⅷ
Congres International d'Historie des Sciences, vol.
Ⅰ.Firenze &Paris, 1958.
The Devekopment and Infkuence of Chinese Ckassic Mathematics
Mathematical tradition in China can be traced back to ancient tim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lgorithmic and mechanical characters of Chinese classic mathematics and its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towards so-called main lin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mathematics. Author emphas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understanding those characters to the knowledge innovation of mathematics.
Keywords Chinese classic mathematics, development
Li Wenlin
(Academy of Mathematics and Systems Science, CAS, 100080 Beijing)
李文林 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42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65年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数学系；毕业后长期在数学研究所工作，曾任数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数学会秘书长。曾先后应邀赴英国剑桥大学、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荷兰乌德勒支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印度新德里大学等访问讲学。研究领域为偏微分方程论和数学史，已发表论文60余篇，著作5部，译著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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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楼
《大明混一图》、《天下诸番识贡图》摩本、《费纳乌斯世界图》……一幅幅泛黄的古地图，如历史教科书。图中充满韵律的山河埋藏的是我们因固有知识造成的盲点而或许被遮蔽的历史。
近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400多年前绘制的一幅地图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展出。熟悉的历史因人类不断的探索发现而变得陌生甚至未知。甚至仅凭一项发现也无法作为重读历史的铁证。因为利玛窦也有可能——“忽悠”了中国。
“忽悠”了谁
明朝以后的中国人
刘钢的《古地图密码》说，明朝末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后，终于进入了明朝宫廷——中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于是，利玛窦用他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误导了中国。更严格地说，是误导了那以后的中国人，直到现在。我们很多教科书上，包括很多着名的专家都说，在利玛窦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中国人只有“天圆地方”的概念。
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有一些不该利玛窦知道的地理信息，比方说北美洲的哈德逊湾、白令海峡。其实，这份地图上暴露出的中国古代地理知识还有很多，在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对于巴西有一段文字注释：“伯西儿（巴西旧译名），即中国所谓苏木也……”巴西在地球的那一边，属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范畴。既然史书和专家认定利玛窦之前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怎么可能有中国以前将巴西称为“苏木”一说？当然，从欧洲人“发现”美洲，到利玛窦来到中国，中间隔了百年左右，这期间可能有其他方式，让中国人在利玛窦之前知道了巴西。但是，首先，它至少否定了“利玛窦之前中国人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这种教科书上的说法。其次，即便是中国人在哥伦布以后、利玛窦之前知道了巴西，那时候的中国人对于巴西的称呼，也应该符合西方人的称呼才对，为何会有“苏木”这样一个奇特的称呼？第三，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上，那些根本不该他知道的地理信息，又做何解释？
中国人真的原先不知道地球是圆的吗？近一点说，比利玛窦早几百年，欧洲人还没有“发现”美洲的时候，元朝史书记载，有一个来自阿拉伯的人，向元朝进贡了一个地球仪。而且，史书记载，这个地球仪上，水域和大陆的比例约7∶3，与今天我们对地球的了解差不多。难道到了明朝，中国人集体失忆了？远一点说，早在汉朝，张衡就有这样的文字：“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张衡以蛋壳和蛋黄来比喻天和地的关系，很明显，在张衡那时候，中国人就知道地球是圆的。
回教诞生后不久，在中亚形成了强大的回教国家。回教帝国建立后不久，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唐朝。今天我们说的海上丝绸之路，在唐朝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唐朝通过陆路、海路，与阿拉伯世界有着广泛的接触。阿拉伯帝国建立后不久，一部分回教徒经北非到达了西班牙，并在西班牙实行了几百年的统治，使得西班牙成为当时欧洲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回教徒有一个传统，都要到麦加朝圣，因此，阿拉伯帝国对于大西洋和欧洲应该是了解得很清楚的。郑和是穆斯林，郑和的爷爷和父亲都去过麦加朝圣，他们从那里得知关于欧洲和大西洋的地理知识一点也不奇怪。而且，史书记载，阿拉伯人知道地球是圆的。因此，即便中国人忘了张衡的文字，从回教那里知道地球是圆的，也几乎是必然的。
欧洲教科书上对于苏伊士运河，一般是这样记载：法国人开通了苏伊士运河，沟通了印度洋和地中海，后来英国人占据了苏伊士运河，后来埃及要收回运河，英国、法国差点对埃及动武，因为美国不支持，日薄西山的英法只好作罢。但是，有多少人知道，埃及人自己开通苏伊士运河的历史超过2000年，法国人开凿的现代苏伊士运河不过是部分恢复了古苏伊士运河的故道。而且，唐朝中前期，在回教的统治下，苏伊士运河还是能通航的，也就是说，唐朝时期前往中亚、西亚的中国海船，完全有可能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再出地中海进入大西洋。因此，当时的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的了解和认识，比教科书上告诉我们的要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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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楼
西方传教士不说“知识产权”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为何要误导中国？西方殖民者为了保证自己的“地理大发现”永垂史册，保证他们的“发现权”不受到任何挑战，就必须藏匿、销毁其他人在他们之前“发现”世界的证据。当这些证据在西方国家，他们只要自己藏起来就可以了。如果这些证据在其他国家，比方说中国，藏起来的难度就比较大。派人前来打入中国皇宫，获得中国皇帝的信任，误导中国，顺便做点手脚，就是唯一的办法。这种误导包括很多方面。航海技术与天文学有关，还与数学计算有关，因此，在这些领域内误导中国，让中国认为自己的水平很差，从而完全不敢想象郑和的事迹以及郑和以前中国古人的成就，就是一个办法。
于是我们看到，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必定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帮助中国重修历法。其实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是很高的，中国古人长期、大量、准确的天文历史记载，如今是全世界天文学家视如珍宝的资料。但是，现在的历史书都这么说：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后，发现中国的历法很不准，便为中国制定了新历法。至于“新”在哪里？这些历史书都不说，抄来抄去，谁也不解释。但是，这个说法已经固定下来了，仿佛验证了一句话：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为了真理。
关于利玛窦，还有一种言论说，是他向中国传授了欧几里得几何学。我们试想，如果徐光启不懂几何学，他如何能够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学通过利玛窦和徐光启进入中国，其实不过是因为与中国古人是不同的两套数学术语，所以才需要像徐光启这样的大学者通过翻译来沟通、对接。可悲的是，从此之后，全世界所有的领域，在欧洲中心论的强势压迫下，欧洲人的术语、范畴、概念、规则成为唯一，非欧洲的学术术语几乎全部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或者被彻底边缘化。
在利玛窦向明朝皇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后，确实有一些当时的明朝官员对此惊叹，仿佛证明了中国人以前真的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而当时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对于所谓利玛窦带给中国的“新知识”并不认可，比方说徐光启、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指出，中国人早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这些言论都被后人指为是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明朝后期以后的中国历史，话语权已经被欧洲中心论逐渐掌控了。
清国建立后，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这样一流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于满清还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于是，宫廷里的传教士趁虚而入。康熙的确好学，但是，康熙科技方面的知识都是跟传教士学的，传教士很容易就能让康熙相信，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水平很差。从此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天文等科技知识很差，就变成了定论。这仿佛是古代版的“斩首行动”。站在西方的角度看，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确实功不可没。因为，从此以后，中国人再也不敢想象，古代中国人居然有可能首先完成对地球地理的完整了解。李约瑟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未能改变这个概念。
西方传教士在美洲的贡献是，跟在武装到牙齿的殖民者后面或冲在前面，从精神上消灭当地的“野蛮人”。他们在中国也做着同样的事情，甚至还更多一些。除了通过话语权贬低中国人，误导此后几百年的中国人外，他们还肩负着大量窃取中国精神财富的“神圣使命”，那个时候，他们从来不像现在一样说“知识产权”。爱尔兰诗人奥斯卡·王尔德曾经说：“在哥伦布之前美洲经常被发现，但这些发现总是秘而不宣。”王尔德说的是西方人为了保证西方的“发现权”，为了保证被篡改的历史教科书永久“正确”，秘而不宣是西方人唯一的办法。
利玛窦等西方传教士为何要误导中国？前面的文章说到，西方殖民者为了保证自己的“地理大发现”永垂史册，保证他们的“发现权”不受到任何挑战，就必须藏匿、销毁其他人在他们之前“发现”世界的证据。当这些证据在西方国家，他们只要自己藏起来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这些证据在其他国家，比方说中国，藏起来的难度就比较大。派人前来打入中国皇宫，获得中国皇帝的信任，误导中国，顺便做点手脚，就是唯一的办法。这种误导包括很多方面。航海技术与天文学有关，还与数学计算有关，因此，在这些领域内误导中国，让中国认为自己的水平很差，从而完全不敢想象郑和的事迹以及郑和以前中国古人的成就，就是一个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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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楼
前不久看了另一本书现代中国某学者写的书，其中提到元代科学家郭守敬。这本书里说，郭守敬掌握的数学计算方法，也不是中国的，而是从阿拉伯传来的。比方说“0”的概念，比方说“十进制”，比方说“割圆术”。对此我只能说这些学者已经被几百年的误导彻底洗脑了，甚至可以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比方说割圆术，早在郭守敬之前好几百年，祖冲之就用它算出了精确的圆周率。当这位学者说阿拉伯向中国传授数学的时候，阿拉伯数学家计算的圆周率，还没有达到几百年前祖冲之的精度，你说谁的数学水平高？这些被洗脑的专家居然还说“十进制”也是从中国之外传入的，祖冲之算的圆周率3.1415926-3.1415927是什么进制？中国历史上的古书中，十、百、千、万这样文字早就存在，它们又是什么进制？中国汉朝的文字中就记载算盘或算珠，北宋的《清明上河图》中还画了一只算盘，它是什么进制？算盘上下算珠都归位的时候，不就是“0”吗？“归零”这个概念本来就来自于中国的了不起的算盘发明。刘钢先生《古地图密码》一书中指出，宋代以前，中国学者就掌握了三次方程运算，南宋的秦九韶已经运用了十次方程，元代的朱世杰则发展到十四次方程。西方学者只在哥伦布航海之后几十年，才掌握了三次方程的求解。那已是中国明朝中后期。但是，就是在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中国古人的数学成就几乎被完全抹杀。其目的像是铲草除根：既然中国古代数学很差，就不可能有先进的航海技术，就不可能有先进的测绘技术，所以，那些标明“新大陆”以及“地理大发现”信息的古地图，就不可能是中国人绘制的，所谓“发现权”当然也就只能属于有“先进”数学理论的欧洲人。
关于利玛窦，还有一种言论说，是他向中国传授了欧几里得几何学。我们试想，如果徐光启不懂几何学，他如何能够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学通过利玛窦和徐光启进入中国，其实不过是与中国古人不同的两套数学术语，所以才需要像徐光启这样的大学者通过翻译来沟通、对接。可悲的是，从此之后，全世界所有的领域，在欧洲中心论的强势压迫下，欧洲人的术语、范畴、概念、规则成为唯一，非欧洲的学术术语几乎全部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或者被彻底边缘化。
在利玛窦向明朝皇帝进献《坤舆万国全图》后，确实有一些当时的明朝官员对此惊叹，彷佛证明了中国人以前真的不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夸赞利玛窦这份地图的几个明朝官员，在历史上的唯一贡献，好像就是对利玛窦进行赞叹。而当时中国一流的知识分子，对于所谓利玛窦带给中国的“新知识”并不认可，比方说徐光启、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都指出，中国人早就知道地球是圆的。但是，这些言论都被后人指为是民族主义的排外情绪。“民族主义”、“盲目排外”也是西方人强加给中国的一顶帽子。误导就是以真理的化身发表结论性的言论，就是话语权。明朝后期以后的中国历史，话语权已经被欧洲中心论逐渐掌控了，颠倒黑白的事情太多。想要纠正，只有抛弃欧洲中心论，坚持中国本体论，以中国人立场、中国人的视角，重新解释那段历史。
清朝建立后，满清皇族本来文化水平就不高，像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这样一流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于满清还有强烈的抵触情绪，于是，宫廷里的传教士趁虚而入，满清皇帝们更好骗。康熙的确好学，但是，康熙科技方面的知识都是跟传教士学的，传教士很容易就能让康熙相信，中国历史上的科技水平很差。从此以后，中国古代数学、天文等科技知识很差，就变成了定论。这彷佛是古代版的“斩首行动”。站在西方的角度看，以利玛窦汤若望那类为首的西方传教士确实功不可没。因为，从此以后，中国人再也不敢想象，古代中国人居然有可能首先完成对地球地理的完整了解。中国科技现在很差，从来都很差，已经变成了定论。李约瑟做了大量的工作，也未能改变这个概念。几年前我在博客里发了几篇关于“四大发明”的文章，还有人在后面大量跟帖，说李约瑟是学术骗子，只是一个二、三流学者。欧洲中心论为了贬低中国，发表这种言论不奇怪，但是，中国人也跟着批判李约瑟，可见被奴化、被洗脑的程度有多严重。
- 2010-4-1 1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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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楼
下三种[13]：
一、主张欧洲的活字印刷是独立发明，不仅没有受到雕板印刷的影响，更和中
国印刷术没有关系。在他们论述欧洲印刷术起源的著作中，有些作者根本不提中国
印刷发明这一回事。或者提到中国印刷早于欧洲，但强调这二者之间所用的材料和
方法不同，因此认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是独立发明。
十六世纪，意大利作家吉多·潘奇洛里(Guido Panciroli,1523～1590)在《新
发明》一书中说：
活字印刷在中国虽属古已有之，但在门兹(Mentz)所发现的则属于现
代之物[14]。
他虽未说欧洲印刷和中国无关，但指明新旧二者之间的不同。后来以为法国学者安
德烈·布鲁母(Andre Blum)在1935年出版的《造纸和印刷起源》一书中作了比较具
体的说明。他说：
西方印刷术发明的要点并非来自雕板印刷，而是在其创造了采用可熔
性的金属活字。活字制造包括三种要素：刻有凹形字体的字模，用以铸字
的合金，和复制出来有凸字的字凿(活字型)[15]。
因为活字和雕板所用的材料和方法完全不同，所以佣金属制成的活字印刷是一种独
立的发明，及非源自中国雕板。
钱存训教授针对这种观点做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这些西方中心论者们对历史一
无所知，特别活字出现的年代。西方中心论者们不仅对历史一无所知，而且对社会
基本常识都不懂。钱存训教授明确提出：
一种新发明，原理或意念是主要的因素，而材料和方法是次要的。根
据已存在的印刷原理而采用金属代替木料并采用新的方法制造活字，只是
一种改良，不能称为独立的发明。
钱存训教授还指出雕板在欧洲的应用，早于活字至少一百年，在活字通行以后
，还继续共存。如果说谷腾堡对雕板印刷一无所知，这是难以使人相信的。从《谷
腾堡和纸牌印刷的原版》一书中[15]，提到谷腾堡用铜板印刷纸牌，证实谷腾堡精
通雕板印刷技术。
鼓吹谷腾堡发明印刷术的西方中心论者们，确实对历史一无所知。关于中国发
明的印刷术向西传，艾田蒲依据历史文献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提出[16]：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1册《纸和印刷》的序
言中说[17]：
人们很难相信谷腾堡对在他前五个世纪就已在中国大量流行的印版书
一无所知。现在就有一些当时的资料证明他确实知道中国的印刷术的，虽
然他可能不知道在他四个世纪前就成为活字印刷发明人的前辈手工艺者毕
升。
(五)帝国主义造就的欧洲中心论
早在1546年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朱维厄斯(Paulus Jovius,约1483～1553)撰
写了一本《现代史》，书中记载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的途径。他说：
现在那里(广州)有印书的人，用和我们相同的方法印刷历史和礼仪的
书籍，印在很长的纸上，向内折成方形的书页。我曾蒙教皇恩准察看这样
- 2010-4-1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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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楼
很自然地相信，在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以前，这种对学术有无比重要的书籍
就通过西徐亚人(Scythians)和莫斯科人(Moscovites)传到我们这里[18]。
在十三世纪以后，蒙古西征(1235～1242)进入波兰、匈牙利，直挺欧洲中心，
东方和西方接触频繁，中国许多事物经由欧亚大陆传入欧洲。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
。关于中国印刷术西传并对欧洲产生影响，在朱维厄斯时代的史学家皆一公认。如
法国史学家罗阿(Louis Le Roy, 1510～1577)于1575年出版的《世界文化交换的过
程》一书说道：
这是希腊和罗马人所未知而我们现在才知道的这种艺术(印刷)，而厄而曼
人(德国人)却把这一发明归功于他们自己。由于葡萄牙人往来于东方和北
方最远的地方而到达了中国，并从那里把用他们的文字所写和印的书籍带
回，并且说他们在很久以前便已经使用这种印刷的书籍，这使人想起这种
发明是从那个国家经由鞑靼和莫斯科带到德国，以后又传到其他基督教国
家。可是至今还没有获得回教徒的接受，因为他们迷信地认为除了用手抄
写《可兰经》以外，其他的方法都是一种罪[19]。
门多萨(J.G.de Mendoza,1545～1618)于1585年发表的《大中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中写到[20]：
但是中国人认为印刷术首先是他们的国家发明，发明人被尊为圣贤。由此
可见，在他们使用[印本书藉]之后许多年代，才经由俄罗斯和莫斯科传入
德国，而且可以断言其传入途径是经由陆路，但也有可能是经由某些来自
阿拉伯南部(Arabia Felix, 或也门)的商贾而带来了这些书籍。史籍所推
为首创者的约翰·谷腾堡即以这种书籍为其印刷术的最初基础。
门多萨指出，如果说谷登堡是通过俄罗斯才听说中国印刷技术的，那还应该考虑到
另一条路线，即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之间保持的海上贸易之路。
由于他们[中国人]有所根据，这当是事实无疑。因此这种发明是由彼方传
到我地，已极明显，更足使人信服的是他们现有很多书籍印于古代，较之
德国创始印书要早五百年，目前我手头就有一本。而且不论在印度诸邦，
还是在西班牙或意大利，这类书籍也是所在多有。
在整个十六世纪，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许多学者提出欧洲印刷术源于中国。
如：诗人弗朗塞斯科·桑索维诺(Francesco Sansovino,1521～1592)、散文家米歇
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等都反复宣传同一历史事实：
印刷术源自中国并传入欧洲，而一些西方中心论者不顾历史事实把一个模仿中
国印刷术者的谷腾堡宣扬成世界印刷术的发明者，令世人耻笑。为什么西方中心论
者公然篡改历史? 艾田蒲明确的指出这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产物，如他说[21]：
当托马斯·弗兰西斯·卡特于1925年发表他那篇有关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及
其西传的著作的首版时，中国已经饱受了马嘎尔尼大使馆的凌丨辱，被鸦片
- 2010-4-1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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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楼
极大的兴趣，当时的中国步步妥协，不过是个欧洲的附庸。正因为如此，
卡特与古德里奇才敢寡廉鲜耻，竟在他那部富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里以一句
实在令人惊诧的话作为全书的结论：“迄此，尚无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
表明中国或者高丽的活字印刷术影响了欧洲的活字印刷术”(第242页)!
当时的欧洲帝国主义还是十分强大，差不多是全球的主宰，所以这两位博
学者竟认为约维乌斯的那些说法，如“typographos artifices”(印刷技
术)及“ More nostro”(更多的秘密技术)等，只能取“极为含混的”(
loosely，见244页)含义。更有甚者，他们一方面在其结论的开始部分承
认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之初在西欧传播开来，为封建世界的灭亡和“现代
”世界的诞生作出了贡献：纸、印刷术、火丨药和罗盘(罗盘和磁针)是在中
国发明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批评这个国家“自称在其中起着一定性的
，至少“conspicuous”(明显的)作用”。这两位作者不得不承认，当维丨
吾丨尔族的土耳其人成了中国、波斯、蒙古、俄罗斯的主人时，他们了解了
印刷术，而当蒙古族人扑向波兰、匈牙利和德国时，他们又从那些维丨吾丨尔
族人处得知了印刷术; 两位作者也不否认伯希和在敦煌的众多珍宝中发现
了维丨吾丨尔字，根据这一语言的要求，这些字是拼音式的。同时，他们也不
否认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在埃及发掘出了不少活字版。然而，他们两都想
让我们承认谷登堡----此人诚然是德国人，但也是个欧洲人----是人类最
伟大的天才之一，因为他对当时许多人不可能不知道的东西，且有不少人
都证明了从中国传往德国的东西毫不知晓，独自发明了印刷术。
(六)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与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同出一辙
通过对德国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一事的了解，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欧洲中
心论“者们为了名利不惜否认和篡改历史，装聋卖傻，把已有的印刷技术，声称“
独自发明了印刷术”，令世人啼笑皆非。
其实“欧洲中心论”者们为了名利总是弄虚做假，不仅是印刷术，在其他的领
域中也是如此，把中国已有的发明，转换为他们熟知的语言与符号，就声称“独自
发明”，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就是这样。
莱布尼茨生于1646年，卒于1716年，其所谓发明二进制的最早时间可以确定在
1679年(De Progressione Dyadica)，1703年正式发表在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
1705印刷刊发)，题为“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与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
所用数字的意义”。
莱布尼茨自以为欧洲无人知晓中国太极八卦图，而忘乎所以，宣称独自发明了
二进制。正当莱布尼茨得意之时，四处写书告知友人发明二进制一事，不料被来华
法国传教士白晋在1701年的回函中揭穿，明确指出莱布尼茨所示的二进制与伏羲八
卦图相同。
由于莱布尼茨处于某种虚荣，只有试图依据自己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
极八卦图为理由，争夺二进制的发明优先权，所以他在收到白晋1701年11月4日来
信后的复函(1703年5月18日)中自我声称二十多年前就已发明二进制，把白晋所寄
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示为首次所见。说明在发明
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
指出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相同一事，并非白晋一人，而是一批懂得
中国文化者。如莱布尼茨在1704年5月2日致函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长威特森(N.
Witsen)介绍他的二进制时，威特森和同事，卡泽(C.Caze)就提出这一问题，特别
是卡泽在1704年7月～10月间的回函，所寄的“卫匡国伏羲六十四卦图”(现存莱布
尼茨当案馆，编码：LH XXXV 3B,7 B1.10v)，以示莱布尼茨声称独自发明的二进制
早已在世[22]。德国史学家腾柴尔(Tentzel,W.E.1659～1707)指出安德烈·弥勒(
Andre Muller,1630?～1694)所翻译的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
)的著作，提到伏羲找到了“peculiare scribendi genus,arithmeticam,
contractus et rationaria”，一种在算术、缩减、计数上，特别的书写方式(莱
布尼茨将这段文字引入“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一文)和出示
欧洲较早流传的太极八卦图[23]。
由于莱布尼茨受到当时一批懂得中国文化者们的及时揭露，而感到“独自发
明二进制”是一件羞耻之事，因此，莱布尼茨去世的那一年，即1716年，在“致
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Lettre ?M.de R閙ond sur la
th閛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中终于诚实地说出他剽窃中国太极八卦图的
过程和途径。如他在信的最后一部分说道[24]：
- 2010-4-1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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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楼
下三种[13]：
一、主张欧洲的活字印刷是独立发明，不仅没有受到雕板印刷的影响，更和中
国印刷术没有关系。在他们论述欧洲印刷术起源的著作中，有些作者根本不提中国
印刷发明这一回事。或者提到中国印刷早于欧洲，但强调这二者之间所用的材料和
方法不同，因此认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是独立发明。
十六世纪，意大利作家吉多·潘奇洛里(Guido Panciroli,1523～1590)在《新
发明》一书中说：
活字印刷在中国虽属古已有之，但在门兹(Mentz)所发现的则属于现
代之物[14]。
他虽未说欧洲印刷和中国无关，但指明新旧二者之间的不同。后来以为法国学者安
德烈·布鲁母(Andre Blum)在1935年出版的《造纸和印刷起源》一书中作了比较具
体的说明。他说：
西方印刷术发明的要点并非来自雕板印刷，而是在其创造了采用可熔
性的金属活字。活字制造包括三种要素：刻有凹形字体的字模，用以铸字
的合金，和复制出来有凸字的字凿(活字型)[15]。
因为活字和雕板所用的材料和方法完全不同，所以佣金属制成的活字印刷是一种独
立的发明，及非源自中国雕板。
钱存训教授针对这种观点做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这些西方中心论者们对历史一
无所知，特别活字出现的年代。西方中心论者们不仅对历史一无所知，而且对社会
基本常识都不懂。钱存训教授明确提出：
一种新发明，原理或意念是主要的因素，而材料和方法是次要的。根
据已存在的印刷原理而采用金属代替木料并采用新的方法制造活字，只是
一种改良，不能称为独立的发明。
钱存训教授还指出雕板在欧洲的应用，早于活字至少一百年，在活字通行以后
，还继续共存。如果说谷腾堡对雕板印刷一无所知，这是难以使人相信的。从《谷
腾堡和纸牌印刷的原版》一书中[15]，提到谷腾堡用铜板印刷纸牌，证实谷腾堡精
通雕板印刷技术。
鼓吹谷腾堡发明印刷术的西方中心论者们，确实对历史一无所知。关于中国发
明的印刷术向西传，艾田蒲依据历史文献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提出[16]：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1册《纸和印刷》的序
言中说[17]：
人们很难相信谷腾堡对在他前五个世纪就已在中国大量流行的印版书
一无所知。现在就有一些当时的资料证明他确实知道中国的印刷术的，虽
然他可能不知道在他四个世纪前就成为活字印刷发明人的前辈手工艺者毕
升。
(五)帝国主义造就的欧洲中心论
早在1546年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朱维厄斯(Paulus Jovius,约1483～1553)撰
写了一本《现代史》，书中记载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的途径。他说：
现在那里(广州)有印书的人，用和我们相同的方法印刷历史和礼仪的
书籍，印在很长的纸上，向内折成方形的书页。我曾蒙教皇恩准察看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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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然地相信，在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以前，这种对学术有无比重要的书籍
就通过西徐亚人(Scythians)和莫斯科人(Moscovites)传到我们这里[18]。
在十三世纪以后，蒙古西征(1235～1242)进入波兰、匈牙利，直挺欧洲中心，
东方和西方接触频繁，中国许多事物经由欧亚大陆传入欧洲。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
。关于中国印刷术西传并对欧洲产生影响，在朱维厄斯时代的史学家皆一公认。如
法国史学家罗阿(Louis Le Roy, 1510～1577)于1575年出版的《世界文化交换的过
程》一书说道：
这是希腊和罗马人所未知而我们现在才知道的这种艺术(印刷)，而厄而曼
人(德国人)却把这一发明归功于他们自己。由于葡萄牙人往来于东方和北
方最远的地方而到达了中国，并从那里把用他们的文字所写和印的书籍带
回，并且说他们在很久以前便已经使用这种印刷的书籍，这使人想起这种
发明是从那个国家经由鞑靼和莫斯科带到德国，以后又传到其他基督教国
家。可是至今还没有获得回教徒的接受，因为他们迷信地认为除了用手抄
写《可兰经》以外，其他的方法都是一种罪[19]。
门多萨(J.G.de Mendoza,1545～1618)于1585年发表的《大中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中写到[20]：
但是中国人认为印刷术首先是他们的国家发明，发明人被尊为圣贤。由此
可见，在他们使用[印本书藉]之后许多年代，才经由俄罗斯和莫斯科传入
德国，而且可以断言其传入途径是经由陆路，但也有可能是经由某些来自
阿拉伯南部(Arabia Felix, 或也门)的商贾而带来了这些书籍。史籍所推
为首创者的约翰·谷腾堡即以这种书籍为其印刷术的最初基础。
门多萨指出，如果说谷登堡是通过俄罗斯才听说中国印刷技术的，那还应该考虑到
另一条路线，即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之间保持的海上贸易之路。
由于他们[中国人]有所根据，这当是事实无疑。因此这种发明是由彼方传
到我地，已极明显，更足使人信服的是他们现有很多书籍印于古代，较之
德国创始印书要早五百年，目前我手头就有一本。而且不论在印度诸邦，
还是在西班牙或意大利，这类书籍也是所在多有。
在整个十六世纪，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许多学者提出欧洲印刷术源于中国。
如：诗人弗朗塞斯科·桑索维诺(Francesco Sansovino,1521～1592)、散文家米歇
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等都反复宣传同一历史事实：
印刷术源自中国并传入欧洲，而一些西方中心论者不顾历史事实把一个模仿中
国印刷术者的谷腾堡宣扬成世界印刷术的发明者，令世人耻笑。为什么西方中心论
者公然篡改历史? 艾田蒲明确的指出这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产物，如他说[21]：
当托马斯·弗兰西斯·卡特于1925年发表他那篇有关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及
其西传的著作的首版时，中国已经饱受了马嘎尔尼大使馆的凌丨辱，被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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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楼
极大的兴趣，当时的中国步步妥协，不过是个欧洲的附庸。正因为如此，
卡特与古德里奇才敢寡廉鲜耻，竟在他那部富有学术价值的著作里以一句
实在令人惊诧的话作为全书的结论：“迄此，尚无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
表明中国或者高丽的活字印刷术影响了欧洲的活字印刷术”(第242页)!
当时的欧洲帝国主义还是十分强大，差不多是全球的主宰，所以这两位博
学者竟认为约维乌斯的那些说法，如“typographos artifices”(印刷技
术)及“ More nostro”(更多的秘密技术)等，只能取“极为含混的”(
loosely，见244页)含义。更有甚者，他们一方面在其结论的开始部分承
认四大发明在文艺复兴之初在西欧传播开来，为封建世界的灭亡和“现代
”世界的诞生作出了贡献：纸、印刷术、火丨药和罗盘(罗盘和磁针)是在中
国发明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又批评这个国家“自称在其中起着一定性的
，至少“conspicuous”(明显的)作用”。这两位作者不得不承认，当维丨
吾丨尔族的土耳其人成了中国、波斯、蒙古、俄罗斯的主人时，他们了解了
印刷术，而当蒙古族人扑向波兰、匈牙利和德国时，他们又从那些维丨吾丨尔
族人处得知了印刷术; 两位作者也不否认伯希和在敦煌的众多珍宝中发现
了维丨吾丨尔字，根据这一语言的要求，这些字是拼音式的。同时，他们也不
否认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在埃及发掘出了不少活字版。然而，他们两都想
让我们承认谷登堡----此人诚然是德国人，但也是个欧洲人----是人类最
伟大的天才之一，因为他对当时许多人不可能不知道的东西，且有不少人
都证明了从中国传往德国的东西毫不知晓，独自发明了印刷术。
(六)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与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同出一辙
通过对德国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一事的了解，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欧洲中
心论“者们为了名利不惜否认和篡改历史，装聋卖傻，把已有的印刷技术，声称“
独自发明了印刷术”，令世人啼笑皆非。
其实“欧洲中心论”者们为了名利总是弄虚做假，不仅是印刷术，在其他的领
域中也是如此，把中国已有的发明，转换为他们熟知的语言与符号，就声称“独自
发明”，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就是这样。
莱布尼茨生于1646年，卒于1716年，其所谓发明二进制的最早时间可以确定在
1679年(De Progressione Dyadica)，1703年正式发表在法国《皇家科学院院刊》(
1705印刷刊发)，题为“二进位算术的阐述——关于只用0与1兼论其用处及伏羲氏
所用数字的意义”。
莱布尼茨自以为欧洲无人知晓中国太极八卦图，而忘乎所以，宣称独自发明了
二进制。正当莱布尼茨得意之时，四处写书告知友人发明二进制一事，不料被来华
法国传教士白晋在1701年的回函中揭穿，明确指出莱布尼茨所示的二进制与伏羲八
卦图相同。
由于莱布尼茨处于某种虚荣，只有试图依据自己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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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楼
信后的复函(1703年5月18日)中自我声称二十多年前就已发明二进制，把白晋所寄
的“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示为首次所见。说明在发明
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
指出莱布尼茨的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相同一事，并非白晋一人，而是一批懂得
中国文化者。如莱布尼茨在1704年5月2日致函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长威特森(N.
Witsen)介绍他的二进制时，威特森和同事，卡泽(C.Caze)就提出这一问题，特别
是卡泽在1704年7月～10月间的回函，所寄的“卫匡国伏羲六十四卦图”(现存莱布
尼茨当案馆，编码：LH XXXV 3B,7 B1.10v)，以示莱布尼茨声称独自发明的二进制
早已在世[22]。德国史学家腾柴尔(Tentzel,W.E.1659～1707)指出安德烈·弥勒(
Andre Muller,1630?～1694)所翻译的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
)的著作，提到伏羲找到了“peculiare scribendi genus,arithmeticam,
contractus et rationaria”，一种在算术、缩减、计数上，特别的书写方式(莱
布尼茨将这段文字引入“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一文)和出示
欧洲较早流传的太极八卦图[23]。
由于莱布尼茨受到当时一批懂得中国文化者们的及时揭露，而感到“独自发
明二进制”是一件羞耻之事，因此，莱布尼茨去世的那一年，即1716年，在“致
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的自然神教”(Lettre ?M.de R閙ond sur la
th閛logie naturelle des Chinois)中终于诚实地说出他剽窃中国太极八卦图的
过程和途径。如他在信的最后一部分说道[24]：
由于这种二进制算术虽然在《柏林杂文集》(M闸anges de Berlin)中
有过解释，人们还仍然不大知道，而且它和伏羲的符号的相似也只有在17
05年已故的腾柴尔(Tentzel,W.E.1659～1707)的刊物上谈到，因此我想在
这里解释一下。我认为在这里解释，这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因为问题
在于证实古代中国人的学说的价值以及古代中国人远远胜于近代人。在此
之前，我先说说已故的安德烈·弥勒(Andre M黮ler,1630～1694)先生，
他是格莱森哈根(Greiffenhagen)人，柏林的法官，欧洲人，没有出过欧
洲，但对于中国字有最深的造诣，他发表了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
Abdalla Beidavaeus )关于中国所写的著作，并加以注释。这位阿拉伯著
者在那篇著作里提到伏羲找到了“peculiare scribendi genus,
Arithmeticam, contractus et Rationaria”，一种在算术、缩减、计数
上，特别的书写方式，因为他说到了算术，肯定了我对这位古代哲学帝王
的符号的解释，即我认为这些符号是数目字。
古时罗马人曾使用五进制和十进制混合的算术，我们在硬币里还看到
这种残余。我们在阿基米得关于砂子的数目里边看到在他那个时代已经理
解到接近于十进制算术的东西。十进制算术是从阿拉伯来的，它好象是从
西班牙传来的，或者至少是由于著名的热尔贝特(Gerbert)当了教皇名为
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re Ⅱ,999～1003)而为世人所知。这种计算法大
概来源于我们有十个手指。不过，因为这个数目是任意起的，于是发展到
一打和一罗，等等。相反，已故的埃哈德·魏格(Erhard Weigel,1625～
1699)先生采取四个数或四进制(Tetractys)如同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这样一来，按照十进制，我们用0、1、2、3、4、5、6、7、8、9写出一
切数，而魏格先生用四进制即0、1、2、3，写出一切数。比如321，他的意
思是3·4^2＋2·4^1＋1，或者48＋16＋1，即按照一般的说法是65。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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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楼
如：
1 | 1
10 | 2 10等于2
100 | 4 100等于4
1000 | 8 1000等于8
10000 | 16 等等
100000 | 32
1000000 | 64
等等 | 等等
一切数全可以用如下的方法表示：
0 | 0 1011 | 11 10110 | 22
1 | 1 1100 | 12 10111 | 23
10 | 2 1101 | 13 11000 | 24
11 | 3 1110 | 14 11001 | 25
100 | 4 1111 | 15 11010 | 26
101 | 5 10000 | 16 11011 | 27
110 | 6 10001 | 17 11100 | 28
111 | 7 10010 | 18 11101 | 29
1000 | 8 10011 | 19 11110 | 30
1001 | 9 10100 | 20 11111 | 31
1010 | 10 10101 | 21 100000 | 32
等等 | 等等
(本译文引自庞景仁(1981)[25]，同时参阅Dutens L.(1768)、Loosen R.(1968)法
文版本和Rosemont H.、Cook D.J.(1977)英文版本，文中有所改动)
在这里，莱布尼茨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0与1二进制”来源就是伏羲八卦，
阿布杜拉·白达瓦鲁斯(Abdalla Beidavaeus)的西文名字又写成“Abdallah
Beidhawy”，死于1286，是13世纪的著名阿拉伯史学家、法官、古兰经评论家、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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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楼
·白达瓦鲁斯中国史》(Abdallae Beidavaei historia Sinensis)[27]。其次，是
魏格的0、1、2、3所组成的四进制。
伏羲八卦图本身就是二进制，由任意两种符号所组成，逢二进一。魏格0、1、
2、3体系为莱布尼茨翻译伏羲八卦图提供了一种表示符号，即“0”与“1”。
(七)小 结
人类每一项成就都是在文化继承的基础上建立的，文化发展具有持续的特性，
它凝聚着前人的智慧。树有根，水有源，那些不顾前人的辛勤劳动，象谷腾堡和莱
布尼茨那样把前人的发明作为独自发明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莱布尼茨毕竟要比谷腾堡诚实，最终能说出了其发明源于中国。
“欧洲中心论”在德国表现十分普遍，可以说不仅仅是谷腾堡为印刷术发明家
和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他们总是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发明，“德国银”(
German Silver)就是第三个实例。
“德国银”是一种不含银的合金，近代工业先进国家普遍使用，欧美对“德国
银”十分熟悉。其实“德国银”就是中国的白铜。中国曾造有三种铜合金，即青铜
、黄铜和白铜。白铜为铜与镍、锌及少量铁的合金，相传始于汉代云南地区。宋代
《春渚纪闻》第十卷所记载的“砒粉可化铜二百为烂银”，就是冶炼白铜的配方。
据刘万航在“德国银是中国发明的”的一文中介绍[28]，白铜可能在汉代就已经传
入大夏国，阿富汗北部，在向西传，也与张塞通使西域有关。近代白铜经东引度输
入欧洲，始于十七世纪早期。法国传教士赫尔德(J.B.du Halde)于1735年出版的《
中丨华帝国全志》介绍了中国白铜，于此同时，欧洲开始仿制，英国剑桥大学华特森
(R.Watson)在《化学评论》中详细说明白铜的性质，他从实验中得知中国白铜至少
含有三种主要金属成分的合金。爱丁堡大学费孚(A.Fyfe)于1822年发表了分析中国
白铜的结果，铜百分之四十点四，镍百分之三十一点六，锌百分之二十五点四及铁
百分之二点六。1823年汤玛逊(E.Thomason)试炼出白铜合金，此研究成果提报皇家
学会，经审核认为非创新发明。而德国为了炼制白铜在1823年公开悬赏，汉林格
(Henninger)兄弟于同年仿制成功。白铜的仿制成功在德国人的心目中却是一种发
明，因此白铜自然地冠上“德国银”的标签。
从历史可见莱布尼茨“欧洲中心论”思想的表现是有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根
源的。由于欧洲的殖民霸权，迫使欧洲中心主义的产生。随着新时代的信息革命，
使欧洲中心主义者们所篡改的历史逐步得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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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楼
[摘要]：本文通过对欧洲中心论所编造的谷腾堡为世界印刷术发明家谎言一案的了
解，可见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与谷腾堡发明世界印刷术同出一辙。据历史记载印刷
术最早起源于中国，而欧洲中心主义为了虚荣，不顾历史把十五世纪的谷腾堡说成
是世界印刷术发明者。莱布尼茨二进制也是这样，欧洲中心主义利用掩盖历史的手
段，编造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伏羲八卦图为由，声称莱布尼茨发明
了二进制。其实，这种把已有的中国发明和创作做为欧洲独自新发明这在过去的德
国是常有的事。“德国银”就是谷腾堡发明印刷术、莱布尼茨发明二进制以外的第
三个实例。从一些实例中可见欧洲中心主义的形成，是欧洲殖民霸权的产物。今天
随着欧洲殖民的消失，也使欧洲中心主义现了原形。
[关键词]：莱布尼茨、谷腾堡、印刷术、欧洲中心论、德国银。
(一)引 言
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考证，证明莱布尼茨在发明二进制一事上是很不诚实的
，具有剽窃的行为。人并非生而知之，人类的任何一项发明创造，均在文化继承的
基础上形成的。在一项发明中，对一位诚实的发明者，应该是向世人清楚地交代出
，哪些是已有的发明，哪些是自己的发明。
莱布尼茨在1716年以前是很不明智的，他试图通过隐瞒已有二进制——太极八
卦的发明，获得二进制发明者的名利。特别是当在中国传教的法国传教士白晋(J.
Bouvet)于1701年11月4日致函莱布尼茨指出他所发明的二进制与中国太极八卦图相
同，并出示已有发明的证据---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Segnegetion table)和伏羲六
十四卦方位图(Squane and Cinculan Annangement)时，莱布尼茨的这种表现尤为
突出。
在白晋出示的证据下，莱布尼茨不得不承认他所发明的二进制与中国太极八卦
图相同，而赞颂中国文化的创始者伏羲。由于莱布尼茨处于某种虚荣，只有试图依
据自己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为理由，争夺二进制的发明优先权。
如他在收到白晋1701年11月4日来信后的复函(1703年5月18日)中自我声称二十多年
前就已发明二进制，说明在发明二进制之前没有见过太极八卦图。他说[1]：
再如，莱布尼茨大约于1707年12月15日给布尔盖(D.Bourguet)信中干脆就说“
当初我创立二进制算术的原则时，对《易经》中的八卦是根本不知道的”。如原文
所示[2]：
然而，历史文献证明了莱布尼茨说了荒话。早在1666～1667年，莱布尼茨在纽
伦堡学习时已开始接触到中国古典哲学。 他所看到的斯比塞尔(Gottlied Spizel)
所编著出版的《中国文史评析》(De re litteraria Sinensium commentarius)一
书中就已详细完整的介绍了他的所谓二进制发明。
(二)谷腾堡为世界印刷术发明家（限于篇幅超过2万字删除部分——拾梦）
为什么一位如此伟大的西方科学家莱布尼茨为了虚荣名利表现出有损学术研究
形象的行为? 这可能是象法国史学家艾田蒲(Rene Etiemble,1909-?)指责德国“欧
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又一杰作。
艾田蒲指责德国“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杰作，是谷腾堡(John Gutenberg)
为印刷术发明家。他在《中国之欧洲》(L' Europe Chinoise)一书前言题目中就写
到：“欧洲中心论招摇撞骗的杰作：谷登堡为印刷术发明家”[3]。
据艾田蒲介绍，他曾参观德国美因茨(Mainz)的世界印刷术博物馆(Weltmuseum
der Druckkunst)，在博物馆小册子里这样写着：
- 2010-4-1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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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楼
除了美因茨，世界没有其他城市会有世界印刷博物馆。快到1400年时，这
位伟大的印刷术的发明者、古老的根斯弗赖施的贵族后代，诞生在谷登堡
的府宅里。在这儿，他完成了不朽的发明；1446年，他印制了至今还保留
在美因茨谷登堡博物馆的《最后的审判》的残本，这是欧洲第一个铅字印
刷物；从1452到1455年，他印制了42行的《圣经》，这是图书印刷术的不
朽之作。 1468年2月，他溘然长逝，安息在方济各教派的教堂里。在美因
茨，让人缅怀这位人类无可比拟的天才的纪念物是永存的；在这儿，耸立
着他那宏伟的纪念像，这是伟大的托尔瓦德为更为伟大的谷登堡建造的；
在这儿，谷登堡博物馆已建立并活动了半个多世纪，它无论现在还是将来
，都愿意成为全世界所有印刷工的家。
尽管当谷登堡还是个孩子时东亚就出现了铜字印刷，尽管有人说劳伦斯·
扬斯聪·科斯特尔在哈尔伦，或者还有其他人已在谷登堡之前浇铸了金属
字母，但美因茨仍是印刷术的家乡，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学者与文化人士
都是一致的; 赢得世界承认的印刷术是在美因茨被发明，并从美因茨出发
，向全世界胜利挺进。
(注：本译文是由艾田蒲译成法文，再由许钧和钱林森译成中文，以下引文中
的中文均由许、钱两人翻译)
在小册子第28页的法文简要说明中艾田蒲又看到：“谷登堡博物馆保存有世界最早
的活字印刷品，名为《最后的审判的残本》”。
艾田蒲对此提出一些疑问，“也许是因为法国人和美因茨人一样，拒不承认印
刷术是亚洲人赠送给我们这一类动物的礼品? ”并依据历史考证指责“欧洲中心论
”不顾历史事实在招摇撞骗，荒称发明了世界印刷术。
(三)印刷术是中国人的发明
举世公认，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并从中国传向世界各地的。印刷术的发明时
间，据张秀民对历史文献的考证，认为印刷术大概起源于七世纪初，唐太宗贞观十
年(636年)[4]。
(四)欧洲中心论者荒称发明了世界印刷术
印刷术发明于中国，雕板印刷比欧洲要早至少八百年，会字印刷早四百年，举
世公认。然而欧洲中心论者们为了赢得虚荣，而在社会上大造声势，极力鼓吹谷腾
堡发明了世界印刷术。
这些鼓吹谷腾堡发明印刷术者的论调根据西洋印刷史专家钱存训教授介绍有以
下三种[13]：
一、主张欧洲的活字印刷是独立发明，不仅没有受到雕板印刷的影响，更和中
国印刷术没有关系。在他们论述欧洲印刷术起源的著作中，有些作者根本不提中国
印刷发明这一回事。或者提到中国印刷早于欧洲，但强调这二者之间所用的材料和
方法不同，因此认为欧洲的活字印刷是独立发明。
十六世纪，意大利作家吉多·潘奇洛里(Guido Panciroli,1523～1590)在《新
发明》一书中说：
活字印刷在中国虽属古已有之，但在门兹(Mentz)所发现的则属于现
代之物[14]。
他虽未说欧洲印刷和中国无关，但指明新旧二者之间的不同。后来以为法国学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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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楼
体的说明。他说：
西方印刷术发明的要点并非来自雕板印刷，而是在其创造了采用可熔
性的金属活字。活字制造包括三种要素：刻有凹形字体的字模，用以铸字
的合金，和复制出来有凸字的字凿(活字型)[15]。
因为活字和雕板所用的材料和方法完全不同，所以佣金属制成的活字印刷是一种独
立的发明，及非源自中国雕板。
钱存训教授针对这种观点做了深刻的批判，认为这些西方中心论者们对历史一
无所知，特别活字出现的年代。西方中心论者们不仅对历史一无所知，而且对社会
基本常识都不懂。钱存训教授明确提出：
一种新发明，原理或意念是主要的因素，而材料和方法是次要的。根
据已存在的印刷原理而采用金属代替木料并采用新的方法制造活字，只是
一种改良，不能称为独立的发明。
钱存训教授还指出雕板在欧洲的应用，早于活字至少一百年，在活字通行以后
，还继续共存。如果说谷腾堡对雕板印刷一无所知，这是难以使人相信的。从《谷
腾堡和纸牌印刷的原版》一书中[15]，提到谷腾堡用铜板印刷纸牌，证实谷腾堡精
通雕板印刷技术。
鼓吹谷腾堡发明印刷术的西方中心论者们，确实对历史一无所知。关于中国发
明的印刷术向西传，艾田蒲依据历史文献进行了一系列的考证，提出[16]：
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1册《纸和印刷》的序
言中说[17]：
人们很难相信谷腾堡对在他前五个世纪就已在中国大量流行的印版书
一无所知。现在就有一些当时的资料证明他确实知道中国的印刷术的，虽
然他可能不知道在他四个世纪前就成为活字印刷发明人的前辈手工艺者毕
升。
(五)帝国主义造就的欧洲中心论
早在1546年意大利历史学家保罗·朱维厄斯(Paulus Jovius,约1483～1553)撰
写了一本《现代史》，书中记载中国印刷术传入欧洲的途径。他说：
现在那里(广州)有印书的人，用和我们相同的方法印刷历史和礼仪的
书籍，印在很长的纸上，向内折成方形的书页。我曾蒙教皇恩准察看这样
一册书，这是葡萄牙国王连同一头大象一起赠送给教皇的。因而我们可以
很自然地相信，在葡萄牙人到达印度以前，这种对学术有无比重要的书籍
就通过西徐亚人(Scythians)和莫斯科人(Moscovites)传到我们这里[18]。
在十三世纪以后，蒙古西征(1235～1242)进入波兰、匈牙利，直挺欧洲中心，
东方和西方接触频繁，中国许多事物经由欧亚大陆传入欧洲。这是一个普遍的常识
。关于中国印刷术西传并对欧洲产生影响，在朱维厄斯时代的史学家皆一公认。如
法国史学家罗阿(Louis Le Roy, 1510～1577)于1575年出版的《世界文化交换的过
程》一书说道：
这是希腊和罗马人所未知而我们现在才知道的这种艺术(印刷)，而厄而曼
人(德国人)却把这一发明归功于他们自己。由于葡萄牙人往来于东方和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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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楼
回，并且说他们在很久以前便已经使用这种印刷的书籍，这使人想起这种
发明是从那个国家经由鞑靼和莫斯科带到德国，以后又传到其他基督教国
家。可是至今还没有获得回教徒的接受，因为他们迷信地认为除了用手抄
写《可兰经》以外，其他的方法都是一种罪[19]。
门多萨(J.G.de Mendoza,1545～1618)于1585年发表的《大中国史》(Historia
de las cosas mas notables...)中写到[20]：
但是中国人认为印刷术首先是他们的国家发明，发明人被尊为圣贤。由此
可见，在他们使用[印本书藉]之后许多年代，才经由俄罗斯和莫斯科传入
德国，而且可以断言其传入途径是经由陆路，但也有可能是经由某些来自
阿拉伯南部(Arabia Felix, 或也门)的商贾而带来了这些书籍。史籍所推
为首创者的约翰·谷腾堡即以这种书籍为其印刷术的最初基础。
门多萨指出，如果说谷登堡是通过俄罗斯才听说中国印刷技术的，那还应该考虑到
另一条路线，即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之间保持的海上贸易之路。
由于他们[中国人]有所根据，这当是事实无疑。因此这种发明是由彼方传
到我地，已极明显，更足使人信服的是他们现有很多书籍印于古代，较之
德国创始印书要早五百年，目前我手头就有一本。而且不论在印度诸邦，
还是在西班牙或意大利，这类书籍也是所在多有。
在整个十六世纪，除了以上所述外，还有许多学者提出欧洲印刷术源于中国。
如：诗人弗朗塞斯科·桑索维诺(Francesco Sansovino,1521～1592)、散文家米歇
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等都反复宣传同一历史事实：
印刷术源自中国并传入欧洲，而一些西方中心论者不顾历史事实把一个模仿中
国印刷术者的谷腾堡宣扬成世界印刷术的发明者，令世人耻笑。为什么西方中心论
者公然篡改历史? 艾田蒲明确的指出这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产物，如他说[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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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4-13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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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吧主你好 老吧主辛克了 老吧主再见 - 2010-4-15 0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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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说回来还是游戏平衡问题，就算现在这样人控大明仍然是整个游戏中游戏难度最低的国家候补之一，电脑用的话如果幸运地没有崩溃的话，感觉一半一半，在中期也非常难打。另外谷物省份有事件加税基的，多出几次后搞不好比物产收入还要强，另外在很多MOD中谷物省与兵员有关系 = = 一个粮食进口的旗子导致的财政负荷可不少 = = 另外，只要达到一定后，科技与省份是正关系，越多省越快（拖后腿的烂地另说）好像是20块后，具体数字忘记了，反正扩张的时候你只要顺了就算大明要保证科技在政治与军事不落后还是可以的。
另外，科技优势与人种完全没关系。倒是与科技组有关系，明西化后要多强有多强。
- 2010-4-24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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