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笔记

墨子及其所创立的墨家团体，在先秦时代曾经具有巨大的影响。在春秋战国年代里，墨学曾与儒学并为“显学”之列，称雄达数百年之久。墨学的神秘消失也许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疑案之一。但从晚清以来，墨学受到了超过秦以后两千年之总和的关注，以至于有所谓“现代新墨家”的出现。但在20世纪中国人的心目中，墨子的形象仍然显得有些怪异，各种人出于不同的考量对墨子及其墨家做出不同的描述。

一、

近代以来，最早最有力地推动墨学者当推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写有三本墨学专著，一为《子墨子学说》（1904年），全书分六章，约四万五千字；一为《墨子学案》（1921年），全书八章，约七万字；一为《墨经校释》（1920年），约十万字，这本书出版时，梁启超约胡适为之作序，胡适在序文中说：“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梁启超以其敏锐而广博的历史视野，考察虽然墨子学说二千年不流行，但其一些根本理念，已经溶合为中华民族特性之一，“吾尝谛观思惟，则墨学精神，深入人心，至今不附，因以形成吾民族特性之一者，盖有之矣。”譬如在战争问题上，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对开边黩武者，皆持反对之态度，而在守土捍难方面，则是最为尊崇。这种民族特性，实则与墨子的“非攻”、“尊守”的学说是相一致的[1]，梁启超认为在现今国际社会，墨子的这一学说还有极大的生命力：“斯义者，则正今后全世界国际关系改造之枢机。”梁启超的几部墨子专著，都以新时代的眼光审视墨子文化，参比于西方学说，极具创造性，为研究墨学者不可不读之精品。梁对墨子的人格，也极尽倾倒之心：“呜呼！千古之大实行家，孰有如子墨子耶？孰有如子墨子耶？”

说到墨学的研究，还不能不提到胡适。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重点研究了墨家学派在逻辑学的成就，在胡适看来，墨学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与西方近代文化最接近的一支，其逻辑学与科学观念，在古代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流派能与之相提并论。“墨翟也许是中国出现过的最伟大的人物”，胡适对墨子的人格力量，同样无法抵抗。而对于墨子学派中的一大批无名的学者，也就是称为“别墨”的学者，他们撰写了《墨经》、《大取》、《小取》等深奥难懂的文章，胡适称赞道：“别墨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并且从认识论、方法论等体系上，重新赋古老的经典以现代的阐述，使得被历史尘封二千年后，墨家的学术展露出其天才的一面，也表明了墨学的当代复兴的可能性。 

二、

冯友兰先生是胡适以后用近代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二个影响最大的人物。冯所描绘的墨家是一群侠士，但又不同于普通的侠士。冯不同意傅孟真的观点。后者认为，“战国诸子，除墨子外，皆出于职业。”冯友兰认为墨子也出于职业。对于钱宾四先生认为墨子出于“刑徒苦役”的观点，冯友兰也不同意。他认为，贵族政治崩溃以后，原先属于贵族阶级的专家，因落魄而依靠其所拥有的专业知识生活。儒家、墨家等都是由此而来的。冯友兰说：“在贵族政治尚未崩坏以前，出兵打仗，贵族即是将帅，庶民即是兵士。及贵族政治崩坏以后，失业之人乃有专以帮人打仗为职业之武专家，即侠士，此等人自有其团体，自有其纪律。墨家即自此等人中出；墨子所领导之团体，即是此等团体。此等人之生活，可于墨子书中见之。”[2]

墨家虽然起源于侠士，但与普通侠士有三点不同：

（一）侠士为帮人打仗专家（类似今日的雇佣兵），而墨家者流为主义的帮人打仗专家。墨子非攻，专替被攻者之弱小国家打仗。

（二）墨子不仅为有主义的打仗专家，亦且进讲治国之道。“被坚执锐，救诸侯之患”，正是普通侠士之行为。墨子以为此不过一夫之勇，故更进而讲求治国平天下之道。墨子于此点，似受孔子儒家影响。

（三）侠士之团体中本自有其道德，墨子不但实行其道德，且将此道德系统化、理论化，并欲使之普遍化，以为一般社会之公共的道德。[3]

这说明侠只是墨家的社会背景，墨家成为一个学派则是因为它超越了侠，对侠的实践行为进行了理论的说明。“有福同享，有马同骑”，以富济贫等，是侠士的团体中所讲所行的道德，也是墨子所领导的团体中所讲所行的道德。“墨家兼爱之教，即将此道德理论化，并欲以之普遍化于一般社会也。”[4]

冯友兰认为墨家分为前期墨家和后期墨家。《中国哲学史》第五章论述“墨子及前期墨家”，第十一章则论述“墨经及后期墨家”。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把墨子描述为“孔子的第一个反对者”，“孔子对于西周的传统制度、礼乐文献，怀有同情的了解，力求以伦理的言辞论证它们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相反，认为它们不正当、不合用，力求用简单一些，而且在他看来有用一些的东西代替之。简言之，孔子是古代文化的辩护者，辩护它是合理的，正当的，墨子则是它的批判者。孔子是文雅的君子，墨子则是战斗的传教士。它传教的目的在于，把传统的制度和规范，把孔子以及儒家的学说，一齐反对掉。”[5]从这一段话看，好像墨子是进步的，孔子是守旧的。不过在别处，冯氏也说过“儒墨同为守旧的，不过一守原来上层社会之旧，一守原来下层社会之旧尔。”[6]

冯友兰的墨子研究中有一些重要的观点，如墨子的哲学是功利主义的，墨子的国家学说是极权主义的等等，都是很有意思的。在论述后期墨家时，说其是“常识的哲学家”，“发展了知识论和逻辑学的理论，以保卫常识”，说其“富于逻辑头脑”，“揭示出了一些在西方哲学中也出现过的逻辑悖论”，“他们试图创造一个认识论和逻辑学的纯系统，这是中国古代其他各家所不及的。”[7] 

三、

大陆学术界曾经流行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分析和批判古代的哲学，他们用历史唯物论和辨证唯物论的画笔把墨子打扮成小生产者的代表，从侯外庐、任继愈到李泽厚等都是如此。

1980年出版的一本《哲学名词解释》[8]这样描写墨子：“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他出身于工匠，善于制造器械，自称‘贱人’。他的思想，是‘农与工肆之人’，即小生产者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反映。”这本书又说：“墨翟的思想有很大局限性。他主张‘天志’、‘明鬼’，相信鬼神，从而陷入了有神论和唯心主义；他的‘兼爱’思想，只不过是小生产者为了摆脱自己贫困地位的一种幻想；他所主张的‘非攻’，不加区别地反对进攻战争，认为春秋战国之际统一中国的兼并战争，是最大的‘不义’，这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和当时进步历史潮流的错误观点；他的认识论，夸大了感性经验的作用，轻视理性认识，不能区别真实的感觉和幻觉的界限，把是否看到和听到的感觉经验作为事物是否存在的标准，这是狭隘的经验论。他甚至根据人们的幻觉和荒谬的迷信传说，论证鬼神的存在，由狭隘的经验主义跌入主观唯心主义和迷信的泥坑。墨翟思想的这些局限性，是小生产者所具有的劳动者和小私有者这种两重性的阶级地位的反映。”

关于后期墨家，上述《解释》是这样说的：“后期墨家，战国中期到后期的墨家学派。墨翟死后，经过战国中期到后期，随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墨家的思想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后期墨家。……他们总结了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抛弃了墨子思想中的‘天志’、‘明鬼’等消极因素，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批判地总结了各家逻辑思想，初步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古代逻辑学理论，对墨翟思想作了积极的发挥。”“他们肯定了事物的客观存在及其在空间时间里的客观运动，……。他们发展了墨翟‘取实予名’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它们主张客观世界是可知的，……。”“后期墨家虽然进一步发展了墨翟的学说，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的功利思想还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他们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也是朴素的、直观的。他们的逻辑理论……仍是初步的，很不完备的。”[9]

墨家何以是小生产者的代表呢？1935年，李石岑在《中国哲学十讲》的“墨家的尚同说及其实践精神”中就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此做过说明。

墨家的墨，即是绳墨的墨。

墨子以大匠的资格，因其绳墨精巧过人，遂得墨者的称号，而墨子以“利于人”为号召，遂成为墨家的风尚，因而墨者遂成为道术之称。……墨家既是代表手工业者，当然和那些从事农耕畜牧者，无论从气质上观察或从风俗习惯上观察，皆绝不相同。从事农耕畜牧者，他们是利用自然，爱好自然的，若从事手工业者，他们便利用他们的奇技淫巧，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所以墨家特重人为，特重功利，而有“非命”之说。而墨子又以“利于人”相号召，于是流风所播，莫不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义，遂成为一种游侠之风。从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出发，以达到“利”与“义”的鹄的，是墨家思想发展的路径。[10]

这些说法，似乎比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说得好。李石岑又解释墨家尚同思想的由来说：

墨子既以大匠的资格来谈思想，当然三语不离本行，总是注全力发挥绳墨的功用的。本来工程师看世间一切万事万物，和一般人的眼光，是绝不相同的。一般人的眼光或习惯，都是随意估计，若工程师便不然，他马上便要拿出他的绳墨去测量，某处是几丈几尺，某处是几尺几寸，丝毫不容错过。墨子便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的全般思想，都站在尚同说的观点上面，站在齐一主义的立场上面。……从尚同出发，走上封建道德统治，走上有神论，走上形式论理，是极其自然的。墨家的墨经，我们可以断定是墨子的思想，因为墨经是完全发挥形式论理一方面的内容的。还有墨经中几何学、物理学以及其他科学的原理，除掉一个大工程师或一个大科学家之外，都非一个寻常人所能发表出来的。所以决定墨家的“墨”，也是决定墨家全般思想的一个要因。[11]

这些说法当然很有意思，不过令人难以索解的是何以“从尚同出发，走上封建道德统治，走上有神论，走上形式论理，是极其自然的。”李石岑对墨家根本思想——尚同说、墨子的形式论理、墨家的实践精神及墨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潜势力都进行了深入独到的分析。李泽厚在80年代所写的《墨家初探本》一文的主要思想似乎早就由李石岑表述过。

其实不只是学术界，连毛泽东都认为墨子是古代的辩证唯物论大家[12]。这虽然不是毛的独创，但如果没有毛，这一观点恐怕未必会有那么大的影响。 

四、

与大陆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台湾的墨子形象完全不同。韦政通先生曾经根据纪福德对个人人格的定义（“个人的人格，是他的诸特质之独特模式”），认为墨子是行动者、离规者、苦行者和平民阶级的代言人。王瓒源先生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哲学家、科学家、军事科技家三项。[13]

关于作为哲学家的墨子，王先生认为，墨子的思想包括形上学（本体、目的、时空、物与力、物体运动等），知识论（知识的起源、种类、标准、方法等）和价值论（社会、政治、道德、宗教等），“墨子思想系统中，有形上的信，有知识的入门，也有价值的用。以西方哲学来说，他是比较合乎西方标准的哲学家；但以道德人格实践看，他又是道地的中国人。”

关于作为科学家的墨子，王先生认为，先秦诸子当中只有墨子有资格当科学家。他引用了李绍崑教授的《墨子：伟大的教育家》、谭戒甫的《墨经分类校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著作的材料有力地证明了墨子确实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王先生还探索了墨子思想的现代意义，他提出了以下几个判断：

第一，墨子是知识分子的典范。墨子不仅读书很多，“为追求观念而生活”，而且是他所在社会的批评者，现有价值的反对者，还带领一批学生用行动去服务社会。总之，墨子完全符合现代西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

第二，墨子具有科学精神。“认知的态度，追求真实的态度，重视标准，重视经验，注重验证，讲求方法等等，都是墨子科学精神的表现。”

第三，墨子的功利思想与西方的功利主义非常相似。“墨子的兼爱和贵义思想，是基于功利主义。他的功利主义有两项重要原则：一个是利人；一个是互利。所以我说墨子提倡的是理性的功利主义。”

第四，实践主义。“墨子不是一个光说理论的人，他还是自我理论的实践者。”“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孟子的话显示了墨子是自己理论的实践者，也说出他的服务热情。

第五，服务精神。“墨子认为政治是为人民服务的。”韦政通先生说：“墨子能在中国文化中取得一重要的地位，不在哲学家这一角色，更不在宗教家这一角色，而在他的反侵略，反战争，热情救世，力行不懈的牺牲精神。他的思想是因为受到这一精神的支持，才被重视。他的人格，不仅能感召一世，且足以震动万代，这就是墨子的真正伟大处。”

第六，理智的和平主义。墨子一生为反侵略战争而奋斗牺牲。他不但有一套理论，而且带领一批纪律严整的学生，到处宣导和平主义，更组织了三次国际战争。

王先生还将国际扶轮社、狮子会、青商会的宗旨与墨子的理论和作法相比较，发现墨子的人格、学说正是三大国际社团追求的理想。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的哲学，可以重新诠释现代社会的企业管理，转化为企业的经营理念，也可作为企业的伦理规范，很具有时代价值。王先生当然也注意到墨子的尚同说与极权主义的关系，认为在“实践方面，尚同论必然走上极权政治”。不过这方面，王先生还不及有些大陆学者说得多，可能是对此缺乏深刻的体验之故。 

五、

自由主义的胡适构造了科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墨家，柔弱的冯友兰喜欢任侠的墨子和墨家，强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则只需要一个小生产者的墨家，王瓒源先生则更愿意拥有一个现代西方知识分子类型的墨子。这些不同的墨子形象中虽然也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但其精神实质是不同的，它们反映的其实墨子描绘者自己的精神世界。对此进行分析，也许有助于我们认识20世纪的中国精神史，并且启迪未来的墨学道路。

近来大陆的墨学研究大有复兴之势。但奇怪的是，有些地方宣扬墨子的动机竟是为了发展旅游，吸引投资。在学术圈子内，孙中原先生写了《墨学通论》与《墨者的智慧》两本著作，我没有读过，但读过孙先生在“十二届中国哲学大会”上宣读的论文《论〈墨经〉哲学在21世纪的积极价值》，文章除了对《墨经》哲学做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包装外，还大谈所谓《墨经》哲学的历史意义、世界意义和现实意义。我认为如此弘扬墨学是走错了路。

“醉罢君山”的先生写了一篇《墨子精神：从消失到重生》[14]的妙文，读后令人击节赞赏。文中说：“墨家文化中断达两千年之久，墨学退出中华文化的主流，这很值得深思。我认为这是墨家纯洁性使然，没有任何一个专制的政府，能够见容于墨家的存在。确实，墨家与其他诸子百家相比，显得那么的特立独行，其不仅仅是学术的流派，而且是准军事组织，准政治组织，是民间强大的政治力量，他们是智者、学者、演说家、辩论家、技术家及武士的集合，有儒家的责任感，有法家的严谨，有名家的智慧，有道家的广博，有兵家的谋略，有纵横家的才气。他们自食其力，不依赖于政府，独立于政府，这是何等让一个专制的政权为之心惊胆战。墨家不是宗教，但我认为其超越宗教，其有宗教的力量，但并没有宗教的崇拜，有宗教的激情，但没有宗教的偏颇。”

这样的描述我觉得可能最为准确地揭示了墨家的精神实质，墨家之所以在秦汉后走向衰亡正是因为其精神与实践方式与大一统的专制制度格格不入。墨家的科学理性精神、深入实践精神、侠义精神，墨家的集团生活方式及其高超的军事技术，是任何强权专制政权都无法容忍的。墨家无论是从形式上和精神实质上都是独立于国家政权的民间社会。“墨学沉睡了两千年，这两千年，正好是中国帝王集权专制的两千年。墨学的道义，注定其本质精神，是无法苟合于集权的专制政体，而墨学的重兴，也必然要等待着君王集权制的崩溃。墨子的学说，在晚清时期重新被重视，这全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当封建专制面临解体时，思想上的专制罗网也被撕开一角，而墨家作为中国最富创造力的古代精华，其复兴与重新受到重视，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醉罢君山”先生说：“虽然近代以来，墨学因其丰富的科学性与逻辑知识倍受学界关注，但我认为，墨学的复兴，并不在于这个方面，在科学发达的今天，墨家只不过能为中国科学史提供些材料罢了，我们也不用抱着墨子两千多年前发明能飞三日而不落的木鸢来引为自傲的本钱。倒是在精神上，古代文化并不会逊色于当代，墨家的牺牲精神、兼爱精神、任勇精神足以令今日浑浑众生能当头一棒，激发起‘力排当代智勇，唤起永世英灵’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文化传承。”

我同意这种观点。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弘扬墨家的精神比大谈其科学知识和逻辑学更有意义。当然在新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墨学知识体系和哲学体系也是可以的，但如果剥离了墨家的组织化的实践而仅仅是学院派的研究，墨学复兴大概是没有什么出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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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日中国的国防战略仍然如此，对此虽然可以从国际力量对比的角度进行解释，但我认为民族文化的根性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2] 冯友兰《原儒墨》，《三松堂学术文集》第305页。

[3]冯友兰《原儒墨》，《三松堂学术文集》第325页。

[4]冯友兰《原儒墨》，《三松堂学术文集》第327页。

[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9月第2版。

[6]冯友兰《原儒墨》，《三松堂学术文集》第329页。

[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12页。

[8] 人民出版社1980年8月版，该书的中国哲学史部分是由石峻等人执笔的。

[9]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中对墨子的观点与此大同小异。

[10] 《李石岑学术论著》第71—7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6月版。

[11] 同上，第72页。

[12] 毛在1939年2月1日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中即主张如此观点。

[13] 本节引文皆见王瓒源先生所著《墨子》一书，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9月版。

[14] 此文是我在“古风网”读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