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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林唯：大清王朝究竟亡于何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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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王朝究竟亡于何人之手
2010-4-9
清王朝覆亡已经快100年了，大清王朝究竟亡于何人之手，直到今天却还是众说纷纭。有人说是西太后扼杀戊戌变法葬送了清王朝，也有人说是革命党发动的武昌起义最终使清王朝土崩瓦解，还有人说是清朝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窃取权力，迫使清朝的孤儿寡母交出了政权而覆亡。诚然，大清王朝的覆灭是多种长期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直接引爆清王朝全面危机并致使其覆亡的，是统治者自己所采取愚蠢政策，归根到底来讲，是满清亲贵为保既得利益，迟迟不肯实行立宪，不肯对历史和国人负责，最终丧失了政权。
1905年：大清王朝发出政改信号
19世纪末，中国社会进入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近代工业社会转型阶段，到20世纪初，晚清社会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等诸多领域已出现一系列重大变化。
进入20世纪初叶，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还在中国居支配地位，但近代商品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工厂、铁路、矿山、轮船、电报、银行等近代企业不断涌现，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变化。中国沿海、沿江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重庆成为近代企业最集中的地区，近代化、城市化趋势开始在中国出现。清末新的社会阶层开始出现，资产阶级近代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阶层开始崛起。废除科举制度后，传统的士绅阶层急剧分化，许多开明绅士不再满足于仕途追求，奋而投入到实业救国的事业中去，他们募集民间资本，或创办新式企业，或投资铁路建设和矿山开发，成功地跨入民族资产阶级的行列。
1905年，大清王朝发出政改信号，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由于革命党人活动和日俄战争的影响，大臣们不断奏请实行立宪，慈禧太后十分重视。慈禧太后说：“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碍，则必决意实行”。这算是清廷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对立宪问题表了态。
此后，清廷的立宪步伐迈得很快，1905年7月，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次年，宣布预备立宪，各省的咨议局选出来了，中央的资政院也组成了。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连立宪的时间段都定出来了，预备期为9年，预备在1916年正式开国会。
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后，全国各省民众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如洪水般无法阻挡，其目标和结果决不是设计者所能一手掌控的。民族资产阶级积极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和地方自治，一时间，“立宪”二字成为士大夫的口头禅。他们以各省谘议局为活动场所，组织起预备立宪公会、宪友会等政治团体，有力地推动了晚清社会政治局面的变化。种种变化说明，20世纪初清王朝的统治已到了从传统封建政治体系向现代政治体制转型的阶段。
最后10年：清王朝饱受连续发生的民变困扰
20世纪初，大量对外战争的赔款使清政府背上沉重外债，清末新政的开展与维持庞大的官僚队伍、军队和警政开支，亦使清政府的财政包袱加重，不得不竭泽而渔地把财政危机转移到民众身上。到清朝末年，清政府被迫以大借外债、征收苛捐杂税、滥铸铜元、滥发纸币度日，导致全国通货膨胀，工厂破产，银行、钱庄倒闭。
清政府政治的腐败已到了无可挽救的地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清政府颟顸保守、腐败无能，在多次反侵略战争中均遭败绩，割地赔款，这就使它的政治威信和统治能力不断遭到削弱和打击，人民对它普遍失望，民怨鼎沸，社会已到了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的程度。
清政府各省官吏都十分腐败贪残，为筹措庚子赔款和新政费用，加紧搜刮，“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注：《论近日民变之多》，《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十一期。）“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乎无物不捐。”而办捐税之“牧令中十人难得一循良，苛派者必十之八九。”（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清政府自己也承认：“近年以来民生已极凋敝，加之各省摊派赔款，益复不支。剜肉补疮，生计日蹙……各省督抚因举办地方要政，又复多方筹款，几同竭泽而渔。”（注：《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中华书局1958年，第5251页）。
从1902年到1911年武昌起义前，全国民变总数超过1300次。1910年民变次数最多，达250次以上，最少的是1903年，民变也有50多次。这说明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全国不到三天就发生一次民变。从民变的内容看，可谓多种多样，主要有反赔款摊派、反抽捐加税、抗租抢粮、反洋教、反禁烟、反户口调查，总之，是百姓向各地的政府衙门发起了冲击。
这一时期，清王朝统治者所标榜的恤民、爱民等施惠性仁政已荡然无存，社会矛盾尖锐化。清政府所实施许多政策即使符合历史的进步，依然无法取得民众的认同。环境恶化，灾害横生，乡村民众面对的是政府及官员无穷无尽的榨取，感受的只有恐惧和死亡。于是乡村民众抱着“与其不得食而死，犹不如作乱而趋于死地”的决心，走上反抗道路。
“天下未乱蜀先乱”，1911年5月，刚刚成立的“皇族内阁”即宣布“铁路干线国有”的政策，将湘、粤、鄂三省人民已经收回的粤汉铁路，连带川汉铁路重新出卖给帝国主义国家，如此的卖国行径激起四省人民的强烈反对，四川成都出现了空前的民众保路风潮。清政府一意孤行，撤了同情保路斗争的护理川督王人文的职务，任命赵尔丰继任四川总督，还一再严令赵尔丰武力弹压保路民众，丝毫不考虑可能激起重大民变。
1911年9月7日，赵尔丰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蒲殿俊、罗纶、邓孝可、张澜等人，并下令军警开枪打死30余名手无寸铁的和平请愿者，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成都血案”。统治者的枪声惊醒了人民，鲜血教育了文明保路的人们，清王朝距离它覆亡的那一天真的不远了。“成都血案”之后成都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起义烽火燃遍巴山蜀水。
满清亲贵在清朝最后关头都干了些什么
清朝末年政权内部，朝廷大臣结党营私，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在政治危机日渐严重的情况下，清廷不是从事政治改革，改变其腐朽专制统治，向立宪派开放政权，而是从满洲贵族的狭隘政治利益出发，玩弄假立宪的骗局愚弄人民，对立宪的请求一拖再拖。
面对清王朝的危机局势，1908年，立宪派人士掀起了呼吁清朝廷速开民选国会实行内阁制的政治运动。1910年1月开始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请愿活动。清廷面对全国请愿运动的压力，将原定为九年的期限提前三年，定于宣统五年（1913年）召开国会，这是清王朝有史以来第一次向民意妥协，但清统治者的让步却使民众及立宪党人大失所望。
1910年7月27日，梁启超对清朝危机形势看得十分清楚，他在《国风报》发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驳斥清廷上谕，敬告清朝统治者加快政改步伐，否则大清朝前景难料，“全国人兵变与全国之民变必起于一二年之间……徒以现今之政治组织循而不改，不及三年，国必大乱，以至于亡。而宣统五年召集国会，为将来历史上必无之事也”。
1911年5月，梁启超在《国风报》发表《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再次对清王朝的摄政王、政府诸公、各省督抚、国中有闻誉之诸君子、一般国民、农民、国中有资力之人、留学生、资政院议员等提出忠告，希望清政府积极召开国会，实行立宪。他特别警告清朝摄政王载沣，若不即开国会，“则我王虽欲为长安一布衣，岂可复得”。
西太后死后，新当家的满族亲贵，都是一些纨绔子弟，他们少不更事，执意要把权力收到自己手里，1911年5月成立“皇族”内阁，阁员13人，满族占9人，其中又有7人是皇族，立宪在即的大清朝廷仍将国家权力视为一家一姓之私产，他们不信任汉人，甚至也不信任无血缘关系的满人，而只信任自家那一小撮宗室亲贵，这说明他们死也不会放权，公然蔑视皇室不入阁这一源于英国宪制的惯例，国人可以接受皇帝，却不能接受“皇族内阁”。他们冷了汉族官僚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的心，更冷了立宪派绅商的心，革命到来的时候，大家都站着看，许多督抚和立宪派还来了个投身革命，于是，清王朝只有垮台的命了。
清朝立宪，无非是在保留最多皇家特权的基础上，把权力适度地与官绅、绅商分享，尤其是和实力强劲的汉人精英分享。显然，当初决定预备立宪的西太后，是知道这个道理的，可是这群满族亲贵纨袴子弟上台后，朝廷开始了一系列收回地方权力的举措，大肆收刮地方财富，这等于是把立宪最核心的成分淘空，形成了时人所谓的“假立宪”。
1911年4月，皇族内阁还没有问世，革命党人开始倾全党之力，由副领袖黄兴率领在广州举行起义，结果一败涂地，损失惨重，孙中山评价这次起义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武昌一群群龙无首的士兵，在革命党率领下，夺下武汉三镇，大获全胜，全国响应。皇族内阁成立不到5个月的光景，这些没有任何政治抱负、却又自作聪明的亲贵子弟，就丢了祖宗江山。
1911年11月3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响应而宣布独立，清朝统治一时之间几陷于土崩瓦解。为了“挽狂澜于即倒”，清统治者决定，全部采纳资政院提出的取消皇族内阁、召开国会的建议，迅速起草宪法，在宪法颁布之前，清政府颁布了《大清帝国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这就是中国法制史上著名的“十九信条”。
它规定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其他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举，这与当前的日本内阁产生是完全一致的，都来源于英国由下院领袖担任首相，首相自行组阁的惯例也模仿于英国。这意味着中国可以走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之路了。可惜来的太晚了，十年间，清统治者已把自己的权威、信誉和威信玩个精光，再没有机会了，全国的百姓再不会相信并支持它了。
作为统治集团的满清贵族，把自己打扮成全体国民的利益代表，实际上，他们连普通旗人的利益都不能代表。他们所要维护的就是满族贵族的既得利益。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不得不压制人们的民主诉求，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不得不压制民众正当的利益表达，他们不顾社会危机深重的现实，一意孤行，以满洲贵族全面控制政权的“皇族内阁”回答人民的立宪请求，悍然宣布遭到国内众多商民反对的川汉、粤汉铁路国有政策并商借列强贷款，终于触发了革命。可以说，大清王朝的覆灭是保守、僵化的满洲亲贵集团错误政策一手促成的。晚清政治转型的失败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训。
再看看那些满清亲贵的下场，清王朝覆亡后，他们带着钱财躲到了天津，失去了往日的尊崇与华贵，被国人弃之鄙履，到1924年，他们的头子溥仪也被赶出了紫禁城。如果当年他们能够放弃一己私利，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来考虑，主动实现君主立宪制，不仅能保持人们对他们的尊重，还有可能继续拥有权力，中国也可能因此走上另外的道路。
清朝政治体制转型失败的教训
清末社会的政治转型由于受到国内政局、经济发展、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制约，一开始就是在被扭曲的状况下进行的，其后又无法缓解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因而最终流于失败，晚清现代化的进程亦随之发生断裂。晚清政治转型的失败，留下几方面深刻教训：
第一，政治体制转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发展过程，必须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为核心，整合社会力量，调整社会矛盾，推进政治转型，才能实现新旧体制的转换。在清朝末年，清王朝政治权威已经开始失落，在社会近代化因素逐渐增长的情况下，清政府缺乏变革的决心，对民间提出的宪政改革要求迟迟不予考虑，处处被动等待，能拖就拖，结果不仅丧失了重振权威的机遇，反而扩大了社会反对力量，导致政治转型的失败。
第二，在政治转型过程中，社会系统发生急剧变化，原有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格局形成，加之一些不可预期的偶然因素，如自然灾变、政坛更迭和民族矛盾等，都会增加转型时期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和风险。因此，选择正确的转型调控战略，减少社会的摩擦和冲突，尽量避免采用过激控制手段，实现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显得十分重要。
第三，政治现代化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历史过程，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一个稳定和谐的内部秩序，任何浮躁的空喊都无济于事。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稳定是政府和人民共同的责任，变革到了最后的时候，既得利益者需要有为民族根本利益做出自我牺牲的勇气。
最后，清末十年，统治者既无力阻止变革的运行和深化，又无法有效应对变革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和矛盾，试图回归到传统的统治秩序中去，更是自寻死路。清末新政和立宪的结果是，统治者受到引火烧身后的双重煎熬，最终被由变革引发的各种合力所推翻。这种结果，不仅仅是清廷难以解开的死结，也是历史上所有既得利益者自我改革的死结。
一场巨大的社会革命，其实并非革命者的主观激进造成的。“革命”往往是由统治者的种种极端政策所触发、造成。一旦社会腐朽不堪，而统治者又拒绝改革以疏不满以缓危机，则蛰伏已久的激进思想便如狂飙突起，成为席卷一切的巨浪大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