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谈“退稿”_福州晚报_20090718_XPLUS喜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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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新作 ■樊发稼

  文坛艺苑多故事,自古而然。我从上海《文学报》读到京城“四大名编”之一崔道怡《自辩二题》文,颇有所感。

  31年前,女作家张洁小说处女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首投《人民文学》,遭退稿,再投《北京文艺》并发表后,赢得好评,获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王蒙在其自传《大块文章》里,不指名地调侃、批评了崔道怡,指称张洁“此文是《人民文学》的退稿,而且决定退此稿的是该杂志最优秀最有影响的老编辑”,“正是杂志社最有名的编辑退掉了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我只见过他介绍自己的经验,从来没有见过他有勇气谈谈这件事”。王蒙作文向来汪洋恣肆,有时难免剑出偏锋,字里行间往往会透出些许不太讨人喜欢的霸气;在讲上述事情时,亦欠加节制,语意旁溢,对一位曾经是自己“部下”和同事的崔道怡嘲讽揶揄有加,实有所不敬。崔道怡颇为动情地主动“对号入座”,声明当初退张洁的稿子不是他所为;他说他“读到”王蒙的“这段话”,“不禁毛骨悚然”;感觉到“(王蒙)已经把我打成为编辑队伍之中‘恬不知耻’的‘败类’”。崔说的“毛骨悚然”、感觉被上纲为“败类”之类,我以为未免言重,但王蒙未予了解查实,断定是崔退掉张洁的稿,以致有此误记误讽,写入书中,让崔道怡蒙“冤”,怕也是事实。好在王蒙早就公开申明,《大块文章》里所有不确不实之处,他会在书再版时一一郑重核实改正,体现了作家应有的严肃负责精神。

  张洁小说的准确篇名应为《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王蒙误为《森林里来的孩子》;首发的刊物是《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王蒙误为《北京文学》,其实该刊到1980年10月才改为现名的。王蒙此种误记,崔道怡《自辩》中未加指正,仍沿王说,似与其富有经验的资深“名编”身份不符。须知作品篇名和刊物名虽都仅是一字之差,却均具与“史实”不符之性质。时间长了,难免记忆不准是有的,但其实这种小疵只要稍加查核,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话扯远了些,回到“退稿”事上来。崔道怡《自辩》中说,“即便张洁稿就算作是我退的,我也不会以为犯了天大的错”,这我很认同。且不说文学作品不是可以称其重、标其价的物质产品,审评一件作品又常有见仁见智之异,任何一个编辑都难免有看走眼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对一位有名气的作者的来稿,编辑自会格外审慎,不会贸然退稿;对不知名作者的稿子,就较难享有此待遇,这原亦无可厚非。举个极端例子,当年有人以粗词“放屁”入诗,如系一般作者,大概必遭退稿无疑;只是因为诗作者家喻户晓大有“名气”的特殊身份,那首令人窃笑的诗词当年如入无人之境,一时风靡中国,甚至有著名作曲家连夜为之谱曲,通过中央级电台广为教唱。如若哪位编辑敢于“退稿”,借用崔道怡《自辩》里的话,那真的“恐怕将会万劫不复”。我说这是“极端例子”,是因为强大的政治因素使然。即使如此,仍有难得的大勇者,在类似事情上表现出非凡的魄力和胆识,如《文汇报》原总编马达冒险拒绝转载批《苦恋》文章然。

  呜呼,当文学编辑亦难矣,当名副其实的“名编”难上加难。我敢说,在对来稿取舍上不犯一点差错的编辑,世间无有。我们对一生默默甘为人做嫁衣裳的编辑,永远应该心怀敬意。偶尔错退一次稿,根本算不得什么。崔道怡不必太在意于王蒙涉笔成趣的不指名嘲讽,何况张洁的小说又不是你退的稿。当然,编辑处置来稿的“权力”对一个作者有时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的好友、童话作家孙幼军的一部处女作、成名作和代表作,近50年前曾是上海某出版社的退稿,后来改投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被慧眼识珠的编辑家叶至善看中,很快果断推出,中国遂有《小布头奇遇记》这样一部传世童话名作。幼军言,倘若此作被叶公至善退稿,他将一辈子不再染指童话创作。噫!假如没有那位可敬的叶姓伯乐,中国就会失去一位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童话家。由此观之,编辑的责任实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