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悦然：满怀中国乡愁的瑞典汉学家
入围理由：马悦然教授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并于欧洲及澳洲的多所著名大学教授中文与文学翻译达四十年之久，是当代西方汉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是他真正把汉学研究领域从考古学、语言学扩展到文学，并把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作品大量介绍到欧洲。除了令人景仰的学术成就，他对中国所怀有的深深的乡愁，也让中国人无法不为之动容。
与中国的故事：提起汉学家马悦然，知晓的中国人可能不多，但提起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却大名鼎鼎。在“诺贝尔”在中国红得发紫的年代里，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委员会中唯一精通中文的评委，这个身份比一切都鲜亮。
马悦然，1924年出生于瑞典南方。1946年，跟随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学中文。两年后，获得美国“煤油大王”的奖学金来中国调查四川方言，在峨眉山古刹中精心研究成都方言的声调在句中的变化。在那个动荡时局中，他把中国西汉典籍《春秋繁露》翻译成英文。他努力让同胞和他一起分享《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的美妙篇章。他翻译的《水浒传》和《西游记》一版再版。他的翻译和介绍让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许多杰出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引起世界注意。他也因教授英文结识了年方十八岁的陈宁祖（1931—1996），收获了他的异国爱情。“莫得问题得！”——这是他书中最常出现的川音。
马悦然曾任瑞典驻华使馆文化参赞，也曾先后执教于伦敦大学中文系、澳洲国立大学中文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1975年当选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瑞典学院院士（即“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1987年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80到1982年，1986到1988年两度当选欧洲汉学协会主席。
马悦然精通方言学、中国音韵学、古代和近代汉语语法及诗律学，1965年以来，马悦然把中国古代、现代和当代的一些文学作品翻译成他的母语――瑞典文。他的译作包括从《诗经》、《楚辞》、汉代诗歌、唐诗、宋词、元曲、《水浒传》、《西游记》，到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诗人郭沫若、闻一多、艾青、臧克家等的作品，以及朦胧诗人北岛等人的诗歌，还有沈从文、李锐等当代作家的作品。他不仅译著颇多，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是一位多产的作者。
当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如此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学的时候，马悦然回答：自从1950年离开中国的时候，我就把中国当作我的第二个祖国。至于为什么爱中国文学？当我的同胞在八世纪穿着熊皮在树林里过着很野蛮的生活时，唐朝的诗人们却在创作绝句、律诗和古诗。从《诗经》到当代诗人的作品，中国诗歌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国风》的抒情诗多么精彩啊，楚辞的比喻和丰富的想象多么美丽！汉朝的民歌和乐府，南北朝的山水诗，唐、宋伟大诗人的作品，元朝的散曲，都属于世界文学，也对西方文学影响很大。谁有机会阅读这些作品，谁都会爱上中国文学。
多年来，马悦然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文学赖以走向世界的重要倚仗。一直以来，制约中国文学在海外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缺少把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杰出人才，而马悦然正是这些难得人才中的翘楚。
视中国为“第二故乡”的马悦然，一生以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学为己任。针对某些中国作家的“诺贝尔情结”，马悦然在各种场合都再三强调，诺贝尔文学奖只是一个奖而已，并不是一个文学的世界冠军赛，他认为中国作家作品的水平完全可以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媲美，没有获奖主要是因为缺少好的翻译，得奖只是时间问题。
他还说，如果沈从文没有在1988年5月逝世的话，就会获得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因为瑞典文学院的院士们都比较喜欢沈从文的作品，1987年和1988年沈从文连续两次被提名。
作为当代西方汉学界的领袖人物之一，马悦然不仅在文学作品翻译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中瑞文化交流的社会活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与许多中国学者、作家和诗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不仅两度担任欧洲汉学协会主席，领导了欧洲的汉学研究活动，还多次参与组织国际汉学大会，从各方面促进当代瑞典以及欧洲的汉学研究。瑞典还设立了马悦然中国现代文学奖学金，通过他个人的影响，争取各种捐助，时常邀请一些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与学者前往瑞典和其它北欧国家访问讲学，为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马悦然作为一名汉学家不一定是最出色的，但他作为一个将中国认作第二故乡的人，却实在是“情意满怀”，对中国怀有深深的眷恋和寄托。他的文集《另一种乡愁》，用自己的第二母语——汉语，倾诉了对已逝中国妻子陈宁祖的深情、对半个多世纪前四川生活的怀念，和他身为“洋人儿”却倾慕汉学的文化乡愁。用李锐在该书序言中的话说：“穷经皓首，著作等身，只能算是一个学者，只能是学术的证明。而一颗被乡愁缠绕的心所流露的却是情意满怀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