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七”指示》：毛泽东的理想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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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指示》：毛泽东的理想宣言
崔 华 勇
摘要：《“五七”指示》问世40余年了，作为毛泽东奋斗一生的中华民族之独立富强，理想社会之创造的终结性文献，具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现实意义。《“五七”指示》把一个涉及社会各方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强调社会公平的、淡化产品流通的、封闭的社会模式总体规划呈现在人们眼前，蔚为壮观，亦值得深思。
关键词：《“五七”指示》； 理想； 社会模式
《“五七”指示》问世40余年了，作为毛泽东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华民族之独立富强，理想社会之创造的终结性文献，具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现实意义。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怀着对中国未来无比的焦虑和共产主义无尚的信仰，在 1966年5月7日 给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写了这封信，向全世界公布自己的理想宣言。
一、《“五七”指示》的出台
毛泽东从来就是一位充满理想抱负的政治家，年幼时就因不服繁缛的传统礼教，与先生发生冲突，作为一位叛逆者和理想主义者，他抱着《水浒传》躲进了山里。
到了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等人创办了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并规定：不狎妓、不赌博、不纳妾、反对其他不良行为。同年6月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试图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式乡村，毛泽东还草拟了一份“新村计划”，勾画出他理想的社会。[1]
1920年4月11日 ，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和彭璜、张文亮等人一起在上海实验工读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同年7月4日，毛泽东离泸返湘，在途经武汉时见到了恽代英，并听取了他兴办具有新村性质的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可谓志同道合之士。当时林彪的哥哥林育英及堂兄林育南也在长沙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毛泽东在1920年至1921年和恽代英、林育英、林育南就有了很深的交往，当时林彪才12岁，但毛泽东已经把这位互助社的成员看成是自己人了。60年代，恽代英、林育英等已经作古，林彪则被毛泽东引以为知己。
1966年，林彪寄给毛泽东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阅读后于 5月7 日给林彪回了这封信，后称《“五七”指示》。
二、 《“五七”指示》的解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探索，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度，直到《“五七”指示》（下称《指示》）对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作出比较系统的表述。
在《指示》中，毛泽东把社会各行业都比喻为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生产劳动，思想改造，文化活动等等都不是分割独立的，一切社会生活在每个行业中都可以得到统一，以达到一种完全公平的形式。就如毛泽东说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在这个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又能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2]
《指示》原本是回复林彪《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但它已经超出了对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指导，它把一个涉及社会各方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淡化商品流通的、强调社会公平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社会模式总体规划呈现在人们眼前。在随后的十年“文革”中，《指示》成了治军、治党、治国的纲领。[3]
毛泽东希望在《指示》中给中国带来一种全新的社会模式：
第一、一个学校式的社会。在《指示》中，毛泽东强调：“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①]
农民、学生依次类推，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成为一个大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敦促人们相互学习，改造人们的思想，共同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为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规定了相应的学习“科目”、学习目标、学习手段等。
第二、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实现天下平等的社会。《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人员都能做工、务农、打仗、斗私批修，不论工农学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工能务农，农能从文，学能做工，商能打仗，社会明显的分工将消失，正像当时一些流行的培养目标中戏称：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地，拿起枪杆子能打仗，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各行各业已经没有分别，完全平等的景象一显无遗。
第三、一个淡化甚至消灭商品流通的社会。在《指示》中，每个行业从商业行为上来看都自成一体，军队除了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还要能从事农副业生产，还能办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里虽然提到产品的等价交换，但发生的对象是在军队和国家之间，而非社会个人的单独行为，其他行业则完全没有提到产品交换，因此，《指示》对产品交换行为是相当淡化甚至消灭的，各行各业都要自己养活自己，产品交换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稀薄甚至灭绝状态。
第四、一个批“资”的社会。在《指示》中有一个明显的行文特点，就是对每个行业都明确提出“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1958年，毛泽东开展人民公社运动，运动失败让毛泽东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思想依然存在，并且成为他伟大理想社会实现的一个根本性阻碍，他要再次发动人民“斗私批修”，把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彻底涤荡，有西方学者就把毛泽东随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形象地称作向人性宣战。
第五、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社会。从《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出，各行各业都要能生产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而不需要通过产品交换来获得，这就使社会内部的交流变得单一化，缺少社会发展的某些必要动因，同时，与国外的交流也变得无法实现，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自我隔绝的社会状态。当然《指示》中也提到相互学习和帮助，但诱发各行业相互学习的动因则变得模糊而且牵强。群众工作也只是限于军民和思想改造之类。社会发展必然失去该有的合理组合，毛泽东过分强调工产主义社会目标的终极模式而忽略了社会形式的多变性和适宜性，从而适得其反。
三、《“五七”指示》的历史足音
历史有一个向前看，也有一个向后看的问题。在重读《指示》时，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毛泽东向他的接班人发出这封信的时候是多么的意味深长。这封信充满了热切的革命情怀和人文关怀。它把一切旧制度、旧体制轻描淡写地抛之脑后，代之以一个全面理想化的社会模式，不能不说，恩格斯的：“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②]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毛泽东的思想中，但是过于追求目标的急迫心情又让毛泽东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这是一种历史局限在思想理论上的反映。
《“五七”指示》过去40余年，但它的历史足音依然响彻寰宇，它的精神尤存。当下，新的一代党中央领导吸取其精华，倡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可谓深得人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模式升华了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社会模式构想，人类智慧就是在历史这条长河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参考文献：
[1] 【英】迪克·威尔逊. 毛泽东.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
[2]《人民日报》， 1975年2月9日
[3]王禄林. “五七”指示初探. 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
五七指示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
[①]《人民日报》， 1975年2月9日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99年8月第3版 第18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97年8月第3版 第50页
崔 华 勇
摘要：《“五七”指示》问世40余年了，作为毛泽东奋斗一生的中华民族之独立富强，理想社会之创造的终结性文献，具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现实意义。《“五七”指示》把一个涉及社会各方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强调社会公平的、淡化产品流通的、封闭的社会模式总体规划呈现在人们眼前，蔚为壮观，亦值得深思。
关键词：《“五七”指示》； 理想； 社会模式
《“五七”指示》问世40余年了，作为毛泽东为之奋斗一生的中华民族之独立富强，理想社会之创造的终结性文献，具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丰富的现实意义。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怀着对中国未来无比的焦虑和共产主义无尚的信仰，在 1966年5月7日 给自己选定的接班人——林彪写了这封信，向全世界公布自己的理想宣言。
一、《“五七”指示》的出台
毛泽东从来就是一位充满理想抱负的政治家，年幼时就因不服繁缛的传统礼教，与先生发生冲突，作为一位叛逆者和理想主义者，他抱着《水浒传》躲进了山里。
到了1918年4月，毛泽东和蔡和森、何叔衡、陈昌等人创办了新民学会，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宗旨，并规定：不狎妓、不赌博、不纳妾、反对其他不良行为。同年6月和蔡和森、张昆弟等人试图建立一个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式乡村，毛泽东还草拟了一份“新村计划”，勾画出他理想的社会。[1]
1920年4月11日 ，毛泽东离开北京到了上海，和彭璜、张文亮等人一起在上海实验工读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同年7月4日，毛泽东离泸返湘，在途经武汉时见到了恽代英，并听取了他兴办具有新村性质的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的经验，可谓志同道合之士。当时林彪的哥哥林育英及堂兄林育南也在长沙利群书社和利群毛巾厂，毛泽东在1920年至1921年和恽代英、林育英、林育南就有了很深的交往，当时林彪才12岁，但毛泽东已经把这位互助社的成员看成是自己人了。60年代，恽代英、林育英等已经作古，林彪则被毛泽东引以为知己。
1966年，林彪寄给毛泽东军委总后勤部的《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毛泽东阅读后于 5月7 日给林彪回了这封信，后称《“五七”指示》。
二、 《“五七”指示》的解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没有停止过对社会主义社会模式的探索，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初试供给制度，直到《“五七”指示》（下称《指示》）对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作出比较系统的表述。
在《指示》中，毛泽东把社会各行业都比喻为一个大学校，在这个大学校里，生产劳动，思想改造，文化活动等等都不是分割独立的，一切社会生活在每个行业中都可以得到统一，以达到一种完全公平的形式。就如毛泽东说的：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在这个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又能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2]
《指示》原本是回复林彪《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但它已经超出了对军队农副业生产的指导，它把一个涉及社会各方面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逐步消灭社会分工的、淡化商品流通的、强调社会公平的、自给自足、封闭的社会模式总体规划呈现在人们眼前。在随后的十年“文革”中，《指示》成了治军、治党、治国的纲领。[3]
毛泽东希望在《指示》中给中国带来一种全新的社会模式：
第一、一个学校式的社会。在《指示》中，毛泽东强调：“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①]
农民、学生依次类推，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成为一个大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敦促人们相互学习，改造人们的思想，共同批判资产阶级。毛泽东还为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规定了相应的学习“科目”、学习目标、学习手段等。
第二、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实现天下平等的社会。《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人员都能做工、务农、打仗、斗私批修，不论工农学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工能务农，农能从文，学能做工，商能打仗，社会明显的分工将消失，正像当时一些流行的培养目标中戏称：拿起锤子能做工，拿起锄头能种地，拿起枪杆子能打仗，拿起笔杆子能写文章。各行各业已经没有分别，完全平等的景象一显无遗。
第三、一个淡化甚至消灭商品流通的社会。在《指示》中，每个行业从商业行为上来看都自成一体，军队除了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还要能从事农副业生产，还能办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里虽然提到产品的等价交换，但发生的对象是在军队和国家之间，而非社会个人的单独行为，其他行业则完全没有提到产品交换，因此，《指示》对产品交换行为是相当淡化甚至消灭的，各行各业都要自己养活自己，产品交换在社会生活中处于稀薄甚至灭绝状态。
第四、一个批“资”的社会。在《指示》中有一个明显的行文特点，就是对每个行业都明确提出“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1958年，毛泽东开展人民公社运动，运动失败让毛泽东认识到，资产阶级的思想依然存在，并且成为他伟大理想社会实现的一个根本性阻碍，他要再次发动人民“斗私批修”，把人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彻底涤荡，有西方学者就把毛泽东随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形象地称作向人性宣战。
第五、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的社会。从《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出，各行各业都要能生产自己所需的生活用品，而不需要通过产品交换来获得，这就使社会内部的交流变得单一化，缺少社会发展的某些必要动因，同时，与国外的交流也变得无法实现，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自我隔绝的社会状态。当然《指示》中也提到相互学习和帮助，但诱发各行业相互学习的动因则变得模糊而且牵强。群众工作也只是限于军民和思想改造之类。社会发展必然失去该有的合理组合，毛泽东过分强调工产主义社会目标的终极模式而忽略了社会形式的多变性和适宜性，从而适得其反。
三、《“五七”指示》的历史足音
历史有一个向前看，也有一个向后看的问题。在重读《指示》时，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毛泽东向他的接班人发出这封信的时候是多么的意味深长。这封信充满了热切的革命情怀和人文关怀。它把一切旧制度、旧体制轻描淡写地抛之脑后，代之以一个全面理想化的社会模式，不能不说，恩格斯的：“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②]已经深深地扎根于毛泽东的思想中，但是过于追求目标的急迫心情又让毛泽东忽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③]这是一种历史局限在思想理论上的反映。
《“五七”指示》过去40余年，但它的历史足音依然响彻寰宇，它的精神尤存。当下，新的一代党中央领导吸取其精华，倡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可谓深得人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模式升华了毛泽东《“五七”指示》的社会模式构想，人类智慧就是在历史这条长河中不断向前发展的。
参考文献：
[1] 【英】迪克·威尔逊. 毛泽东.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2月
[2]《人民日报》， 1975年2月9日
[3]王禄林. “五七”指示初探. 党史研究,1987年第2期
五七指示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这个大学校，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
[①]《人民日报》， 1975年2月9日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 1999年8月第3版 第18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 1997年8月第3版 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