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树人：蒯大富不是“三司”司令
蒯大富不是“三司”司令
聂树人
几十年来，我对“蒯大富是三司司令”这个讹传一直保持沉默，完全是因为外部原因。自1968以后，蒯大富同志的处境一直恶劣，隔离审查、批判斗争、长长的徒刑......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能在他的伤口上撒盐的。但是，历史不能与同情结缘，史实总要归附于事实。
本文作者说清这个事实的资格是：自1966年8月底，本人即参与了三司的筹建，是著名的三司《宣言》的执笔人，是《首都红卫兵》报的创刊者、主编……文革大串联期间没有离开过北京，一直在三司机关工作，是北京三个红卫兵司令部（造反联络站）实现大联合、成立红代会的首倡者、实践者。
有关“蒯司令”的传闻
“蒯大富是三司司令”的传闻，经过几十年的讹传和抄作，似乎已成定论。“蒯司令”的大名传遍了大江南北、国内国外。
早在1967年初，连首都三司机关报《首都红卫兵》刊登的有关中央戏剧学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解放军战士发生冲突的文章中，就有如下的话：“别有用心的人倒打一耙，大个的黑字到处贴，荒唐的谣言满天飞，企图‘先发制人’，蛊惑人心。胡说什么：‘第三司令部打解放军’，煞有介事地‘勒令交出凶手，公审蒯大富，向解放军道歉’，恶恨恨地地大骂“第三司令部”‘是一群反革命’，狂妄叫嚣，‘立即解散第三司令部。’”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期，后期，以至直到现在的几十年间，戴着“司令”头衔的蒯大富出尽了风头。几十年后，不少人还在“蒯司令长蒯司令短”地津津乐道。１９９９年出版的一本书《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的第２４２页上，有这样一段文字：
“纸张被控制起来了，要弄到纸必须有清华大学第三司令部‘司令’蒯大富的批条。我和闫世钧上清华大学找到蒯大富。天气已经不太冷了，蒯大富还穿着棉大衣，他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长方脸，戴副深色眼镜。我说明来意，希望他能批些纸。蒯大富不以为然地说：‘《出身论》是很错误的，错误的，不能给纸。’我说：‘咱们辩论辩论吧。’蒯大富显然不愿和我浪费时间，站起身来就跑，一边跑一边说：‘不屑一辩，不屑一辩。’周围的人看我们俩在院里赛跑不禁哈哈大笑。”1
在《回首“文革”·“两个文革说”与“文化大革命”的定性研究》一文中，金春明先生在“介绍”蒯大富时说：“五大领袖当中的另一位蒯大富，是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头头，又是影响很大的‘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红三司’）的司令”。
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不明真相的中学生陶洛涌找蒯大富批条子要纸，那绝对是找错了人！因为蒯大富既不是“三司”的司令，也不是“三司”的工作人员；金春明先生则是以讹传讹。
刘景林是我在文革之初的熟人。他2005年前后在网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中有如下记述：
1966年的国庆节就要到了，按照惯例，国庆节要在天安门举行庆祝大会和群众*。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周总理指示：还按往年的规格，即除中央领导外，其他住京的中央委员及有关单位领导，一律上天安门，已被关押批斗的领导干部，借用三天上天安门，三天后再回去批斗。我将这一指示，向首都红卫兵四个“司令部”的头头作了传达。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谁敢不听。那些被群众组织关押的领导干部，已被折腾得面目全非，头发胡子都长得很长。放回后，赶忙理发洗澡换衣服等待参加国庆活动。此事引起了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头头蒯大富的不满，扬言要带领清华“井冈山兵团”的红卫兵战士，冲击天安门，反对“走资派”和“牛鬼蛇神”复辟。我将这一情况迅速向上汇报。周总理立即作了明确指示。当天夜晚，我来到清华园，在一座教授居住的小楼上，找到了蒯大富——“蒯司令”。蒯大富是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的学生，“文革”中因造反积极，得到了江青的厚爱和支持，一时名震大江南北。他出入都坐高级轿车，常有女学生做秘书陪伴，其号召力也很大。他见到我忙问：“刘记者，这么晚来，一定有急事！”我问道：“你想带人冲击天安门吗？”他点点头说：“已准备好了！”我说：“我郑重向你传达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不能冲击，如不听指挥，就派八三四一部队一个连的兵力，在中关村等候，全部捉拿归案！”他听了直翻白眼。我又补充了一句：“要听话，不要蛮干！”他才忙不迭地说：“那我们就不去了！”
刘景林先生的记述中，有一处明显的需要特别指出的错讹：北京有“四个”红卫兵司令部。
仅从我看到并顺手留存下来的有关蒯大富的上述资料可以看出，蒯大富是三司司令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2007年初，一些写文革和研究文革并出过书的学者，还曾为此与我辩论。可惜，这些人在文革初期大都处于边缘，或者当时只有几岁十多岁。况且，“辩论”出的“事实”并不是历史的真实。
据说，清华大学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可是报载，2002年3月3日，在北京国展召开的春季人才招聘会上，美国特路普公司的摊位上方却昭然写着：北大、清华毕业生一概免谈。对此，该公司副总经理孙英魁的理由是，过去公司曾用过北大和清华的毕业生，但没有一个成功的范例。他们会有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浮躁而不务实。
文革中，有一些人喜欢打着“三司司令”或三司其他的“头衔”进行活动，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三司”大旗要比“清华井冈山”之类的旗号鲜亮得多。
宋永毅曾采访过朱成昭，他的采访回忆发表时，朱成昭已经去世。据宋永毅对朱成昭的回忆：
“1966年9月6日，由朱（成昭）牵头，在北京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朱在采访中告诉笔者：首都三司从来没有设立过‘司令’一职，但他当时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当时蒯大富仍然在清华大学受压，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多次要他设法支持蒯大富，以‘减轻中央压力’，他当即派过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去清华帮助蒯组织队伍。后来，朱又请蒯担任三司的副手，这便是蒯大富是三司‘蒯司令’的流传的由来。
“首都三司从来没有设立过‘司令’一职”，这句话说的是实情，也是三司建立、发展过程中的。至于“后来，朱又请蒯担任三司的副手”，当为朱成昭记忆错位所致。一个在本单位连几个、十几个人的队伍都拉不起来的人，又怎么有心思、有可能在三司“担任副手”？既然清华蒯大富的“队伍”还需要“一支地院东方红的战斗队去帮助……组织”，而蒯大富却又被“请”到三司“担任三司的副手”，这可能吗？当时，朱成昭以及最早参加三司的其他15个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第一把手）尚且因忙于校内斗争而不能分身到三司担任“司令”或“副司令”，“光杆一个”的蒯大富就能神通广大地一面在别人的“扶持”下组织建立自己的队伍，一面又到三司当“蒯副司令”？
不争的事实是，“三司”成立大会开过之后，蒯大富同志就离开了“三司”。此后，他也没有在“三司”工作过一天。
我还想告诉世人的是，蒯大富同志本人并不承认他是“三司司令”。2000年国庆节期间，牛小涵女士从北京来青海时告诉我，蒯大富自己也不承认他是三司的司令。她说，这有书为证。那本书实为一本杂志，杂志的名字为《生活与伴侣》（1993年第2期），记得当时我复制下来了，但是，现在却怎么也找不着了。不然，我会全文复制于此。有关的文章是一个记者的访问记。蒯大富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在说他“不是三司的司令”的同时，却又说他是三司的“副司令”。
那么，“正司令”是谁呢？蒯大富没有说。
蒯大富领读“誓词”的原委
“三司”（全称为“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又称“首都三司”、“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成立于1966年9月6日。在这次大会上，蒯大富以“首都三司负责人”的身份带领与会三千多名红卫兵宣读“誓词”。誓词不长，全文如下：
誓 词
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向您宣誓：
我们是您最最忠实的红卫兵，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刀山敢上，火海敢闯！跟着您，革命造反是我们的天职!
我们要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努力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不造反，就意味着背叛！
我们要誓死保卫党中央！
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
我们要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仅此一举，蒯大富从此就成了三司的“蒯司令”。
三司的成立大会，为什么要让蒯大富带读誓词？
在三司成立大会前一天（9月5日）召开的各成员组织负责人（都是第一把手参加）会议上，因“地质东方红”主要负责人朱成昭安排，蒯大富同志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清楚地记得，朱成昭在会上说，清华大学的文革运动形势很严重，反工作队的蒯大富在清华大学还站不住脚，至今没有一席之地。我们可以借三司成立之机，表明我们对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态度。
“地质东方红”是三司的串联者和筹建者，最早参加三司的十六学生（红卫兵）组织，总共有红卫兵（学生）3000多人，而“地质东方红”就占有1000多人，力量最强，影响最大，大家都极为尊重“地质东方红”的意见。经朱成昭提议，大家一致同意，可以给蒯大富一个身份或名义，让他以“三司”负责人的身份在成立大会上露面，以此，既是对蒯大富个人的支持，对清华大学叶林-王光美工作组*群众表示愤怒并持坚决而明确的反对，同时也可以附带表明，我们这个红卫兵司令部不同于前两个“红卫兵司令部”，我们的宗旨是，被工作队的“反干扰”打倒在地的右派-反革命都是我们的同志和朋友，都会受到我们的同情和声援。
但是，在“露面”的方式上，则颇费了一番心思。让他以一个“反干扰”受害者的身份在大会上控诉，会显得支持力度不够；让他主持成立大会，或代表“三司”全体成员在大会上作事涉“三司”成立宗旨的报告，这更不行，因为他根本不具备这种资格和底气。
在与会者的心目中，具备资格和底气的人只能是“地质东方红”的负责人和三司的串联者。
经过反复思考和协商，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让蒯大富在大会上领读“誓词”。
由此决策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以什么身份来完成这一圣命？协商一致的结果是，给他一个“三司负责人”的身份。这就是前文所说的“蒯大富以‘首都三司负责人’的身份带领与会三千多名红卫兵宣读‘誓词’”的根据。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在三司筹备会议与会者的心目中，“负责人”实在是一个稀松平常的概念。那时，一个人或两三个、三五个人就可以拉起一个“纵队”、“兵团”、“司令部”，打出名目大得吓人的旗号。当时的中国有数不清的“负责人”、“队长”、“勤务员”、“司令”、“政委”、“主任”、“部长”……就拿即将成立的“三司”说，参加筹建“三司”最高决策会议的各造反派群众组织的第一把手，都是“三司负责人”，因为这次会议的名称就叫“三司负责人会议”。在十六个负责人中，再“预支”一个“负责人”，随后由蒯大富在清华大学拉起一支队伍，这当然是一件大好事！
请注意，当时在“三司负责人”会议上给蒯大富的只一个“负责人身份”。最早参加“三司”的群众组织（即红卫兵组织）有16个，这16个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也都是“三司的负责人”，总负责人是“地质东方红”的负责人朱成昭。这就是朱成昭对宋永毅说的“他当时是实际上的‘第一把手’”的根由。蒯大富这时还算不得是正式的“负责人”，因为和其它16个负责人比起来，他还只是一个个人，不能代表任何人。
更为严酷的是，在这些头顶上还高悬着“右派-反革命”帽子的“负责人”的心目中，如何将这脏帽子扔到太平洋中去，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根除这种同类相残的机制，这才是生死悠关的大事、要事。生且不能，何谈利禄！在这种政治背景和心态下，只要不是利欲熏心的小人，稍有一点政治眼光的人，谁都不会看重个人的名利地位！
从另一个角度说，参加“三司负责人”会议的大学生，都具有独立人格，谁都可以独立思考，其智商和素质绝不低于蒯大富。他们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从工作队*的枷锁中自我解脱出来，天不怕，地不怕，高举起造反的大旗，组织并带领与自己同处境同命运的人，誓与工作队及其支持者决一死战！就是这样一群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出头椽子”，既不愿与造反派与保守派混杂的“一司”同流，更不屑于与保皇派麇集的“二司”为伍，而是选择了另一条不受时尚重视，不被权贵支持的道路，组建自己的司令部！这一决定，充分显示了这一群人的高瞻远瞩。
面对这一群已经组织起来的组织的负责人，蒯大富当时还是一个迟误者！他只能坐在会场的一角，等待人们对他作出安排的决定。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蒯大富是没有资格参加“三司负责人”会议的，因为“三司”是以造反派组织为成员单位筹建成立的大联合组织，不是造反者个人的“俱乐部”。在这里，人们应该知道的事实是，“三司”成立时，“清华井冈山兵团”还没有成立，蒯大富还是一个受工作队打击和*的，没有“群众组织”依附的造反者个人，还是一个为免遭工作组追杀而东躲西藏的落魄者。作为个人，蒯大富既没有资格加入“三司”，也没有资格代表“三司”行事。
研究文革的人们必须首先明白，文革群众组织的筹建原则、存在、发展和消亡的基本情况，才不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得出错误的结论：既然蒯大富能在三司成立大会上领读《誓词》，他及他的“清华井冈山”当然就是三司的成员。
蒯大富，这位时为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三年级902班（即化九班）学生，在1966年6月，曾因对工作组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而被工作组视为异已，被打成右派-反革命分子，受到批斗和关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中有一个身份特殊的成员，她就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由此，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清华的工作组是直接受控于刘少奇的。蒯大富与工作组的斗争，实际上是与刘少奇的直接较量。参与“三司”筹建的各院校群众组织的负责人正是从这个角度看待蒯大富、支持蒯大富的。
让蒯大富以“负责人”身份在成立大会上宣读誓词，也并不是参加筹备会议的各组织负责人为着某种需要而想打出某种旗号。如果有人愿意用封建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如果他们要将参加三司的16个组织视为“各路诸侯”，那么，我想说的是，最初参加三司的3000多名红卫兵是绝对不需要“楚怀王”或“汉献帝”的！退一万步讲，并非是“三司”数千名大学生眼睛都看不见了，并非是参加“三司”的十几个大学生群众组织的负责人突然间都成了文盲，非得从地质学院教五楼地下室里请出一个“落泊者”做为自己“誓词”的领读人！
如果用当年“血统论红卫兵”和保皇派的观点来看这件事，让这样一个被王光美工作组及其继任者追杀的“右派-反革命”在“三司”成立大会上领读“誓词”，这无异于往自己脸上抹黑，而成为政治对手攻击自己的口实！
但是，“三司”的领头人，“三司”的全体成员都有着着眼于大局的大度。从局部意义上说，这一举措完全是为支持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为了清算叶林-王光美工作组及其派出者、支持者错误。
事实上，以“地质东方红”为核心的“三司”不仅欣然决定蒯大富在三司成立大会上领读“誓词”，而且，在“三司”成立之后继续全力支持清华大学的运动：1966年9月23日，以蒯大富为负责人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成立（此时，它才往三司派出自己的代表，名郭少华）。直到此时，蒯大富才算得是“三司”红卫兵中的正式一员。1966年12月19日，“清华井冈山红卫兵”与“三司”创始成员“清华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合并，成立“清华井冈山兵团”，简称“清华井冈山”。
据“地质东方红”红卫兵吴鉴回忆：文革初期，蒯大富那一派在清华被打得没办法，我们去支持他们，派出了一个庞大的队伍……
据“地质东方红”红卫兵蔡新平回忆：在“地质东方红”二进地质部期间2，有一天，李讷找到“地质东方红”总部，以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的身份对我们说，要“地质东方红”大力支持一下蒯大富。是日夜里，我们就派出百余人，用三*车拉着纸笔墨和浆糊，见大字报就盖就写，很快，以“坚决支持蒯大富同志回清华闹革命”、批判工作队错误为主要内容的大标语就铺盖了清华大学校园。
1（陶洛涌：《我和遇罗克的一家》，载于《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牟志京在《遇罗克·<出身论>与<中学文革报>》中说1966年12月底,,他在西什库后库的一个电线杆上看到油印的《出身论》之后，即”利用自己当时在四中由反对对联的历史所形成的地位，向校总务室借贷500元。通过一位小学同学朱大年，到三司宣传部开了一张三司的介绍信，从清华大学返家的途中，闯进了人民解放军1201印刷厂，找到业务科的金科长，出示介绍信后，印刷业务便不成问题了。“（该书第220页）
2“地质东方红”二进地质部始于1966年9月5日。第二天，三司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