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存档：空心的文学（下）

旧作存档：空心的文学（下）(2006-02-23 21:34:34)   分类：学术探索  空心的文学
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白皮书（下）
 六　语言的搏斗 “我们正在与语言搏斗。我们已卷入与语言的搏斗之中。”
 这是维特根斯坦在1931年发现的一个基本人类事实。这一事实的边界现在已扩大到东方腹地。1987年，当所有的声音都被严厉地打断时，只有非意识形态的纯粹语言，才像灵巧的鸟那样逃遁到罗网之外。而这漏网之鸟又回过来成为拯救文学的神明。
 我注意到了某些批评家是如何打开语言经典向作家们布道的，我也注意到那些可怜的作家是如何敬畏地倾听这一文学还原的奇异传说的。
 在形式语言的信仰之中，隐匿着对“文以载道”的工具性恐惧。这种观念受到了卡西尔主义的有力声援。“人是符号的动物。”──一个充满异化色彩的定律，微妙地推助了当代文学的变化，以致还原主义的果子尚未熟透，就急不可待地向大地坠落，变成一堆芬芳的秽物。
 指望通过重建新形式语言来重建文学和人类精神结构，这个老式梦想正在爬上中国先锋诗人的硕大反骨。非非主义──一个唯一值得我关注的语言无政府主义学派声称：他们已经找到了能够超越文化或语义的“语晕”。这种由语符发出的神秘光辉，烛照了文化以外的隐秘价值区域。更为奇异的是，所谓“语晕生成试验”，不仅能够“给这个世界注入新的语言机制”，而且必然地涉及到“要给我们人类带来新的思维机制”(蓝马：《语言革命──超文化》)但这种不可思议的“语晕”，甚至不能使非非主义者的诗意变得更明亮一些。一旦何小竹在诗歌中把“太阳”意象还原到对“太”字的纯粹语义分析，这个玄想的孩子就被乾枯的字词“非非”地谋杀了。
 语言实验中的著名自杀者是杨炼，他的《自在者说》笨拙地摹仿了易经的结构和语言，像座由字词垃圾堆成的圣塔，在它的顶部，露出一个走火入魔的语言圣僧的阴郁背影。导致这个悲壮场面的原因在于：易经以终极性的方式贮藏了宇宙的全部密码，它在本质上是非通讯和不可复制的，并使一切包括杨炼在内的有限智慧瓦解。这样，《自在者说》便无可挽回地说出了用汉语重建诗歌元语言之梦想的破灭。
 语言的悖谬在于，那些拥有各种精致的叙事结构或语体的作品是最不能叙事的，如马原和孙甘露的小说。它们由一些非常私人化的言语系统组成。这堆上了锁的密码使大部份读者丢失了破译的信心。
 这是我对语言的意义产生疑虑的原因，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得有意义。语言的本性是沉默的，或者说，只有沉默才能对语言作出规定。正如在人之外才能说出人的本质，在宇宙之外才能描述宇宙一样，又有在语言之外才能获得一个认知语言的真正契机。
 然而人又不得不进入语言这个叵测的在所，并面对它所具有的一切非人特徵。语言用残败的字形音符干扰人对其生命之血的伟大响应。语言的线性阅读原则使人成为一维的动物，丧失了对文本以外的真实空间的占有性。进入语言，就是进入一个慢性绞肉机，接受它的绞杀。
历史上所有作家的命运是同一的：被语言所抽空。生命力由自我之中向外喷射，凝结成僵硬的字词，这个生命转贮过程最终淘光了人的全部价值。也许，只有海明威觉察到自我的这种精神死亡。他的自杀不过是针对肉体的最后一道手续而已。
 在更普遍的意念中，人始终坚持着对语言的信仰，相信只要字词活着，人便能在字词中永存。“敬惜字纸”，这个古老的种族传统，包含着对文本的无限敬畏，并赋予“自古英雄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类的生命以崇高的意义。芸芸众生对“经典文学”和空洞姓氏的赞颂，为语言献祭运动提供了声援。
 “语言是文学的本体”，这个形式主义者最热衷的命题，已道出某种冷酷的事实。语言的悖谬是终极的悖谬。消灭语言，意味着人必须终止文学操作，从一切形式游戏和通讯模式中告退。这正是禅宗所洞悉的真理。“禅”，就其本义而言，就是召号人尽可能脱卸掉那件唯一的语言单衣，以赤裸和本原的方式在世。
 但人最后还是被判处了与语言的同存。人注定是一种饶舌的动物，他必须把语言作为造化所赐与的悲惨礼物接受下来，就像我必须用语言来表达对语言的不信任一样。和语言搏斗的结果早已被残酷地预定了的──向语言屈膝投降，在吵吵嚷嚷之中等待那个最后静默时刻的降临。 七　“主体”的神话 刘再复，一个拥有老式信仰的先知和博爱论者，他的人道主义勇气已赢得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的广泛敬意。在某种意义上，刘再复是“自由”的象征，他关于人类尊严的呼喊，穿越了中国世纪末最阴沉的山谷。
 尽管如此，在探究“主体中心论”(某种启蒙主义与古典仁爱精神的混合教义)的主要论点之后，我还是注意到这个价值体系的暧昧和自我冲突性。
 在刘再复那里，拥戴“主体”，就是拥戴一个形而上的“人”，拥戴一个关于“人”的绝对律令。但刘又不具备真正的哲学还原能力。他的“人道主义”必须下降到经验伦理学的层次才能展开。它导致了一个道德二元论的产生：“人道主义”=个体(个性主义)+群体(集体主义)的二重组合。
 这正是双重人格在理论文本中的映射。一方面是对个性解放的赞颂，一方面是对群体性责任和使命的执著。在这两种对抗的道德价值之间斡旋，这就使刘再复要成为尴尬性的人物。只消某个外部力量就足以胁迫使刘再复放弃他的中立化的姿态，求助于他的内在压抑之源──集体主义“良知”。果然，从一个个性主义的自由意识出发，经过充满内疚的沉思，刘再复重返了“人民性”的阔大怀抱(参见《人民日报》1988年?)这个结果并不使我感到意外，因为刘再复从来就没有出示过真正的“个性”，他的全部理论都是群体性思考的产物。他的高尚来源于无力。
 那个被传统知识分子所侈谈的“人民”主体之中究竟蕴含了什么语义，这是值得我认真辨认的。把“人民”加以分离，便获得两个词根，其中，“人”是空无的能指，它不标定任何实在的经验对象。它的意义必须在依附于“民”之后方能约略窥见：作为词根中的词根，“民”揭示了“人”的全部性质。
 民即是奴隶。民代表了国家结构中接受统治和恩典的一方。民就是君主所必须背弃的部份。或者说，民是遭到历史废黜的君主，从诞生之日起，它就同某种劳役和义务紧紧地拴在一起。民是在社会契约中被剥夺掉自主的人群。
 民的这些弱者表征足以博得士的哀怜和警觉。士的使命就是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保持民与主之间的政治均势，从而把国家调节到一个“民主”的状态上去。“民主”并不应当是“人民”的独裁，而应当是“人民”和君主的公正对话。
 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总是把这种均势遭到破坏的原因归咎于君主，归咎于一个被幽禁在皇宫里的孤独无援的王。他的全部罪孽就是拒绝执行“人民”──这个事实上的君主的伟大旨意。
 “人民”是历史中最盲目而强大的意志。千百年来，正是“人民”主宰了这座苦难的星球，成为一切群体性罪恶的渊源。“人民”是卑劣的凶手，它一方面弑王，另一方面使个体变得无名，它把个体从思想的深度中驱赶出来，消灭他生存的实在性，赋予他一个完全虚无的形体和轮廓。
 这场“屠杀”没有证人。因为所有单纯的和警醒的观察家，绝不可能逃脱厄运，而另一些本可以为证人者则汇入了行刑队的行列。那些执行“屠杀”的凶手也没有原告和法官。“人民”比上帝更永恒。尼采可以杀死上帝，但却无力判处丑陋的“人民”和历史一起死亡。我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宣布从我与“人民”的关系中退出，用隐喻的语言谈论孤独和它的后果，描述一个独在者的阔大幸福。只要我退出，我必获幸福。
 然而，在贴近和追随大众的过程里包含了另一类实在的幸福经验，它足以诱惑所有“良知”不泯的士者。至少，把文学与爱一同交给“人民”，就是企图把私人的欲望和罪孽藏匿到它的宽大身影之后，以换取更为博大丰厚的关怀与庇佑。这种道德贸易显露了从众主义的卑怯性征。从众者是一个低能的意志，他必须靠寄生于母体而苟延残喘。
 对上述受惠结构作某个小小的修改，人便轻易获得了一种新的施惠地位。所谓“使命”和“责任”，就是暗示“人民”的呼救性，并试图借助拯救运动将人推入受惠和报答的境地。这种支配他人的社会暴力，是“人道主义”向苦难世界呈献的最残忍的善行。
 文学与读者间所发生的趣味冲突，实质上就是艺术家针对“人民”的前卫之战。先锋诗人率先放弃对“人民”的迷信，给予大众文化以适度的失望和蔑视。诗的语言之墙分隔着人间，阅读的障碍成为生命障碍的高大象征，它像狗一样守护了文学的自由。但在根本的意义上，文学无法抵抗大众的暴力入侵。文学的策略是，抛出低劣的伪本，掩护自身退向精神丛林的深处，与那个所谓的“源泉”诀别。这一赌博注定了纯粹的文学要受到“人民”的仇视和攻击，也注定了它要被各种流行的伪文学所僭替，从公共世界里隐身。
　
八　文学的第二类接触 龙具有空前的丑陋性。在现存的世界图腾谱表里，没有谁比这个怪物拥有更多的反人本主义特徵：它的凶狠和贪婪、它的各种嗜血习性、以及对人类面貌与器官的审慎回避，等等。它一方面是找不到任何实在对象的空洞标号，一方面却停栖于东方，像永恒的梦魇，在种族的黑夜里飞进飞出，说出死亡的咒语……
 在某种意义上，龙没有性别，龙也不能生育和传继香火。这就意味着龙注定要死亡。事实上，龙在进入传统以前就已湮灭，带着它对这个种族的全部高傲和轻蔑。龙之所以成为记忆，是因为它曾经显示了对大地的反叛，以及对空间自由的渴望。这是龙受到赞赏的唯一理由。
 即便如此，龙还是注定要被现代世界所废黜。因为死亡之龙不可能离开雕栏画栋和朱户玉牖。龙在死后就只剩下它徒有其表的恫吓性和僵硬性。
对龙的失望是同种族信仰的全面崩溃相关的。这促使我反思了龙的原始意义，并看到这种反叛大地的原始意义正在获得新的证实。
 本世纪最大规模的种族移民运动暗示了“马踏飞燕”式的上古精神的复归。人子乘舟远遁，从贫瘠的土地上逃亡，搜寻新的大陆和乐园。
 这是精神朝觐的肉体化过程。大迁徙表达了对种族根基的无望以及对外部世界的新的迷信。后工业社会像一个天堂的现世副本，召唤所有困窘的生命前往享用。
 换一角度谈论这个事件，那些邻族将惊愕地看见黄种ET正在君临世界的一切角隅，侵入它们的街区、掳掠它们的财富、文化和女人。人以逃亡的方式履行了弱者的远征，让全球笼罩在负性殖民主义的温柔恐怖之中，仿佛一次成吉思汗子孙的幽默复仇。
 所有这些居住空间的根本性变化，对于文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作家携带仅有的家私，以自由公民的身份在新地游吟，与机遇之流会合。游吟是一种征集文学生存可能性的活动，它把文字从过去的悲剧性中释放出来，赋予它一个无限开放的品格。
 游吟显示了文学真正优良的传统。这不仅是指荷马在希腊半岛上的旅行，司马迁和李太白在中国山区的游历，而且还包括浮士德式的全球历险。游吟使作家把时间自由转换成了空间的自由。
 最初的游吟者是一种自由主义诗人，如严力和张枣；接着是一些遇罗锦式的道德受难者，此后是凯觎诺贝尔奖的北岛和顾城……首都的诗界正在变得空寂，“今天派”已所剩无几。这个迹象预示了大陆文科中心的瓦解和转移时分的最后到来。
 当代文学的自我流放进程，须追溯到聂华苓和韩素音等。那些作家具有侨民亚文化的一切平庸特徵：狭隘视界、幽闭心境、向母语文化和宗主国文化谦卑地表示双重敬意的骑墙态度……
 如果精英之流的涌出，能够同时拯救侨民文学和大陆文学，那么这个意向是不可指斥的。作家移民的使命，就是把文学的慧种从废墟里带走，植入更年轻健康的文明。当我用马克思的语言说出“全世界作家联合起来”的口号时，我发现一种经典哲学的反叛传统和神秘活力正在得到恢复。
 犹太和苏联文学支持了这一国际主义看法。我要特别指出索尔•贝娄和索尔仁尼琴，他们的个人冒险和生存勇气，为世界移民作家提供了见证。他们置身文化冲突的边界，却进入到母族的意识核心，从那里倾听人类的浩大叹息。
 但这肯定是充满羞辱和内疚的道德过程。作家必须学会皮厚与无耻，学会在恩主的施予之檐下低头，接受神明式的目光的俯察和嘲笑。人要首先充当没落种族的后裔，然后再来做一个世界公民。
 这还仅仅是全部困境的开端，我要询问：在切断了与种族根基的联系之后，移民将依靠什么信念在一个陌生的世界里爬行或飞翔?
 从某次对种族的厌烦出发，经历了无数次来自邻族的羞辱，在痛切的负疚中重返祖祠，再度求助于他明知虚妄的母体的关怀，这几乎是所有知识分子移民的精神历程。　那么，两手空空的移民文学，就被注销了它的全部意义。只有若干肉体性愿望的满足，只有对风俗、礼仪和神话的商业性图展。移民运动成了一次针对爱国主义的戏剧性检验。奇迹刚刚接近，就从身边狡狯地溜走。什么都未发生，一切依然如故。　　 这个痛苦的景象是不可避免的。移民作家最终不能通过搬迁进入终极关怀的乐园。东方是个骗局，西方同样是个骗局。从这一骗局向另一骗局的进军，塑造了文学哥伦布的虚假英雄，他们靠屈从于谎言来获得食物与自由，获得一份衣锦还乡的英雄。移民，就是以迂回方式向母族表达敬意的孝廉。他们最终将在祖先的墓地里为自己选择一个狭窄的棺位。 九　终极信仰的失落 身陷一个没有终极信仰或充斥大量伪信仰的时代，此系一切文学性焦虑的根源。人要么被各种中间信仰(种族传统、西方文明、家园、土地、英雄、人民、上帝、语言等等)撕成碎片，要么在某种领悟中意识到它们的伪在和空无性。这两者都把我推入永恒的迷乱之中。
 一个终极价值的丧失，引起了所有价值的错位。
 中间价值是拥有感性标志的迷宫，它出现于人对自身失望的薄暮时分，并总是呈现为一个亲切的面容。它打开它的全部秘密入口，说出热烈的意义，鼓励人的投身与奉献。把中间价值从一个平凡的地位提升到虚假的高度，是人类社会经常玩弄的小小把戏，它的全部意义都建立在一个工具理性的脆弱假设之上：个人应当为人以外的东西活着。中间价值的目标就是扮演那个东西，并据此有效地驾驭卑微的生命。
 这样的价值迷宫里遍竖巨大的概念之镜，它们彼此互相反射，制造噩梦般的景象和深度。 “人民”的语词是个镜像，从它那里无限地增殖着镜像的镜像，从“人民性”、“良知”到“使命感”和“责任感”……把一个单义的宇宙搞得无比诡秘繁复。　那么，被这些虚假的镜像所蛊惑而找不到真实的出口，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中间价值不能帮助人从罪恶的世界里逃亡，相反，它是坚固的囚室，它的目的就是逼迫人中止思想的自由，沉迷于平庸的事物，向空无的偶像下跪──偶像是一切中间价值的最明晰的标记。
 但偶像和镜子都是脆弱的，它们像稻草那样轻易地生长和死亡，缺乏内在的永恒性和坚硬性。这是它被一切伟大人格拒绝的根本原因。我不向速朽的东西付出生命，也不同虚假的事物交换价值和欢乐。这完全没有必要。在这样的时刻，我宁可把激情交给睡眠。
 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中间信仰(形式主义是个例外)，都拥有一副母亲的古老形貌。这个单纯的隐喻之舟承载了包括种族、家乡、人民、领袖等等在内的大量中间价值的重量。它迫使无辜的“母亲”卷入了世俗价值的战争。
 恰恰相反“母亲”原型的出现揭破了一个隐秘的事实：大量中间信仰其实都基于同一个信仰──对“母亲”的挚爱。只有“母亲”，这个兼有乐园、历史、根基和欲望满足等多种属性的卑微神明，才能有效地支配一切曾经进入她、在她里面生活的人们。这个东方化的一元论神学，同西方基督教构成鲜明对比。
 在基督教那里，至高无上的神明是“父”、一个严厉的男人。但正是这种“母”与“父”的统治，永恒平分了东方和西方。他们的身影构成天空、大地和所有我们能够感知到的风景。一个有道德的普通臣民只要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就足够了，他的整个生命旅程，绝不会越过“父”“母”的国土以及他自己的智力世界。
 我已经说过，所有的迷宫都是纸糊的。它们一触即溃。我看见大地动摇，太阳冷却，瘟疫流行，种族抽疯；人民分崩离析，为巨大肉欲的解放和物质严重匮乏这两者的冲突而迷狂。因此，推翻中间价值，就是推翻一座砂器的古堡，一片在梦里依稀浮现的城堞。这是个充满轻易性的事件。
 那么，人就因此而进入一个深刻的精神危机。所有的形而上沉思被肉体的痛楚打断。一个吃的动作、一个涂抹脂粉的姿势、一个观察钱币的眼神……这些日常功利操作替代了人对存在意义的辨认。
 但有意义的生活正是从绝望的时刻起步的。人只有涉历危机的洗礼，才能成为一个崭新的在者。中间价值的可疑性构成了对人的神启，令拥有最高精神性的个体穿越它们，向更为辉煌高远的事物推进。
 这就是我要在这里扼要地谈论终极信仰的原因。一个终极信仰，就是对中间信仰及其总和的最高猜疑和反叛。终极信仰并不是要把我从中间价值和世俗信念中带走，而是鼓励我在那里居住下来，坚持我的孤寂性和批判性。在这个意义上，卡谬的“荒谬”意识是终极信仰的反面形态，它以绝对的口吻描述了“虚无”的终极意义。
 另一方面，终极信仰是唯一的和不可替代的奇迹，“它”指出了存在的全部可能性。终极信仰就是最高的自由，“它”把人从中间价值的虚妄与囚禁中解放出来，面对真在的世界说出无待无碍的声音，让“它”在所有的时空里反射和回响。
 终极信仰不是一种传说，“它”拥有不容置疑的性质。“它”使人明彻和洞悉于自我在世的一切意义。或者说，“它”是那种我能够完全信赖并寄托于生命的最后企望的东西，“它”向我指点了走出迷津的秘密路径。
 现在，“它”响应我的召唤，带着所有的允诺，内在地降临在我里面。“它”拒绝授徒，拒绝外在的仪式和语言，拒绝一切群众性的祭拜场面。“它”只对个人的经验和玄想开放，成为不可交流的私有事务和秘密。而我则在单独的倾听中与“它”合一。毫无疑问，每个个体都可能占有纯属他自己的这个伟大事物。
 但事实上，只有那些具备超然精神性的人才能获得这种恩遇，只有他们才能逾越对神明的敬畏，达到真理的绝对高度。这既取决于明澈无碍的生命智慧，也取决于不可遏止地涌动着的强大的生命情感和生命意志。这样，通往终极价值的台阶就是布满危险的，它将让平庸的赌徒完蛋。
 作为一个追求其伟大性的作家，终极信仰正是他作品的伟大性的标志。文学不能径直说出这种信仰，但它将被赋予一种辉煌的气质，使所有的灵魂在它里面得到安息。　然而从“五四”以来的全部文本中，我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例证。现代作家坚持依赖一个外部的教诲和训令，一个从外部向我逼进的意识形态。这种信仰充满了胁迫性和被动性。茅盾的《子夜》就是现世生活与经济学的一次拙劣混合，它显示了一个思想的奴隶的全部特徵。这对当代文学无疑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空心人和没劲的一代，正在危及当代文学的根基。批评是一条坚韧的鞭子，它必须不断抽打那些垂死的意志，把它们从衰竭的恋母情结里驱赶出来，交给他们义无返顾的勇气。批评应当把文学的视线引向终极的事物，引向一个至高无上的绝对信念。　我不指望所有的作家都参与到这个文学的自我清洗运动中来，正如我不指望那些伪批评家会从批评职业中退出一样。但我仍然确信，大危机将使平庸和低劣者彻底湮灭。从他们的精神尸骸上会站起几个真正不朽的人格，把心完好地交还给文学。在冥想之中，我亲见了这一隆重的节日。1988年5月于上海寓中（作者：朱大可，原载《作家》1988年）

本文题图：刘小东《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