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唱一曲淡远的太行牧歌
被获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称为中国少数几个(提到的还有莫言)与自己有同感的作家之一的郑义,“文革”期间,作为知青在山西插队七年,打过短工,做过矿工,闯过关东,恢复高考后,考入晋中师专中文系。十年浩劫留下的创伤,使当时尚是学生的郑义写下了短篇小说《枫》,在《文汇报》上整版发表,“文革”的伤痕如一缕风,一条忧伤的河流,就那样地流淌进了读者的心田。它和卢新华的《伤痕》作为“伤痕文学”的发轫之作,成为反思文革的力作,轰动大江南北,郑义本人也被称为中国反思文革第一人。
郑义最脍炙人口的作品是被称为“寻根文学”代表作的《远村》、《老井》,它们是郑义所唱的两首淡然而悠远的牧歌,犹如“两杯用黄河水和太行山的小米酿造的曲酒,浓烈醇厚,余香悠长”。打了一辈子光棍的老羊户,和一位有男人的女人“打伙计”,“拉边套”,居然也有了自己传宗接代的儿女;一只孤傲忠勇的放羊狗,在和狼狐的血战之后,居然也有自己充满情味的爱情;渴狼与人争水;死人在地下冥婚;山民们一代接一代为找水而作着痛苦的自我牺牲;男女青年一年复一年为寻求真正的爱情而做着痛苦的梦……在太行山腹地,一个远村,一口老井,溶现实、历史、神话、传说为一体,伴以一曲曲美丽、坦诚的无与伦比的山歌,构成一部耐人寻味的山村历史。太行山黑牛河畔的杨庄村,青龙河畔的老井村,成为中华民族农耕文明中苦难的缩影、命运的象征。杨万牛、叶叶、孙旺泉、巧英们的煎熬、挣扎与如火如荼的爱情,像一朵风雨中飘摇的花朵,凄凄的,夭夭的,令人对太行山人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作出无限的忧思。孙旺泉等人对打井事业的执著,反映了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生生不息的奋斗与追求!《远村》、《老井》、《冰河》、《秋雨漫漫》等作品,成为描绘乡村苦难的经典,多次被评为全国优秀小说奖和赵树理文学奖,并被改编为电影。
郑义的创作,始终充满了忧患意识也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我个人认为,一个小说家艺术生命的死亡,与他个人对人生的认识有很大的关系。鲁迅早期创作了小说集《呐喊》、《彷徨》,而后期则倾全部心力投身于杂文创作,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一个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觉得他的小说不能够全部囊括他的思想,或他的声音不能更好更快更顺畅地传达他的思想时,他便会放弃小说这种相对“含蓄”的艺术文体,选择一种更能直抒胸臆的方式。这是一个作家向学者(思想家)转变的必要条件。郑义后期的创作,将写小说的精力,更多地转移到报告文学等纪实性(现实主义)作品上来,正如他在《老井》后记中所说一样:“有人评论:人是现实主义的,狗是浪漫主义的。我反省一番,认为狗亦是现实主义的。如写人一般,我力图忠实地摹写和我一起放过羊的狗群。一群不知伪饰的赤裸的个性。”真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他坚守在现实主义的大地上,而现实主义是艺术的坟墓(阎连科语)。这就是很多有实力的作家在艺术技法上没有突破的原因。郑义就是其中一例,虽然他也有学习西方现代派作家海明威《老人与海》的《晨雾》,但随即便被他的纪实文学倾向所抹杀。从早期的报告小说《冰河》,再到报告文学《绿色的梦--中国林业走向世界的艰难足迹》,郑义的目光面向了全人类的苦难与灾难,而作为小说家意义上的郑义从此在文坛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