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方：人际信任与公民社会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1 03:19:36
政治学双周论坛第十八期
李德满 曾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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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晚上，政治学双周学术沙龙在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813会议室举行第18次活动。本次活动特邀请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学系唐文方教授担任主讲，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景跃进教授担任主持，雷弢研究员、张小劲教授、孙龙博士、唐海华博士以及来自人民大学多个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三十余人参与了本次活动。
唐文方教授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学位和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唐教授曾在《美国政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出版了《美国青年看中国》（2008）、《民意与中国政治变迁》（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等多部重要著作，在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中美关系等领域具有广泛影响。
在人民大学的演讲中，唐文方教授首先简要地回顾了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研究的理论传统，并强调从广阔的国际比较视野下发现中国案例的特殊性。在公民文化的研究传统里，人际信任与民主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命题。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其“公民文化”一书中即明确指出，人际信任与民主制度的顺利运转之间存在比较高的正相关关系。而晚近的研究之中，帕特南对意大利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帕特南在长期的跟踪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意大利北方民主制度运转良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际信任、网络等社会资本；南方与北方尽管存在同样的制度构架，但是由于人际信任度较低，民主运转艰难而且政府治理绩效比较差。而英格尔哈特（Inglehart）通过全世界80多个国家的调查，基本上印证了前面两项研究的若干判断，然而，在英格尔哈特的模型之中却有一个极端值：中国。如何解释中国这个例外的案例？唐文方教授以来自中国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
唐教授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一次全国规模的空间抽样调查，计划抽取10000个样本，实际上成功访问了7000余人。与以往经常使用的多阶段整群抽样调查技术相比，空间抽样调查考虑到了当前中国人口流动幅度大、频率高这一特点，因而对于流动迁移人口也具有比较比较好的代表性。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这次调查可能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研究领域第一次使用空间抽样技术，调查方法本身也具有开创性。
依据问卷调查数据，唐教授采取了因子分析方法，将人际信任划分为狭隘信任、社团信任和公民信任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中，狭隘信任主要是指导对家庭成员和亲属的信任，这一类人与受访者的关系最为密切，拥有血缘关系，信任度也最高；社团信任的对象主要包括朋友、邻居、同事、同学、同乡等，他们与受访者具有一定的亲密交往和人格化的私人关系，这些人与受访者信任关系的建立，往往依托于传统的单位体制或者相关的机构；以陌生人为主要对象的信任则被归纳到公民信任，这些人与受访者自身没有特殊的关系，只是作为抽象的人存在于受访者的意识当中。
根据以上分析框架，唐教授的研究重新讨论了每一种信任与总体的人际信任、政权支持度、政治效能感以及宽容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1）社团信任与人际信任的相关度高达0.549，较之公民信任的0.310和狭隘信任的o.126高出甚多；（2）社团信任与政权支持度之间的关系最密切，其相关指数为0.437，而狭隘信任为0.144，公民信任与政权支持度之间不存在相关性；（3）社团信任与政治效能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73，其他两种信任与政治效能感之间没有相关性；（4）从调查数据建立的统计模型来看，公民信任与宽容之间存在着较小的相关性，而狭隘信任则与宽容呈现负相关。
上述统计分析难以支持现有的理论解释模式，至少可以说，现有理论模式之中关于信任与民主之间的逻辑链条过于简单，过于线性化。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社团信任在解释中国人的人际信任结构之时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而对于这一现象，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无法自洽地进行解释，因为在传统儒家文化未曾中断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其人际信任度也远远低于中国大陆。
从理论上来说，传统儒家的差序格局传统更强调狭隘信任而非社团信任。社团信任的强大作用可能与新中国以来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特别是单位体制有关。单位体制打破了差序格局，同时将人们的工作与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纳入到单位之中。人成为了单位人，也就是团体中的个人。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关系，与单位内成员——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是个人最重要的关系。单位体制不只是对人们的物质实践产生了影响，还对人们的观念和主观意识自觉不自觉的发挥了作用。尽管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市场经济越来越重要，而单位体制也在逐步退却，但是其影响仍然存在。从一定程度上说，以单位意识为基础的社团信任，构成了对政权的强大支持。
当然，与历次调查数据相比，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趋势是社团信任逐步下降，公民信任在逐步上升。年轻一代以及受过更多教育的知识分子，更倾向于公民信任而非社团信任；而随着公民信任逐步侵蚀社团信任，人际信任程度也在下降。如何在社团信任下降的同时，提高总体的人际信任度以及对政权的支持度，将会是转型期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自由讨论阶段，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围绕研究设计、调查方法和研究结论等问题，进行广泛而又比较深入的探讨。关于研究设计，尹冬华、夏璐等多位同学指出，关于信任类型的划分存在一些相互交叉的地方，例如，对某个具体的受访者而言，他的家庭成员可能同时也是他的同事、老板，甚至是一个很遥远的陌生人，这样在询问之时，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导。关于空间抽样技术，唐海华博士就若干具体操作细节和相关注意事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研究结论，雷弢研究员和孙龙博士就单位体制发生作用的机制和效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景跃进教授和曾毅同学则建议，可以在西方国家就社团信任问题进行同样的调查，从而更好地实施国家比较，从而更好地说明社团信任现象是否为中国所特有的问题。
唐文方教授逐一回应了各位老师和同学提出的问题，并就比较研究的开展，以及社团信任问题的拓展进行了展望。
景跃进教授在进行总结评论之时指出，唐文方教授的结论具有非常大的启发性，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知识增量。这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现有关于社会民主和民主的解释模式构成了挑战，并展现了源自中国经验的特殊解释模式。这对于揭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对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初涉者而言，唐教授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何在普遍的结实模式之中寻找独特性，如何用实证数据和资料论证这种独特性，唐教授的研究为大家树立了一个典范。
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之中，这次学术讨论活动正式落下了帷幕。据悉，陈捷教授、蔡定剑教授、袁达毅教授、于建嵘教授、杨雪冬教授等多位海内外知名政治学者，均已初步应允在合适的时候来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学术沙龙进行演讲，并与来自人民大学和相关机构的年轻研究者和学子们探讨学术理论问题，这将进一步活跃学院和政治学专业的学术氛围。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
李德满 曾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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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晚上，政治学双周学术沙龙在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813会议室举行第18次活动。本次活动特邀请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学系唐文方教授担任主讲，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景跃进教授担任主持，雷弢研究员、张小劲教授、孙龙博士、唐海华博士以及来自人民大学多个专业的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三十余人参与了本次活动。
唐文方教授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分别获法学学士学位和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匹兹堡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唐教授曾在《美国政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出版了《美国青年看中国》（2008）、《民意与中国政治变迁》（Public Opin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等多部重要著作，在比较政治学、中国政治、中美关系等领域具有广泛影响。
在人民大学的演讲中，唐文方教授首先简要地回顾了公民文化和公民社会研究的理论传统，并强调从广阔的国际比较视野下发现中国案例的特殊性。在公民文化的研究传统里，人际信任与民主之间的相互联系是一个得到普遍承认的命题。阿尔蒙德和维巴在其“公民文化”一书中即明确指出，人际信任与民主制度的顺利运转之间存在比较高的正相关关系。而晚近的研究之中，帕特南对意大利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帕特南在长期的跟踪研究的基础上，发现意大利北方民主制度运转良好，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际信任、网络等社会资本；南方与北方尽管存在同样的制度构架，但是由于人际信任度较低，民主运转艰难而且政府治理绩效比较差。而英格尔哈特（Inglehart）通过全世界80多个国家的调查，基本上印证了前面两项研究的若干判断，然而，在英格尔哈特的模型之中却有一个极端值：中国。如何解释中国这个例外的案例？唐文方教授以来自中国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展开了进一步的分析与讨论。
唐教授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一次全国规模的空间抽样调查，计划抽取10000个样本，实际上成功访问了7000余人。与以往经常使用的多阶段整群抽样调查技术相比，空间抽样调查考虑到了当前中国人口流动幅度大、频率高这一特点，因而对于流动迁移人口也具有比较比较好的代表性。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这次调查可能是中国政治和社会研究领域第一次使用空间抽样技术，调查方法本身也具有开创性。
依据问卷调查数据，唐教授采取了因子分析方法，将人际信任划分为狭隘信任、社团信任和公民信任三种不同的类型。其中，狭隘信任主要是指导对家庭成员和亲属的信任，这一类人与受访者的关系最为密切，拥有血缘关系，信任度也最高；社团信任的对象主要包括朋友、邻居、同事、同学、同乡等，他们与受访者具有一定的亲密交往和人格化的私人关系，这些人与受访者信任关系的建立，往往依托于传统的单位体制或者相关的机构；以陌生人为主要对象的信任则被归纳到公民信任，这些人与受访者自身没有特殊的关系，只是作为抽象的人存在于受访者的意识当中。
根据以上分析框架，唐教授的研究重新讨论了每一种信任与总体的人际信任、政权支持度、政治效能感以及宽容等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如下基本结论：（1）社团信任与人际信任的相关度高达0.549，较之公民信任的0.310和狭隘信任的o.126高出甚多；（2）社团信任与政权支持度之间的关系最密切，其相关指数为0.437，而狭隘信任为0.144，公民信任与政权支持度之间不存在相关性；（3）社团信任与政治效能感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273，其他两种信任与政治效能感之间没有相关性；（4）从调查数据建立的统计模型来看，公民信任与宽容之间存在着较小的相关性，而狭隘信任则与宽容呈现负相关。
上述统计分析难以支持现有的理论解释模式，至少可以说，现有理论模式之中关于信任与民主之间的逻辑链条过于简单，过于线性化。更为值得注意的是，社团信任在解释中国人的人际信任结构之时具有极为特殊的地位，而对于这一现象，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文化，无法自洽地进行解释，因为在传统儒家文化未曾中断的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以及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其人际信任度也远远低于中国大陆。
从理论上来说，传统儒家的差序格局传统更强调狭隘信任而非社团信任。社团信任的强大作用可能与新中国以来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特别是单位体制有关。单位体制打破了差序格局，同时将人们的工作与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纳入到单位之中。人成为了单位人，也就是团体中的个人。个人与单位之间的关系，与单位内成员——同事、朋友之间的关系是个人最重要的关系。单位体制不只是对人们的物质实践产生了影响，还对人们的观念和主观意识自觉不自觉的发挥了作用。尽管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市场经济越来越重要，而单位体制也在逐步退却，但是其影响仍然存在。从一定程度上说，以单位意识为基础的社团信任，构成了对政权的强大支持。
当然，与历次调查数据相比，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趋势是社团信任逐步下降，公民信任在逐步上升。年轻一代以及受过更多教育的知识分子，更倾向于公民信任而非社团信任；而随着公民信任逐步侵蚀社团信任，人际信任程度也在下降。如何在社团信任下降的同时，提高总体的人际信任度以及对政权的支持度，将会是转型期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在自由讨论阶段，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围绕研究设计、调查方法和研究结论等问题，进行广泛而又比较深入的探讨。关于研究设计，尹冬华、夏璐等多位同学指出，关于信任类型的划分存在一些相互交叉的地方，例如，对某个具体的受访者而言，他的家庭成员可能同时也是他的同事、老板，甚至是一个很遥远的陌生人，这样在询问之时，可能会产生一些误导。关于空间抽样技术，唐海华博士就若干具体操作细节和相关注意事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关于研究结论，雷弢研究员和孙龙博士就单位体制发生作用的机制和效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景跃进教授和曾毅同学则建议，可以在西方国家就社团信任问题进行同样的调查，从而更好地实施国家比较，从而更好地说明社团信任现象是否为中国所特有的问题。
唐文方教授逐一回应了各位老师和同学提出的问题，并就比较研究的开展，以及社团信任问题的拓展进行了展望。
景跃进教授在进行总结评论之时指出，唐文方教授的结论具有非常大的启发性，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知识增量。这项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对西方现有关于社会民主和民主的解释模式构成了挑战，并展现了源自中国经验的特殊解释模式。这对于揭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政治体制的运作机制，也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对于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初涉者而言，唐教授研究方法的运用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何在普遍的结实模式之中寻找独特性，如何用实证数据和资料论证这种独特性，唐教授的研究为大家树立了一个典范。
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之中，这次学术讨论活动正式落下了帷幕。据悉，陈捷教授、蔡定剑教授、袁达毅教授、于建嵘教授、杨雪冬教授等多位海内外知名政治学者，均已初步应允在合适的时候来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学术沙龙进行演讲，并与来自人民大学和相关机构的年轻研究者和学子们探讨学术理论问题，这将进一步活跃学院和政治学专业的学术氛围。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