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早的一次中韩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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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早的一次中韩战争 

    三国魏正始七年即公元246年魏国与朝鲜半岛南部的韩人发生过一场规模很大的战争,恐怕很少有人知道,包括对东北亚古代颇有兴趣的一些同好也对此非常陌生。事实上,关心中朝关系史的学者们也很少着力于对这场战争的分析。这次魏韩战争实在可称为史学研究中偏门的偏门了。
   
    我曾在《难升米的智慧——兼析倭国与公孙氏、魏国的往来》和《也谈燕、吴、韩三角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中提到过这场战争,但当时的着力点不在于此,因此想法很简单甚至是有错误的。但近来我对此次战争的兴趣又突然浓厚起来,所以试图写一篇文章较以前为详细地勾勒一下这场迷雾中的战事,并纠正我过去叙述中存在的一些谬误。
   
    在古代朝鲜三国割据局面真正形成之前即生活在半岛南部的韩人究竟起源于何时,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他们究竟起源自哪个种落则更是疑云重重。不过,我仍然尝试从中国古籍中寻求一点线索。
   
    《史记》《五帝本纪》载:“(尧)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旸谷。”孔安国曰:“东表之地称嵎夷。日出於旸谷。羲仲,治东方之官。”《夏本纪》又引《禹贡》称:“海岱维青州:堣夷既略。”则公元前22世纪至21世纪时,中国东方青州对岸有闻名的嵎夷人。公元660年,唐朝曾封新罗武烈王金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与“神丘道(或称熊津道)行军大总管”苏定方东西夹击百济。这说明唐代认为嵎夷之地包括今朝鲜半岛东南部。又据《山海经》《海外东经》,青丘国之北有黑齿国,黑齿国北不远有“汤谷”,青丘国南有朝阳之谷、虹虹、君子国、奢比之尸、大人国、嗟丘,嗟丘在东南陬。而唐代攻打高句丽时所命“青丘道行军总管”往往走鸭绿江流域,则青丘包括鸭绿江下游之地。青丘在朝鲜之北,而朝阳之谷很可能与大同江之阳的朝鲜(平壤)颇有关联,这种推断是合理的。而黑齿则当在今中国辽宁省东部,这与唐朝百济(扶余)血统将领黑齿常之的姓氏可能源于北方的扶余相吻合。于是,“汤谷”当在图们江流域近日本海处附近。那么,嵎夷的分布范围就很可能涵盖了整个朝鲜半岛,则韩人首先就有可能起源于这一大民族 .
   
    继嵎夷之后,在《诗经》的《商颂》《长发》中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及《殷武》中有“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相土是商祖契的儿子昭明之子,其时代在夏代前期。而乐浪郡的南部都尉曾治于昭明县,于是有截很可能在朝鲜中部一带,相当于今黄海道甚至京畿道附近。这虽然与韩人生活的半岛南部并不完全重合,不过地方相近而有所交涉也是难免的。一直到商代初年,伊尹在《商书》《朝献》中笼统地将这个区域的民族涵盖在“九夷”之内,当时这里的主要居民可能仍以嵎夷来称呼。
   
    据《逸周书》《王会解》,可能活动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民族还有扬州、解、俞人、周头等。这在西周成王时期,与赴周朝献的倭人时代相近。而到了战国时期,《山海经》称在燕国与倭之间有盖国,这个盖国不同于朝鲜及真番,则很可能就是韩人的国家。《海内东经》有:“韩雁在海中,都州南。”都州在今连云港附近,则韩雁是否指来自韩国的雁很值得探讨。于是,“韩”的称呼始于山海经。《淮南子》《时则训》:“东方之极,自碣石山过朝鲜,贯大人之国,东至日出之次,博木之地,青土树木之野。”这里的碣石在乐浪遂成县,那么大人之国也就相当于朝鲜半岛南部了。《三国志》《韩传》称:“(弁辰)其人形皆大,衣服絜清,长发。亦作广幅细布。法俗特严峻。”于是,韩人民族中的弁韩很可能又被称为“大人”。这是与《山海经》相对应的战国中后期即公元前3世纪前期以降的情形
   
    明确出现三韩邦国是在这之后不久,出现最早的马韩成立大约是在战国后期。到了秦代,为了躲避苛酷的赋役,大量中原尤其是燕齐的百姓流入朝鲜半岛。其中一部分到了半岛南部,马韩王将他们安置到东部的荒地,韩人土著与秦人结合于是乎形成了秦韩,又称为辰韩。而在半岛东南部接近日本列岛的地区同时又受到倭人的影响,形成了韩、倭、汉多民族混合的一个独特群体即弁韩。
   
    到了公元前194年左右,燕亡人卫满夺取了箕氏朝鲜,原朝鲜王准被迫南下。王准一族则夺取了韩地,自称为“韩王”,建立起朝鲜人对韩人的王朝统治。箕准一族的南下给韩人带来了不少较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这是对韩人社会发展的一大促进。不过,朝鲜人对韩人的统治并不长久。虽然有说法认为箕准及其后人的统治一直维持到王莽时期,但前2世纪后期卫氏朝鲜王右渠时韩人国家已经改称辰国了。这似乎意味着箕准家族统治的失落,之后他们仍冒姓韩氏,供奉着箕准先人的香火。 据《汉书》载,前2世纪后期辰国曾经试图向中国派遣使者朝贡,但是这一友好的举动遭到了半岛北部强盛一时的卫氏朝鲜阻挠。不过,辰国的名号终于还是传到了中国人的耳中。从来就有不少学者对辰国的国名来源感兴趣,他们有的认为“辰”与商朝有关联,从而与箕氏朝鲜、有截相类,或以为“辰”表示方位即东南偏东,或以为“辰”属贝类即当地的特产。不过,“辰”一直晚至公元前2世纪后期才在中国的文献上有所反应,将之攀连到商朝似乎太渺茫了。公元前108年朝鲜灭亡,汉朝在半岛设立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将半岛北部纳入中国的版图。其中真番郡离辰国最近,地域当与后来公孙氏所立带方郡相差不大,即在黄海道、京畿道一带,这已是在马韩地区的北部毗邻之地。从此,汉文化大量流入韩人之中。后来真番等郡消并,半岛上仅存乐浪郡,韩人就到乐浪“四时朝谒”。

    韩人组建的辰国无疑是个松散的邦联,主要由马韩的五十四(据《后汉书》)或五十六(据《晋书》)个邦国与秦韩的十二个邦国组成,其他还有些苏涂和别邑。这六十六或六十八个邦国虽各有长帅,但都共受一位马韩人“辰王”的节制。辰王不是想当然地世袭的,虽然似乎有一个正宗的王统,但每次世代交替就需要召开邦联大会,由各国公推一位继承人。从东汉一直到三国前期,辰王历来是由今忠清道稽山的马韩目支国君主担任的,目支也就相当于韩人的都城。国内与世俗力量相抗衡的还有颇为强劲的宗教势力,这进一步表明韩人的辰国并不是集权型的国家。
   
    而弁韩由于其地域属于几大文化的交汇处,情况特殊,故不在这个邦联之内,他们由各自的王统治着。同时,部分国家如狗邪(或即加罗的前身)、乐奴(或为奴系国家之一)、弥乌邪马(或即任那的前身)等很可能已经受到了倭人的控制。大量倭人移民的存在伴随着文身的习俗成为不争的事实。
   
    东汉后期,中国政治昏庸,国力衰退,大量百姓流失于四夷。乐浪郡不但失去了单单大岭以东的广阔土地,原属南部都尉管辖的各县也屡遭袭击。《三国志》《韩传》载:“桓、灵之末,韩、濊强盛,郡县不能制,民多流入韩国。”这个时期或许也可以算是韩人辰国的黄金时代吧。
   
    然而,到了公元3世纪初,辽东公孙氏的第二代君主公孙康统治时期,“分屯有县以南荒地为带方郡,遣公孙模、张敞等收集遗民,兴兵伐韩、濊,旧民稍出,是后倭、韩遂属带方。”带方郡建立之后,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一下子大了许多。公孙康嫁宗女给带有夫余血统的马韩百济国臣智,以此削弱辰王对其的控制,他当然也会采取类似的手段增加其他韩人邦国的分离性。当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努力受到带方郡牵制时,目支辰王无疑是很恼怒的。但以当时韩人的实力,与强大到海东无敢抗者的公孙氏燕国相比,实在是以卵击石,辰王在燕国面前只有忍气吞声,维持一种屈辱的和平。
   
    景初二年(公元238年),魏国灭亡了燕国,以刘昕为太守收取了带方,公孙氏的部分余孽窜入韩人地区活动。然而,魏国对韩人的策略与公孙氏相比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太守对各韩国实行了较为普遍的拉拢,授予他们“率善邑君、归义侯、中郎将、都尉、伯长”的头衔。当然,魏国的策略并不完全是为了阻挠韩人集权国家的出现,他们似乎也希望以此消除公孙氏对诸韩的影响。不过,这种也颇为露骨的行为显然没有做到对目支辰王颜面的照顾,魏、韩之间的矛盾就这样慢慢地积累起来。
   
    二、战争的背景——魏国对高句丽等的征伐
   
    景初三年(公元239年),魏明帝去世,随即齐王芳即位,于次年(公元240年)改年号为正始,带方太守也在这期间由弓遵接任。
   
    正始三年(公元242年),曾一度归服的高句丽东川王位宫反叛魏国,发兵攻略辽东的西安平,数年前他曾在安平口一带与来自南方的吴国使者接洽。位宫的举动当然激怒了魏国,魏廷下令幽州刺史毋丘俭率大军征剿。经过一年多的筹划,毋丘俭会同属下诸郡及乌丸单于寇娄敦等部于正始五年(公元244年)从玄菟出发进取高句丽。
   
    《三国志》《高句丽传》载:“其(正始)五年,为幽州刺吏毋丘俭所破。语在俭传。”《毋丘俭传》载:“正始中,俭以高句骊数侵叛,督诸军步骑万人出玄菟,从诸道讨之。句骊王宫将步骑二万人,进军沸流水上,大战梁口,宫连破走。俭遂束马县车,以登丸都,屠句骊所都,斩获首虏以千数。……宫单将妻子逃窜。俭引军还。六年,复征之,宫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馀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刊丸都之山,铭不耐之城。诸所诛纳八千馀口,论功受赏,侯者百馀人。穿山溉灌,民赖其利。”陈寿在此间将正始五年与六年的讨伐分为两次。 而1906年于吉林省集安市发现的毋丘俭纪功碑则有别样的叙述,王国维先生在《观堂集林》《魏毋丘俭丸都山纪功石刻跋》中考证其文字为:“正始三年高句丽反,(毋丘俭)督七牙门讨句丽。五年,无复遗寇。六年五月,旋师。……”于是,今以纪功碑为准,则这场讨伐战当跨在五年与六年之间,实为一次。《三国志》《毋丘俭传》所记有误明矣。
   
    而《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五载:“(东川王)二十年(公元246年)秋八月,魏遣幽州刺史毋丘俭将万人出玄菟来侵。王将步骑二万人逆战于沸流水上,败之,斩首三千余级。又引兵再战于梁貊之谷,又败之,斩获三千余人。王谓诸将曰:‘魏之大兵,反不如我之小兵。毋丘俭者,魏之名将,今日命在我掌握之中乎。’乃领铁骑五千,进而击之。俭为方阵,决死而战,我军大溃,死者一万八千余人。王以一千余骑,奔鸭渌原。冬十月,俭攻陷丸都城,屠之。乃遣将军王颀追王,王欲奔南沃沮。……”则《三国史记》所记确实仅一次征讨,但是却误将时间放到了246年,应当予以纠正。而同时《百济本纪》载:“(古尔王)十三年(公元246年),夏大旱,无麦。秋八月,魏幽州刺史毋丘俭与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伐高句丽。王乘虚,遣左将真忠袭取乐浪边民,茂闻之怒,王恐见侵讨,还其民口。”这里金富轼依照《高句丽本纪》在时间上犯了相同的错误,也应当调整到244年。

    又《三国志》《濊传》载:“正始六年(245),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以领东濊属句丽,兴师伐之,不耐侯等举邑降。”则刘茂、弓遵别部于正始六年又攻打了濊貊 !
   
    这样一来,整场战争的情况就大致清楚了:
   
    公元244年8月,毋丘俭的大军步骑万人进入高句丽境内,先后在沸流水、梁口两度大败东川王,将号称有二万人的高句丽军诛灭一万八千余人,东川王偕同妻子及千余骑逃窜往东沃沮(又称南沃沮)。10月,魏军攻陷高句丽的首都丸都城,并屠之。随后,毋丘俭自在丸都一带坐镇,而别遣玄菟太守王颀追击东川王等人,另一路由乐浪太守刘茂、带方太守弓遵攻打曾依附于高句丽的不耐等濊貊种落。王颀的军队追至竹岭,再度大破东川王余部。随后,魏军杀至沃沮境内,将协助高句丽的邑落一并攻破,斩杀三千余人。东川王再逃入北沃沮境内,魏军进一步追讨。但高句丽王终于在部下的忠诚保卫下击杀一小队魏军而得以隐匿。王颀军主力则进一步向东北行,一直抵达北沃沮与肃慎的边境地带。而刘茂、弓遵也成功击溃了濊貊各邑,逼迫不耐濊侯举邑降。整个征剿行动至公元245年初基本结束,最终毋丘俭等刻石纪功并于245年5月回师凯旋。
   
    虽然魏军在正面的战场上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并且王颀的别遣军攻至今俄罗斯滨海地区也属中国历史上对该区域的首次征服,但在背后却遭到了韩人的袭击。马韩百济臣智或许是受到了隐藏在韩人中公孙氏余孽的挑唆,竟然抖胆于244年末趁着乐浪、带方空虚偷袭劫掠乐浪郡的边民。这一行为无疑是具有挑衅性的,一方面可能是估计高句丽未必会败于魏军之手,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依仗着目支辰王的力量并有意挑起魏韩之间的矛盾。如果魏韩之间也发生了战祸,并且与高句丽战事相呼应起来,辽东及朝鲜就可能陷入一片混乱,到时候公孙氏的复国运动就极有可能实现,这才是公孙氏余孽的最终目的吧。
   
    然而,高句丽在毋丘俭的大军面前显得不堪一击,他们的连连败走使得魏军似乎轻易就能获得大胜。在244年8月至245年5月的不到一年时间内,魏军不但几乎将东川王的军队全数消灭,而且还攻破了东沃沮、北沃沮、濊貊等高句丽的附属国。所以,百济臣智尽管受到公孙氏余孽及自己野心的唆使,但也被魏军秋风扫落叶般的兵锋所震慑。更为重要的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他也无法完成对韩人的煽动工作,如果继续坚持与魏廷作对只能是自取灭亡。因而,当乐浪太守刘茂为此事愤怒的消息传到百济时,臣智便战战兢兢地将所劫掠到的人口交还郡府,以免遭受到灭顶之灾。一方面是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回了人质,另一方面乐浪太守可能也考虑到高句丽、濊貊等存在的隐患,就没有进一步追究。这场风波便这么于244年底基本结束了。
   
    也可能由于资料记载方面有缺漏的关系,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百济方面的情形。事实上,韩人各邦国中未必只有该国采取了不友好的举动,存在其他小国的侵扰也完全是有可能的。韩人在244年至245年的骚动明显也令带方太守弓遵甚至是朝廷感到了压力。所以,当245年倭国使者难升米再度前来朝贡时,魏廷诏赐了他“黄幢”,并交付带方郡派郡使前往倭国假授。这次授予带有军事性质的“黄幢”极有可能就是希望倭人能够在南方牵制韩人,这说明魏国此刻已经有了更为深远的打算。不过,现在弓遵仍有其他重要的事务需要处理,带方郡使并没有立刻奔赴倭地完成使命。
   
    由于前番大战并没有捉拿到高句丽的东川王,经过九个月休整的毋丘俭大军于正始七年(公元246年)2月再次出击,目标直指丸都。因为不久前刚遭受重创,位宫很快便退却,魏军又轻易取得胜利。5月,毋丘俭又会同刘茂、弓遵讨伐了濊貊,也获得大胜,各濊人城邑彻底归降,之后如同魏国百姓般地向乐浪、带方“军征赋调,供给役使。”
   
    魏军正始七年上半年的这第二次征伐还有着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全面震慑不安分的韩人。与濊貊曾有勾结的韩人大多惧怕株连,随着濊人的彻底失败而纷纷向魏国表示臣服。于是在《三国志》《魏志》第四中留下了这样的记录:“(正始)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毌丘俭讨高句骊,夏五月,讨濊貊,皆破之。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那奚国并不在《韩传》所列的七十八个韩人国家中,或许是不同记录者按照发音所比对的汉字不同,或许是另有其国。不过,这么多的韩人邦国投降无疑是令人喜悦的,表明魏国在半岛的势力达到了顶峰。甚至有学者将那奚国比定在半岛东南部邻近倭人地域的地方,如果是那样的话魏国所能控制的区域就更令人震惊了
   
    然而,记载中明确这数十国是以那奚国为首的,其中并没有辰王所都的目支国。所以,这次臣服明显不是辰国邦联的行为,只是邦联部分成员私下联结的非法行径。魏国接受他们的投诚当然是对目支辰王在韩人中权威的无视,不论魏廷的目的是故意暗示还是疏忽大意,都已经构成了对辰王的侵犯。而那奚等数十国的背叛也令辰王无比恼火,他们不但私下结成邦联内的小同盟,还公然越过自己向他国效忠。因此,连带先前的百济袭击乐浪事件及魏廷诏赐难升米黄幢事件一同考虑,当事态发展到这步田地时,魏韩之间爆发战争已经顺理成章。万事俱备的魏国与盛怒之下的韩国都已经只需要一个形式上的借口而已了,而公孙氏余孽们希望魏韩开战的目的也即将达成,只不过此时开战究竟是有利于他们的复国运动还是将断送他们最后的希望难以预料罢了。

    三、正始七年魏韩战争
   
    正如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战争的导火索就在这时被点燃了,而点燃它的则是幽州部乐浪从事吴林。部从事是与治中、别驾、功曹、簿曹、兵曹、文学、武猛并列的州刺史属官八从事之一,是刺史在郡国中的代表,主察非法行径,后职权有所扩大。
   
    这位部从事认为,韩人原本是受到乐浪统属的,而现在应当划分辰韩的八国重新由乐浪郡管辖。事实上,在带方郡从乐浪划分出来之前,包括诸韩及倭人的众多海东小国都是到乐浪朝谒的,这种状况一直到带方郡设立才告中止。然而,当初公孙康设立带方郡的目的就在于巩固南方边地的统治,并使与韩倭各国的交往更为便利。所以,现在吴林在历史沿革上找到的理由是很勉强的,这本身似乎就有对韩人询问该举措的缘由加以搪塞的意思。
   
    那么,吴林做出这种决策的真实原因何在呢?我以为他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减轻带方郡的外事工作压力。随着经受两次讨伐的濊貊人彻底投降,不耐等濊邑长帅向二郡的朝谒明显增多。更主要的是,那奚等数十国慑于魏军的强大而“各率种落降”,他们之后对郡的拜访也会大大增多,也更需要郡府的安抚。虽然有如此众多新邦归顺是值得骄傲的,但如果处理不当很可能产生新的不稳定因素。所以,吴林首先想做的是平衡二郡在对海东各小国外事活动中的工作量。二是,进一步分化韩人的势力,阻碍韩人集权国家的出现。这个目的虽然是隐性的,但却是比之前者影响更为深远的意图。前不久那奚等国已经背着目支辰王投靠魏国,这很可能就是先前数年内魏国分化策略与战争威慑的成果,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进一步深化这种方针也就极具吸引力了。如果成功将辰韩八国的朝贡事务转移到不同于马韩各国朝贡对象即带方郡的乐浪郡,那么因为交流途径和人事接待安排上的不同,最终马韩等各国与辰韩八国之间的差异也会越来越大。由此,目支辰王对辰韩等地的影响力会日趋减弱,直至最后导致邦联分崩离析,就更不用构想建立集权体制的“韩人理想王国”了
   
    吴林的建议提出之后便获得了其他官员的赞同,于是二郡派遣使节和翻译官奔赴韩人领地予以传达。可奇怪的是,郡使及翻译官的话语到了辰王及臣智们的耳朵里却变成了另外一种意思。显然,目支辰王最终认定魏国妄图韩人割让辰韩八国,这明显是具有侵略性的领土要求。于是,一些大邦国的臣智开始对民众宣讲韩人悠久的历史及武勇,并痛斥汉人对韩人的奴役和野心,诸韩民众群情激奋,目支辰王最终也在大势所趋之下做出了深得民心的决断:辰国上下大大小小的韩人总动员,向魏国宣战,目标带方郡崎离营!
   
    这种翻译上的差错是在哪里产生的呢?是郡吏的疏忽吗?还是隐藏在二郡内部公孙氏余孽的译官从中作梗?或者是韩人方面的接待人员及译官有意欺蒙“圣明”的辰王?抑或是别有用心的臣智、邑借向都城传达郡令时故意篡改了宣辞?我们今天已经不得而知。总之,正始七年魏韩战争就这样爆发了。
   
    不过,退一步设想,就算吴林的决断丝毫无误地传达到了目支辰王那里,魏韩之间就不会因此而发生战争吗?辰韩各国也是马韩的附属,是数百年来受到辰王管辖的加盟邦国。我们可以参照同时代北九州倭人邦联国家的状况来看待韩人的邦联,目支辰王在韩人世界中的地位与邪马台的倭女王卑弥呼是极为相似的。试想,如果作为郡使的梯俊和张政向倭人传达的是对马、壹支等国必须向乐浪郡四时朝谒,而邪马台等其他邦国则向带方郡遣使的指令,倭人会甘心忍受这样的耻辱吗?这种明显无视邦联盟主的权威,妄图分裂他“国”的行为无疑都会被嗤之以鼻,韩人也绝不会就此接受自己被魏国分割管理的郡令,哪怕把双方推上战争的列车。所以,这个翻译的错误只不过使得韩人的愤怒程度更剧烈,使辰王的决心下得更干脆而已。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虽然魏国在之前已经为战争做了思想上、外交上(正始六年诏赐难升米黄幢)的准备,而且魏军也可能做了一些对韩作战的军事筹划,但最终先发动战争的却是韩人,魏国处在了被动的地位上。韩人愤怒的军队围攻了带方郡的崎离营,虽然没有攻克那里的记载,但这一突然的进犯却如一记重拳打在了魏廷的胸口上。有些当代韩国的学者将崎离营比定在今黄海北道的平山,如果是那样的话,则韩人的大军就几乎已经穿过了带方郡而进展到二郡的交界处附近,这是极为惊人的。当然,这么比定很可能是因为大多数朝韩学者持带方沙里院说,不过他们也认为带方郡包括黄海道之地而崎离营并不在魏韩的边界上。也就是说,韩人深入了魏国的领土这是得到公认的情形。魏国在战争初期遭受到猝不及防的攻击时表现出暂时性的软弱给了我们一个信号,那就是魏国对辰王的胆量、作战动员能力及韩人的战斗力明显缺乏正确的估计。

    马韩五十余国总计十余万户,而辰韩与弁韩二十四国共四五万户。那么,马韩与辰韩的总人口大致达到十二三万户。我们看到,高句丽只有三万户,但在正始五年六年那场战争里几乎全民皆兵地发动了步骑二万人;而东沃沮五千户,在那场战斗中也被斩杀三千余级。所以,全韩人邦联总动员的话,按照这个比例可能募集到的军队竟有八万之多。即使除去正始七年上半年那奚等数十国先已向魏国归降,再考虑到在较短的时间内辰王或许还得不到所有韩人邦国的相应,但他发动起二万士兵也是绰绰有余的。
   
    那么这些韩人的战斗力又如何呢?《三国志》《韩传》中有这样的描述:“其(马韩)人性强勇,魁头露紒,如炅兵,衣布袍,足履革蹻蹋。其国中有所为及官家使筑城郭,诸年少勇健者,皆凿脊皮,以大绳贯之,又以丈许木锸之,通日嚾呼作力,不以为痛,既以劝作,且以为健。……(辰韩)便步战,兵仗与马韩同。”“强勇”的韩人步兵操持着锋利闪烁的刀剑冲向魏军的营寨,他们高喊着战斗的号子满山遍野地杀来,这种景象恐怕会使任何见识过的士卒都胆战心惊,说不定多年之后回忆起来还会感到后怕并庆幸自己劫后余生吧。类似于这种“强勇”的描写在《东夷传》中还用在夫余和挹娄这两个与魏国无甚瓜葛的民族身上,但夫余人“谨厚,不寇钞”、挹娄人“人众少”。而人口众多的韩人也获得这样的“赞誉”,恐怕是与那些身临其境而不得不敬畏这些对手的魏军将士们脱不开干系的。
   
    还有一点必须指出的是,辰韩地区有着较为丰富的铁矿,包括韩、倭乃至二郡在内的众多海东人都与之贸易。铁的普及使得韩人早早地应用了铁制的武器,他们的兵器无疑是坚韧而锋利的,当阳光或火光照射在锋刃上时闪闪发亮,这也就是所谓的“炅兵”。而《晋书》《马韩传》称其“善用弓楯矛橹”,这也说明韩人的武器也已经多样化,并能熟练使用。
   
   
    在对高句丽二万军队展开攻势时,魏国出动的是幽州刺史毋丘俭和乌丸单于寇娄敦的联军。而这次面对数量似乎更多的“强勇”韩人步兵,却只有乐浪和带方二郡协同作战。那么,战争初期魏军的失利就可想而知了。
   
    不过,弓遵和刘茂及二郡的部属都参加过毋丘俭对高句丽、濊貊的两次征伐,不但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而且具备丰富的战斗经验。所以,当二郡缓过神来并集中力量打击深入国境一百多公里的韩人后,辰王的部队便被迫退却了。韩人虽然强勇,但他们现在处于异乡作战的境地,补给可能会有些障碍;而更为关键的在于韩人松散邦联的政治体制决定了来自众多小邦国的军队互不统属,他们缺乏统一的战斗指挥系统,互相之间也容易因为军事任务及战利品分配上的问题而发生摩擦。所以,他们在具有较强战斗力的二郡军队面前是难以长久维持优势的。当辰王组织起来的联军久攻崎离营不下,而来自魏国二郡府及其他十余县的援军却纷纷到达时,众韩人很有可能随着先行撤退的几个邦国军团而大规模离去,剩下的一些部队也在与魏军主力的交战中败下阵来。于是,解除崎离营之围后的弓遵和刘茂率大军乘胜追击,反而攻入了韩人的领地。二郡的大军此后多次击溃包括百济在内的诸韩小股部队,拔除了一些公孙氏余孽在韩人那里建立起来的据点,并步步进逼辰王的本处目支城。在经历了一系列打击之后,韩人邦联落后体制的本质再次暴露,越来越多的邦国撤出了自己的人马,企图保存实力,他们正如那奚等国那样不再那么忠于自己的辰王,更有如乾马、百济这样的邦国开始等待辰王与二郡两败俱伤从而牟取私利。于是,刘茂和弓遵的仗越打越顺,渐渐地他们完成了对目支城的包围态势。就这样,魏韩战争的局势到此时被翻转了过来。
   
    然而,因为在前几年中魏军屡屡获胜而此次胜利的天平再次向魏军倾斜,一种不利的骄傲之气开始在二郡将士中弥漫。轻敌,这使得指挥官容易犯下致命的错误,而弓遵似乎正是因此而丢了性命。当魏军在韩地作战时,他战死了。究竟是遭到了伏击而死?还是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而亡?这都难以凭借简要的记载断定出来。不过以当时的形势而言,弓遵更有可能是在大军围困辰王的都城目支城时遇害的。当他在前线勘察士兵攻打似乎已经志在必得的韩人国都时,一支流矢命中了他,他那轻易进入敌军弓箭射程的冒失行为给原本辉煌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悲哀的句号。弓遵死了,这位自景初三年接替刘昕在带方太守任上经营了七年的二千石地方大员就这么离去了。他曾于正始元年受命向倭人派遣了魏国第一次“遣倭使”梯俊,后来又参加了毋丘俭领导的两次征讨高句丽和濊貊的战争,他因此而立功封侯,正始六年朝廷又诏令他向倭大夫难升米授予黄幢。而眼下,他还没来得及完成这项外交使命,就先期战死,将自己的英魂留在了异国他乡。正如我在其它文章中曾指出的那样,弓遵的死不但是军事上的损失,更是对魏国大国颜面上的巨大打击。那个时代边地郡守在对外战斗中战死虽然并不少见,但此刻则是魏国在海东地区威望达到顶点的时期。弓遵的死标志着魏国在东北亚的势力盛极而衰,如中日和满月般地开始走下坡路了。

    不过,弓遵的死也惊醒了不少将领,他们要为主帅报仇的强烈怨愤激发出斗志。不久,在乐浪太守刘茂的带领下,二郡的大军终于攻克了目支城,目支辰王对韩人的统治被魏国摧毁。可是,刘茂也看到韩人并没有因为辰王主力被消灭而就此衰落,背后的濊貊、沃沮甚至高句丽也有可能会对他造成麻烦。当他意识到继续留在韩地是极为危险的之后,刘茂便率众携弓遵的遗体返回了魏国。之后,魏廷及魏军自然需要举行隆重的葬礼并选择适当的墓地来抚慰这位干吏的亡灵,至于弓遵的家属也会受到必要的抚恤。
   
    至于目支辰王之后的下落并没有清楚的交代。他是否死于战乱?还是在从人掩护之下得以侥幸逃脱?又或是从此成为失踪的人王?这些都只能依靠猜测了。不过,目支国再也不能担负起领导韩人的任务了,这却是不争的事实。失去了最高领袖的韩人在短时间内自然不会袭击挟胜撤退的魏军,他们有着更为重要的事情去做,即争夺韩人的新领导权。
   
    两军就这么相安无事,正始七年魏韩战争就此告一段落。
   
    四、战争的后果
   
    韩人邦联的都城被攻破,魏国带方太守战死,双方可谓两败俱伤。所以,尽管魏军深入韩地数十公里却没有留下明确的地理方位信息,以至于《三国志》中对此失载。关于这场战争的后果我以前曾经提到过,现在简单地从魏、韩两方面来叙述,以作为本文的终结。
   
    魏国在名义上还是胜利方,他们击溃了韩人的入侵并且成功反击,向海东世界证明自己是最为强大的。所以,下一年即正始八年(公元247年),不耐濊侯慑于武力而“诣阙朝贡,诏更拜不耐濊王”。这或许也为弓遵的死多少讨还了些回报。而这时朝廷调同样身经百战的原玄菟太守王颀任带方太守,填补弓遵的空缺。这一任命显示出魏国对半岛局势并没有掉以轻心,朝廷对此刻的形势不很乐观,对新败的韩人还有着防备。后来,邪马台与狗奴国发生战争,卑弥呼派遣载斯乌越到带方郡求援,王颀便命张政携诏书、黄幢并作檄文赶赴倭地,履行了弓遵未完成的使命。
   
    魏国在这场战争中最大的收获是摧毁了韩人邦联具有悠久历史的核心,这将导致韩人各邦分离趋势增强。另一方面,在对马韩北部的扫荡中,魏军摧毁了公孙氏余孽的力量,使复兴燕国的幻想彻底破灭,基本清除了包括百济在内的相关势力中公孙氏留下的痕迹,为日后北韩诸国成为二郡在半岛的后方腹地打下基础。之后,韩人向魏晋朝献逐渐频繁,其具体情况参见文末附相关年表,此不赘述。
   
    目支国虽然被攻破,但邦联本身松散的体制也决定了这并没有标志着韩人势力的消亡。接下来由几个较大邦国争夺新领袖地位的状况在所难免,而其中较为有力的是马韩中部的乾马、马韩北部的百济和辰韩南部的新罗。可能是由于地理位置更靠中间一些,但更可能是因为乾马臣智有着和目支辰王相关的血统,而百济带有夫余血统,新罗则是辰韩国家。最终,乾马成为了新的核心,辰王转移到那里产生。
   
    虽然如此,百济势力圈和新罗势力圈却已经构建起来。之后,以新罗为首的辰韩国家互相兼并,辰韩摆脱马韩控制的趋势越加明显,至公元4世纪中期在新罗形成了以金氏为主导的集权王国,而到了5世纪后期左右新罗完成了辰韩的统一。而百济则逐步向魏以及后来的晋朝靠拢,在郡下利用着贸易交通及文化交流上的便利,并依仗与郡守家族的联姻关系达到抵制乾马辰王的意图。百济不断扩展自己的势力,并吞周边的小邦,到4世纪中不但压制乾马而统治了马韩中北部即马韩一半左右的疆土,更利用二郡与又强盛起来的高句丽斗争失利的局面向北方扩张,兼并了带方郡的故地,后来又蚕食了马韩南部的土地。乾马辰王在新领袖争夺中获得胜利之后便向魏晋频繁派遣使节,但他的威权逐渐受到各地邦国的挑战,至4世纪中期已是苟延残喘,作为马韩国家的核心及主流,它一直孤弱地与百济、新罗两国抗争到5世纪末而灭亡殆尽。
   
    我想,虽然韩人邦联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到了这个时候形成集权王国也是早晚的事。但正始七年魏韩战争就犹如一剂催化剂,它解除了落后邦联体制的维护者目支等国对大势的阻碍,使得魏国制约韩人的策略反过来帮助百济、新罗国家茁壮成长。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目支很可能最终会成为“韩人理想王国”的种子,但这所需花费的时间恐怕要长得多,以至于高句丽南下半岛、倭国以弁韩为据点北上时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那样的话,东北亚的历史可能是另一副模样吧。
   
    正始七年战争,这场魏韩之间常为人们所忽视的大战究竟还蕴含着其它什么深意呢?我想一定还有我所遗漏的,这还是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及与同好们商榷的话题吧!

    附相关年表:
   
    汉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顷 公孙康遣公孙模、张敞等兴兵伐韩、濊,建带方郡
   
    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五月顷 魏明帝遣刘昕、鲜于嗣取带方、乐浪
   
    八月 公孙渊灭亡
   
    是年起 魏向韩人封授各类爵号,以示怀化
   
    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 明帝驾崩,弓遵接替刘昕为带方太守
   
    魏正始元年(公元240年) 弓遵遣梯俊赴倭
   
    魏正始三年(公元242年) 高句丽东川王位宫叛,寇西安平
   
    魏正始五年(公元244年)八月 幽州刺史毋丘俭从玄菟出发攻高句丽
   
    九月顷 百济臣智袭取乐浪边民,后慑太守刘茂威归还
   
    十月 魏军攻克丸都,东川王奔沃沮
   
    十一月顷 毋丘俭以王颀东追至挹娄界,刘茂、弓遵别遣伐濊
   
    魏正始六年(公元245年)五月 魏军各路皆告捷,毋丘俭刻石纪功并凯旋
   
    是年 诏赐倭难升米黄幢,以备三韩
   
    魏正始七年(公元246年)二月 毋丘俭再伐高句丽,胜
   
   
    五月 二郡伐濊,胜,韩那奚等数十国各率种落降
   
    年中 部从事吴林议分辰韩八国属乐浪,吏议所传有误
   
    臣智激韩忿,目支辰王令诸韩围攻带方崎离营
   
    二郡反攻,刘茂、弓遵入韩境
   
    弓遵战死,二郡遂灭韩,刘茂引军还
   
    魏正始八年(公元247年) 王颀继任带方太守,遣张政携诏书、黄幢等赴倭
   
    不耐濊侯诣阙朝贡,更拜“不耐濊王”
   
    魏景元二年(公元261年)七月 乐浪外夷韩、濊貊各率其属来朝贡
   
    晋咸宁二年(公元276年)二月 东夷八国归化
   
    七月 东夷十七国内附
   
    晋咸宁三年(公元277年) 马韩来朝;
   
    晋咸宁四年(公元278年)二月 东夷六国来献
   
    是年 马韩请内附
   
    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六、七月 马韩、辰韩入使贡方物
   
    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三、六月 马韩贡方物,辰韩朝贡
   
    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九月 东夷二十九国归化,献其方物
   
    晋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八月 马韩、辰韩朝贡
   
    晋太康八年(公元287年)八月 马韩来朝
   
    晋太康九年(公元288年)九月 东夷七国诣校尉内附!
   
    晋太康十年(公元289年)五月 马韩来朝
   
    晋太熙元年(公元290年)二月 马韩诣东夷校尉何龛上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