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上任第一年 - FT中文网
在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年，他的阿富汗政策和伊朗政策（或这方面的政策的缺失）比其他问题更引人关注。这种关注尽在情理中。美国在阿富汗的挫败，会进一步把这个已经处在危险之中的地区推入混乱的泥潭，并将严重损害美国在世界的可信度和声誉。伊朗掌握核武器，则将实质性地打破该地区对抗美国及其盟友的力量的均衡，催生新一轮的全球核扩散，大大助长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气焰，并严重加剧置美国于核恐怖主义阴影之下的危险。如果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意在制造一个地缘政治的“双头火车”(doubleheader)——在阿富汗的失败和装备有核武器的伊朗，那么，他留下的历史遗产将比他的前任所留下的更为糟糕。如果他设法在阿富汗问题上取得进展，并找到一些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办法，他将因拯救世界于危难之中而被世人所铭记。
然而，对上述危机的较少关注，显示了美国外交政策所发生的显著转变，这种转变具有同样重要的、可能更为深远的内涵。奥巴马总统的就任，可能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即将步入新的时代，意味着美国终于厌倦了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采取的“大战略”，开始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建立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关系。
美国实施了60年的旧战略依托于三个支柱：第一，军事和经济的霸主地位，即杜鲁门时代的战略家们所谓的“力量优势”，特别是在欧洲和东亚；第二，一个正规的、由美国的军事和政治盟友结成的全球化网络，但并不仅限于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的民主国家；第三，一个开放的贸易和金融体系。正如埃夫里尔·哈里曼 (Averell Harriman)在1947年所阐释的那样，这一观点将会打造“主要支持自由国家的势力均衡”。在自由秩序之外的国家将被压制并最终加以改变，就像乔治 ·凯南(George F. Kenna)在他“长电报”中所建议的那样，亦如保罗·尼采(Paul Nitze)的著名战略文件“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所反复重申的那样。正如哈里· 杜鲁门(Harry Truman)在1947年所表述的，这一观点首先旨在“巩固和加强热爱自由的国家”，其次旨在“为全人类创造最终实现个人自由和幸福的条件。”
人们常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是第一个冷战后就任的美国总统。然而在许多方面，克林顿在其总统任期内致力于完成美国的“后二战”战略设计师们所设定的使命，就像德里克 •乔列特(Derek Chollet)和詹姆斯·戈德杰(James Goldgeier)在《两次战争之间的美国》中所提到的，1996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文献使用“民主”或“民主的”这两个词多达130多次。当克林顿任期结束时，美国的外交政策仍然立足于杜鲁门和艾奇逊时代确立的那三个支柱：美国的霸主地位，即现在所谓的“必不可少的国家”；一个扩张的民主国家的联盟；一个依照“华盛顿共识”运作的开放的经济秩序。
奥巴马和他的外交政策团队显然拒绝“后二战”战略的主要三个支柱中的两个。他们非但不打算永远保住美国的霸主地位，反而正在谋求应对他们认为美国相对于其他大国而言不可避免的衰退。他们把自己视为“后美国”世界的设计师。尽管他们不会非常公开地这样表白，但私下里，他们对其应对美国衰落的政策持相当公开的态度。特别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华盛顿的政府官员相信，他们出牌的手完全是虚弱无力的。然而，他们并没有试图扭转美国实力的衰落，而是正在重新调整美国的外交政策，以适应这种衰落。依照他们的观点，新的战略要求美国适应世界上正在崛起的大国——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而不是试图遏制这些大国的野心。他们所谓的适应，即是向中国和俄罗斯提供正在崛起的大国一直以来想要的东西：对它们国内的政治体制给予更多的尊重；让它们在各自所在的地区拥有更大的势力范围。
接下来，这种适应要求美国在一定程度上疏远其“二战”后的盟友。如果美国继续对它的老盟友做出承诺，那么，美国与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日益增强的合作，如果不是不可能，也将是困难重重的，因为毕竟，当初与它们结盟的目的是遏制俄罗斯和中国——与北约联盟是为了对付俄罗斯，与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和菲律宾结盟，并与印度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则旨在遏制中国。尽管承诺了“多边主义”的空头支票，但奥巴马政府并不打算以这些老盟友为坐标来制定其外交政策。一些官员认为，这宣告了“冷战”的崩溃。奥巴马政府所寻求的，是与全世界的强国联手打造一个新的“国际建筑”，即20国集团的世界。
在有些人看来，这可能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做法，因为据说适应更强大的国家是现实主义者的外交政策所具有的特征。在越战期间和局势缓和的年代，亨利·基辛格 (Henry Kissinge)曾经实践过这一外交政策。当时苏联看似十分强大，而美国则相对弱势。但是，这种做法还包含着一个基辛格永远都不会赞同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的令人瞩目的理想主义理念。奥巴马政府的核心构想，是奥巴马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反复重申的一个观点：当今世界的诸多大国拥有共同的利益。奥巴马主张，大国之间的关系“不需要再被视为一场零和游戏。”这一“奥巴马学说”所指的是“双赢”和“开始说‘是'”。按照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说法，美国的新 “使命”是扮演杰出的“会议召集人”的角色，即让全世界的大国聚集到一起，谋求它们共同的利益，寻找解决世界性问题的共同办法。正是在此基础上，奥巴马政府寻求与俄罗斯重新确立关系，着手对中国采取新的“战略再保证”的策略，并从总体上创建一个希拉里·克林顿所说的“基于共同利益、相同价值观和相互尊重的接触的新时代。”奥巴马政府的官员们故意淡化“大国之间可能存在着妨碍合作的相反利益”的观点。这牵扯到意识形态的问题。在此问题上，奥巴马政府要么否认要么忽视这样一种可能性——专制国家对其利益的认识，可能与民主国家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
他们所主张的美国的新姿态，正日益趋于中立。毕竟，为了成为全世界的“召集人”，美国不能在自己的盟友和对手之间或民主主义者和专制独裁者之间厚此薄彼。不足为奇的是，新一届政府执政第一年通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冷落长期以来的盟友，努力谋求与过去和未来的竞争对手建立更好的关系。在欧洲，当美国政府遵从俄罗斯的要求，撤销某个导弹防御部署时，美国与波兰和捷克共和国乃至东欧其他国家的关系受到了损害。在中东，奥巴马政府为了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世界的支持者们更好地开展合作，在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上向以色列施压，导致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受损。在亚洲，由于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战略再保证”的适应政策，美国与印度、日本和台湾的关系因之而降温。在拉丁美洲，奥巴马显然渴望加强与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统治下的委内瑞拉和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统治下的古巴的关系。这让美国在拉美地区的盟友，包括哥伦比亚和洪都拉斯，以及其他地区反对查韦斯的盟友，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问题是，尽管美国政府可能不认为大国间的关系必须“零和”，但现实状况是，在全世界充满纷争的地区，美国向其老对手示好，不可避免地损害了老朋友的利益。如果愤愤不平的俄罗斯要求西方世界尊重它在老帝国版图上的势力范围，不存在“双赢”的解决办法。其结果是，要么俄罗斯的影响力得到增长，其邻国对抗俄罗斯的能力被削弱；要么是俄罗斯在特殊利益范围的野心受到遏制，令俄罗斯感到不快。在亚洲，美国或者继续扮演抗衡中国影响力的平衡者的角色，或者不再扮演这一角色。如果是后者，那么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必然会受到伤害。
对决定与俄罗斯和中国“解决问题”的美国，最容易的解决之道可能是顺应它们的愿望，同时迫使它们假设的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也如法炮制。这将不得不改变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
碰巧的是，美国的绝大多数盟友恰好都是民主国家，而美国试图适应的大国恰好都是专制国家。奥巴马政府明显回避民主议程的做法，不仅仅是放弃据说在失败的或过渡中的国家推动民主进程的理想主义观念——它并没有选择不在埃及或巴基斯坦或阿富汗推进民主；也不仅仅关乎是否继续迫使俄罗斯和中国进行改革——这是美国政府在冷战后实施的“后二战”战略的一部分。奥巴马政府的新做法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民主国家（包括美国的盟国）与独裁大国展开的争斗中，美国是否将继续支持前者？或者，是否美国现在要采取更为中立的态度，努力开始对独裁大国说“是”。通过这种新的模式，美国可能将使自己脱离“后二战”战略所确立的联盟模式。
事实上，作为美国战略调整的一部分，奥巴马政府已经不可避免地弱化了民主在美国利益统治集团的重要性。大多数人以为，这是对小布什总统有关推行民主的言辞作出的回应，据说这套言辞已经由于伊拉克战争而失信于人。这有可能是部分的解释。但是，奥巴马政府对民主的淡化还应被理解为其新的地缘政治战略所导致的直接结果，即美国在国际社会保持中立的迹象。
作为奥巴马政府所谓的“接触的新时代”的一部分，美国还转而采取更为公正的姿态，来对待专制政府与其政治反对派之间的争斗。无疑，伊朗的情形就是这样的。在那里，奥巴马政府抽身而退，以避免任何可能被解释为同情伊朗专制教权主义的反对派的舆论。的确，奥巴马的伊朗战略使美国客观地站在伊朗政府一方，支持其为尽快恢复正常秩序所付出的努力；而非与反对派联合，竭力延长这场危机。美国与德黑兰的接触意味着它在刻意疏远政府反对派。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也是如此。只有在俄罗斯的问题上，奥巴马政府继续对民间的反对者表示一些声援，但是俄罗斯日益增长的专制趋势并未妨碍美俄关系的“重新确立”。
所有这些可能令美国的外交政策具有了一些新现实主义的味道。然而再一次，奥巴马的方法源于一个理想主义的前提：美国可以作为一个共同利益的公正的承办人来打理这个世界；美国的利益与其他大国的利益并不冲突，如果美国证明了自己对其他大国的善意，就能与这些大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奥巴马的官员们认为，在冷战期间，美国曾运用自己的力量偏袒一方。现在，奥巴马政府谋求与所有国家成为朋友。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日益显示出，它基于这样一种假想：当其他国家认为美国拥有美好的愿望、良好的意图、纯洁的道德和公正无私的态度时，它们将基于这种判断，采取合作行动。如果其他国家拒绝与美国合作，那是因为它们觉得，美国会以某种方式损害它们的利益。在过去，的确是这样。奥巴马正在努力改变这种看法。从超然对待伊朗和穆斯林世界，到呼吁消除所有核武器，再到渴望与俄罗斯重建关系，奥巴马政府的外交中心点是：今天的美国不一样了，它变得更好了，不再选择站在某一方，因此，是其他国家开始合作的时候了奥巴马相信，在这一点上，他自己的故事就是有力的外交政策。关注什么造就了他的非凡，使他不仅不同于小布什总统，而且不同于历任的所有美国总统，将引导世界以全新的眼光看待美国及其政策，并使新的外交和解成为可能。他希望显示改变美国对外政策实践的诚意，以此来树立美国在道德上更加纯洁的形象，这样一来，我们将取得久违了的外交胜利。
在奥巴马总统之前，最后一个真诚地推行这种外交理念的美国总统是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他也相信，明确地表达善意和对和平的渴望——它们没有被国家利益或野心的自私动机所侵蚀，将赋予他特殊的影响其他国家的道义上的权威。然而，他的说服天分转瞬即逝。事实证明，不仅欧洲国家，就连他自己的国家——美国，也在更大程度上是利己主义的，不愿受制于道德约束的。我们将拭目以待，奥巴马是否会更胜一筹。但是，迄今为止，这种迹象还没有显露。
的确，当我们看到奥巴马政府开创“接触的新时代”时，我们想知道，有朝一日，奥巴马的团队是否会承认自己失败了？如果它真的承认了，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时候，奥巴马政府会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么——这个世界不会如此轻易地焕然一新，原来的挑战依然存在，最好的战略可能更接近“二战”后诸多政治倾向不同的美国总统所共同追寻的目标：让美国成为这个世界上“必不可少的国家”。到那时，问题将不是如何应对美国的衰落，而是如何防止这种衰落。
作者简介：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注：本文由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授权刊登。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成立于1910年，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知名的外交与国际事务政策研究所，其中文网站“卡内基中文网”（www.ceip.org/china）由中国项目主办，旨在向政策制定者和学者广泛介绍来自卡内基基金会的著作、杂志、活动及其他信息资源，以增进中美之间国际政治和公共政策领域的学术交流及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