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60周年报道之武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10:37:49
中广网 04月17日 17:36
苏海涛/文
解放军兵临城下，武汉的天就要亮了。小诸葛白崇禧率部仓促南逃，留下小股残余部队欲大肆破坏。千钧一发之际，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和各级城工人员纷纷走上前台，组织工人、群众开展一场斗智斗勇的反搬迁、反破坏、反逃亡的斗争……
真空期的另类“武汉保卫战”
这是武汉一个清爽的4月清晨，映入眼帘的是滚滚东逝的长江水和岸边那一片萋萋芳草，以及间或翩舞期间的几只蝴蝶，迷蒙的雾霭里，杂陈着江水的腥味和野花的芳香。
在汉口永清路附近江滩，87岁的退休老干部陆天虹像往常一样进行着晨练。呜……过江轮渡的汽笛声响起，把他的思绪拉回了60年前。
如今已头发花白的老人，彼时风华正茂。由于参加革命早，27岁的他已经是中共天（门）汉（川）县委城工部部长，负责开展对武汉的地下工作。
从1949年5月15日白崇禧弃城南逃，到17日武汉三镇全面解放，这三天被称为武汉解放的“真空期”，也是陆天虹一生中最紧张最激动的日子。当时，他正在距武汉市百余公里一个叫张家湾的小村庄里，通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线，指挥和掌握着发生在三镇大地的各种或明或暗的斗争。
今年80岁的老人谢善宝当时也在武汉城内，年轻的他还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义勇消防队”，维持社会秩序。于是，两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关于那短短的几天里的记忆有了交集。
外困内反，小诸葛仓皇逃离
“在全国大城市解放史上，武汉模式是独一无二。”陆天虹表示，武汉的“变天”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没有通过和平谈判，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肖劲光率领的四野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孝感，已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五三师在团风至至武穴一线强渡长江，准备包抄武昌；而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领五个师在金口宣布起义。
面对种种不利形势，曾扬言“负华中剿匪重任，绝当不辞劳瘁，以争取剿匪事功”的小诸葛白崇禧，在5月15日下午3时许，坐飞机匆匆逃离武汉。
随后，武汉守军向解放军滠口红薯岭阵地放了几下“起身炮”，旋即又遭到解放军118师炮兵的猛烈还击，大约半小时后，国民党大部队全线撤走。
晚7时，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发表书面谈话，称放弃武汉后，地方治安“由地方警察机关和人民自卫队负责”。午夜，五十八军全部撤离，而此时解放军还没进城，武汉三镇进入“真空期”。
“对于这种情况，地下党和各级城工部是有准备的。”陆天虹告诉记者，早在十余日前，国民党军队就有撤离的迹象，武汉的治安也日趋混乱。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迅速成立了三个指挥中心，一个位于汉口保元里9号，另一个位于原汉口市电信局大楼，在武昌的原鄂南电力公司大楼内也有一个指挥中心。“早就秘密组织好各种力量，只要国民党军队一撤，立马就出来控制局势。”
最令人遗憾的是，15日夜，关在监狱里的中共湘鄂特委秘书、武汉中心小组党支部书记张冰，被逃离武汉的国民党装入麻袋，扔进了长江。
活跃在街头的“红帽队”
白崇禧逃离以后，留下了小股残余部队，准备破坏武汉的供水、供电、轮渡等重要设施。当时的口号是“大破坏、大搬迁、大屠杀”，重要设施搬走，搬不走的炸掉……而地下党组织的口号则是“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护厂护校，维持社会秩序。
为了让解放军能顺利、完整地接收武汉，潜伏在城里的各级地下党员390余人，以及解放区各级党委的城市工作部工作人员，纷纷“冒”出来，与破坏分子斗智斗勇，维持社会秩序。
陆天虹回忆说，当时武汉的地下党属于上海局领导，而解放区各级党委也都向武汉派驻有城市工作人员，各个组织、各条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因此，许多朋友、同学之间相互都不知道对方身份。“由幕后走上前台之后，许多人都感慨颇深，原来有这么多同志潜伏在身边。”
“义勇消防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间自行组织成立的一支消防力量，各个区都有。在真空期的那几天，义勇消防队成了地下党组织最可靠的“武装力量”，他们统一着装，头戴红色钢盔，手持木棍，在闹市区和重要工厂轮流值班，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帽队”。
由于急需人手，时年20岁的武汉中国国货公司职员谢善宝被临时“抓丁”，招进了义勇消防队。谢善宝说，15日那天晚上，他和另外一个值班的同事一宿没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护厂”、“护店”。晚上不时可以听到江边有零星爆炸声，听说是国民党在炸渡船和码头。
谢善宝说，自己当天晚上还有些害怕，担心国民党以后回来反攻倒算……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12时许，在公司大门口巡逻时看到了一队解放军，从中山大道转弯，一路急行军到了江汉路，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来，而此时，义勇消防队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保护轮渡、船厂和机场
那个时候武汉三镇没有桥，交通往来全靠轮渡。而武汉轮渡管理处处长童伊为，也是天汉城工部安排的人。
15日，留守专门实施破坏的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鲁道源派工兵排来炸沿江轮船和码头时，大多数轮船已开往青山、湛家矶等地躲藏，坚持摆渡的兴山、长阳、汉阳三艘轮渡，见到有爆破工兵来到，调转船头就跑，兴山船跑到王家港，碰到4号铁驳呼救，他们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用缆绳拉着驳船一起跑，趸船跑不动，童伊为就用银元收买工兵排长，将点燃的引火线偷偷剪断。
群众自发游行庆祝解放，数日不绝
5月20日随部队进城，进城后城工部的工作就结束了。各级解放区政府的城工干部在胜利街的交通银行大楼设点，成立了华中总工会，陆当时任秘书主任，总工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工人恢复生产。
早在5月16日，隐藏在长江上游的渡船，就鸣着胜利的长笛返回汉口，次日即恢复轮渡；而汉口公共汽车管理处隐蔽起来的18辆公交车，19日就重新行驶在市区；5月8日奉命停播、准备南撤的汉口广播电台，由于城工部的郭承先等人巧妙周旋，设备器材全部保存下来了，19日以“汉口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开始播音……
当时给陆天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群众持续激昂兴奋的情绪，从16日汉口解放开始，一直到二十几号，一个星期内武汉大街上游行不断。
游行主要以工厂为单位自发组织，有人在前面拉着写有标语的横幅，喊着口号，还有人举着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解放军的军乐队在前面吹吹打打，途中不断有人加入，滚雪球般动辄达数万人，然秩序井然。值得一提的是，游行队伍往往会特意绕到租界区来，挤在总工会大楼前欢呼，而陆天虹和他的同事们则在楼上放鞭炮回应。
一个星期后，穿着棉布军装的陆天虹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原汉口特别市市长晏勋甫，他是被城工部一名叫林涯萍的工作人员做工作留下来的，当时汉口工商界有个大老板叫林厚周，与林涯萍是是汉川本家，城工部通过林厚周与晏勋甫接触，提出只要他留下来出面维持秩序，就算立功。
策反晏市长的计划虽然是陆天虹制定的，但之前两人从未谋面，陆天虹回忆说，当时晏勋甫西装革履，显得很文雅，一进门就握住自己的手，不停地说“幸会幸会”，后来聊熟了一点儿，他还透露，自己好几天都没睡着，一直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后来，晏勋甫成为新中国武汉市政府参事室主任。
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第一任市长吴德峰。在交接大会上，晏勋甫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政府的全部材料和档案清册，一一点交给新生的武汉市人民政府。
苏海涛/文
解放军兵临城下，武汉的天就要亮了。小诸葛白崇禧率部仓促南逃，留下小股残余部队欲大肆破坏。千钧一发之际，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和各级城工人员纷纷走上前台，组织工人、群众开展一场斗智斗勇的反搬迁、反破坏、反逃亡的斗争……
真空期的另类“武汉保卫战”
这是武汉一个清爽的4月清晨，映入眼帘的是滚滚东逝的长江水和岸边那一片萋萋芳草，以及间或翩舞期间的几只蝴蝶，迷蒙的雾霭里，杂陈着江水的腥味和野花的芳香。
在汉口永清路附近江滩，87岁的退休老干部陆天虹像往常一样进行着晨练。呜……过江轮渡的汽笛声响起，把他的思绪拉回了60年前。
如今已头发花白的老人，彼时风华正茂。由于参加革命早，27岁的他已经是中共天（门）汉（川）县委城工部部长，负责开展对武汉的地下工作。
从1949年5月15日白崇禧弃城南逃，到17日武汉三镇全面解放，这三天被称为武汉解放的“真空期”，也是陆天虹一生中最紧张最激动的日子。当时，他正在距武汉市百余公里一个叫张家湾的小村庄里，通过共产党的地下交通线，指挥和掌握着发生在三镇大地的各种或明或暗的斗争。
今年80岁的老人谢善宝当时也在武汉城内，年轻的他还参加了地下党组织的“义勇消防队”，维持社会秩序。于是，两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关于那短短的几天里的记忆有了交集。
外困内反，小诸葛仓皇逃离
“在全国大城市解放史上，武汉模式是独一无二。”陆天虹表示，武汉的“变天”既没有经过浴血奋战，也没有通过和平谈判，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肖劲光率领的四野十二兵团长途奔袭，打到孝感，已做好强攻汉口的准备；解放军第四十军一五三师在团风至至武穴一线强渡长江，准备包抄武昌；而国民党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率领五个师在金口宣布起义。
面对种种不利形势，曾扬言“负华中剿匪重任，绝当不辞劳瘁，以争取剿匪事功”的小诸葛白崇禧，在5月15日下午3时许，坐飞机匆匆逃离武汉。
随后，武汉守军向解放军滠口红薯岭阵地放了几下“起身炮”，旋即又遭到解放军118师炮兵的猛烈还击，大约半小时后，国民党大部队全线撤走。
晚7时，国民党武汉守备司令鲁道源发表书面谈话，称放弃武汉后，地方治安“由地方警察机关和人民自卫队负责”。午夜，五十八军全部撤离，而此时解放军还没进城，武汉三镇进入“真空期”。
“对于这种情况，地下党和各级城工部是有准备的。”陆天虹告诉记者，早在十余日前，国民党军队就有撤离的迹象，武汉的治安也日趋混乱。潜伏在武汉的地下党迅速成立了三个指挥中心，一个位于汉口保元里9号，另一个位于原汉口市电信局大楼，在武昌的原鄂南电力公司大楼内也有一个指挥中心。“早就秘密组织好各种力量，只要国民党军队一撤，立马就出来控制局势。”
最令人遗憾的是，15日夜，关在监狱里的中共湘鄂特委秘书、武汉中心小组党支部书记张冰，被逃离武汉的国民党装入麻袋，扔进了长江。
活跃在街头的“红帽队”
白崇禧逃离以后，留下了小股残余部队，准备破坏武汉的供水、供电、轮渡等重要设施。当时的口号是“大破坏、大搬迁、大屠杀”，重要设施搬走，搬不走的炸掉……而地下党组织的口号则是“反搬迁、反破坏、反屠杀”，护厂护校，维持社会秩序。
为了让解放军能顺利、完整地接收武汉，潜伏在城里的各级地下党员390余人，以及解放区各级党委的城市工作部工作人员，纷纷“冒”出来，与破坏分子斗智斗勇，维持社会秩序。
陆天虹回忆说，当时武汉的地下党属于上海局领导，而解放区各级党委也都向武汉派驻有城市工作人员，各个组织、各条线之间都是单线联系，因此，许多朋友、同学之间相互都不知道对方身份。“由幕后走上前台之后，许多人都感慨颇深，原来有这么多同志潜伏在身边。”
“义勇消防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民间自行组织成立的一支消防力量，各个区都有。在真空期的那几天，义勇消防队成了地下党组织最可靠的“武装力量”，他们统一着装，头戴红色钢盔，手持木棍，在闹市区和重要工厂轮流值班，被老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帽队”。
由于急需人手，时年20岁的武汉中国国货公司职员谢善宝被临时“抓丁”，招进了义勇消防队。谢善宝说，15日那天晚上，他和另外一个值班的同事一宿没睡，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护厂”、“护店”。晚上不时可以听到江边有零星爆炸声，听说是国民党在炸渡船和码头。
谢善宝说，自己当天晚上还有些害怕，担心国民党以后回来反攻倒算……一直到了第二天中午12时许，在公司大门口巡逻时看到了一队解放军，从中山大道转弯，一路急行军到了江汉路，一颗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来，而此时，义勇消防队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保护轮渡、船厂和机场
那个时候武汉三镇没有桥，交通往来全靠轮渡。而武汉轮渡管理处处长童伊为，也是天汉城工部安排的人。
15日，留守专门实施破坏的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鲁道源派工兵排来炸沿江轮船和码头时，大多数轮船已开往青山、湛家矶等地躲藏，坚持摆渡的兴山、长阳、汉阳三艘轮渡，见到有爆破工兵来到，调转船头就跑，兴山船跑到王家港，碰到4号铁驳呼救，他们冒着被流弹击中的危险，用缆绳拉着驳船一起跑，趸船跑不动，童伊为就用银元收买工兵排长，将点燃的引火线偷偷剪断。
群众自发游行庆祝解放，数日不绝
5月20日随部队进城，进城后城工部的工作就结束了。各级解放区政府的城工干部在胜利街的交通银行大楼设点，成立了华中总工会，陆当时任秘书主任，总工会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工人恢复生产。
早在5月16日，隐藏在长江上游的渡船，就鸣着胜利的长笛返回汉口，次日即恢复轮渡；而汉口公共汽车管理处隐蔽起来的18辆公交车，19日就重新行驶在市区；5月8日奉命停播、准备南撤的汉口广播电台，由于城工部的郭承先等人巧妙周旋，设备器材全部保存下来了，19日以“汉口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开始播音……
当时给陆天虹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群众持续激昂兴奋的情绪，从16日汉口解放开始，一直到二十几号，一个星期内武汉大街上游行不断。
游行主要以工厂为单位自发组织，有人在前面拉着写有标语的横幅，喊着口号，还有人举着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画像。解放军的军乐队在前面吹吹打打，途中不断有人加入，滚雪球般动辄达数万人，然秩序井然。值得一提的是，游行队伍往往会特意绕到租界区来，挤在总工会大楼前欢呼，而陆天虹和他的同事们则在楼上放鞭炮回应。
一个星期后，穿着棉布军装的陆天虹在办公室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原汉口特别市市长晏勋甫，他是被城工部一名叫林涯萍的工作人员做工作留下来的，当时汉口工商界有个大老板叫林厚周，与林涯萍是是汉川本家，城工部通过林厚周与晏勋甫接触，提出只要他留下来出面维持秩序，就算立功。
策反晏市长的计划虽然是陆天虹制定的，但之前两人从未谋面，陆天虹回忆说，当时晏勋甫西装革履，显得很文雅，一进门就握住自己的手，不停地说“幸会幸会”，后来聊熟了一点儿，他还透露，自己好几天都没睡着，一直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
后来，晏勋甫成为新中国武汉市政府参事室主任。
5月24日，武汉市人民政府成立，第一任市长吴德峰。在交接大会上，晏勋甫将国民党汉口特别市政府的全部材料和档案清册，一一点交给新生的武汉市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