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用小说反思中国近现代生育史
莫言:用小说反思中国近现代生育史
2010-02-23 07:22:54 来源: 南方周末(广州) 跟贴 107 条 手机读书我希望读者看了《蛙》这部小说后，认识到生命的可贵。认识到生育——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权利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也曾经是这么样的艰难曲折。这里面可供追问、可供思索的东西非常多。
莫言在书房中。
八十年代的时候我是军队的一名军官，在计划生育问题上我也是想不通的，家里的老人也希望我能有很多小孩，最起码应该有个儿子。但如果我生了第二胎，就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我很可能要被开除党籍，我好不容易提了干也可能要被剥夺，最后赶回家继续做农民。当时我们部队的很多战友，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只生一个孩子。
到了老年我们可能会想，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听话呢，我不要那个党籍、不要当那个军官又能怎么样呢？我为什么不能让孤单的孩子有一个伴？这个东西肯定是触及到了人内心深处的很多东西。我们实际上在很多时候非常懦弱，像小说中的蝌蚪，他的妻子怀孕怀到了六个月，这时候严格地说是不能再做引产，再过几个月，孩子就要生出来了。蝌蚪这个人物为了个人的所谓前途，而把自己的妻子推上了手术床。结果让他的妻子和妻子腹中的胎儿一起死掉了。他这样做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国家、为了集体的荣誉。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遮掩下的内心深处的私欲，这其实不仅仅是触及了我一个人的内心的痛苦，也触及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许许多多人的内心深处的痛苦。
我希望读者看了《蛙》这部小说后，认识到生命的可贵。认识到生育——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在中国的近代史上也曾经是这么样的艰难曲折。这里面可供追问、可供思索的东西非常多。我仅仅给读者提供了这么一些思索的材料，每个读者都应该沿着我所提供的材料思索一些更深的更基本的关于人的生活、人的生命，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
“夸张点说，从我出生的那天起，《蛙》这个小说就开始萌芽了。”
1955年2月17日，莫言在山东省高密县大栏乡的一个农民家庭出生。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不是他母亲，也不是父亲，而是他的姑姑。1981年，他的女儿管笑笑出生，她见到的第一个人，同样是父亲的姑姑。
在莫言老家山东高密东北乡，姑姑在过去几十年里一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接生婆。经她手上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既有像莫言和哥哥姐姐这样在60岁左右的人，也有比莫言女儿更小在20岁左右的年轻人。
“姑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基层的妇科医生，从18岁开始一直干到70岁，由她接下来的孩子差不多有一万个。姑姑走到哪里，人们都像迎接菩萨一样。”然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期实施计划生育政策后的30年里，姑姑在东北乡成为了不受欢迎的人。
作为莫言少年时代最喜欢的人，姑姑的人生故事一直存留在莫言的记忆里。但莫言在过去的30年里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写姑姑的故事势必会写到计划生育政策。2002年春天他写过一个15万字的初稿，后来放弃了，因为结构问题没有解决，一直到2007年才开始重新捡起来写。“这几年学术界有很多人开始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了研究和反思，广播、电视和报纸上出现许多讨论，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写了。”
姑姑和小说里的姑姑
记者：取名《蛙》有什么含义？你为什么放那么长时间才写？
莫言：它是娃娃的“娃”，“女娲”的“娲”的同音字，“蛙”在民间也是一种生殖崇拜的图腾。很多的民间艺术上都有“蛙”这个图案，因为蛙是多子多育的繁衍不息的象征。
要以写姑姑为人物原型写小说，必然要涉及到计划生育这个敏感问题。这本书主要围绕着“生育”，从五十年代一直写到当下。生育满足的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根本保证。计划生育是我们社会现实的一部分，它影响十几亿中国人的生活几十年，作家要有勇气去关注这个现实，既然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作家就有权利把它表现出来。之所以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写，是因为很多问题，我一直想不清楚。
记者：姑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居然可以发育成一个长篇小说。
莫言：姑姑这个人物很丰富，我的哥哥姐姐和我，我还有我的女儿，包括我的女儿的下一代人，整个高密东北乡十八处村庄里的三代人，上万个孩子都是姑姑接生下来的，她是一个“圣母”级的人物。后来政府搞计划生育，她没有办法，只能执行。基层最难干的就是计划生育工作，谁要是干你就等着倒霉吧，门窗的玻璃就等着换吧，你家的玉米等着人用镰刀砍掉吧。姑姑给那么多妇女做引产流产手术，她内心深处到底怎么想？我没有跟她直接交流过这个问题，不愿意触动她内心深处的痛楚，但是设身处地地想：如果是我到了晚年，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就会反复考虑这个问题，看到那些婴儿一代代地长大是什么感觉，又想到许多的胎儿被毁掉，心里肯定是非常地痛，我怎么样安慰自己，用什么理由解脱自己，我知道自己有罪，那要怎样来赎罪？我猜想这些应该都是她反复考虑的问题，我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写这个小说。
记者：姑姑千方百计去追捕、围堵那些超生户的那些章节，特别是“挖地道”、“潜水逃亡”的场面，特别有想象力。
莫言：这不完全是编造的。为了躲避计划生育工作人员的围堵，确实有孕妇躲在偷偷挖的地洞里，或者躲在冬天储存白菜、地瓜的地窖里。但像小说里描写的，挖了一条漫长的地道通到河里去，这是夸张了些。像小说中的耿秀莲那样，跳水逃跑的孕妇真的有过。
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
记者：为什么说这本书触及你内心灵魂深处最真实的部分？
莫言：这本小说确实是触及到了我灵魂深处很痛的地方。八十年代的时候我是军队的一名军官，在计划生育问题上我也是想不通的，家里的老人也希望我能有很多小孩，最起码应该有个儿子。但如果我生了第二胎，就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我很可能要被开除党籍，我好不容易提了干也可能要被剥夺，最后赶回家继续做农民。当时我们部队的很多战友，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只生一个孩子。
到了老年我们可能会想，当初为什么要那么听话呢，我不要那个党籍、不要当那个军官又能怎么样呢？我为什么不能让孤单的孩子有一个伴？这个东西肯定是触及到了人内心深处的很多东西。我们实际上在很多时候非常懦弱，像小说中的蝌蚪，他的妻子怀孕怀到了六个月，这时候严格地说是不能再做引产，再过几个月，孩子就要生出来了。蝌蚪这个人物为了个人的所谓前途，而把自己的妻子推上了手术床。结果让他的妻子和妻子腹中的胎儿一起死掉了。他这样做是有冠冕堂皇的理由，为了国家、为了集体的荣誉。用冠冕堂皇的理由遮掩下的内心深处的私欲，这其实不仅仅是触及了我一个人的内心的痛苦，也触及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许许多多人的内心深处的痛苦。
我希望读者看了《蛙》这部小说后，认识到生命的可贵。认识到生育——人类最基本的问题、最基本的权利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也曾经是这么样的艰难曲折。这里面可供追问、可供思索的东西非常多。我仅仅给读者提供了这么一些思索的材料，每个读者都应该沿着我所提供的材料思索一些更深的更基本的关于人的生活、人的生命，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本质性的问题。
记者：你并没有写计划生育三十年史，在农村土地改革后，农民可以自由流动的时候就结束了。
莫言：其实也多少涉及到了一些现实，比如蝌蚪通过牛蛙公司找到陈眉代孕，这么一个美貌的姑娘，因为在南方给资本家打工毁坏了面容，得不到善后处理，爸爸又身受重伤，为了给爸爸付医药费给人代孕。结果陈眉在给蝌蚪代孕的过程中，身上的母性力量迸发，因为怀孕她觉得自己还是个有价值、值得活下去的人，尽管面貌丑陋。当最后孩子也被人拿走了，她疯了。她到处找寻自己的孩子，根本找不着，我在最后的话剧部分虚构了一个电视剧的场景，出现了高梦久这样的“包青天”式的人物，用古老的戏剧断案的方式把她的孩子断给了别人。
记者：为什么会采用书信体的结构和自述体的叙述方式？
莫言：如果我用编年史的方式把一个妇科医生五十年的生活全写出来，那小说篇幅会很长很长，而且事无巨细都不能漏掉，否则不完整。2002年春天写过一个15万字的初稿，后来放弃了，就是因为结构问题没有解决，越写越乱。一直到2007年才开始重新捡起来写。用书信体，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它的好处是非常自由，可以从1958年一下跳到2008年，把姑姑五十年从医生涯中最具表现力、最能塑造人物的故事元素给提炼出来。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张英 杨艺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