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巴金先生走了“讲真话”还要继续(刘洪波2005-10-19)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21:37:58
巴金先生走了“讲真话”还要继续
www.thebeijingnews.com ·2005年10月19日0:15· 来源：
10月17日19时06分，巴金先生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鲁郭茅，巴老曹”，这个多少有些牵强的押韵短句，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被认为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收获。巴金是这些人中最后离开我们的。巴金的长寿，使得这个“鲁郭茅，巴老曹”的时代跨越了世纪，而让这个说法得以形成的主要文学创造，其实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尽管巴金的文学生命其实早已基本终结，然而正如一切拥有巨大声望的人物，其生命的延续本身就是重要的，他的存在是一个象征，他的身体是一种语言，他活着就意味着一种秩序。
巴金直至去世，都没有能卸下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这是文学界的“社会需要”。对巴金来说，因为长期病扰，他甚至对生命已无眷恋，但文学界需要一个“主席”。这足以说明巴金的意义。
身为作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寒夜》《憩园》《第四病室》等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的丰碑，而随感集《真话录》更为世人所瞩目。《家》显示了青年对旧家庭及其后面的礼教秩序的厌恶与反抗，《真话录》展示了一个作家经历过人生与时代大恸之后的心灵反思，这些作品使得巴金确立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而在社会中，巴金之所以一直存在，还在于他晚年的随感。
巴金晚年只写作了随感，但他的随感因为对假话与假话时代怀疑、厌倦与否定而赢得更大尊重。他持续不断地表达真话所显示的坚定，以及质朴思想所显示的人性常识，使之无愧于“现代文学巨匠”这样一个称号，也使得现代文学对人的命运深切关注的传统得以延续。正是因为这一点，从1936年鲁迅逝世，到2005年巴金逝世，现代文学巨匠这一长达70年的谢幕仪式，得以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终结。
巴金将时代大恸的产生归结于讲假话，这是否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或许还值得思考。然而，巴金并非社会科学工作者，他并不承担提供“科学结论”的任务，他是充分感性的，但必须发出自己心里的声音。对一个作家而言，如果连真话都无法说出，会是怎样的痛？所以，哪怕巴金仅仅由于作家的立场，呼唤“讲真话”的环境，说出“讲真话”的信念，但他的表达同样是社会性的、价值巨大的。
如果说，当巴金写作《家》时，整个时代早已存在着一个对礼教秩序的否定环境，青年巴金以其作品提供一个文学案卷，并不会产生自我认同的危机，那么在晚年，巴金经历“文革”和时代顿挫之后，高声提倡“讲真话”，不仅要克服人到晚年时更加可能呈现的因循习惯、已经获得的个人利益的绊锁，而且还要面临假话环境的压力。
而巴金对“讲真话”的提倡，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也确实证明假话曾何其深地锲入中国社会生活。今天，假话仍然没有在生活之中完全消失。因而，提倡“讲真话”，就表现了一个作家的良心，表达了普通社会成员的感受。
巴金晚年受到的质疑，还有一部分是对他“讲真话”的彻底性的怀疑，但无论如何，他是那一代作家中鲜明提出了面对自己的心灵的人。“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
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面对巴金这段心声，如今的作家，有多少人会觉得汗颜？
巴金先生去了，但是“讲真话”仍需继续。
□刘洪波（时事评论员）
www.thebeijingnews.com ·2005年10月19日0:15· 来源：
10月17日19时06分，巴金先生走了，一个时代结束了。“鲁郭茅，巴老曹”，这个多少有些牵强的押韵短句，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几乎被认为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收获。巴金是这些人中最后离开我们的。巴金的长寿，使得这个“鲁郭茅，巴老曹”的时代跨越了世纪，而让这个说法得以形成的主要文学创造，其实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
尽管巴金的文学生命其实早已基本终结，然而正如一切拥有巨大声望的人物，其生命的延续本身就是重要的，他的存在是一个象征，他的身体是一种语言，他活着就意味着一种秩序。
巴金直至去世，都没有能卸下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职务，这是文学界的“社会需要”。对巴金来说，因为长期病扰，他甚至对生命已无眷恋，但文学界需要一个“主席”。这足以说明巴金的意义。
身为作家，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寒夜》《憩园》《第四病室》等文学作品，是中国文学的丰碑，而随感集《真话录》更为世人所瞩目。《家》显示了青年对旧家庭及其后面的礼教秩序的厌恶与反抗，《真话录》展示了一个作家经历过人生与时代大恸之后的心灵反思，这些作品使得巴金确立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形象。而在社会中，巴金之所以一直存在，还在于他晚年的随感。
巴金晚年只写作了随感，但他的随感因为对假话与假话时代怀疑、厌倦与否定而赢得更大尊重。他持续不断地表达真话所显示的坚定，以及质朴思想所显示的人性常识，使之无愧于“现代文学巨匠”这样一个称号，也使得现代文学对人的命运深切关注的传统得以延续。正是因为这一点，从1936年鲁迅逝世，到2005年巴金逝世，现代文学巨匠这一长达70年的谢幕仪式，得以形成一个相对完善的终结。
巴金将时代大恸的产生归结于讲假话，这是否把握住了事物的本质，或许还值得思考。然而，巴金并非社会科学工作者，他并不承担提供“科学结论”的任务，他是充分感性的，但必须发出自己心里的声音。对一个作家而言，如果连真话都无法说出，会是怎样的痛？所以，哪怕巴金仅仅由于作家的立场，呼唤“讲真话”的环境，说出“讲真话”的信念，但他的表达同样是社会性的、价值巨大的。
如果说，当巴金写作《家》时，整个时代早已存在着一个对礼教秩序的否定环境，青年巴金以其作品提供一个文学案卷，并不会产生自我认同的危机，那么在晚年，巴金经历“文革”和时代顿挫之后，高声提倡“讲真话”，不仅要克服人到晚年时更加可能呈现的因循习惯、已经获得的个人利益的绊锁，而且还要面临假话环境的压力。
而巴金对“讲真话”的提倡，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也确实证明假话曾何其深地锲入中国社会生活。今天，假话仍然没有在生活之中完全消失。因而，提倡“讲真话”，就表现了一个作家的良心，表达了普通社会成员的感受。
巴金晚年受到的质疑，还有一部分是对他“讲真话”的彻底性的怀疑，但无论如何，他是那一代作家中鲜明提出了面对自己的心灵的人。“我提倡讲真话，并非自我吹嘘我在传播真理。
正相反，我想说明过去我也讲过假话欺骗读者，欠下还不清的债。“面对巴金这段心声，如今的作家，有多少人会觉得汗颜？
巴金先生去了，但是“讲真话”仍需继续。
□刘洪波（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