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宫密档揭示帝王们的秘密、隐私(图)

清宫密档揭示帝王们的秘密、隐私(图)

最近几年，随着清宫电视剧流行，一些和清史有关的问题引起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好奇心。孝庄皇太后有没有下嫁多尔衮？同治皇帝是否死于天花？哪些大臣获得了哪位皇帝的信任与倚重？



《多尔衮母子撤出庙享诏》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本报记者/徐小青

　　最近几年，随着清宫电视剧流行，一些和清史有关的问题引起了人们前所未有的好奇心。孝庄皇太后有没有下嫁多尔衮？同治皇帝是否死于天花？哪些大臣获得了哪位皇帝的信任与倚重？

　　台北故宫博物院正在举办的清宫密档常设展览，展出了曾因具有高度机密性，而让外界鲜有所知的“宫中档”、“军机处档”、“内阁部院档”等。通过这些诏令、官书、名臣奏议等丰富典藏，参观者得以直接与历史对话。

　　朱批奏折显露帝王个性

　　相对于学者们的“术业有专攻”，普通参观者对清宫密档部分的朱批奏折表现出了更多的兴趣。

　　奏折制度起源于清康熙年间。初期，只是赋予某些特定大臣有密奏之权，经皇帝朱批后发还原奏人。至雍正朝，皇帝扩大了奏折的使用范围，定下回缴制度，即经皇帝御批的奏折，一律回缴宫中储存。至乾隆年间，遂成定制。

　　有趣的是，参观者对大臣们上奏的内政、战争、民俗、经济等内容，观众的关注度远不及对皇帝朱批的兴趣。据故宫负责该展览的工作人员观察，相对于其他展品，观众在朱批奏折前停留的时间明显更多。为此，工作人员特别将皇帝的朱批内容以楷书写到一些说明卡上，方便参观者阅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故宫院藏最早的一件汉文朱批奏折。它是康熙三十五年，江宁织造郎中曹寅恭贺朝廷平定噶尔丹叛乱的奏折。康熙帝为此写了一段很长的朱批：“朕亲统六师，过少（沙）漠瀚海，北征噶尔旦，皆赖上天之眷佑，旬有三日内，将尼鲁特杀尽灭绝，北方永无烽火，天下再不言兵矣。”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助理研究员郑永昌认为，皇帝朱批吸引人之处在于，通过朱批，观众不但可以了解到皇帝的个性与治国理念，还可以观摩到皇帝的书法。不同皇帝的朱批风格明显不同。而且，皇帝书写朱批时显然不是为了让人们去欣赏自己的字，所以不会刻意造作，都是率性而为。这种率性更容易让人了解到他们书法的特色与造诣。



随奏折附上的永陵神树图式

　　“皇帝诏曰”并不常见

　　在电视剧中，我们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大臣们跪拜在地，宣读圣旨的人大声念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而事实上，这样的情形在清代并不常见。

　　诏书是皇帝布告臣民的一种专用文书。郑永昌先生在接受《世界新闻报•鉴赏中国》记者采访时介绍，清朝诏书只有在国家发生重大事件或隆重典礼时才会颁布。例如，皇帝登基、大婚、亲政、驾崩、帝后加徽号，以及发生天灾时皇帝下罪己诏等。这些都是需要举国臣民知晓的，所谓“诏告天下”。在普通的情况下，不会颁布诏书。

　　诏书的拟写有一定的格式，起首句必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结尾语是“布告天下咸使闻知”。中间则是叙述事件内容。

　　台北故宫曾展出一件《多尔衮母子撤出庙享诏》。诏书颁布于顺治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多尔衮在清代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也是许多以清代为背景的文学书籍、电视剧的主角之一。他去世后先被追尊为成宗义皇帝，后被追论谋逆罪，诏削爵，撤庙享。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复睿亲王封号。《多尔衮母子撤出庙享诏》历数多尔衮“剿灭贼寇之功不归朝廷，全为己功，其仪仗、音乐、侍卫之人俱与皇上同”、“显有篡位之心”等多件大罪。

　　关于同治皇帝与母亲慈禧太后的关系，同治皇后阿鲁特氏的死因，民间一直颇多猜测。台北故宫院藏《册封阿鲁特氏诏》是册封阿鲁特氏为皇后的诏书。看到它，也许会让人们联想起那些关于阿鲁特氏以及同治皇帝的种种传闻。

　　军机处档案“图文并茂”

　　对于“军机处”这个名称，很多人都不陌生。印象里，军机处似乎是处理军机大事的要害部门。但事实上，它的权限比之宽泛得多。在台北故宫的清宫密档展览中，专设有军机处档案单元。让人想不到的是，内中还有许多附图。

　　清代大臣的奏折，为了更详细清楚地向皇帝说明所陈述奏报的事项，经常于奏折中另附图说，借由图文并茂的方式加以说明。这些附图包括河工图、陵寝图、神树图、战争形势图等。通常，奏折经皇帝批复以后发还官员，附图则存放在军机处归档。

链接：保护密档不妨碍查阅

　　据介绍，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文献档案约40余万件。因为展厅空间有限，每一次展出，密档部分平均起来约在二三十件。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助理研究员郑永昌先生告诉记者，对这些珍贵的档案文献，故宫方面有三招有效的保存方法。

　　首先是环境控制。任何博物馆的库房都强调恒温恒湿。这也是台北故宫库房里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依靠出版与电子数字化方式，减少原件提阅次数。“保存档案不只是温湿度控制，我们必须要满足大量读者的提阅。”郑永昌说，“读者到院里查资料，光顾最多的是我们这个单位”。

　　古籍也好，档案也好，查阅的次数越多，对文物本身的损坏越大。如何能在保护文物的同时，满足读者查阅的需求呢？郑永昌说，最早是采用内容出版的方式，把著名的、大家感兴趣、查阅次数较多的资料作为优先出版的对象。现在，则利用数字化的方式，将文件资料进行影像化处理，存储到电脑中。

　　第三，在文献资料数字化的过程中，对其进行整理、修复工作。例如，对一些在大陆迁台过程中洇水、破损的档案文献进行修复。
(来源：《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