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军司令肖劲光与海军第一政委苏振华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由海军司令、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肖劲光主持海军工作，这一年，在肖劲光的领导下，海军的军事训练工作有了相当大的起色。
   1972年1月，肖劲光收到身陷逆境的苏振华的家属为其申诉的信件，肖劲光对苏振华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他立即设法把申诉信转给毛泽东同志。2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苏振华得以从湖南偏僻的关押地回到北京。毛泽东批准他恢复工作，改任海军第一副司令，在海军司令、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肖劲光的领导下分管作训工作。

二、 批林整风中产生矛盾

     1972年7月，为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简称“四.五”会议，按照会议议程，准备先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然后结合海军实际批林整风。7月17日，“四.五”会议正式开会。会议的前一阶段，联系李作鹏、张秀川自1962年以来在海军的所作所为进行批林，会议开得很正常。不料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批林整风中在历史问题的旧帐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肖劲光与苏振华、王宏坤、吴瑞林同志列席了政治局会议。张春桥在会上态度十分严厉。他说：“从去年中央77号文件以来，明确了批林是重点、‘九大’以来是重点，而你们把重点放在过去的问题上。”江青直截了当地说：“斗争的锋芒是对着文化大革命还是对着林彪，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次会议给“四.五”会议作了“走偏了方向”的结论，会议的第二阶段就开始纠偏，“以批林为重点” ，“九大” 以来为重点。10月，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了军委办公会议，海军常委列席了会议，叶剑英同志肯定了海军这段会议的做法，对会议的总结报告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与会讨论修改了这个总结报告。周恩来同志说了“会议不要开得太长，要适时结束”的话。然而，就在会议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形势突然急转直下。11月29日下午，军委召集海军常委和刚刚赶来的六大军区负责人的会议，传达了前一天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指示要点，大意是中央不能批准海军会议的总结报告，海军会议第一阶段纠缠历史问题，走偏了方向；第二阶段重点批王、吴，颠倒了主次。对海军四个月的会议做了全盘否定。“四.五”会议一直是在军委及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每项议程都直接报告过叶剑英同志，中央领导同志也对这段会议作了上述肯定。此时的反常，不仅打击了肖劲光，而且秧及叶剑英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

   这以后，会议成立了以苏振华同志为首的领导小组，组织了40多人参加的会中之会，专门帮助肖劲光认识莫须有的上“贼船”问题，小型会议以及整个“四.五”会议都由张春桥抓总，苏振华同志具体负责，实际上排斥了叶剑英同志对会议的领导。这段时间，肖劲光在苏振华同志主持的海军大大小小30几次会议上的检查都没通过，搞得他心力交瘁，每晚只睡三小时，心脏病反复发作，从精神上到身体上都近乎于垮了。1973年1月，在形势的逼迫下，肖劲光的检讨几易其稿，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上了“贼船”。2月20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军委领导、海军常委列席会议。张春桥在会上大谈他如何修改“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后来以中共中央（1973）10号文件的名义批转的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给肖劲光做了上“贼船”的结论。

  “四.五”会议后，由批肖有功的苏振华接替了肖劲光的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并被任命为海军第一政委，主持海军工作，做为司令的肖劲光则在常委中分工管调研。肖劲光与苏振华两位老同志的矛盾由此产生。这当中做为政治局里分管海军工作的张春桥无疑地起了很大的作用。
    1978年粉粹“四人帮”后，肖劲光的问题迟迟不得解决，1978年8月，邓小平(73.12)在肖劲光给中央的上书上批示“同意叶帅意见，请国清同志办理。”但就是这样，在长达几个月的平反过程中，还遇到主持海军工作的苏振华阻扰，平反过程一无进展。1979年5月5日，在苏振华逝世整整3个月后，中共中央批发了（1979）19号文件决定给予肖劲光彻底平反。

三、“批林批孔”起风波

   1973年，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与张春桥密切配合的苏振华一路顺风的参加了中共“十大”，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4年新年伊始，一场由“四人帮”策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海军发难了。1月23日，海军直属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大会，迟群、谢静宜两人带着江青给苏振华的亲笔信和两百本《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并在会上作了盛气凌人的讲话。大会后，苏振华签发了以海军党委名义给江青的致敬信，接着，先后两次印发江青给他的亲笔信，散发的范围很广，在海军造成批林批孔”的强大声势。海军实际上成了江青全国性“批林批孔”运动的试点单位。三月份，海军召开“批林批孔”汇报会时，苏振华公开指责肖劲光在1972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代表海军的发言说成有些地方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以王洪文“揭不开盖子要炸开”的指示为依据，不顾肖劲光和大多数常委的反对，坚持在东海舰队航空兵机关搞以大字报为武器的“批林批孔”试点，结果海军上下大字报铺天盖地，层层揭盖子，把矛头指向肖劲光等一批所谓“搞复辟倒退”的领导干部，搞乱了部队的思想，干扰了部队建设。使海军党委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1974年的6月26日，江青在苏振华陪同下乘坐大连海军基地的军舰，看到水兵戴的水兵帽上的飘带时说：“这是记念纳尔逊的，是帝国主义造成的”， 苏振华就赶紧下令剪掉全海军士兵帽上的飘带并坚持说“不管怎么样，反正是外国的东西”，“江青同志讨厌这个东西”。对于江青这个人的寡廉鲜耻，当时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都有觉察，而苏振华对江青做的这些姿态，不能不说是投其所好，步步紧跟。直到1974年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四人帮”， 这才使苏振华对“四人帮”的严重性有了认识和警惕，开始保持一定的距离。

四、短暂而难得的一致

   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之后，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随着邓小平的复出，邓小平当年的老部下苏振华开始参与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四届人大后，由于“四人帮”的诬告，毛泽东同志曾指责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做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参与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军队领导当然也在批评之列，这无疑使苏振华在对“四人帮” 有了认识和警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反感。
   6月苏振华、肖劲光参加了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对邓小平提出的整顿部队，革除肿、散、奢、惰，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等一系列主张，苏振华、肖劲光都一致赞成，并积极在海军贯彻执行，对“四人帮”搞的批判经验主义、文艺专制主义、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反对落实政策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海军党委还下发文件，提出要重新修改、制定装备、生产、科研、工程等十年规划。同时，抓部队技术、战术基础训练，抓干部整训，抓院校建设，抓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部队精简整编、体制改革等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是苏振华复出后与肖劲光唯一的一次在工作上短暂的一致。海军经过整顿，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 对此，“四人帮”在海军的帮派骨干分子，收集苏振华、肖劲光的讲话向“四人帮”告状，说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还乡团”。一时闹的海军乌烟瘴气。

五、批邓中再起风波

   1975年11月底，肖劲光、苏振华参加了三座门召开的军委会，会上传达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这个讲话要点实际上把小平同志1975年以来的工作说成是翻案，布置了回去后向常委传达文件精神，分步骤地向各级领导同志打招呼，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肖劲光听了这个传达后，心里凉透了。几个月来，在小平同志倡导的整顿军队的大好形势下，海军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考虑到，自1975年以来，苏振华同志带领海军党委一班人积极在海军贯彻执行小平“整顿”的方针，海军党委内部思想比较一致，工作有成绩，如果盲目贯彻要点精神，意味着下步工作必须转向，这是一个很大的弯子。因此，肖劲光对苏振华说；“说小平同志翻案，事实根据是什么，我们不清楚。”建议海军不要抢先贯彻《要点》，看看情况再说，苏振华不仅没有采纳这个要冒风险的正确意见，反而来了个大转弯。苏振华在12月，针对海军准备召开扩大传达《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会议，提出了几条极左的意见……此后，苏振华领导海军积极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亲自带领海军党委常委去青华大学参观“批邓”的大字报，在参观中做指名道姓的“批邓”讲话，调子很高。1976年4月7日晚，中央传达了“两个决议”，海军又很快组织召开了海直机关拥护“两个决议”的大会，苏振华在书面发言中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说明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已经发展到对抗性矛盾”等等。以后多次讲话超过了中央的提法，“批邓”的调子越来越高，以至发展到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影响极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毛泽东的指示，又有“四人帮”的强大政治压力，绝大多数不具备很高马列主义水平和胆略的党的干部，受传统的纪律约束，针锋相对地与“批邓”唱反调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历史发展到1976年，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广大人民群众，都在用各种方式拥护小平同志，抵制“四人帮”，即使不得不说违心的话，表态也都十分有限，有的干脆沉默不语。而作为一个1975年曾十分积极拥护邓小平同志“整顿”方针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苏振华同志的这些表现，使人想法很多，也很难让人理解。

    1976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过世。肖劲光在悲痛的同时忧心忡忡，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两次驱车前往叶帅家，向叶帅倾述了对江青、张春桥一伙可能有异动的看法，也反映了“四.五”会议以后，与苏振华同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意见，特别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的一些分歧。在这次谈话中肖劲光还对叶帅说，如果在对待“四人帮”这个问题上苏振华同志态度明朗，他们之间的一切分歧都算不了什么，可以不提了。事后，肖劲光遵照叶帅的指示来到苏振华同志的家里交换意见，并就“四人帮”的问题向苏振华吹吹风。没想到苏振华同志对此不置可否，让肖劲光坐了冷板凳，这进一步加大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六、围绕“两个凡是”的斗争

   从1976年10月粉粹“四人帮”到1978年的“三中全会”的两年时间里，和全国一样，海军在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过程中，也遇到了严重障碍，走了一条曲折的路。当时主持海军工作的苏振华同志，从指导思想上接受并积极推行华国锋同志“两个凡是”的方针，开始是坚持批邓，以后又反对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压制海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极力搞对华国锋同志的个人崇拜。华国锋同志也投桃报李，在1977年初对苏振华同志做了“在与四人帮斗争是积极坚决的”批示，这个批示不符合事实，掩盖了苏振华同志的“左”的错误，对海军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同时，对苏振华同志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是有害的。同年8月，苏振华参加了中共“十一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苏振华同志借助这个批示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位继续推行“左”的一套，犯了严重错误，阻碍了海军拨乱反正工作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76年11月，海军在粉粹“四人帮”后开展了“揭批查”运动，这很自然地牵涉到海军“四.五”会议以来苏振华同志追随“四人帮”所犯的一些错误，以肖劲光为代表的同志还公开指名批评了他。但苏振华同志以“两个凡是”为根据，凭借华国锋同志对他的“评价”，非但不检查纠正这些错误，反而打击报复揭发他错误的同志，在海军抓所谓“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特别是1978年3月开始的“查整改”运动，原是为了总结160舰爆炸事故的经验教训。而苏振华同志却出于个人需要，推行“左”的做法，搞扩大化，借此机会打击一批与他有不同意见，揭发他错误的同志，动辄点名批判、宣布停职、撤职、隔离审查，甚至逮捕。错整了一大批干部，造成严重的后果。

     邓小平同志出来重新工作以后，为了纠正华国锋同志推行的“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左”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8年他针对海军出现重大事故的问题对海军工作作了一些批评。苏振华同志对批评不服，心怀不满，转而到华国锋同志那里告状，华对苏表示支持，同时他们避开海军司令肖劲光，不经军委集体讨论单独商定检阅海军事项。决定后也不向军委和总参报告，不经过具体业务部门就擅自于1978年4月着手调集海军大量舰艇北上旅顺演习。实际上这是对批评做出的一种姿态，动机是不好的，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是不正常的。肖劲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海军参谋长杨国宇去军委、总参报告，肖劲光也马上直接打电话给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向他报告了这件事。罗瑞卿不同意这次演习，便打电话给华国峰同志，想申诉自己的意见，然而华国峰同志竟拒绝接电话。罗瑞卿只有转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经军委集体研究，认为海军集中这样多的兵力在旅顺搞演习、检阅不妥，及时终止了这次错误行动。

   1978年5月，全国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海军迟迟不表态，当肖劲光同志在海军常委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苏振华同志却说：“你们也不看看形势，中央没有表态，弄不好要犯错误。”压制了海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至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直至1979年1月的军委扩大会上，肖劲光同志就苏振华同志的错误提出批评，王震同志也提出分量很重的批评时，苏振华同志仍不接受意见，甚至振振有词地说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批评他要通过中央。当时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同志十分严肃地说：“你要考虑你问题的性质”。 苏振华同志这才无话可辩，静下来接受与会同志的批评帮助。
1979年2月7日，苏振华同志突发心肌梗塞猝然逝世。

    1981年，中央鉴于苏振华同志的错误对海军影响很深很广，搞乱了部队的思想，伤害了许多干部败坏了党的传统作风，严重影响了海军的安定团结，军委办公会议为解决苏振华同志的问题专门发了（1981）16号《纪要》。接着肖劲光同志主持召开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纪要》，会上常委们一致认为，苏振华同志的问题既然发展成为严重影响海军建设的问题，那么，正确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分清是非，从而达到统一思想，增强团结的目的。

七、苏振华同志的功过

    苏振华同志是个老同志了，战争年代就是刘邓大军的一员大将，几十年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对党、对人民、对海军建设都是有贡献的，不因为谈其错误而抹杀了他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功绩，“文革”初期苏振华同志抵制“四人帮”左倾错误也是有功的。我们在今天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错误，一方面是为了正确认识海军的这段历史，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增强团结；一方面也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为了追究个人的责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苏振华同志犯的错误，既有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的客观历史原因，又有主观思想原因，即私心太重。对此，肖劲光同志评价说：“是不是政治品质问题，我想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认为，苏振华同志一生的功过对我党、我军、我国人民都是有经验教训可借鉴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应当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