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的2.0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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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3月27日08:19南方网肯尼斯·威斯布鲁德我要评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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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21世纪外交的讨论在英美等国热火朝天。最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英国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隆都提到建立国防、外交与发展新合力机制，并指出英美两国近来的外交政策过多倾向于国防，损害了外交与发展利益。
与此同时，欧盟也成立了外交政策机构——欧盟外部事务部(EEAS)，旨在代表欧盟全体27个成员国的共同利益。然而，新的欧盟外交官与现有的各国外交部之间的权责划分却依然不甚明朗。在亚洲及其它地区，相同的方案大多仍在酝酿之中。但作为东盟地区论坛、非洲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等组织的成员，许多国家已越来越重视在涉及共同利益时协调政策。
地方主义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主流——但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地方主义与全球政治却被视为互相对立。在克林顿的口中，美国面临的主要全球挑战是如何改善国与国、社会各阶层之间以及世界各个角落的交流沟通。为此，安玛丽·斯劳特(国务卿克林顿的首席政策规划师)将美国标榜为全球人民、机构和关系网络的重要枢纽。
但正当美国大谈网络思想的同时，其它国家却在忙着串联结盟。南辕北辙的路径可能交错吗？没理由说不。二者的构想都极具吸引力，符合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需特别指出的是，这与托马斯·杰斐逊“同所有国家和平相处、商务往来、真诚友好”的愿望相一致，克林顿则或许会进一步拓展到“国内外的个人与团体之间”。
然而，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它们都不存在分毫不差的利益。克林顿的全球网络设想已经遇到挫折了。最后，美国会逐渐发现传统的处事方法——签署协议、派遣使节、制定方针、缔结同盟等其它手段——或许才是有用的。
自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产生现代外交之后，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通过羊皮书或视频会议来互派使节达成(或取消)协议的必要性。在全球化的今天，其重要性似乎仍未被取代。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应否定科技在全球各地产生的重要影响。电报为国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节省了数周时间，飞机与电话使国家领导人比过去更为频繁地互相联系。同样，今天的科技必将不断从根本上促进我们的沟通手段，国家、地区或超地区实体之间亦是如此。
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谨慎，避免将政策的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沟通的质量与速度并非主要目的，至少对外交官来说是如此。回顾最近落幕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虽然没有人愿意缺席，发言之处掌声雷动，也用心落力去实施，然而还是无法避免混乱和失望的大会结果。如果此类“全球峰会”继续成为21世纪的主要全球治理手段，我们真的有必要表示担忧了。
幸运的是，哥本哈根大会出现的反潮流同样值得注意。达成共识的国家(通常为邻国)团结一致共同发力：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涉及某些弱小国家的切身利益，此举对它们来说是引人注目的。在谨慎对待此种群化现象的前提下，它们或许会巩固而非动摇全球共识的根基。
事实上，此种国际合力机制早已有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宣布推出所谓的“新外交”，以公开盟约和集体安全来取代国家机密与势力均衡。与此同时，许多人都将此视为理想主义传教士在异想天开。当今世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大行其道。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的是，2010年的外交手段与1910年相比，是大大不同且无疑更为优越的，其结果也得到全面改善。所谓的“旧外交”的某些重要因素依然起到了作用：以国家及地区利益为基础协调外交政策，在理想与可能之间注重后者，发展当今所谓的“信心建立手段”。事实上，这些方法是在小众专业谈判家和他们及其代表的群体之间建立信任。
正如今天的全球网络支持者所宣称的那样，有人认为逐步废弃的20世纪外交手段完全是由政治精英秘密执行的。这种看法是对历史的误读。我们只需看一下现代媒体对这个阶段内所有重大国际会议的报道，便能认识到各个压力集团——不仅包括媒体，还有“和平活动家”、银行家、工业家、工会、宗教组织和其它无数团体——在所有此类情境下体现出的重要性。
事实上，外交官历来都是技能最为出众的社会联络和沟通人。他们一直都在处理各种各样的议事日程和政策支持者，后者中有人在上世纪30年代大声要求影响国际联盟裁军会议，也有人拿着话筒在去年12月哥本哈根大会上义正词严。
眼下，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种激情转化为实际结果。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采用久经考验的方法将宣传口号与职业技能结合，必须培养新一代称之为外交官的国际公务员。
(作者肯尼斯·威斯布鲁德：欧洲大学研究院历史学家，著有《大西洋世纪》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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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21世纪外交的讨论在英美等国热火朝天。最近，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英国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隆都提到建立国防、外交与发展新合力机制，并指出英美两国近来的外交政策过多倾向于国防，损害了外交与发展利益。
与此同时，欧盟也成立了外交政策机构——欧盟外部事务部(EEAS)，旨在代表欧盟全体27个成员国的共同利益。然而，新的欧盟外交官与现有的各国外交部之间的权责划分却依然不甚明朗。在亚洲及其它地区，相同的方案大多仍在酝酿之中。但作为东盟地区论坛、非洲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等组织的成员，许多国家已越来越重视在涉及共同利益时协调政策。
地方主义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主流——但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地方主义与全球政治却被视为互相对立。在克林顿的口中，美国面临的主要全球挑战是如何改善国与国、社会各阶层之间以及世界各个角落的交流沟通。为此，安玛丽·斯劳特(国务卿克林顿的首席政策规划师)将美国标榜为全球人民、机构和关系网络的重要枢纽。
但正当美国大谈网络思想的同时，其它国家却在忙着串联结盟。南辕北辙的路径可能交错吗？没理由说不。二者的构想都极具吸引力，符合传统的国际关系准则。需特别指出的是，这与托马斯·杰斐逊“同所有国家和平相处、商务往来、真诚友好”的愿望相一致，克林顿则或许会进一步拓展到“国内外的个人与团体之间”。
然而，无论个人还是国家，它们都不存在分毫不差的利益。克林顿的全球网络设想已经遇到挫折了。最后，美国会逐渐发现传统的处事方法——签署协议、派遣使节、制定方针、缔结同盟等其它手段——或许才是有用的。
自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产生现代外交之后，世界各国都认识到通过羊皮书或视频会议来互派使节达成(或取消)协议的必要性。在全球化的今天，其重要性似乎仍未被取代。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应否定科技在全球各地产生的重要影响。电报为国与国之间的信息交换节省了数周时间，飞机与电话使国家领导人比过去更为频繁地互相联系。同样，今天的科技必将不断从根本上促进我们的沟通手段，国家、地区或超地区实体之间亦是如此。
但是，我们必须保持谨慎，避免将政策的手段和目的混为一谈。沟通的质量与速度并非主要目的，至少对外交官来说是如此。回顾最近落幕的联合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虽然没有人愿意缺席，发言之处掌声雷动，也用心落力去实施，然而还是无法避免混乱和失望的大会结果。如果此类“全球峰会”继续成为21世纪的主要全球治理手段，我们真的有必要表示担忧了。
幸运的是，哥本哈根大会出现的反潮流同样值得注意。达成共识的国家(通常为邻国)团结一致共同发力：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涉及某些弱小国家的切身利益，此举对它们来说是引人注目的。在谨慎对待此种群化现象的前提下，它们或许会巩固而非动摇全球共识的根基。
事实上，此种国际合力机制早已有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宣布推出所谓的“新外交”，以公开盟约和集体安全来取代国家机密与势力均衡。与此同时，许多人都将此视为理想主义传教士在异想天开。当今世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大行其道。尽管如此，不能否认的是，2010年的外交手段与1910年相比，是大大不同且无疑更为优越的，其结果也得到全面改善。所谓的“旧外交”的某些重要因素依然起到了作用：以国家及地区利益为基础协调外交政策，在理想与可能之间注重后者，发展当今所谓的“信心建立手段”。事实上，这些方法是在小众专业谈判家和他们及其代表的群体之间建立信任。
正如今天的全球网络支持者所宣称的那样，有人认为逐步废弃的20世纪外交手段完全是由政治精英秘密执行的。这种看法是对历史的误读。我们只需看一下现代媒体对这个阶段内所有重大国际会议的报道，便能认识到各个压力集团——不仅包括媒体，还有“和平活动家”、银行家、工业家、工会、宗教组织和其它无数团体——在所有此类情境下体现出的重要性。
事实上，外交官历来都是技能最为出众的社会联络和沟通人。他们一直都在处理各种各样的议事日程和政策支持者，后者中有人在上世纪30年代大声要求影响国际联盟裁军会议，也有人拿着话筒在去年12月哥本哈根大会上义正词严。
眼下，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将这种激情转化为实际结果。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采用久经考验的方法将宣传口号与职业技能结合，必须培养新一代称之为外交官的国际公务员。
(作者肯尼斯·威斯布鲁德：欧洲大学研究院历史学家，著有《大西洋世纪》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