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而不休钟沛璋

离休前，钟沛璋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他的名字最近一次在媒体上集中传播，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批评某省高官“夺笔”事件的文章。

86岁的钟沛璋。他说，“文章我还会继续写下去，我是个社会公民，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

14岁入党，经历过革命时代的铁与血，老人钟沛璋在当过新闻人、新闻官员之后，如今回归为一名“社会公民”。“我已经无欲无求，只想讲几句真心话。”

南都周刊记者_齐介仑 实习生_赵杨 摄影_于东东

柔和的光线洒了进来，房间里很温暖。

蓝白相间的花格子睡衣，满头短密的银发，86岁的钟沛璋，安静地坐在客厅宽松的沙发上，背有些驼。前一段时间因为骨关节和前列腺出了点小问题，在入院治疗将近一个月后，三天前他才回到家中。

登门拜访的那天下午，82岁的老伴陈敏一边开门，一边微笑着提醒，老人还在康复期，体力不是很好，不能长坐，但他非常希望与我们聊聊天，而且为了这次早就约定的采访，他耐心做了准备，甚至提前半个小时，就坐到沙发上等着了。正在看的书和用来圈画评点的水笔，放在他伸手可及的地方。

浓重的上海口音，不紧不慢的表述，虽然面容有些许倦怠，但眼神坚定平和，思路十分清晰。在偶尔谈到某一感兴趣的话题时，他会像个老朋友一样和蔼地说：不知道我讲的对不对，你可以谈谈你的观点。

“我已经无欲无求，只想讲几句真心话。”喝下一口老伴递过来的热茶后，钟沛璋开门见山地说。

卧病不敢忘国忧

在茶几上缓缓摊开这些年里陆续写作的文章，钟沛璋一边讲解，一边总结说，在这即将过去的一生里，他大致上只做过两件事，一件是干革命，另外一件是做新闻。

钟沛璋在媒体界干了大半辈子，1946年在上海创办中联广播电台，并任台长；1948年起任《青年知识》半月刊主编；1949年后负责创办上海《青年报》，任总编辑，后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副社长。离休前，他是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局长。钟沛璋的名字最近一次在媒体上集中传播，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批评某省高官“夺笔”事件的文章。

“我当时在住院，电脑没看，但是也有年轻同志到医院去看我，所以，这个信息我也很快知道，由此就写了这么一篇东西。” 钟沛璋说。住院是因为前列腺问题，还有腿不能走路，周身乏力，就到医院检查，住院一个月。

由于身体原因，亲自提笔书写还不太方便。所以文章“在一位同志的帮助下”完成：由病榻上的钟沛璋口述，这位同志代为整理。

这篇署名“中宣部新闻局前局长钟沛璋”的文章，先是在《财经》杂志所属的《财经网》上发布出来，学术网站“选举与治理网”也同时挂出，之后再被网络和平面媒体迅速转载，引起巨大反响。

“但我听说，后来又被陆续删除了。”顿了顿，已有70多年党龄的钟沛璋长叹了口气，接着说，“现在的官员，听不进不同的声音，好像只要有不同的声音，就会影响社会稳定。”

这不禁让他想起30年前。“我在《中国青年报》主持工作的时候，当时的商业部部长王磊吃霸王餐，一桌饭只付一个汤的钱。最先是餐厅的炊事员陈爱武表示不满，举报揭发了王磊。当时我知道了之后，就派《中国青年报》两名记者去采访，报道了这件事情。”

钟沛璋还在《中国青年报》发了一篇社论，又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长文章，题目叫《开一代民主新风》，发了半个版。当时大家反应都很好，王磊也很快做了检讨，向餐厅补足了差额的那部分钱。

“店小二批评高官，在旧社会不可想象，在新中国也是一个新气象。王磊检讨、改正了之后，风气更好了，这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呢？”钟沛璋说，“现在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被批评了之后就可以到北京来抓人，还怎么搞舆论监督？”

14岁加入地下党

“我们这些从革命年代走出来的老同志，都已经退休了，生活在普通老百姓的中间，本人已无所求，不会说假话或奉承话。”钟沛璋说。经历过早年的大风大浪之后，现在的钟沛璋显得很平静，说话慢条斯理，很少有情绪化的表达。

祖籍浙江宁波的钟沛璋，生于1924年的上海，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姐弟几个，都是支持革命的进步青年，钟沛璋早在1938年就加入了地下党，那一年他14岁。

1946年，22岁的地下党员钟沛璋在上海开办了公开的商业电台，这笔运作资金，是他的父亲投资的。“父亲做过洋行华人经理，自己也开了商行、华行，做进出口业务，就这样他成了一名资本家。”钟沛璋说，他的地下党员身份虽竭力隐藏，但大姐、父母还是先后知道了，但他们装作不知道，也暗中支持。

这一年，18岁的地下党员陈敏，接到了上级指令，找到钟沛璋，成为了这家电台的第一个播音员。而在此之前，她公开的身份，是在日本人控制的华中电信局里，做一名电报收发员。几年之后，钟沛璋与陈敏结婚，相扶至今。

1948年，钟沛璋受命办《青年知识》与《学生报》。“我记得，我办《青年知识》杂志时，刊物藏在家里，特务查到家里来了，差一点因此就牺牲掉了。”

当时日本已经投降，正是国共内战时期。《青年知识》杂志通过书报社发行，后期要去收款。有一次，在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弟弟骑自行车去帮钟沛璋收款。不料那时已经有国民党特务和书报社说了，要等杂志社收款的时候把人抓住。

“我弟弟到了书报社后，书报社老板对他说，你等等，我去打个电话。我弟弟一看形势不对，跑了。”

书报社老板把自行车的号码抄下来了，然后告诉了特务，特务就查到钟沛璋的家里来。“我当时躲起来了，没敢回家。但我有一个同志，当时正在我家里搞《学生报》。特务一进门，他很聪明的，看到桌子上有一张电话费收据，他抄起来说‘你们电话费赶快交啊’，冒充电话局的人，一边说，一边往外走，就这样混出去了。”

但后来有一个与钟沛璋一起发行《学生报》的青年，叫严庚初，和钟沛璋同岁，被抓走了，在解放前夕被杀掉。“如果我被抓到，也是同样的命运。我们那批同志，牺牲的有很多。” 回想过去的这一幕幕，钟沛璋现在依旧感觉到有些心惊肉跳。

让钟沛璋颇为骄傲的是，迎接上海解放的第一面大红旗，是钟沛璋在绸缎庄做会计的大姐夫买来红布，大姐和母亲踩缝纫机缝起来的。之后，钟沛璋带领多位人民宣传队队员，再冒风险，登上跑马町钟楼，连夜将这面几层楼高的大红旗和毛泽东、朱德巨幅画像，挂了上去。

从新闻人到新闻官

1954年，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就在你身边》的社论，发表在《上海青年报》。

文章出自钟沛璋手笔。文中，他热情欢呼“过渡时期总路线”，迎接社会主义改造的到来。

当时的“三大改造”，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人民日报》很快转发了钟沛璋的论述，而转发后的文章恰巧被胡耀邦读到了。在胡耀邦一番问询后，钟沛璋从上海来到北京，职位也由先前的上海青年报总编辑，变成了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

其间，钟沛璋几经起落，1957年“反右”，被打成“右派”下放到了农村，当他再回报社时，只是一名副刊编辑，但不久恢复原职，“文革”中再被赶下台，之后又复职。折腾几次后，钟沛璋发现，之前在他下面的人，已经到他上面去了。后来团中央决定成立研究室，钟沛璋顺理成章地兼任了这个研究室的主任。借此，钟沛璋的行政级别，与中国青年报总编辑持平。

在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任上，钟沛璋最漂亮的手笔之一就是刊发陈爱武举报“商业部部长王磊吃霸王餐”事件。“陈爱武体现的是青年人的政治权利，而广开言路关系到了青年人的切身利益，借此，《中国青年报》的发行量一下就上去了。”钟沛璋回忆说，到他离开《中国青年报》时，该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300万份。这个数字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下看来都是一个很可观的数目。？？

对1976年“四五运动”的报道也给钟沛璋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兴味盎然地回忆说，“当时大家悼念周恩来，批判‘四人帮’，结果被认为后台是邓小平，参与者被定为‘反革命’，整个事件被认为是‘反革命事件’。我们要为这个平反。我们将‘四五’的诗在报纸上登了出来，中央后来也松口了，认为他们还是革命的。然后，我连夜写了一篇文章——《伟大的4·5运动》，影响比较大。新华社也转发了，《人民日报》后来也写了两篇文章，人民出版社还专门发行了四五运动平反的小册子。”

在春日柔和的阳光中，钟沛璋回忆着当年在中国青年报的日子。他的保姆在一旁摘着菜，一边静静地听。“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青年思想很迷茫。当时我就认为应该成立青少年研究所，研究青年问题。我把团中央研究所改造了，和社科院合作，办起了青少年研究所，把中国青年报原来的总编辑张黎群请回来做所长。”

张黎群在“反右”时提过意见，说报纸不能成为“布告板”和“传声筒”，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声音，被撤掉了职务，“文革”时，曾被整得很惨。钟沛璋认为张黎群是个魄力与学识兼具的人才，“我觉得应该把他请回来当青少年研究所所长。研究所虽是我提议创办的，但我愿意当副所长，让他当所长。”

尽管中间多有坎坷，钟沛璋还是在中国青年报社前后供职近30年。1981年，他告别报社，进入中宣部工作。

“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有人说我在青年团工作时间太长，应该毕业了，还有人说，你都这么大年纪的老头子了，和团里那些小朋友怎么谈呢？”钟沛璋呵呵笑着说。

调出共青团后如何落脚，曾有多个备选项——《红旗》杂志社、光明日报社以及人民日报社。后来，还是胡耀邦拍了板：去中宣部新闻局。

钟沛璋在新闻局局长职位上干了五年。“当时呢，它什么都管，管报纸审批，甚至报纸纸张不够了，进口和分配纸张它也要管。当时新闻出版总署还没成立，我呼吁应该成立新闻出版总署。”钟沛璋说他走马上任后，将“推动新闻改革”列为他的工作重点。

“我在五年新闻局长任期结束前，在黑龙江召开的各省市总编辑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这个发言基本等于我的毕业论文了。当时宣传部副部长滕藤也去参加了会议，他提出，报社总编辑应该有独立自主的权利，能够决定这张报纸登什么和不登什么。新华社很快播发了这个演讲稿，当时舆论反应很大。其实他的观点，与张黎群‘反右’时候提出的见解是一脉相承的。”

告别新闻局之后，钟沛璋又辗转在香港新华社、上海《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等任职过，还与夫人一起成立了卓越出版公司和《东方》杂志社。“本来应该是60岁退休，但我超期服役，正式离休应该是1987年，不是1984年，虽然离休，但是离而不休。”

直到1997年底，钟沛璋才摆脱了一切繁冗的社会工作，回到家中，每天读读书，看看报，开始了真正放松的老年生活。他的身份，回归为一名“社会公民”。

“文章我还会继续写下去，”钟沛璋有些累了，他伸伸胳膊，慢慢站来身来，“我是个社会公民，有发表自己观点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