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郎口中学课改引50万人围观 老师闭嘴学生授课

　      大约在济南以西100公里、聊城市以东50公里处，地处茌平县最东侧四野环抱的杜郎口中学坐落其间。13年前，它因连续10年在聊城市成绩排名最末而濒临关闭，但在短短的几年间，杜郎口就因创造出一种“学生自主”课堂的独特课改模式而摆脱命运，并在业界口碑相传。作为中国课改的民间力量之一，“杜郎口模式”从一出生就充满争议。

　　一座乡镇中学的被 “围观”

　　2010年3月26日晨8时左右，四野环抱的杜郎口中学，也像往常一样迎来了第一批大约有800多人的参观考察团，据悉，在短短的三年半时间里，来杜郎口参观学习的总人数已不下50 万人次。河南省一所学校，去了49次，最多的一个校长先后去了19次，参观人数最高一天达2000人。

　　而说起杜郎口的成功，就不得不从13年前开始说起，那一年，35岁的崔其升开始就任杜郎口中学校长。

　　那是1997年4月28日，当崔其升接任自己的老师成为杜郎口中学的校长时，杜郎口中学破败的景象似乎已经无可挽回——连续10年在山东省中学教育排名最末，生源流失严重，学校老师或出走或转行，留下的也只是混口饭吃。学校与周边村民关系紧张，打架斗殴事件层出不穷……

　　学生们厌学情绪严重，上课时老师讲老师的，学生们在下面不是呼呼大睡就是交头接耳，完全没有人知道老师到底在讲些什么。许多学生的家长为了孩子，不惜掏高额的转校费，把孩子转去其它学校上学。有一年，初一招了6个班，到了初三竟然只剩下两个。

　　“上级领导安排我由联合校到这里来工作，与其说是让我到中学来当校长，倒不如说到这里来当个‘废头’。我们学校的现实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不用我多啰嗦。”上任第一天，崔其升就召开了第一次全体教职工会议。他说，我也是我们杜郎口土生土长的，我就看不惯这些年来我们杜郎口的孩子连家门口都走不出去，一个个被荒废，我就是想改变这个现状，改革的念头实质就从那一刻开始了。

　　但积弊之深的杜郎口中学在改革之初就遭遇了强大阻力。崔其升上任后，不请当地各种机构吃饭，不妥协于黑恶势力的压力，一心一意抓教学，但断了各方“财路”的他在上任的三天后，就有人在他的家门口用砖头压上了恐吓信：“就你逞能？如果妄动，后果自负！”但看似羸弱的崔其升并没有被恐吓所吓倒，他相信“正气”才是一个学校的根本。前面的3年，患有严重糖尿病的他一直是早上5点钟起床，晚上12点钟才睡觉。

　　在崔其升个人意志的感染下，经过全校师生共同努力，一年后，这所学校终于真正回归教学并迎来了改革的春天，但这种启蒙仅仅来自于崔其升学生时代的一个小故事。

　　从数学全班倒数第五名说起

　　15岁那年，崔其升就读于茌平师范学校，在一次教学测验中，他的数学成绩名落倒数第5名，给了他不小的打击。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路遇数学老师，得知原来竟是自己的同乡，于是两人聊起了家常，距离感一下子就没了。

　　几天后，数学老师因为临时有事，不能准时给学生上课，于是特意喊来崔其升，叮嘱他来为学生讲解第二天的数学课。偶来的惊喜让崔其升不知所措，那夜他第一次失眠了，趴在床上预习了一夜的数学题目，第二天，当同学们在玩耍时他在预习，当别人在吃饭时他还在预习，就这样，这堂数学课崔其升由于准备充分，赢得了同学们的赞誉。自此以后，崔其升因为受到了肯定，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这件小事给了我很多的启示，在我当上杜郎口中学的校长后，我一直就在思考能不能用这种教学模式来做出改革，为什么不能把课堂还给学生呢？”崔其升说。

　　于是，从1998年起他开始了尝试，因为即使是失败的改革，中考成绩也不会比现在更差了。2000年7月，在前期还课堂于学生的实践下，崔其升召开教职工会议，大胆提出“10+35”的课堂模式，即一堂45分钟的课，10分钟属于老师，35分钟属于学生，10+35的模式，意味着把课堂主动权还给学生，意味着教师角色从根本上的转变。

　　但改革伊始，就遭遇了来自老师们的强大阻力。一部分老师担心原来基础就差的学生，本来老师讲了很多次都听不懂，不讲了还怎么得了？又有学生家长担心孩子成绩下滑，三年下来学不到任何东西，甚至连教育部门的领导都怀疑崔其升改革是不是“瞎胡闹”，连日来，威胁短信、电话，大字报、砸玻璃，崔其升被质疑的舆论淹没。

　　然而，这位倔强地山东人依然咬牙坚持着，好在外部环境虽然恶劣，但对于这样一个已经频临倒闭的学校来说，再怎么“折腾”也没有人在乎了，失败了又能怎样？成功了又能怎样？即使是学生的家长，也几乎没有人相信它能站起来。

　　“六无”学校与“零作业”

　　但改革，还是从一个校长的坚持开始了。

　　改革之初，摆在崔其升面前的是六大难题，确切的说杜郎口是一所“六无”高校，即一无资金；二无师资，杜郎口一线教职工46人，大多是中职教育毕业，本科教师也仅仅只有一名；三无好的生源，和茌平县其它的乡镇小学一样，每一年都是划片招生，谁想去挖好生源，那是绝对不允许的；第四，无专家引领；第五，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至于是否有西方教育的影子，崔其升说，我不知道，从来没出过国；第六，杜郎口属于公办学校，在缺乏私立学校灵活的体制下，实施改革的阻力可想而知。

　　也正因为这样，学校老师反对的呼声很高，甚至连崔其升的妻子——在学校担任政治老师的高俊英也强烈反对：“开什么玩笑，你这不是拿孩子们的前途命运闹着玩吗？如果学生自己能教自己，还要老师干什么！趁早收起你的心，不要玩那些花花样，还是实打实地干点事。”

　　当时，妻子高俊英已经连续几年是茌平县优秀教师，如果改革不成功，那么意味着优秀教师的荣誉将被剥夺。但看着崔其升面对那么多老师的反对，和日渐消瘦的面孔，高俊英决定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丈夫的课改。而崔其升也是亲自上阵，为学生代课，为其它同事做榜样。

　　但尽管如此，明面里实施了“10+35”模式的学校，很多老师看到有人检查，就只讲10分钟，一旦没人检查了，就又偷偷摸摸地讲起课来，甚至在晚自习时候也到课堂补习，万般无奈之下，崔其升和老师们玩起了猫和老鼠的游戏，从早到晚巡查教室，甚至从讲台上硬生生将老师拽下来。

　　现在的全国优秀教师徐利在当时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对者。因为当时他教的是初三年级学生，当时他认为这种学习模式对文科可能还行，文科只要是中国字就能看得懂，而理科绝对不行，要理科行的话，初一的知识简单还行，对初三肯定不行。为此，他和崔其升经常公开争吵的面红耳赤。

　　在杜郎口中学，记者随同前来参观的几百名老师一起，亲身体验了一节别开生面的英语课堂。

　　教室与我们传统的布置不同，课桌分六组集中排列，学生对面而坐；教室的四周全是黑板，也没有讲台，使人分不清哪儿是前哪儿是后。上课的时候，学生或坐或站，吵吵嚷嚷，像个集市；有人摇头晃脑地学着书中的人物表情，有人用笤帚当剑边舞边唱。而前来参观的老师几乎站了满满的一屋子，和学生们参差不齐地站立在一起，我们甚至找不到正在上课的老师在哪里。

　　第一节课刚下，学生们马上擦干净了黑板，由3名学生在英语老师的授意下，分别在黑板上了简短地写上了本节课课程目标、难点回顾和本节课重点任务，上课铃响起，英语老师简单地用英语和学生们交流了3分钟后，学生们便抢先恐后地来到了黑板前，由各个小组的成员自发解读上节课的难点，学生们对参观老师的围观丝毫不觉羞涩，当一个学生讲解完后马上会迎来阵阵掌声。课桌上，有三三两两地学生在商量今天的难点该如何讲解，试图在课堂任务的环节上大显身手，完全没有传统课堂的暮霭沉沉。

　　而前来参观的几十名老师们也都没有闲着，认真地记录着听课笔记，或有几个老师干脆和学生们聊起来。一节课，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获得了展示的机会，并且他们也都乐于展示，三块黑板不够，连教室外面走廊上的黑板也被利用起来，课堂更是从教室里面移到了外面。在学生们展示完毕后，老师又将本节课上学生们出现的问题做了简单地解释，一节课就这样结束了。

　　“模式值得借鉴，学生上课的主动性很强，觉得容易接受。但是，课堂秩序比较混乱，效率也比较低，我们一节课能讲5个问题它却只能讲3个，可能会影响到学生学习。”辽宁一位前来参观的小学老师说，这位老师的观点代表了绝大多数参观者的看法。

　　备受争议的杜郎口模式

　　迄今为止，不少前来参观的老师留在了杜郎口，用几个月的时间去学习杜郎口的教学。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杜郎口的课改对中国教育有什么意义，但对于杜郎口中学本身，它的改革却是成功的。当年一所频临倒闭的乡镇中学，而今学生的升学成绩却已经达到了山东省初中的前三名之列。

　　自1998年杜郎口中学实施课改以来，地方和中央各级部门陆续派员对学校进行调研，并给予多个荣誉，2004年11月28日，聊城市初中教育教学现场会在杜郎口中学召开，2005年11月12日，山东省农村初中教学改革会在杜郎口召开……杜郎口中学课改模式逐渐被业内认可。

　　2008年5月，以杜郎口课改模式为基础的民间教育机构“中国名校共同体”成立。“以人为本，关注生命”、“让学习快乐起来”、“把课堂还给学生”等口号开始唱响教育界，杜郎口自创的“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成为当代基础教育争相学习的典范。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著名教育专家滕纯在参观完杜郎口后肯定地说：“杜郎口中学课堂改革的价值在于激活了每一个学生，使他们成为课堂里的积极存在，自主的、主动的、创造性的学习，学生的潜能充分开发，学生的智力、品德、体力得到了全面发展，实现了‘三无’：无厌学生，无学困生，无辍学生。”

　　“我们的学生和杜郎口的学生有差距。虽然他们的言谈举止称不上优雅，也没有多好的品质，但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能力的、整体素质的提升。”一位来自北京小学朝阳的老师这样评价：“就算将来考不上大学去卖菜，也比其他学生卖的好。”虽身处鲁西农村，但农村学生的综合素质却是城市的老师们所惊奇的。

　　而问及这种课改模式能否被推广，多位老师在肯定之余，大多认为并不能完全借鉴：“我们的师资力量和资源都大大优于本地，照搬杜郎口模式是对我们师资的浪费”、“杜郎口中学周围都是荒野，学生除了学习没有其它的兴趣，而我们是大城市，学校附近光网吧就有好几个，学生很难把注意力放在学习上。”

　　而有已经实践的老师也在反应：“快到学习末了，经过了快一个月的“三三六式”杜郎口教学模式，到了今天，上讲台展示的学生表现的欲望越来越低，声音越来越小，准备的预习学案越来越草率；台下听的同学越来越没反应，台上要么不问，好不容易设计了提问的环节，台下的也没人回答，新鲜劲过去，学生怠泄了，老师郁闷了！”

　　在教育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前提下，杜郎口用简陋的教学资源创造了奇迹，但它又能否在全国推广呢？它又能否成为中国教育改革的“王道”？或许这是一个需要实践才能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