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景元 - 《马俑真相》的倾诉(二) - 腾讯博客 - Q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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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俑真相》的倾诉(二)

阅读(31) 评论(0) 发表时间：2009年09月01日 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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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搜索词: 考古秦俑真相学术 六，学术的抗争
记者问，时间过得很快，先生从年轻人变成老头子，打了几十年学术官司，也没有打出一个明堂来。先生为什么一定要和他们进行这种漫无边际的学术较量？对此，陈先生是这样回答的：“我始终认为，秦俑定性本身，是一个很单纯的学术问题。既然是学术问题，就要按照正常学术思维，去解决观点上的歧见；如果大家都用学术规则，去约束自己，使不同学术观点，摆到桌面上，让大家谈透、谈够，那么什么问题都是容易解决的。问题是，有些人的立足点，不在学术，而在政治，因为学术是非一旦弄清，政治定性彻底败露，他们的脸面，就会非常难堪。为此秦俑研究的方向，一直被严格地管制着，谁要真的说出半个‘不’字来，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有一些人搞学术、搞学问，没有本事；但是如果要让他去整治一个人、搞倒一个人，不用说那是熟门熟路、手到擒来的小事情。”

　　陈景元告诉记者：从1975年开始，他就把许多文稿，寄给《文物》、《光明日报》和《建筑学报》等刊物，对秦俑“定性“提出质疑，从现存许多回函看，他们都给予正面肯定，认为分析得有理有据，但要真正发表，都说有困难。1981年《祝你成才》杂志记者伍幼威先生，拿着陈的材料到北京、上海，与相关媒体联系，得到回复是：内容很好，文字不错，但如果中央不表态，谁也不敢采用。伍幼威经过一番谋划，决定向上海求援。结果在《文汇报》1981年第219期《情况反映》中，将陈的的观点，直送中央领导同志。胡乔木看到之后，立即作了批示：将陈的论点作为“一家之言”，开展学术讨论。批示传到社科院考古所，夏鼐认为此事国际影响太大，若否定过去结论，很多工作可能陷于被动，因而不赞成讨论。陈先生得知批示受阻，于1982年5月18日去北京，要与夏鼐进行辩论。

　　在社科院办公厅1982年第4号文件上中，陈景元看到胡乔木同志批示内容，随即在于光远办公室，给胡乔木、梅益两位领导分别写了一封信。5月19日梅益同志很快作出批示：“如果公开发表有困难，就先在《未定稿》上发表”。5月21日，社科院科研局局长高德同志，向陈景元本人传达了“陈的文章，可以公开发表”的最新批示。为了使陈的文章，写得更充实，更有针对性，在科研局直接安排下，先后两次请考古所负责人，和陈景元当面交换意见。陈到考古所请教，考古所反复地强调，他们没有介入俑坑发掘，而只是感到，只有秦始皇才有这种魄力、财力，去搞这么大规模的俑坑工程。根据胡乔木、梅益的批示，北京有一家刊物致函陈先生，同意将文章发表；不料事隔一个多月，突然又回绝了陈先生，称文章不能发表。这说明，有些人在最关键的时刻，硬是从中插了“一杠”。

　　1983年6月1日，在《光明日报》第2480号《情况反映》中，又向中央报告陈的研究成果，批件到了陕西省委之后，再也不见有任何消息了。总之，中央领导同志再三批示，最后都变成了“泡影”。1983年11月，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国国土整治战略问题讨论会上，陈景元和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地理学家陈传康先生相识，教授了解到秦俑“定性”的异常情况之后，气得火冒三丈，他说：一个学术问题，胡乔木批了之后，都可以顶着不办，实在太过分；一种学术观点，不允许发表不同意见，这是哪家的王法！教授伸出援助之手，将孙特先生从成都召来南宁，与陈景元见面，三人共同商量对策。经过一番曲折，一篇《秦俑新探：俑坑的主人不是秦始皇》的文章，终于在1984年第3期的《大自然探索》杂志上面，一炮打响了。一时间，国内外报刊杂志，纷纷予以转载，反响十分强烈。
七，权威的谎言
    眼看陈景元的文章，像雪花那样飘向世界各地，有些人再也坐不住了，一种“灭顶”的感觉，迫使一些人下决心，要对《秦俑新探》采取断然的措施，不能让它有继续“存活”的空间。具体的做法是：1984年10月23日，在临潼召开一次秦俑学术讨论会，经过严格的审查、筛选，请来本地的90多名代表。原本预定三天会议即将结束时，宣布延迟半天时间，说要讨论陈景元的《秦俑新探》。大部分的代表，没有这一种思想准备，上去发言的并不很多，有准备的一些“愤怒者”，经过一阵“声讨”，会议就草草收场。从第二天起，“秦俑学术讨论会一致否定陈景元观点”的新闻报道，就不停地涌现出来，紧接着在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节目中，反复地将它传到世界每个角落。在袁仲一先生所著的《秦兵马俑》一书之中，竟然还自我吹嘘地说，那是开了一个国际性的学术讨论会！

　　1982年5月19日，在梅益批示下来的当天，社科院副院长于光远同志给陈景元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我赞成年轻人研究历史，研究古代的文化，但是相比之下，我更主张研究像你研究的问题。”于老虽然并不分管考古，但一直关心着秦俑的研究进展，陈给胡乔木、梅益的信和文章，都由他的秘书胡冀燕转递，陈的秦俑研究书稿，也曾亲自做过一些非常具体的安排。于老对陈先生道义上的支持，实在是令人难忘的：在贵阳云岩宾馆里，他的秘书刘与任先生，连续三次听到了新闻联播“批陈”的新闻；于老得知此事后非常生气，立即找到随他来贵州进行考察的陈先生，当听完有关情况介绍后，于老表态说：“那一篇文章，他们不能容忍，但这是学术问题，既然是学术问题，就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更不能搞民主集中制。用会议的名义，去否定你提出的学术观点，这一种做法很不妥当。”

　　在人们心目当中，中央台是党的喉舌，是中央精神的体现，它肯定了谁，谁就是对，它否定了谁，谁就是错，是对是错，有理无理，以它的表态为最高的衡量标准。就这样，陈景元的观点、文章，连同他的名字，就不由分说的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之中。说这话有证据吗？证据一，当《人文杂志》发表批陈的文章后，陈先生拿着申辩文稿，要求进行争论时，得到的回答是：秦俑问题已有定论。证据二，《西安晚报》有位先生，写了一篇秦代铁农具的论文，省有关部门认为谈论“铁”，就有支持陈的嫌疑，要求作者自行撤稿。证据三，《文博》杂志本着争鸣精神，几次向陈先生约稿，准备与对立观点的文章，同时发表，但经请示之后计划被取消。证据四，陈先生根据袁仲一等人提出的抨击材料，写了6万字的《秦俑再探》，交给秦俑馆1986年的学术讨论会，但根本就没有人加以理睬。

　　秦俑馆批驳陈先生的材料，是非常有限的，为了收集更多的反对意见，陈先生按照参加会议代表的名单，给几十位先生写信说：“由于会议上一致否定本人的观点，当然也包括先生的否定，敬请先生将自己的否定意见，直接告知本人。”这种主动征求反面意见的做法，让很多人感动不已！结果，包括秦汉史研究会会长、西北大学著名教授林剑鸣在内的众多学者，纷纷地写了回信，同时也介绍了会议的始末。有的说，代表来自各个单位，对秦俑不了解，不好发言。有的说，秦俑馆的人太多，发言太情绪化，自己也没有发言。有的说，陈先生对于“三百丈”的精辟论述，几乎没有一个代表反对。有的说，我们都是林剑鸣的学生，林先生根本就不同意袁仲一的观点。有了这些回复，陈的心里很踏实，然而与袁先生学术上唱对台戏的林剑鸣，后来跑到北京，重开炉灶，另谋生计去了！
八，力量的对峙
一位曾经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首长，告诉陈景元说：“有些事情，看上去很困难，其实并不特别困难。比如，当年感到推翻‘三座大山’太困难，结果过了十几年，革命胜利了！有些事情，看上去很容易，其实非常不容易。比如，搞了几十年经济，还是搞得不怎么样！”这是因为：搞革命，面对的是纸老虎；而搞经济，面对的是落后的经济基础。对于秦俑的研究来说，要面对严酷的政治干扰，面对如此强大的学术对手。咋看起来，陈景元力量是单薄的、虚弱的。然而，他用不到10年时间，就得到胡乔木的批示，以“一家之言”的定位，在学术上站住脚跟。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有中央领导的批示，有自己坚实的材料准备，一场看来容易打赢的学术官司，历经几十年的磨难，也没有理出一个头绪来！可见，陈先生秦俑文章之外的“文章”，比文章的本身，真的是更难搞、也更难写！

　　按理说，在学术争鸣讲坛上，观点对立的双方，应该是完全平等的。袁先生观点的支持者再多，是一家之言；陈景元观点的支持者再少，也是一家之言。在学术领域之中，是没有什么“大家、小家”之分的；最关键问题还在于，被称之为“一家”的先生们，最好都能拿出自己的学术成果，以学术对学术，以观点对观点的方式，去进行开放的、公正的“学术之争”。但是，一旦政治的、非学术的因素，强行介入学术领域，性质立即发生变化，学术之争，就会变成一种非学术较量，学术讨论难免成为学术吹捧、或者学术围剿。什么叫学术围剿？典型的学术围剿，就是单方组织学术活动，大搞一言堂，大搞学术垄断，并以非学术方法，去打压、征服学术对手。它的特点是：自己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策划一个学术讨论会，自行宣布击败学术上的对手，这还不是学术围剿又是什么？

　　会议结束一个半月之后，竟然有人撰写、并且在《陕西日报》上发表了一个《秦俑学术讨论会纪要》，对陈景元《秦俑新探》中的论点，进行了随心所欲地攻击。有一年，陈先生见到这位作者，坦言相告：《会议纪要》是会议的重要文件，它应该产生在会议之中，并要履行全体代表通过的手续，这才具有真实性和合法性。你在会后“泡制”出来的《会议纪要》，充其量只是个人的“创作”，只代表个人的观点，而对你的那些观点，今后我是要进行全面回击的！陈先生和他，在学术观点方面，是严重对立的，但在个人私交上，关系却很密切。陈先生问他：“你在《纪要》上说，《史记•正义》注‘新丰县南十四里’，说的是骊山的位置，不是指宣太后陵的位置。你敢拿一本《史记》出来，让大家核对一下吗？此书明明写着‘骊山在新丰县南十六里’。请问；到底是你搞错了，还是我搞错了！”

　　《秦俑新探》一文的发表，和秦俑学术讨论会上，所谓的学术“反击”，按照正常程序来看，是秦俑争论的第一个回合。如果这种讨论，能够一轮一轮地坚持下去，岂不也是当初胡乔木、梅益等同志，热切企盼的事情？然而，对方的意图，是压制而不是讨论：本来是一个地区性的会，偏要说成全国性的会；明明没有一个外国人，偏要说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而且让中央媒体，不断发送消息。他们是在制造一种假象：秦俑“定性”结论，再次得到中央认可，再次得到学术界的支持，再次得到国际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要给世人造成一个印象：陈景元的观点，在学术上已经被处以“死刑”！他们预期目的达到了：原来和陈先生约稿的国内外多家媒体，一夜之间全都往后退缩。在此后二十多年，陈景元想要重申自己观点，想要发表任何文章，几乎没有一家刊物，再敢于冒险采用的。
九，可畏的民心

　　记者问：在学术界到底有没有支持你的？老人拿出一封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戴开元先生的信，信中说；“考古界有一条不成文的‘禁律’：千万不能反对别人的考古‘成果’。谁的地盘发现考古遗存，谁就是做出结论的最高权威，别人是不可以提出异议的。‘秦始皇兵马俑’是一些人泡制的学术冤案。大作发表其意义不仅‘判定俑坑的主人’，更重要的是：这是投向考古界不正之风的一颗原子弹。”《光明日报》社的郭铸先生，致信陈先生说：“您的几份材料，我们这里同志均感兴趣，认为有理有据，很有意义。”上海博物馆的谭玉峰先生来信说：“我深信，只要您的观点是从实际出发的，那么总会有一天，蒙在兵马俑头上的面纱要被揭开。关于秦俑的学术争鸣，应该提高到捍卫民族尊严、民族自信的高度来看。与其让外国的学者们来搞，不如由我们自己来纠正，这才是真正好样的！”

　　西北大学的林剑鸣先生，在否定袁仲一“俑坑是秦始皇陪葬坑”观点上，与陈景元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1984年秦俑学术讨论会后，在紧接着召开了陕西省历史学术讨论会上，林先生谈了对秦俑主属的看法：“学术问题，应通过百争鸣解决，不应急于一口否定陈景元的观点。”后来，陈景元写了6万多字的《秦俑再探》，被秦俑馆退了回来。林剑鸣看到此稿，爱不释手，大加赞扬，在和某出版社老总商量之后，决定将手写稿复印多套，作为一本“奇书”，供友人内部传阅。陈景元二十年后，在咸阳市孙嘉春先生书房里，见到自己著作的复印本，心里感慨万千。地质学家孙嘉春先生，因为不同意袁仲一的许多观点，在秦俑馆研究室主任张文立先生撰写的《秦俑学》一书中，他俩同时都被诬蔑为：由于“学者的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出发点”，而掉进了秦俑研究“误区”的典型人物。

　　记者问：陈先生不是认为俑坑的主人，是秦宣太后吗？能不能否向外界，透露一些具体的材料依据？记者得到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的，如果自己这一部《兵马俑真相》的书稿，在国内能够被准许出版的话，那么什么问题都容易得到解决！陈先生拿出一本谢万幸、杨飞先生合著的《中国考古未解之谜》，书中说道，“有人提出，兵马俑的主人并非秦始皇，而是秦始皇的高祖母宣太后，这种看法不是妄加揣测的，理由如下：一，俑坑面向东方，宣太后的故乡，是东方的楚国，朝向应该是正确的；二，俑坑军阵不具战斗力，如果俑坑是宣太后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三，俑坑出土的全是青铜的兵器，这与秦始皇时期销毁铜兵的记载不符；四，说秦始皇建造兵马俑，这在史书上没有任何的记载，即使秦俑坑不是秦宣太后的，至少也不能说一定就是秦始皇的。”

　　2004年7月12日，一位威海的年轻人，在秦俑网站上发了一个“兵马俑究竟是谁的？”的帖子。不久许多网友纷纷响应，不断跟着上帖。有的说，1974年俑坑尚未发掘、就定了性，这是怎么回事？有的说，俑坑有吕不韦戈，说明俑坑是秦始皇的。有的说，秦俑定性时，哪有吕不韦戈？有的说，袁先生“三百丈”的计算，怎么会搞错？有的说，“56平方公里”是不是真有那么大？有的说，听说胡乔木有批示，为什么不让陈先生说话？有的说，这是陈景元组织一批人，要为秦俑定翻案；有的说，怎么能把矛头指向秦俑研究学术带头人袁仲一。有的人说，科学无国界，学术无禁区，作为世界一流博物馆论坛，应该容许发表不同意见。帖子锋芒直接指向当年的秦俑定性，这哪是秦俑馆所能够容忍得了的，结果用不了几天功夫，180多个谈论秦俑是非的帖子，全都被秦俑馆“砍掉”了。
十，殷切的期待
    期待一，陈先生告诉记者，他期待党的学术方针，能够得到全面地贯彻执行。所谓“笔墨官司，有比无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除此之外，毛泽东对于学术争论还有许多经典的论述。毛说过：“关于百家争鸣问题，完全学术性的，在报上争来争去，不会有影响。”“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权威，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毛还说过：“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一种犯罪的行为。”过去，毛泽东等人大力提倡学术争鸣，难道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尤其在改革开放的盛世年代，连这种最起码的学术研究自由，都不能给予充分保证了吗？陈先生说；“中央的学术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决不是当作口号喊喊的。胡乔木同志的几次批示，就是一个最好见证，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仍然期待中央对秦俑问题的批示，能够得到真正的落实。”
    期待二，陈先生告诉记者，他期待有关行政部门，不要无故干预秦俑不同观点的学术争鸣。2004年6月，《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王小峰，写了一篇《秦俑是非：一个人的战争》的采访稿，谈的是秦俑研究过程中不同的学术观点，完全是学术性的，也没有任何出格的语言和越轨的内容。但它却遭到许多部门无理的阻拦。什么“影响大、损害权威”等莫须有的罪名，统统都搬出来了，向《三联》施压的结果是，这一篇本来应该在媒体上“争来争去”的文章，以行政手段给“斃掉”了。将这种做法，与中央的精神，进行一番认真对照，还不能说明这些部门的行为，是完全错误的吗？说他们是“犯罪”，他们接受不了，但要求他们解除对秦俑研究的各种学术“禁錮”，要求他们按中央的学术方针办事，这些部门有理由加以抵制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真正与中央对抗的，那就是他们自己了！

　　期待三，陈先生告诉记者，他期待秦俑馆能够放下架子，以一种平常心态，对待秦俑不同观点的学术之争。他说：秦俑是举世之宝，它既属于秦俑馆，更属于整个世界，不仅秦俑馆在研究它，还有更多的人在研究它。作为世界一流博物馆，这里一举一动，一招一式，都受世人的瞩目。凡是来自秦俑馆的材料，哪怕是一句话、一个字，都有人在不断收集、整理和研究。由于专业的不同、角度的不同、材料占有的不同、研究方法的不同，对于同一个问题，会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如果能够广泛听取意见，收集各种研究成果，其实这都是“秦俑学”宝库中的珍贵品。但如果他们只认一家，而排斥百家，以我独尊，自我称霸的话，那么一定是要受到谴责的。一个不能容纳不同观点的学术论坛，是不可能有好名声的，人们期待着秦俑馆能改进作风，并真正成为一个最优等的科研基地。

　　期待四，陈先生告诉记者，他期待海内外支持者，能够克服困难、埋头工作、继续攻关，争取突破。任何科学研究道路，从来不是平坦的，搞学术、搞争鸣，实际上也是在探索和追求一种新的真理。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出来阻挡，打击、迫害，但毕竟是少数；有的人感情上接受不了，发出种种怨言，应当给予理解；难免还有更多沉默、观望的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千方百计地拿出最好成果，以理说话，以理服人。任何时候，不让别人说话，正是自己心虚的表现；另一方面，如果能够真诚、主动征求反对者的意见，让别人把话都说出来，这才是做学问、搞研究的真本事、真功夫，也是做一个学者，最根本的“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道理，是人所共知的。可以断言：在秦俑“定性”的学术较量之中，失道的一方是必败的，而得道的一方是必胜的！
　    　
　　文/方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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