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的读书计划n

　　人的一生真的过得太快。当我们为日常无所不在的惯性所推动的时候，是否可以“生活在别处”的他者眼光来审视自我生活的意义？是否可以通过阅读哲人的生命踪迹来反观自身生命的轨迹？是否可以在日常生活的喧嚣中给自己留一方精神的净土？这些在阅读中暂时中断日常生活惯性的意识，表明了生命意义的复归和存在价值的追问。

　　真正的人生需要文化作为底色，文化的传承在于书籍文本和精神禀赋中。读书生活的独特性在于思接千载，心游太玄，在喧哗与骚动中保持自我思想的独立性，守持人文理性的价值底线和良善心地。读书使人心理、精神、人格气质不断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思想的超越性和言说的有限性之间感到生命的飘逝性，在怦然心动的阅读中体悟无边的人类忧思和生命意义的升华。读经典性的著作，一定要“进得去，出得来”。进去了方可寻觅家园，而灯火阑珊处的风景只等待慧者。读书中生出的快意，使得生命感领着本真的欢喜与虔诚、透悟与识见，如此方能在溪清如许中觅到源头活水。

　　读书有不同的境界，一是被书所读，不知为何而读书；二是读书仅仅局限于书，为读书而读书；三是读书不局限于书，而是成为清理思想和新思想诞生的前奏。在与书相伴的读与思中，捕捉那稍纵即逝的思绪，领悟“生有涯而知无涯”的意味，将生命飘逝与学问累积相反相成地联结起来，何其快心！

　　读经典性的书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西学是必读之书，从古希腊一路读下来，会使人全面修正自己的话语系统和心灵编码，并在瞬息万变潜流涌动的学界中，保持刚正不阿的学术眼光和遗世独立的价值情怀。然而，泰西语种纷繁，皓首亦难穷经，如果一个人一定等到精通了数门外语再思想，他就有可能让自己的灵性和思考僵化在语言规则中了。因此，选择重要的外语方式进行学术资源撷取，足矣。通过语言进入思想的底层，重要的不是纳入哲人的结论和训示，《庄子》中轮扁早就对桓公说过：“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而已”。重要的是获得一种整体性思维，一种穷源究底本质直观的基本学理，一种进入问题的入思角度和人性升华方式。也许，有时读书会令人蓬头垢面甚至“心斋”“丧我”，但没有这种阅读进入的功夫，就没有思想诞生的可能，对西学就会终身处于隔膜和一知半解之中。

　　在全球化中一味读西学仍不足取。大学者具有高蹈的境界和中西互动的眼光，所以倡导“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王—无论研读古代还是当代，无论国维）。问题结穴处，终归与大涤——研读中国还是西方，都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现世虽不见用，或能有裨后人，关键在于关注问题的意义。因而在后殖民语境中，我们在阅读古今名著时，是否可以考察中西文化中哪些已经僵化或永远死亡？哪些文化变成了“博物馆文化”只具有文化考古学的意义？哪些文化变成了文明断片可以新整合到当代生活中？还有那些文化（尤其是东方文化）可以发掘出来，变成对西方中心主义一言独霸的文化话语补充？成为一种“他者”的言说和对西方的质疑对话？这种对话如果不在“跨文化”之间、“主体间性”之间、“他者间性”之间进行，问学的深度和推进力度就要大打折扣。

　　在读与思中，我们也许可以更深刻地感悟到：无论是读书还是始而信，信而惑，被书读，书都需要人这一主体才能彰显意义。我们惑而疑，疑而索解，解而终归于悟。藏书而不读书，以书为巨大的光环来遮掩内在空虚，无疑是一种过分精致的矫情。读书固然重要，但读书本身不是目的，沉浸或玩味于渊博，而终于丧失自己的独立见解，甚至满足于成为“两脚书橱”，是难以提出真正的有思想创建性的观点，更难以形成真正的思想体系。

　　读书是超越的前提，是自我思想诞生的产床。思想者的阅读永远是创造式阅读，理解并领悟他人思想，同时又能将那些书中思想的正反面问题及其有限性逐一审理清楚，绝不屑于把他人的思想碎片作为自己的思想坐标；读书是传递思想之途，越来越远去的历史传统，仿佛也在现代化进程中变成了“他者”，失去了“根”而浮在平面”上的人们，需要读与说的精神资源播撒，以寻找着精神的安顿处；读书是对话，读书这一生存方式就是在思想言说和追求大道的生命过程中，在不断创造的“同一心境”中，与人类优秀文化艺术和思想大师对话，与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家对话，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传续苏格拉底和孔子优良的对话传统；读书是生命意义的“生生之谓易”，这个世界总是在不断变化，但是变中有不变提升，者，不变中有以精纯之思导向世界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于是世界伦理与本土伦理、身体伦理与精神伦理互为表里，方能在生养死葬的大地上成为良性发展的文化精神场域，使我们有可能在读与思中凝神静思返身求己，在言说中见证心性寻求精神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