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鲜为人知的中南海“写作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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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中南海“写作班子”
香港文汇报编者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于一九七五年六月成立，存在了四年。到一九七九年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合并。一九七五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第一次出来受命主持党中央工作。不久就建立了这个名叫政治研究室的机构，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叁谋班子和写作班子，由邓小平直接领导。冯兰瑞曾在这个单位工作过，最近，她撰写的《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一文，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现摘录几个片断如下：由邓小平直接领导
一九七五年七月我被分配去政研室工作。
政研室的领导一共有七位；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李鑫。不过经常见到的只是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几位，李鑫根本没见过，只知道他是康生的秘书。
政研室的研究机构，除国际组外，还有国内组和理论组等。政研室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北面，一幢普通楼房的二层楼上，会议室就在邻近的武成殿。政研室建立初期，邓小平经常找到室里的几位负责人谈论形势和工作，他们也经常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当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一上班先到武成殿，听几位头头讲邓小平同他们谈话中可传达的内容，布置工作和交换一些意见。
政研室成立以后的工作，主要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收集研究资料，写一系列文章；代管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帮助学部筹办《思想战线》等等。其中，帮助学部和在东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由胡绳负责，帮助经济研究所和建立国家计委研究的工作由于光远担任。
最初写出的文章中，有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是后来被“四人帮”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两校（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总纲》是邓小平授意写作的，其中集中了邓小平一九七五年的一个系列讲话。这个说法大致相近。“四人帮”发动“批邓”运动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四人帮”借机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政研室成了运动的重点。室内头一个跳出来造反的是个年轻人，他是政研室图书馆的资料员，一个普通干部，大学毕业后叁加工作不久，是从新华社调来的。运动开始后，他给姚文元写了封信揭发政研室。姚文元给他回信：毛主席支持你。他拿到了“令箭”，马上在政研室造起反来。一造反，首当其冲的就是胡乔木。
政研室开了多次批判大会，主要批判胡乔木。在“批邓”运动中，政研室的同志大部分表现是好的，只是很少几个所谓积极分子。可叹的是室领导中也有人对造反派不是抵制而是跟着跑，例如造反派追问胡乔木这个期间同邓小平的关系，见过几次面，谈过些什麽内容。胡乔木说不出。有个室领导人几次发言，说胡乔木怎样捂盖子，批胡的态度，又在批判会上一条一条地揭发，力数胡乔木哪一天、什麽时候去邓小平那里谈了什麽，排时间、讲次数，迫使胡乔木不得不承认，于是，也排了顺序，揭发他与邓小平接触若干次的情况。迫胡乔木揭批邓小平
另一位很少到政研室、“批邓”中倒很积极的室领导人，在会上也揭发胡乔木，说胡乔木要他找文艺界某同志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情况，是什麽“捉刀代笔”，指使写信人要在写法上注意什麽“密密疏疏，疏疏密密，密中有疏，疏中有密”，他的揭发故弄玄虚，令人反感。但是室内大多数人对胡乔木还是抱着同情的甚至庇护的态度。胡乔木缺乏应付这种局面的经验，有点惊慌失措。室里原来有公务员帮他打开水，运动开始后他只能自己拎着暖壶吃力地下楼去打开水。
于光远、邓力群也是批判对象。邓力群比较会应付。他后来对我们说：他每次讲一点，保留一点，要是一次讲完了，下次就没有可讲的了。于光远就不行，他是个学者，不善于应付。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开追悼大会时，邓小平和胡乔木都被排斥在外，不让叁加。后来才知道胡乔木曾写信给江青，请求允许他叁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江青不同意，还是没让他叁加，胡乔木只好同我们一起在政研室开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
一九七七年险被撤销
“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四人帮”被粉碎。记得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被粉碎的当天晚上十二点，李昌已经钻到大写字台下面临时的地铺睡了(因防地震不敢睡床)。这时忽然响起电话铃。我一听，是于光远的声音。他要我马上到他那里去，让李昌也一起去。我感到可能有什麽要紧事，就叫李昌起来穿上衣服，一起步行去于家。
我们一路上都在猜想是什麽事这样紧急。进得大门一看，他的书房兼会客室灯火通明，他正和夫人孟苏在等我们。一见面光远就说：“五个人都抓起来了。”这真是一个天外飞来的好消息，我们真是大喜过望。五个人中，“四人帮”是想到了的，还有一个谁，于说是毛远新，他还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我们回到家已是凌晨。兴奋得一直没睡。李昌的包袱也卸下了。第二天，我到政研室，同志们也都很高兴，马上组织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不久，室领导决定出一个内部刊物《文稿选》，刊登同志们的文章。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红旗》杂志一位编辑来约稿，请我们写纪念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二十周年的文章。过了几天，又来电话说，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是耿)将我们《文稿选》第二期的《“四人帮”为什麽要砍掉百花齐放》(以下简称《百花》)一文推荐给《红旗》。《红旗》还派人来政研室谈对《百花》一文的修改意见。有些意见我们表示不同意。
政研室传被撤销
一月十八日至廿四日，《红旗》接连送来三次排出的清样。最後一稿是总编辑修改的。政研究室对《红旗》的意见很重视，于光远亲自主持会议，郑重研究讨论之後认为，稿子删改得有许多不妥，我们不能接受。例如，《百花》一文中列举了“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的一些有关事实被删掉；文中指出“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的目的是要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政；砍掉百花齐放不仅是文艺问题、文化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等等，都被删掉了。《红旗》几次来人要求按他们的意见修改，我们一再研究，感到有困难。于光远说：“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是不好改，我们这篇文章就不要发了。这不妨碍我们继续给《红旗》写稿子。”前面提到，此稿是宣传口推荐给《红旗》的。耿说这篇文章很好，可以用。耿还批示说，改了後送他转送中央。二月下旬，我们收到《红旗》送来的送审稿清样。据来人讲，此送审稿已印五份清样送宣传口。以後就没有下文了。
当时《文稿选》刊载的文章，不少被全国性报刊发表，如：《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打著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人民日报》)、《张春桥反军的一个铁证》《刁小三与资产阶级法权》(《解放军报》)等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给政研室写过不止一封感谢信，感谢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文章。
一九七七年春，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政研室要撤销。室里人心惶惶。三八妇女节那天，我们听了正式传达：国务院已经决定撤销政治研究室。在四月一日政研室全体人员大会上，邓力群详细介绍了三月四日国务院吴庆彤、贾鲁峰等找于光远、邓于群、胡绳三人谈关於撤销政研室的情况。
争取获正确评价
吴庆彤说，撤销政研室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曾经谈过，并交代从四月一日到六月底，政研室应该把要做的事都做完。邓力群表示，对撤销政研室没有思想准备，但是上面的决定，我们坚决执行。他说：有一个问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给政研室戴了各种各样的帽子，其中之一是“邓记谣言制造公司”，这就不仅否定了政研室，也涉及邓小平，还有国务院其他同志。所以，希望能对政研室作个正确的评价，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使得同志们离开政研室的时候不背包袱，能够挺起腰来。吴庆彤建议政研室就《论总纲》写个报告或写篇文章澄清事实。于、邓还提出政研室要写一个结束工作的请示报告。
吴庆彤在与于光远、邓力群和胡绳谈话时，说了不少关於胡乔木的话。在“批邓”时，胡乔木曾被迫揭发邓小平，有些同志对乔木有意见。
这次谈话後，于光远找林涧青等几个人写了《关於政研室结束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经胡乔木、邓力群和胡绳看过後，由于光远、邓力群署名，於三月十八日上送李先念、纪登奎。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还有吴庆彤通知于光远和邓力群去国务院会议厅谈话，于光远不在，邓力群去了。
「不甘心就这样散伙」
在四月一日的政研室全体会议上，邓力群介绍了这次谈话：开始李先念问了几个有关结束工作的问题。然后，肯定了一九七五年政研室成立以来的工作。最后谈到政研室的请示报告，李先念对纪登奎说，就按他们的报告办吧。李先念批了几个字：「照报告办」。李先念、纪登奎两个人签了字。纪登奎还说：「让他们来一个精彩的结束。」
政研室成立的时间很短，但在经过「批邓」运动的考验之后，除少数几个造反派外，大家在工作中合作得很好。有些同志，包括我在内，来到政研室，都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来对待，对政研室是有感情的。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处境理应更好，大家奋力工作。没想到，这样一个单位竟不容于当时中央的某些领导人。
听了国务院撤销政研室的传达，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感到政研室似乎已经无望，但又不甘心就这样「散伙」，还是想尽力保住它。为了保住政研室，我们一方面将要做的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设法找中央领导。林润青同我商量，只有找胡耀邦，替胡乔木解释，说明他揭发邓小平那十八条是因为别人拋了材料，他是被迫的。当时我们从大局着想，为了反对「两个凡是」，为了保住政研室，就要设法保住胡乔木。我曾专门拜访胡耀邦。我当面向他说明我所知道的政研室运动的情况。我说，胡乔木的揭发是不得已，你看看这些演示文稿就了解了。我还找了冯文彬说了相同的话，希望他能向叶帅反映。这些活动看来还是起了点作用。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
当时已经传出邓小平可能第二次复出的消息，我们都想将结束工作拖到下半年，等小平同志出来，政研室就有救了。为此，于光远想了个办法，他说：不是让我们来个精彩的结束吗？我们就要求让政研室全体同志参观大庆和大寨。大家都同意。参观大庆和大寨的报告送上去后，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就在这时我得到一个消息：五月十二日小平同志找了方毅和李昌去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谈了许多重要的意见。我马上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政研室的领导，建议他们也可找小平同志谈谈。政研室负责人这时已经「一分为三」，吴冷西、胡绳、李鑫去了「毛着」编委办公室。熊复先去了「毛着」编委办公室、后去了《红旗》杂志。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留下来了。他们也很想见小平同志，但是不知道小平同志的电话和地址。于光远让我向李昌打听。李昌说，小平是在西山见他们的。政研室可以找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联系。我将王瑞林的电话转告了于光远。
不久，政研室传达了于光远、邓力群见邓小平同志的情况。这次胡乔木没有去，因为他曾揭发邓小平，不好意思去。于光远、邓力群见了小平同志，代胡乔木向小平同志转达歉意。小平同志极为大度地表示了对乔木的谅解，还说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支笔杆子」。在这次谈话中，小平同志对政研室的工作做了充分的肯定，谈了一些重要意见，批评了「两个凡是」，说搞「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了。
政研室改名研究室
小平同志的谈话很快传开来，政研室的同志很受鼓舞，形势有了变化。于光远同林涧青商量，国务院同意的参观计划还是要执行，不过大寨可以不去了，只去大庆。
参观结束，我们回到北京。小平同志提出保留政研室的意见，名称定为国务院研究室，由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负责。
保留政研室的同时，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由原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建），中央决定胡乔木任院长，于光远、邓力群任副院长。
一九七八年，政研室改名研究室之后，正式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创办了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调查和研究》，内容包括研究文稿、调查报告、理论资料等。作者队伍也扩大了，除本室人员外，欢迎读者供稿。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党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后，国务院领导又提出研究室合并的问题。一开始让同「毛着」编委会办公室合并，征求研究室骨干意见，我们都不同意。后来上边就决定合并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这时邓力群已经到中办研究室当主任，同时还是社科院副院长。八九月间，国务院研究室并入中办研究室，从中南海北边搬到南边。胡乔木、于光远没有过去。（完）（原载《香港文汇报》）
香港文汇报编者按：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以下简称政研室）于一九七五年六月成立，存在了四年。到一九七九年与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合并。一九七五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四人帮”还在台上。在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邓小平第一次出来受命主持党中央工作。不久就建立了这个名叫政治研究室的机构，作为党中央国务院的叁谋班子和写作班子，由邓小平直接领导。冯兰瑞曾在这个单位工作过，最近，她撰写的《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日子》一文，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消息。现摘录几个片断如下：由邓小平直接领导
一九七五年七月我被分配去政研室工作。
政研室的领导一共有七位；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邓力群、李鑫。不过经常见到的只是胡乔木、于光远和邓力群几位，李鑫根本没见过，只知道他是康生的秘书。
政研室的研究机构，除国际组外，还有国内组和理论组等。政研室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北面，一幢普通楼房的二层楼上，会议室就在邻近的武成殿。政研室建立初期，邓小平经常找到室里的几位负责人谈论形势和工作，他们也经常向邓小平汇报工作，当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一上班先到武成殿，听几位头头讲邓小平同他们谈话中可传达的内容，布置工作和交换一些意见。
政研室成立以后的工作，主要是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收集研究资料，写一系列文章；代管学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帮助学部筹办《思想战线》等等。其中，帮助学部和在东城的几个研究所的工作由胡绳负责，帮助经济研究所和建立国家计委研究的工作由于光远担任。
最初写出的文章中，有一篇题为《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以下简称《论总纲》），是后来被“四人帮”批判的“三株大毒草”之一。两校（北大、清华）大批判组说：《总纲》是邓小平授意写作的，其中集中了邓小平一九七五年的一个系列讲话。这个说法大致相近。“四人帮”发动“批邓”运动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对各项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四人帮”借机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政研室成了运动的重点。室内头一个跳出来造反的是个年轻人，他是政研室图书馆的资料员，一个普通干部，大学毕业后叁加工作不久，是从新华社调来的。运动开始后，他给姚文元写了封信揭发政研室。姚文元给他回信：毛主席支持你。他拿到了“令箭”，马上在政研室造起反来。一造反，首当其冲的就是胡乔木。
政研室开了多次批判大会，主要批判胡乔木。在“批邓”运动中，政研室的同志大部分表现是好的，只是很少几个所谓积极分子。可叹的是室领导中也有人对造反派不是抵制而是跟着跑，例如造反派追问胡乔木这个期间同邓小平的关系，见过几次面，谈过些什麽内容。胡乔木说不出。有个室领导人几次发言，说胡乔木怎样捂盖子，批胡的态度，又在批判会上一条一条地揭发，力数胡乔木哪一天、什麽时候去邓小平那里谈了什麽，排时间、讲次数，迫使胡乔木不得不承认，于是，也排了顺序，揭发他与邓小平接触若干次的情况。迫胡乔木揭批邓小平
另一位很少到政研室、“批邓”中倒很积极的室领导人，在会上也揭发胡乔木，说胡乔木要他找文艺界某同志写信给毛主席反映情况，是什麽“捉刀代笔”，指使写信人要在写法上注意什麽“密密疏疏，疏疏密密，密中有疏，疏中有密”，他的揭发故弄玄虚，令人反感。但是室内大多数人对胡乔木还是抱着同情的甚至庇护的态度。胡乔木缺乏应付这种局面的经验，有点惊慌失措。室里原来有公务员帮他打开水，运动开始后他只能自己拎着暖壶吃力地下楼去打开水。
于光远、邓力群也是批判对象。邓力群比较会应付。他后来对我们说：他每次讲一点，保留一点，要是一次讲完了，下次就没有可讲的了。于光远就不行，他是个学者，不善于应付。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开追悼大会时，邓小平和胡乔木都被排斥在外，不让叁加。后来才知道胡乔木曾写信给江青，请求允许他叁加毛泽东的追悼会。江青不同意，还是没让他叁加，胡乔木只好同我们一起在政研室开了一个小型的追悼会。
一九七七年险被撤销
“四人帮”被粉碎不久，“四人帮”被粉碎。记得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四人帮”被粉碎的当天晚上十二点，李昌已经钻到大写字台下面临时的地铺睡了(因防地震不敢睡床)。这时忽然响起电话铃。我一听，是于光远的声音。他要我马上到他那里去，让李昌也一起去。我感到可能有什麽要紧事，就叫李昌起来穿上衣服，一起步行去于家。
我们一路上都在猜想是什麽事这样紧急。进得大门一看，他的书房兼会客室灯火通明，他正和夫人孟苏在等我们。一见面光远就说：“五个人都抓起来了。”这真是一个天外飞来的好消息，我们真是大喜过望。五个人中，“四人帮”是想到了的，还有一个谁，于说是毛远新，他还讲了一些他听到的事情经过，我们回到家已是凌晨。兴奋得一直没睡。李昌的包袱也卸下了。第二天，我到政研室，同志们也都很高兴，马上组织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不久，室领导决定出一个内部刊物《文稿选》，刊登同志们的文章。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红旗》杂志一位编辑来约稿，请我们写纪念宣传工作会议讲话二十周年的文章。过了几天，又来电话说，中央宣传口(负责人是耿)将我们《文稿选》第二期的《“四人帮”为什麽要砍掉百花齐放》(以下简称《百花》)一文推荐给《红旗》。《红旗》还派人来政研室谈对《百花》一文的修改意见。有些意见我们表示不同意。
政研室传被撤销
一月十八日至廿四日，《红旗》接连送来三次排出的清样。最後一稿是总编辑修改的。政研究室对《红旗》的意见很重视，于光远亲自主持会议，郑重研究讨论之後认为，稿子删改得有许多不妥，我们不能接受。例如，《百花》一文中列举了“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的一些有关事实被删掉；文中指出“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的目的是要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政；砍掉百花齐放不仅是文艺问题、文化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等等，都被删掉了。《红旗》几次来人要求按他们的意见修改，我们一再研究，感到有困难。于光远说：“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但是不好改，我们这篇文章就不要发了。这不妨碍我们继续给《红旗》写稿子。”前面提到，此稿是宣传口推荐给《红旗》的。耿说这篇文章很好，可以用。耿还批示说，改了後送他转送中央。二月下旬，我们收到《红旗》送来的送审稿清样。据来人讲，此送审稿已印五份清样送宣传口。以後就没有下文了。
当时《文稿选》刊载的文章，不少被全国性报刊发表，如：《敌我关系的根本颠倒》、《打著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人民日报》)、《张春桥反军的一个铁证》《刁小三与资产阶级法权》(《解放军报》)等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给政研室写过不止一封感谢信，感谢给他们提供了很好的文章。
一九七七年春，听到一个不好的消息：政研室要撤销。室里人心惶惶。三八妇女节那天，我们听了正式传达：国务院已经决定撤销政治研究室。在四月一日政研室全体人员大会上，邓力群详细介绍了三月四日国务院吴庆彤、贾鲁峰等找于光远、邓于群、胡绳三人谈关於撤销政研室的情况。
争取获正确评价
吴庆彤说，撤销政研室的问题中央政治局曾经谈过，并交代从四月一日到六月底，政研室应该把要做的事都做完。邓力群表示，对撤销政研室没有思想准备，但是上面的决定，我们坚决执行。他说：有一个问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给政研室戴了各种各样的帽子，其中之一是“邓记谣言制造公司”，这就不仅否定了政研室，也涉及邓小平，还有国务院其他同志。所以，希望能对政研室作个正确的评价，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使得同志们离开政研室的时候不背包袱，能够挺起腰来。吴庆彤建议政研室就《论总纲》写个报告或写篇文章澄清事实。于、邓还提出政研室要写一个结束工作的请示报告。
吴庆彤在与于光远、邓力群和胡绳谈话时，说了不少关於胡乔木的话。在“批邓”时，胡乔木曾被迫揭发邓小平，有些同志对乔木有意见。
这次谈话後，于光远找林涧青等几个人写了《关於政研室结束工作问题的请示报告》，经胡乔木、邓力群和胡绳看过後，由于光远、邓力群署名，於三月十八日上送李先念、纪登奎。三月二十八日下午，李先念、纪登奎、陈锡联还有吴庆彤通知于光远和邓力群去国务院会议厅谈话，于光远不在，邓力群去了。
「不甘心就这样散伙」
在四月一日的政研室全体会议上，邓力群介绍了这次谈话：开始李先念问了几个有关结束工作的问题。然后，肯定了一九七五年政研室成立以来的工作。最后谈到政研室的请示报告，李先念对纪登奎说，就按他们的报告办吧。李先念批了几个字：「照报告办」。李先念、纪登奎两个人签了字。纪登奎还说：「让他们来一个精彩的结束。」
政研室成立的时间很短，但在经过「批邓」运动的考验之后，除少数几个造反派外，大家在工作中合作得很好。有些同志，包括我在内，来到政研室，都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来对待，对政研室是有感情的。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处境理应更好，大家奋力工作。没想到，这样一个单位竟不容于当时中央的某些领导人。
听了国务院撤销政研室的传达，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感到政研室似乎已经无望，但又不甘心就这样「散伙」，还是想尽力保住它。为了保住政研室，我们一方面将要做的工作做好，另一方面设法找中央领导。林润青同我商量，只有找胡耀邦，替胡乔木解释，说明他揭发邓小平那十八条是因为别人拋了材料，他是被迫的。当时我们从大局着想，为了反对「两个凡是」，为了保住政研室，就要设法保住胡乔木。我曾专门拜访胡耀邦。我当面向他说明我所知道的政研室运动的情况。我说，胡乔木的揭发是不得已，你看看这些演示文稿就了解了。我还找了冯文彬说了相同的话，希望他能向叶帅反映。这些活动看来还是起了点作用。
邓小平第二次复出
当时已经传出邓小平可能第二次复出的消息，我们都想将结束工作拖到下半年，等小平同志出来，政研室就有救了。为此，于光远想了个办法，他说：不是让我们来个精彩的结束吗？我们就要求让政研室全体同志参观大庆和大寨。大家都同意。参观大庆和大寨的报告送上去后，得到国务院的批准。
就在这时我得到一个消息：五月十二日小平同志找了方毅和李昌去汇报科学院的情况，谈了许多重要的意见。我马上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政研室的领导，建议他们也可找小平同志谈谈。政研室负责人这时已经「一分为三」，吴冷西、胡绳、李鑫去了「毛着」编委办公室。熊复先去了「毛着」编委办公室、后去了《红旗》杂志。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留下来了。他们也很想见小平同志，但是不知道小平同志的电话和地址。于光远让我向李昌打听。李昌说，小平是在西山见他们的。政研室可以找小平的秘书王瑞林联系。我将王瑞林的电话转告了于光远。
不久，政研室传达了于光远、邓力群见邓小平同志的情况。这次胡乔木没有去，因为他曾揭发邓小平，不好意思去。于光远、邓力群见了小平同志，代胡乔木向小平同志转达歉意。小平同志极为大度地表示了对乔木的谅解，还说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支笔杆子」。在这次谈话中，小平同志对政研室的工作做了充分的肯定，谈了一些重要意见，批评了「两个凡是」，说搞「两个凡是」我就不能出来工作了。
政研室改名研究室
小平同志的谈话很快传开来，政研室的同志很受鼓舞，形势有了变化。于光远同林涧青商量，国务院同意的参观计划还是要执行，不过大寨可以不去了，只去大庆。
参观结束，我们回到北京。小平同志提出保留政研室的意见，名称定为国务院研究室，由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三人负责。
保留政研室的同时，一九七七年十一月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由原来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改建），中央决定胡乔木任院长，于光远、邓力群任副院长。
一九七八年，政研室改名研究室之后，正式成立了一个写作组，创办了一个不定期的内部刊物：《调查和研究》，内容包括研究文稿、调查报告、理论资料等。作者队伍也扩大了，除本室人员外，欢迎读者供稿。
一九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至四月三日，党中央召开了理论务虚会。理论务虚会后，国务院领导又提出研究室合并的问题。一开始让同「毛着」编委会办公室合并，征求研究室骨干意见，我们都不同意。后来上边就决定合并到中央办公厅研究室。这时邓力群已经到中办研究室当主任，同时还是社科院副院长。八九月间，国务院研究室并入中办研究室，从中南海北边搬到南边。胡乔木、于光远没有过去。（完）（原载《香港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