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胡福明的自白书

且看胡福明的自白书

前些天，腾讯深度对话栏目刊登了对原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原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胡福明所做的一次专访。作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践》）一文的作者，胡老先生在专访里介绍了《实践》一文的出炉过程；并对建国以来前后两个三十年的历史和未来作了一些点评。看完了对胡老先生的专访全文以后，我认为腾讯这篇专访做得很好，很精彩。某种意义上来说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经典之作；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特别是对于善良的人们来说更是有着极大的教育意义。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在这篇专访里，胡老先生以现身说法的形式，用铁的事实和证据真真切切地告诉了人们，什么叫做“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什么叫作“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什么叫作“扛着红旗反红旗”。在三十年前，人们或许还看不清楚胡老先生的真实面目；而如今，胡老先生则在这篇专访里明明白白、大大方方地向大家昭示：他是如何借用一条真理去颠覆了一片真理；他是如何以正义和良知的名义去讨伐良知和正义。从而，胡老先生让人不容置疑地认定：他，就是金庸先生笔下的那个“君子剑”岳不群；他，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戈尔巴乔夫。只不过，胡老先生事实上没有达到岳不群和戈尔巴乔夫那种层次罢了。

“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诚如胡老先生在《实践》一文所说，这确实是已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早已解决了的问题”。也诚如三十年前胡老先生文章所题：“实践才是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是，“实践检验真理”是需要一个相对完整的过程的。不完整的实践得出的不见得是真理，也有可能是荒谬。举例来说，良药和毒品都能够缓解肿瘤带来的痛苦。但不同的是，良药能治病；而毒品却只能麻痹人的神经。如果不通过相对完整的实践，那么就有可能会得出毒品能够治疗肿瘤的谬论。同理，一项社会实践是否有利于社会的发展恐怕也要放到一个较长的历史空间里去衡量。依胡老先生在专访里提到的“文革”为例，众所周知，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防止“党变修、国变色”。三十年前包括胡老先生在内的不少人都认为，“文革”的发动是完全错误的（胡老先生在专访里至今认为如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怎么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经济基础”呢？这个问题实质上也是胡老先生在《实践》一文中对“文革”的质问。但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胡老先生却已经在他的专访里大谈应如何正确对待新兴的中产阶级和私营企业家阶层的问题了。我们先放下中产阶级不说，这个私营企业家阶层是什么阶级呀？它是在什么生产关系下产生的呀？“文革”所要防止的情形在今天有没有出现？胡老先生在专访里提到的当今社会的五大问题是怎么回事？由此看来，“文革”是否是完全错误的，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但是，面对三十年前自己大作里的某些论点，胡老先生自己恐怕是难以自圆其说了。

真理是善良的人们平生所遵从的人生信条；而在那那些伪君子们的眼里，真理却只是他们迷惑人们的工具，来为自己、为本集团、谋得一份属于自己的私利。金庸先生笔下的岳不群如此：当他初图谋武林霸主的位置时，“侠义”、“正派”在他口中是何等地掷地有声；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如此：当他在苏联推行其“新思维”时，马克思主义喊得是何等的响亮；中国的胡福明也是如此：“真理标准”大讨论时，胡老先生手中所举的大棒也正是毛泽东思想。但是，当他们感觉或者已经达到他们的目的时，岳不群把他的“君子剑”指向了“侠义”“正派”的人们。戈尔巴乔夫说，他人生的目的就是颠覆共产主义。胡福明则在这次专访里隐晦地把毛泽东看作是“罪恶”的代名词、、、、、、。当下的时代是“裸”字流行的年代，大腕明星们流行“裸照”，公子小姐们流行“裸聊”，干部公仆们流行“裸体做官”；还有各形各色的“裸奔”、“裸睡”、“裸泳”、、、、、、。如今，年逾七旬的胡老先生也想赶风潮“裸”一把，不过，华衣褪尽，胡老先生秀出的却不是一身清白，而是满身的灰垢、、、、、、。

附

胡福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炉 （节选）

腾讯深度：有人评价您的文章是投了一枚炸弹，有没有一件具体的事最终促成你决定写这篇文章？

胡福明：就一个具体的事件是说不清楚的。因为粉碎了“四人帮”以后，我们觉得中国已经到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我们国家应该改弦更辙了，就是说要停止搞“以阶级斗争为纲”，要停止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要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了，面临着这么一个历史大转折的机遇。于是，我在这个过程中也积极参加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我也批判过张春桥的那篇文章，叫《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我的文章《评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发表在南京大学1976年第四期学报上。我认为张春桥的观点是历史唯心论，是一种上层建筑决定论，是极端错误的，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这篇文章刚发表了不久，“两个凡是”就出来了。 “两个凡是”出来以后从北京传来一个信息，说中宣部规定毛主席圈阅过的文章不能批判，凡是毛主席决定的、毛主席圈阅的、毛主席说过的、毛主席的指示都不能批评。张春桥、姚文元的那篇文章都是经由毛主席圈阅的，因此不准批判。

腾讯深度：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出炉之前，您就已经感受到压力了。

胡福明： 当然是受到一点压力。但是我觉得很奇怪，这么荒谬的文章，只因为是毛主席 圈阅 过的，所以不能批判，那么我们还能批判什么呢？整个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林彪、“四人帮”不过是执行了文革的理论路线政策，某些方面也走向了极端。但整体上说，他们是执行者。如果毛主席的指示和决策都要维护，都要永远遵循，都按照两个“凡是 ” 办，那还搞什么拨乱反正呢？还怎么批判 “ 四人帮 ” 呢？我觉得这个很荒唐。

　　所以我认为 “ 两个凡是 ” 是阻碍拨乱反正的主要障碍。“两个凡是”不消除的话，拨乱反正、建设现代化是没有希望的。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也就是说我们面临着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一种斗争。 中国向何处去？ 中国必须向前走不能往后退，这也是我下决心要批判 “ 两个凡是 ” ，努力去 推动 拨乱反正的一个根本原因，一个根本目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集中批判“两个凡是”。

腾讯深度： 当时的国家命运就掌握在像您这样有觉悟的青年一代的手上。

胡福明：国家命运掌握在全国人民手里。我在早些时候就认识了 《光明日报》理论版的编辑王强华，他也向我约过一些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篇文章寄给《光明日报》 近 四个月都没反应， 1978 年 1 月才寄来清样要我反反复复斟酌修改，别让人抓住小辫子。后来 4 月份，我 到北京 参加 全国第一次哲学讨论会， 第一天晚上王强华就把我接到报社，和《光明日报》的杨西光、马沛文、王强华、中央党校的孙长江同志商量，反反复复又改了六七遍。应该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大家一起努力修改讨论的结果，是集中了大家的智慧，并不是一个人的成果。我离开北京之前，杨西光跟我说需要请胡耀邦同志支持，胡耀邦同志审定通过了这稿子，杨西光还加了“唯一”两个字。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先是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然后才在 1978 年 5 月 11 日《光明日报》上，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

腾讯深度：《光明日报》上发表后有什么反应？

胡福明：第二天《 人民日报》 《解放军报》 就全文转载了，新华社也向全国 转发 了。 文章发表的一开始，受到了严重的压制。有人指责这篇文章是“砍旗”的，是反毛主席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总之罗列了一大堆罪名。

　　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同志领导和支持了 “真理标准大讨论” 。而我认为，批判 “两个凡是” 和 “真理标准” 讨论之所以能取得胜利，这个决定性的力量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广大干部参加 “真理标准” 讨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 “两个凡是” ；广大知识分子写文章、讨论；新闻媒体及时地发表了好多文章、通讯、报道、消息，来推动 “真理标准” 讨论；广大干部和人民在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甚至在农村田间地头，议论 “真理标准” 大讨论。正因为这样子，迫使提出 “两个凡是” 的人、压制 “真理标准大讨论” 的人做出了检讨，承认了错误。

腾讯深度： 偶尔听闻一些人说，改革前是“创乐园”，改革以来是“失乐园”，抱怨“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改革前创了谁的乐，改革后又失了谁的乐？

胡福明：我不理解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改革前是创乐园，谁乐了？农民乐了？农民缺吃少穿，两亿五千万农民不能温饱，他们乐吗？几百万知识分子戴上资产阶级的帽子，他们乐吗？工人工资很低，住房很吃紧，好多人家是三代人住一间房，他们乐吗？文化大革命乐吗？人民公社制度下，老百姓乐吗？反右派斗争乐吗？ 3000 万上山下乡的知青乐吗？那么谁乐了呢？我以为，恐怕只有极个别的人乐了，整个社会都不乐。所以，说改革前是创乐园，是没有什么根据的。

说改革以后是失乐园，这话也不是事实。改革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人均 GDP 已经达到 3125 美元，开始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外汇储备达到了 21000 亿美元；除了一千多万人口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全国人民总体上进入小康水平，两亿五千万农民到今天也普遍解决了温饱。应该说，绝大多数人生活改善了。就拿城市里说吧，好多人有了自己的住房。当然，仍然还有许多经济困难的家庭还没有解决住房问题，这正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我们已经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改革前，几千万农村的少年儿童都不能上学，这不都是事实吗？

深度对话： 现在的福利相对改革以前，已经大有进步了。

胡福明： 我们正在改善。有没有极少数同志生活水平反而下降了呢？可能有的。比如说，过去的老劳模、早退休的老工人、国有企业的老干部，可能收入相对过去下降了。但是，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在积极努力提高这部分同志的生活水平，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和解决。但是，这部分毕竟是少数，不能拿极少数同志的这种状况代替、概括整个社会吧？不能以极少数来代替绝大多数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认识方法问题。这种现象值得我们重视，但不是得出失乐园的理由。这个提法也是没有根据的。

深度对话： 就那么几个人那样提。

胡福明： 几个人，极少数人那么谈。当然也反映了一种极少数的现象，要重视，但它毕竟是不准确的。

深度对话： 三个代表的重要性体现在哪里？

胡福明： 我觉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中共中央总结了许多国家 和地区、 老的执政党失去政权的经验教训。比如，苏联社会主义共产党失去政权的经验教训。因此，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 就特别强调了党要保持先进性，要做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要代表先进生产力，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同时，中央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比如，出现了新的阶层——中产阶级，出现了一批私营企业家。中央也研究了中国共产党已经由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因此要给我们党重新定位。这个定位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样，我们党的社会基础就大大扩展了， 执政基础也大大扩展了， 把中华民族、全体中国人民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社会基础、 执政基础。 当然，我们党仍然是工人阶级先锋队。这样做，最大的意义是什么？意义就在于党的社会定位和党的执政地位保持一致了。因为执政党所要领导的、所要服务的是全国人民，是中华民族，不是某一个阶级。我们要搞民主政治建设，享有民主权利的是全体中国人民、是所有的中国公民，他们才是国家的主人。所以，我以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地位，要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深度对话： 万通房地产董事长冯仑最早提出私有企业有“原罪”的说法，有人据此要求晒晒那些私有企业的“罪恶发家史”和“第一桶金”，这种说法是不是对改革开放成就的否定？为什么？

胡福明： 我不赞成这个说法。第一，不是所有的私营企业都有原罪。如果说所有私营企业都有原罪的话，国家经济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反而，我以为多数私营企业说不上原罪。

深度对话： 他们也是国家发展的强势力量。

胡福明： 他们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什么叫“原罪”？首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如果只是因为他们雇佣了工人，这就是原罪，我以为那就不对了。所谓原罪，必须是经过不正当手段聚敛了财富，譬如侵吞国有资产，譬如大搞投机买卖、行贿受贿，譬如依靠权利，权钱勾结，官商为奸等等，这是违法地积累财富，就有原罪。但是如果人家是合法经营、照章纳税，而且赚了钱，这就叫原罪的话，这就是否认个体 民营 经济的存在。原罪必须是违法的、犯罪的、聚敛了黑色财富、为富不仁的。

第二，大多数民营企业应该是没有原罪的。我们农村很多办了很多小工厂、小企业，后来发展成为大企业，他们也向政府贷款，纳税，他们挣钱了也是他们经营得法、抓住发展机遇的结果。所以不能这么说。

深度对话： 您的意思主要是否定私营企业原罪的说法？

胡福明： 那么少数也确实是有原罪的。但是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清算他们是不利于经济发展、不利于社会稳定的。我想，我们应该做的是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把改革开放过程中的漏洞堵了，进一步设计好改革的措施、政策，维护好保护好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我想我们能够做到使今后的改革开放更健康地发展，我想我们党、我们政府正在这么做。比如说我们已经注意到外资企业通过代理人盗取我们的 商业秘密 问题，已经开始惩办这些吃里扒外的 人物 了。

深度对话： 改革开放 30 年间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您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胡福明： 一方面，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创造了大量财富，这个成就不能掩盖；另一方面，最大化、快速化、单一化追求经济增长也导致了对很多问题的忽视。

我个人觉得有五大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现在我们的增长方式还是粗放型的，不科学的，需要调整和转变，实行科技创新、体制创新，解决能源不足与浪费，这样才能加快 建设 现代化的进程，用科学发展观来解决问题；第二：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它威胁到 人民 的身体健康，威胁到社会发展；第三：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两极分化的趋势还在发展，分配不公问题愈演愈烈；第四：贪污腐化，官僚主义，官员腐败；第五：就业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就业是关系人们生活安定的重大问题，是人民的衣食问题。这五个问题中，究竟那个问题才是最大的，需要科学地分析比较，在不同的领域，从不同的角度来讲，是不一样的。但这五个方面的大问题，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可回避的难题，必须认认真真地去解决。

深度对话： 如果拉长到百年，从五四运动开始，又当如何看这 30 年？

胡福明： 这三十年应该是最辉煌的、成就最大的三十年，也有很多问题。总体权衡一下来看，没有问题、没有瑕疵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只有正面效应、没有负面效应的发展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三十年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延续了五四运动以来的精髓和精神，需要全面地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倡导的民主、科学，摈弃个人崇拜、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

谈个人生活

胡福明： 我是农民家庭出身，解放后 读初中、 上高中，不交学费，后来到北京大学上学也不要钱，再后来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是人民培养了我， 所以我不忘人民 ，人民是我的父母，生我的是我的父母亲，培养我的是人民。

　　我以前也相信“天才论”，我也曾经愚昧过、盲从过、迷信过，经过社会实践和理论学习，我逐渐开始清醒。 1958 年，遇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人民都没饭吃，没房住，吃树皮、我们无锡人也吃观音土，我看到人民承受的痛苦，就开始怀疑天才论。 1966 年，遇到了文化大革命，不到 10 天我就被打倒了，因为我为当时的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说了几句公道话， 1966 年 6 月 1 号第一张大字报贴出来，我 6 月 10 号就被揪倒送进牛棚，在那里什么都经历了，被批斗，被挂牌，被游街。直到两年后才给我解放，文革以后才叫的“平反”，文革时叫“解放”，他们给我的评语是犯了政治错误，但不是阶级敌人。后来又相继出现林彪 叛逃 的 9 · 13 事件，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的四五运动，抓了 300 多学生，四人帮要整邓小平，否定邓小平的全面整顿。直到 1976 年，四人帮被粉碎，我就基本清醒了，所以下决心要批判 文革。 在南大召开的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大会上，我第一个发言；后来在江苏省委第一次揭批“四人帮”的万人大会上，我也是第一个发言。 再后来又遇到“两个凡是”，这是违背历史规律的，那个时候拨乱反正是全国人 民 的希望，很多知识分子被错划为右派，他们都要求平反。我就下决心要捅这个娄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