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于泽：医生被迫编个死因的不自由与大自由(中国青年报 2010-3-19)
朱朝阳医生现在算是对媒体吐了真言：当时看守所、县公安局、县检察院来了人，他们介绍了死者的情况，“要你写一个诊断出来”，“我们也搞不清楚，只能随他说”，于是就随手写了个死因诊断。朱医生在“心肌梗塞”后面打了个问号以示可疑，但外人看不出其中奥妙，而修水县政法机关已经把它视为专业证据。
事态发展已经表明，这是发生在江西九江市的又一起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闹剧，应当负起责任的首先自然是公权力，医生不过是一个被他们利用的工具，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但轻视医生的作用，也是不应该的。医生开具的死因诊断，是事件定性的一个关键证据，是可以改变逻辑推演方向的一环。从这个环节，我们可以窥知现实的某些秘密。
在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中，医生一直发挥着可悲的作用。朱朝阳按政法机关的“主诉”，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出具死因诊断，把死因归咎于死者自身。江西省检察院、公安厅及法医对死者尸体进行了解剖，发现了死者的五种慢性病，为死因诊断找到了病理依据。但死者满身伤痕明摆着，医生和法医们却视而不见，“随他说”，“随手写”。
医生和法医都可以说，自己“没办法”，从而把“随手写”的责任推给公权力、体制和制度。他们生活在社会现实中，是“被要求”、“被提示”的职业人，是不自由的。如果他们不顺从，他们就不够圆滑世故，就会很难做人，不被上级赏识，个人发展很可能遭遇挫折。把没得心肌梗塞的人说成得了心肌梗塞，不过是医生向现实低头的一种表现。
但医生不是一种普通职业，不适宜于圆滑世故，达到左右逢缘的职场规则。医生处置的是人的生命，其所思所想、一举一动，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生命伦理与职业伦理之上。如果把医生这种职业拿来与官员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的区别很大，从伦理的角度讲，官员更多地与公平公正有关，而医生直承生命的价值，这是其他一切价值的前提。医生放弃对生命伦理和职业伦理的坚守，在很多国家被视为犯罪。
问题就在于，医生放弃了该有的坚守，而其日子却过得美滋滋的。朱朝阳不会因为开具一个假的死因诊断而承担什么责任，官方不会为难他，同行不会鄙视他，有病的人还得找他看病开药。被迫开了假诊断，似乎有点不自由；但从这种不自由中，医生实际上收获了大自由，达到了“自我实现”。白大褂在社会上名声狼藉，但收入优渥，就是这种自由的表现。
现在很有些人，时常陶醉于传统道德和传统美德，陶醉于孔子、孟子，以为这些东西可以救世。但医生对生命伦理与职业伦理的放弃，让我们不能不正视我们社会的道德危机。传统道德，是与传统礼教制度安排密不可分的，一旦礼制不再，“传统道德”实际上变成了“传统缺德”。医生随手写死因诊断说明，我们的价值目标与制度安排是严重脱节的，我们一直有很高的自我期许，但我们连前提性的生命价值都没有保障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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