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武上将

董其武（1899-1989）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领。１８９９年１１月２７日（农历１０月２５日）出生在山西省河津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九一九年入太原学兵团。一九二四年参加国民军第二军，任第八混成旅二团排长、连长、营长、中校副官。一九二七年到武汉转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少校侦察队队长，先遣总队支队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1928年秋，任傅作义部国民党陆军第三十八师八十九团参谋、中校团副，陆军第二十八师上校团长。"九一八"事变后，率部参加长城、绥远抗战，后任国民党陆军第六十八师二一八旅少将旅长，七七事变后任陆军第一○一师中将师长，1940年起任陆军第三十五军中将军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副总司令，1946年后，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中将副长官。天津、北平解放后，接受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一九四九年九月率绥远省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司令员，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军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一九八○年1月24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7月被授予胜利功勋荣誉章。１９８９年３月３日１３时５５分在北京逝世，终年９０岁。董其武是绥远起义的高级将领，他从国民党中将到共产党上将再到全国政协副主席，走完了后半生的光辉之路。他在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努力学习，自觉培养坚定的无产阶级感情，在耄耋之年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共正式党员。

遵循“绥远方式”和平起 义，率十万大军投向共产党 　

　　董其武（1899年—1989年），山西省河津县人。系傅作义部高级将领，任中将军长、晋陕绥边区副总司令、绥远省政府主席、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1949年1月21日夜，董其武打开收音机，听到《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初步协议》，顿时十分疑惑：“绥远属傅作义起家的地方，为什么《协议》对绥远只字未提？我追随傅将军21年了，难道他不管我们吗？”次日他飞抵北平，问傅作义：“绥远怎么办？”傅说：“等我到西柏坡见了毛主席再作安排。”

　　毛泽东对绥远局势非常关注，认为是解决的时候了。毛泽东说：“绥远与北平不同，北平是蒋氏中央军，不能叫和平起义，只能叫和平解放；而绥远是傅的主力，可以叫和平起义，可以优待一些。”停了一会，毛泽东又说：“傅将军讲得对，绥远前线应立即停战，接受改编，通车通商。”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天津、北平、绥远三种不同解决方式”，并对“绥远方式”作了明确阐述。即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保持中立，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而且全包下来，不遣散，起义前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按什么级别待遇，等条件成熟了，再按人民解放军制度将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董其武得知后激动万分：“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有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心中就有了底。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

　　在毛泽东确定的“绥远方式”的总方针下，周恩来请董其武发动绥远军政各界、各族上层人士广泛讨论，提出一个草案，以便正式签订协议。于是到6月8日，《绥远和平协议》签字仪式在华北人民政府举行。毛泽东强调指出：“绥远的过渡时期，即协议签订到通电起义，宜短不宜长，否则湖南的起义与新疆的起义都要走在前头了。”傅作义也希望董其武尽快行动，“力争不要分裂，整体起义”。

　　这时国民党派出军令部长徐永康大耍阴谋诡计，先是要董其武“立即赴广州参加省政府主席会议”，企图骗董离开绥远。遭到董的拒绝后，又劝董西撤，说：“这是为董主席和近十万大军考虑啊！”若不西撤，就要停止绥远部队一切补给。董其武气愤地说：“如果真逼到我们走投无路，那我就带着大家投降共产党。”

　　当时绥远经济很困难，夏天快到了，部队还发不下单衣，内外重压都集中在董其武身上。他为了既得到补给，又迷惑国民党，说：“要我们西撤可以，但是几个月的欠饷都得如数补发。”很快国民党补发欠饷计黄金1900两。

　　毛泽东得知后说：“蒋介石的黄金可以收下，但是这点钱怎能解决董其武的困难呢？”他对薄一波说：“你立即通知南汉宸（人民银行行长）拨给大洋15万元，供给绥远使用。”又对傅作义说：“尽管绥远情况复杂，特务众多，我们解放绥远，仍用原定‘绥远方式’不变，用不着实行军管。起义后设军政委员会，由你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董其武任副主席。”

　　9月19日是董其武一生的重大转折，这天塞外包头举行“绥远和平起义通电签字仪式”，董其武等37人依次签了名，正式宣告脱离国民党反动派。从此，十万绥远大军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

　　10月1日，广大绥远军民隆重举行庆祝开国大典暨绥远和平起义大会。当晚，董其武激动地赋诗表达内心的感怀：

　　为迎春风排万难，义旗终插青山巅。

　　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

　　从今矢志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愆。

　　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解倒悬。

毛泽东说：“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激起他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

　　绥远起义后，董其武任省人民政府主席。1950年4月8日，他赴北京向中央汇报工作，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宴招待，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参加了宴会。27日，毛泽东又在丰泽园接见了董其武，谈话长达3个多小时。毛泽东同他讲了国共两党许多差异之后问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就是这句简单的问话，使他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并为此奋斗了后半生。

　　这年7月，董其武在京开会，专门向华北军区书记杨成武首次提出入党的愿望。他说：“几个月来，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起义人员，还能不能加入共产党？”杨成武鼓励他说：“共产党的大门是敞开的，毛主席的话就是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董其武心中有了底，就暗下决心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而发奋努力。从此，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武装头脑，改造思想，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衡量自己。他发现自己拥有房产和家产，不是无产者，坐卧不安，便向杨成武诉说：“我过去在战场上亏欠了党和人民，在经济上我又是个有产阶级，我不但有房子，还有七处小买卖。我愿做一个无产阶级，把这些东西全部上交国家。”

　　杨成武笑着对他说：“你的经济状况属正常范围，过去属于你，今后还属于你。你能向组织说明清楚就行了，现在不能上交，它关系着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也会影响起义人员的思想稳定。”董其武虽然明白这些道理，但仍不甘心，就写了一份财产清单，书面报告毛泽东：“请求毛主席批准，将我的私产秘密上交国家。”毛泽东接信后批示：“对起义干部的经济问题要划条线，起义前的事我们不管，起义后的事要管，但房子总是要住嘛。”

　　1955年春，人民解放军的将军授衔方案下发后，在讨论研究时，军以上干部都同意董其武为上将军衔，可董其武自己则认为定得太高，就写了一封信，托杨成武转交毛泽东，信中说：“我注意到在预授上将的名单中，共有三名起义将领，除了我之外，还有新疆起义将领陶峙岳和湖南起义将领陈明仁。对于他们两人我不便说什么，仅就我个人而言，起义前只是中将军衔，起义后能保持原职原衔，我就已经很感激党和毛主席了，没有任何理由再为我晋升军衔。再有就是与其他50多名上将相比，我都自愧不如，一个历史上的有罪之人，怎么能与战功赫赫的革命将领相比呢？况且，许多建党、建军初期就参加革命的老战将、名将，只授予中将、少将，真让我无地自容啊！”

　　杨成武看了信后说：“你参加抗战12年，我们只参加8年，你的绥远起义贡献，我们无法相比，你还参加抗美援朝，功不可没。给你授上将决不仅是个人问题，而是关系到对起义人员的信任和有利于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董其武在学习马列主义时，很欣赏列宁的一句名言：“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因此他深有感触地对杨成武说：“毛主席对我的信任和考虑都很深远，我是知道的。但我总觉得，接受了上将军衔，我的余生将会不安和愧疚。”杨成武对他说：“你的想法很好，但你要调整一下心态。你写的信我可以转交给毛主席，不过我想，毛主席是不会同意的。”

　　毛泽东看完信后，果然未同意董保留中将的要求，要杨成武告诉董其武：“他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授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但是你杨成武不同，你是共产党员，是可授可不授上将军衔的，而董其武则是不可不授上将军衔的，我还准备给他一级解放勋章呢！”

　　杨成武很快赶到董其武驻地，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董其武听完后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第二天他驱车找到傅作义，傅大喜，连连说道：“太好了，太好了！如果毛主席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我会把他称为活菩萨的！”董其武也发出肺腑之言：“是啊，毛主席就是我们人间的观世音哩！”董其武回到家里，还对妻子姚勤修说：“毛主席真伟大，共产党真伟大！”

创造条件奋斗三十载，83岁入党时说：“我终有光荣归宿。”

　　朝鲜战争爆发后，董其武为了接受党组织对自己的考验，实现自己渴望加入党组织的理想，他毅然申请带头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第一线。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战要求，将他的主力部队七万余人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三兵团，任命董其武为军政委员会主席兼兵团司令员。这支由国民党起义的原班人马入朝后，加紧修建了三个空军机场和一批防空设施，受到志愿军总部和朝鲜劳动党的高度赞誉，董其武等六位兵团领导也因此荣获朝鲜自由独立二级勋章。抗美援朝结束后，他率兵团回国，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陆军第六十九军，董其武任军长。

　　1956年，董其武向第六十九军党委再次提出入党要求，他觉得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首先必须是一名无产者。因此，他的房子问题成了一块心病，于是多次“请求军区党委或首长作个决定，将我的住宅收归公有，帮助我割掉这条尾巴。我愿意痛下决心，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一个完完全全的新人”。

　　1958年，董其武在率部参加十三陵水库劳动时，中央首长也要来参加劳动，他就安排一名保卫处长（系共产党员），尽快部署安全保卫工作。可是这个处长没有去落实。董其武批评了他，他不服，还说风凉话：“你们所谓的领导，都是一些国民党反动派，没有落实好与我无关。”董说：“那好，明天我自己去抓落实。”事后许多人忿忿不平，建议处分这个处长，董则明令不追究、不上报。后来杨成武知道了，提议把这个处长撤职、调离。董连忙阻止，恳求说：“请不要处理和调离这个处长，这事我先做检讨。起义已经八九年了，我仍然没有改变一个共产党员对我的看法，只能说明我改造得不够好。我相信我的行动总有一天会感化他的，我希望能和他成为朋友和同志。”杨成武说：“董军长，你这样做太迁就部下了，会影响你的威信和指挥的。”董其武则说：“如果我连一个顶撞过我的处长都容不下、都团结不了，还配当什么军长，又有什么威信可谈，又怎样去创造条件入党。”

　　1962年初夏，东南沿海战备紧急，气氛紧张。董其武写信给军区党委，一面要求率部出战，一面再次申请交出私宅。他恳切地说：“如果军区不予接收，一旦我献身疆场，将会给我留下终生的遗憾。”

　　一直到“文革”开始，董其武又一次提出上交房产，“请首长俯念我出于诚意，请予接收。”可是依然未果。然而几天后，董其武开了一个家庭会，经妻子女儿同意，将家里存的300余两黄金和以长女董健民的名义存在银行的5.3万余元人民币，全部上交国库，这样总算最后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由于他的无私义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肯定与保护，“十年动乱”中，他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1980年初，81岁的董其武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期间，第三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北京军区党委根据他的进步表现，很快作了研究，支部全体党员一致通过，随后呈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不久，中央统战部负责人专程来到他家，对他说：“过去你虽然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但早已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之所以推迟为你办理入党手续，是考虑你的社会地位和影响，认为你暂时留在党外，比到党内来对党的工作更有利，对统战工作能发挥更大作用。”

　　董其武听后十分感动，当即表示：“我完全听从党中央对我的安排，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和党的工作的需要。”从此，许多人都称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1982年，董其武觉得自己年事已高，身体欠佳，决心在有生之年一定要成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于是第四次向党组织提出申请，坚决要求入党。北京军区司令员秦基伟考虑到他申请入党30多年了，又一次提请党中央研究批准他入党。很快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作出批示，正式批准董其武入党。83岁的董其武听到这一特大喜讯后，高兴得热泪盈眶，逢人便说道：“我终于有了光荣的归宿。”即刻写了一副条幅：“闻道虽晚志不衰，甘将余生献人民”，并赋诗一首《入党感怀》：

　　欣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

　　行见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跻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