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限制外资并购吗？

这一年多来，把企业卖给外资的交易在增多，相应地，要求限制外资的声音也在增大，实际上政府管制措施也的确在细化和明确化。广泛意义上讲，把企业卖给外资，大概主要有三种，如家、新东方等在海外资本市场上市；像东盛和小护士那样把主要产品卖给跨国公司；以及像苏泊尔和统一润滑油把公司的大部分股份卖给跨国公司。这些并购交易在近年来开始集中涌现，部分因为国家政策的变化，政策允许外资收购整个公司，而在过去外资并购只能采取成立合资企业的做法。
对于把公司卖给外资的做法，公众的主要看法是惋惜：在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这些公司把未来交给外资让人觉得可惜。具体观察，看法则多种多样，从强硬的态度比如以要求产业安全的理由阻止一些外资收购案，到比较温和的比如呼吁要吸引优秀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当然，也有人持经济全球化的视角，认为不应有内资、外资之分，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并购交易。
但是，对于当下的外资购并中国企业的交易，如果仅停留在反对外资或支持并购这样的层面，又或者激进到要求完全禁止并购，是无法真正扭转这种趋势的。我们需要的是去思考为什么企业愿意把自己卖给跨国资本？需要寻找办法从根本上该上改善它们的经营环境，让企业家们愿意长久经营下去，愿意面对短时的困难，而不是把企业卖出去立刻获得收益。
从1990年代末互联网浪潮在中国兴起，从第一波的新浪、搜狐、网易，再到第二波携程、分众，再到现在的传统行业企业如家、新东方，这些由风险投资支持的高成长型公司到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从未真正引发过反对的声音。诸如国际风险投资获得太高的收益以及应吸引类似公司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等观点都远非主流。这类企业得到如此“宽容”的对待，背后的原因是：首先，在纳斯达克上市，它们获得了极高的公司估值，公司创始人、高管甚至普通员工也都获得过去难以企望的财富。这种高的价值实现消除了绝大部分可能的质疑，即便有质疑也都落在风险投资基金是不是获益太多。其次，纳斯达克上市的高成长公司，它们并没有“卖掉未来”，而是把未来卖给投资者，换得公司未来发展所需的资金。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这类风险投资支持起来的公司，在中国商业环境中它们一开始就获得了外资的待遇，与民营企业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不是“内资”。那些有前景的企业也获得了外资的资源支持，主要是拥有充足的资金。
高成长企业海外上市能获得宽容甚至赞许的这些原因，正是其他两类企业把自己卖给外资遭到反对的原因。
统一润滑油、苏泊尔、东盛、五星电器等企业愿意把自己的主要产品或公司控股权卖给跨国资本、跨国公司，正是因为只有卖给它们才能实现较高的价值。统一润滑油据传是十亿人民币，东盛卖出“白加黑”感冒药等三款主要产品也获得十多亿人民币的现金。不过，相对于在海外资本市场直接上市所获得的估值，并购交易对公司的估值还是小得多。当下对这些并购交易表示惋惜的人，大都是认为这些企业的价值应该更高，他们认为，在中国经济以9-10%速度增长的情况下，如果继续经营下去，企业家未来获得的收益会大于现在卖出公司所获得收益。“它们卖掉了未来”，这正是人们惋惜、甚至批评的原因之一。统一、苏泊尔、“白加黑”、五星电器不管现在的交易条款是如何，收购方即跨国公司将它们融入自身的大架构中，甚至采取“品牌消灭”的做法，都可以预见得到。
但是，企业家们为何依然愿意把企业卖给外资？与美国不同，中国企业家创立与发展企业的目的极少是为了最终把它卖掉，他们更愿意创立基业长青的企业。他们现在选择卖掉企业的原因，也正是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地反对外资并购的原因。跨国资本能够给公司较高估值，并且也只有它们才愿意对暂时处于经营困境的公司也给予较高的估价，企业家们做出完全是理性选择。但这还不是充分理由，我们因而依然要追问：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继续经营下去？
东盛、苏泊尔、统一润滑油三个卖掉公司的案例，可能恰好是三种典型的原因：东盛集团在过去几年一直大肆扩张、试图做产业整合者，因为错误判断宏观调控可能对企业带来的影响，它陷入困境。现在它一方面卖出主要产品获得资金以避免公司全盘崩溃，另一方面也开始收缩产业，以保存公司核心。除了把主要产品卖给外资这个“下策”之外，它没有其他可以获得资金的途径，而它迫切需要资金来保存公司的核心以备将来还有机会东山再起。
苏泊尔卖掉公司，则可以追溯到不粘锅的特富龙材料致癌事件，它实际上至今仍没能从这一事件的负面影响中彻底走出。在面对经营困境时，民营企业过去的积累不足以度过寒冬，而它们又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宏观调控使得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贷款；我们也不难想象，银行也不会愿意贷出大笔款项给经营遇到暂时困境的企业。那些以产业安全为理由试图阻止苏泊尔卖出公司的人，都没有真正体会苏泊尔反驳时那种苦衷：“一口锅无关产业安全。”
统一润滑油则可以说是在经营最好的时候把公司卖出，获得了较高的估值，这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卖出统一的真正原因是，它已经无法独立成长，卖给壳牌这样的大型石油公司才有未来继续发展的机会。统一润滑油缺的不是钱，而是基础油，从2005年开始中石油、中石化加强了对基础油的控制，统一的应对策略是转向国际市场直接采购，95％依靠进口，这种方式需要巨额预付款，同时要求一次性现金结算。同时，这期间国际油价飙升，成本增大。另外，在品牌营销上，统一在2003年在央视投巨资打了偷袭战之后，在第二年就遭到主要对手长城、昆仑的夹击，它们依靠母公司（中石油、中实化）的财力大举投入黄金时段广告竞标，统一只能采取迂回地选择其他档位的广告。
MIT管理学教授黄亚生专攻外资对一国经济的影响，他曾经写过极有影响的著作《卖出中国》（Selling China，又翻译为《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他在书中指出根本问题在于对内资的态度，“中国私人企业家除了诉诸代价最高的资本获得方法——将自己对企业的资产控制权给予外国人——之外别无他法。”当时他所指的主要是以中外合资的方式把公司控制权让给外资，企业家这样选择是因为民营企业“名不正”，黄亚生最近接受采访时说，“我个人认识的国外战略投资者到中国来投资就是用这种语言跟中国的企业家讲的，变成我给我投资，不仅仅带来钱，也给你正了名、法律上的正名。”最近这些把企业卖给外资的案例，可以说超越了这个层次，不再需要正名，但又可以说没有完全超越：民营企业依然无法获得经营最需要的资源。这正是单纯的要求限制外资并购的观点的谬误所在，因为如果不改变对内资的态度，又不允许出售，我们看到的情形可能是这些企业的彻底失败。反过来，如果企业家能够卖出公司，至少可以获得一笔巨额资金，这些资金会再回到经济循环中，企业家们也可以依靠它再次创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