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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与王安石变法
被列宁誉为“十一世纪中国最伟大改革家”的王安石是一个难以盖棺定论的人物。自北宋以来，褒之者少，而毁之者却是全面开花、随处可见，几百年内，无论是在官方的“正史”，还是在民间的小说、戏曲中，王安石的各个方面，从学问到做官，从私人生活到道德品行，无不被人垢病。不仅如此，还有一种更加流行的说法，说因为王安石的变法把一个好好的北宋王朝弄的大伤元气最终被新崛起的金人取而代之。总之，在这几百年里，王安石被不断的演绎，最终被塑造成一个与曹操相似的“白脸奸臣”，虽然没有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永远的受苦，但也活的挺累。斗转星移，进入20世纪，风气为之大变，几近被批臭的王安石却在历史的隧道里发出了阵阵幽香。先是梁启超一本《王安石传》，一口一个“荆公”地为之翻案，几十年里，一扫几百年对王安石的指责，以前被批评的缺点几乎全部的成了大书特书的闪光点，被批评的体无完肤的王安石却在近千年后突然发出耀眼光芒几有夺目之势。不知道荆公地下有知，会发出什么样的慨叹来！
王安石之所以前后被评论的如天渊之别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对其领导的那场变法运动评论的巨大变化。面对百年来积弊所产生的“冗官”“冗兵”“冗费”局面，为了缓解危机，1068年，王安石被年轻的宋神宗任命为参知政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在短短几年里，在王安石领导下，北宋政府颁布了一大批的法令，在农业商业军事教育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最终功败垂成。关于这场变法失败的原因，近千年以来，众说纷纭。但我们在近千年后再观察这场中国古代历史上颇具代表性的变法特别是作为领袖的王安石时，其中还是有无限玩味的。
北宋自960年太祖开国，到仁宗时间，由于“三冗”而造成的财政及社会危机已经是很严重了，“变法”越来越成为众多士大夫的心声，1043年，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天下的范仲淹就在宋仁宗的支持进行了“庆历新政”，在革除“三冗”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试，虽然失败，但“变法”却获得了更多的士人的支持而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王安石就是在这样大好情况下登上变法的舞台的，但又失败了，其中的原因何在？
首先，翻开中国古代变法史，不管是王安石变法还是其他的变法，我们总是能感觉到变法的涉及面大的惊人，无所不包，并且期望变法的时间是越短越好，好像一下子能够通过几年的变法把几十年甚至是几百年的问题全部解决是的，总认为“变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灵丹妙药”。对变法期望过高，且对其长期性认识不足，急功近利，这总是中国古代变法难以克服的弊病。
在变法之前，王安石对他的变法宗旨抱有很高的期望。他认为变法的关键在于“理财”，“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共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也”，他一再鼓吹“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我们姑且不说这种论断在当时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正确与否，但无疑王安石的调子太高了，虽宣传了变法，但也招致了更多的后患。本来社会危机是越来越重，农民起义几如欧阳修所形容的“刚去一伙，又来一伙，惶惶不可终日”，由此人们对变法的期望就远远的超出了当时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极限，但王安石还要利用变法“恢复汉唐盛世”，这简直就是大言欺世，痴心妄想么！对于当时的大部分士大夫来说，既然王安石这样鼓吹，他们也就把王安石的大话当真了，哪怕发现一点新法有危害人民的地方，他们就要求改正，而无论是多好的措施，不可能没有一点瑕疵，对于士大夫们的近乎求全责备的要求，王安石绝对是难以满足的。同时，王安石变法的涉及面有太广，不但有农田水利法、青苗法等农业方面的变法，而且还有保甲、将兵法、“太学三舍法”等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的变法，真可谓“事无巨细，无所不包”。为了堵塞士大夫们铺天盖地的批评，王安石又人为的加快了变法的速度，妄想几年内就达到自己预想的结果，怎么不急功近利呢？这样的最终结果会怎样呢？新措施一推出，在实施的过程中就会变样而“民皆怨”，就会招致批评，时间长了，王安石也心灰意懒了，再加上变法领导集团的分裂，不失败也难啊！
第二，由于变法的急功近利，王安石变法中的“生财”措施特别是对人民有益的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在实施中都是蜻蜓点水式的，而“取财”的募役法、市易法、青苗法、免役法、均输法却是实施的非常坚决。农田水利法在实施过程中，兴修了大批的水利工程，使近万顷的田地得以灌溉，利民最大，但却不是新法的重点所在，实施很不得力，因此人民得到的实惠也不多。与之相应，方田均税法结局更加的可悲。本来此法是为了解决“田赋不均”而把全国的土地分为五等按肥沃程度重新定税，这对广大民众应该是最有益的，但自1072年颁布实施不到一年就废止了。剩下的诸法都是对人民百害而无一利，以至于“人情咨怨，无不言其害者”由此“民于是益困矣”。而王安石却总是有“今岁增赋三百万”之类的夸耀，后来王安石的继任者章敦在新法恢复后，专以追求增加财政收入为能。在王安石变法的十几年里，作为阶级斗争晴雨表的农民起义就有35次之多，在此我们不得不怀疑新法对人民的危害是多么巨大！
第三，变法是一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情，对领导者素质的要求是苛刻的，不是适当者变法还不如不变，同时，变法也是要讲究方法的，方法错误，肯定是越变法情况越糟糕。但反观王安石，我们不能不认为其驾驭变法的能力是有严重缺陷的。王安石少年即有盛名，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作文章见解千古奇绝，发人未见之思，在变法前，不但受到欧阳修、文彦博、韩琦、富弼、曾公亮等三代老臣的赞赏，而且也受到司马光、曾巩等同代人的推崇，是众望所归的变法领袖。“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恨不识其面，朝廷每欲受其官，唯患其不就也”。但变法过程中，这些人几乎无一例外的全部反对新法，虽然这多少与文人相轻的积习有关，但最主要的还是归因于王安石的刚愎自用，不肯从建如流。同时，王安石选用的变法领导集团无疑是问题多多，主要助手吕惠卿“奸邪不可用”，在变法遇到挫折时，就结党陷害王安石企图取而代之；曾布见风使舵，开始参与诸项新政制定，后见神宗怀疑新法，即迎合之，否定市易法，引起新党内部分裂。此外，王安石“结党为援”争权夺利，对以后产生了恶劣影响。苏轼反对新法害民，本是一翻好意，但新党却制造“乌台诗案”，几陷苏东坡于死地。由于结党，蔡京此类大奸臣最终在王安石的一手提拔下平步青云，以至酿成北宋末年的腐败局面；由于结党，使本为变法服务的争权成为官员牟取私利的工具，以至变法却成为了这种争权夺利斗争的点缀品。
变法是一个大工程，要统揽全局，有计划有步骤的实施，不能急功近利，仅仅依靠一腔热血是不行的，要讲究方法，方法的正确与否，是变法成功的关键。综观中国古代的变法，除了商鞅变法外，几乎所有变法也就那样的几招而已，几千年的变法大戏虽然一直在演出，演员也在不停的更换，但剧目却是一如既往。正如鲁迅所描述的：“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试想这样，有什么变法能够成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