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鸣：中国人为什么无“社会”？

中国人为什么无“社会”？

       说中国人无“社会”，很多同胞会感到愕然：这是怎么说，中国人能无“社会”么？我们今天的社会难道不是“社会”么？

       我现在就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我们一直误认为的“社会”，其实从来就只是中国儒家传统的“天下”，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从来就只有“天下”，严格地讲是“家天下”，或“群天下”，或后来又转换成了“党天下”。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是必须具备一定的基本条件的，如果不能具备这些本征的条件，那就只能按照中国从来的儒家的传统，而称之为“天下”，或“家天下”、或类似于“家天下”的“党天下”。

       我们现在要问，现代人类的“社会”必须具备哪些最本征的“条件”呢？我的回答是，作为人类的“社会”，必须具备它所必备的最基本的“伦理”，如果不存在这种最基本的“伦理”，那么就不应该认为存在所谓的“社会”。

       我们必须承认，“社会”是一个外来词，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社会”一说。西方人有“社会”，那是因为他们具备相应的“社会伦理”。西方人的“社会伦理”是什么呢？按照传统来说，西方人的“社会伦理”的主要成份是“宗教伦理”，但是近三百年来，西方人又逐渐地发明、创造了“哲学伦理”。无论“宗教伦理”，“哲学伦理”，它们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全都认为，只有个人，才是组成“社会”的最基本的单元，而且每一个个人与其他任何个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不同的是，在宗教伦理支配之下的“社会”之中，人人具有“在上帝面前平等”的意识；而在哲学伦理支配之下的“社会”之中，人人具有“在宪法以及在真理面前平等”的意识。

       通过上面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社会”的一个最基本的本征的条件，即是处于社会之中的人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具有“人人平等”的最基本的意识。正是因为具有“人人平等”的意识，才能够最后构成全部由完全的“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才能够保证人人在政治生活之中的言说（包括选举、竞选等等）的“平等”的权利，才能够保证人人在经济生活之中的行为的“自主”的权利，才能够保证人人在文化生活之中一切创新思考的“自由”的权利。可以认为，凡是缺乏上述的能够保证人们生活的三种最基本权利的“社会”，都不应该称之为“社会”，比如中国历史之中儒家传统的“天下”，均不应该看作是正常人类的“社会”，换言之，中国人自古以来，基本上无“社会”。

       中国人基本上无“社会”的最关键的原因，还在中国人根本就不具备“社会”之中应有的“伦理”。在前面的文章之中，我已经多次谈到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礼”，根本就没有资格被称作“社会伦理”，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又在于“儒家伦礼”不仅不主张“人人平等”，而且还更绝对地坚持人人的不平等。“儒家伦礼”所一味强调的“亲亲尊尊长长”，事实上是为维护周代的“礼乐”服务的。应该看到，“儒家伦礼”是从孔丘即开始提倡并坚持的，没有孔丘，即没有“儒家伦礼”。有人把所有历史的“罪责”全都推向后来的儒家的徒子徒孙，例如尤其是汉儒的董仲舒，宋儒的朱熹，甚至更有人索性即完全推向古代所有的统治者，而对孔丘进行完全地美化，似乎他就应该是中国人的永远的“圣人”，这实际上是极其地“无知”，更是极其地“情绪化”，而根本就缺乏最起码的作为“人”的“理性”，我真为这些人感到悲哀。

       一个只具有“儒家伦礼”的中国，只能具有完全非理性的“天下”、“家天下”、乃至“党天下”，而根本就不可能具有真正“人”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