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齐梁之际文人集团受佛学集团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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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齐梁之际文人集团受佛学集团的影响
丁国祥 李 倞 《社会科学论坛》 2007年第22期 ［内容摘要］ 齐梁之际文人集团影响巨大。与前代文人集团相比，它们无论是成员构成还是集团活动，都出现了很多新变化。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外因是来自佛学集团的影响。
［关 键 词］ 齐梁；文人集团；佛学集团
［作者简介］ 丁国祥，东北财经大学津桥商学院教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大学语文和传统文化研究
李倞，大连市社科联、社科院实习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一
文人集团其来远矣。先秦王侯公子门下的宾客集团即为其萌芽，汉代赋家团体为其开端，建安时代的邺下文人集团为其第一个高峰。此后历经魏晋刘宋众多面貌各异的文人集团的递相登场，在齐梁之际，文人集团终于又迎来一个大的发展，规模空前、高潮迭起，文学创作与学术活动均达鼎盛，标志着文人集团在这一时期走向了成熟。
现在很多学者又经常把文人集团称为文学集团或文人团体，这些概念之间略有差别。对齐梁时期统治文坛的几个文人群体，笔者认为使用文人集团这一称法更加稳妥。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使用文人集团比称文学集团，能在范围上涵盖的更广泛。文学集团这一概念以集团成员有共同的文学活动为标准，范围相对狭窄，而文人集团可以视为文学家组成的集团，以文学家为骨干的各种名士集团、清谈集团、学术集团均可涵盖在内。依据当代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观点，文学活动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个要素组成，既然作家本身就是文学的要素之一，那么只要是文学家组成的团体，都应该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因此，使用文人集团一词可以把这些研究对象都包含在内。
第二，使用文人集团比称文学集团，视野更加开阔，有助于我们以多维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立体的考查。如果称为文学集团的话，应该以文学创作及交流为主要活动。齐梁之间的各大文人集团虽然在文学活动上都呈现了彬彬之盛的局面，但无论是萧子良、萧衍，还是萧统、萧纲，他们的集团都有一项基本的日常活动，即抄撰众籍。也就是说，宴饮赋诗，乃是工作之余的娱乐项目；而抄书编书，才是这些文人的日常工作。因此可以说，齐梁时代的文人集团，其文学性与学术性是浑然一体的，就两者地位来看文学似乎还在学术之次。除了文学与学术之外，齐梁间主要文人集团的活动应该还涵盖政治、哲学、宗教等多重领域在内。因此，用今天相对纯粹的文学集团这一概念，去表述当时活动内容多样的文人团体，多少显得不够全面。反之，使用文人集团这种表述，有助于我们全面考查其中的各种要素，并可以进一步关注其中各种要素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第三，称文人集团比使用文人团体一词，能更加突出领袖的作用。《现代汉语词典》对团体的定义是“有共同目的、志趣的人所组成的集体”，对集团的定义是“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初看两者的意义差别不大，称文人集团或称文人团体应该都是可以的。细加推敲的话，则集团比团体，更加强调组织性，而组织的关键又在于领袖。齐梁时代的文人集团恰恰是靠领袖支撑的，领袖一死这个集团就随之瓦解。因此，称其文人集团更能够强调领袖的重要性。
出于这三方面的考虑，笔者把齐梁时代的这些文人组织，称为文人集团。
二
综观整个中古文人集团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齐梁之际，文人集团产生了一些新变化，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的新特点。这些新变固然有文学自身不断发展的内因的作用，而各种外因的刺激，也是一个重要方面。齐梁之际两个最重要文人集团的领袖，萧子良与萧衍二人，恰好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而领袖在文人集团中的作用又举足轻重，因此佛教因素对这些文人集团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佛教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佛学集团，同文人集团一样，组成佛学集团的首要目的是学术的需要，这两种集团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一旦两者互相接触并发生某种联系的话，那么文人集团势必会受到来自佛学集团的某些影响。
佛学集团发端于汉末的佛经翻译，以译场为中心，义学沙门聚在一起钻研佛典，便形成了佛学集团。在北方，佛经翻译先后以洛阳、长安为中心。到了苻秦、姚秦二代，由于得到政权的支持，长安的译经事业盛极一时，与此相伴佛学集团也达到鼎盛。《高僧传·译经中·晋京师道场寺佛驮跋陀罗传》记载：“秦主姚兴专志佛法，供养三千余僧，并往来宫阙，盛修人事。”《晋书·姚兴载记上》又云：“兴与（鸠摩）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睿、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这个佛学集团的规模之大实属罕见。再看当时的文人集团，自建安之后，最重要的莫过竹林七贤、贾谧二十四友、兰亭集会这几个集团，以小型集团为主，人数有限，其规模与佛学集团反差巨大。到萧子良组建西邸文人集团开始，文人集团的人数骤然增多，齐梁两代主要文人集团都呈现出了较大规模。究其原由，齐梁文人集团规模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它吸纳了众多义学名僧为其外围成员，人数大大增加了。
刘裕入关之后，佛学南迁，除了慧远在庐山的佛学中心以外，南方佛学的中心，主要就集中在了建康。在萧子良之前，宋齐皇室已经逐渐受到佛教薰染，但由于始终缺少一个有力的组织者，因此佛学集团未形成规模。而到萧子良，在他的大力扶持下，佛学集团开始活跃，萧子良由于充当了佛教宗教活动和佛学学术活动事实上的组织者，因此可以认为他就是这个佛学集团的领袖。同时，萧子良又是他领导的由作家学者组成的文人集团的领袖，那萧子良就具有了文人集团首领与佛学集团首领的双重身份。萧衍领导的集团也是如此。由此，这两种集团便不再界限分明，而是实现了空间上的交叉和混融。文人们很多也信仰佛教、研究佛典。首领萧子良、萧衍自不必说，单《广弘明集》中收有文章的就有王筠、沈约、江淹、周颙诸人。未能收入的一定更多，可见当时很多文人同时也兼为佛教徒。同样，有文才的僧人也可兼为文学家，如《南齐书·乐志》载：“《永平乐歌》（当为《永明乐》）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可见集团中的僧人也可兼职为文士。文人与学僧双方虽然道俗各异，但大家都以学术为主要活动目的，互相本无隔膜，而且学僧本就以学问见长，很多学僧亦兼善外典，因此他们与文人共同参加学术讨论或者文学交流自然得心应手。这样，当时依附于萧子良的众多学僧事实上就成为西邸文人集团的外围成员，可以随时参加萧子良组织的各种活动。由于吸引了学僧这一大群体的参与，萧子良以及萧衍的文人集团不仅人数更多，成员结构也较以往各文人集团更为多样。
三
既然萧子良文人集团有了众多僧人的加入，那毫无疑问，他们可以比前辈们举行更为多样的集体活动。其中与佛学集团有关的，首先无疑是佛教活动。《南齐书·萧子良传》记载：“子良敬信（释氏）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朝臣众僧”一干人等，自然包括西邸文人集团的成员在内。如此大型的集体斋戒实为萧子良文人集团独创，其后继者萧衍更是举办了规模更大的法会活动。《梁书》《南史》均记载萧衍多次设四部无遮大会，中大通元年即有两次，《南史·武帝纪下》记其第二次云：“冬十月己酉，又设四部无遮大会，道俗五万余人。”数万之众显然不可能靠文人们一己之力，但毫无疑问武帝文人集团应该全员参加了这些四部大会并躬逢其盛。齐梁文人集团之所以给后世规模宏大的印象，他们经常作为主力参加这些大型宗教活动当为主要原因。
前文提过，齐梁各大文人集团形成的首要目标乃学术活动而非文学交流。各集团的主要成果我们可以一一举出，如萧子良集团的《四部要略》、萧衍集团的《华林遍略》、萧统集团的《诗苑英华》、萧纲集团的《法宝联璧》等等，这些大部头的著作正是这些文人们的集体成果。更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这些文人集团的成员，在当时普遍被称为“学士”，而非“文士”。萧子良安置文人的机构为西邸之内的士林馆，《梁书·王亮传》即言“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俊才以为士林馆”；其成员称学士，如《南史·萧子良传》云：“（永明）五年……移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萧衍继承前代仍设士林馆，成员仍称学士，《陈书·虞荔传》云：“梁武帝于城西置士林馆，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馆，仍用荔为士林学士。”此外，萧衍又开西省安置文人，其中成员亦称学士，如《南史·儒林·孔子祛传》载：“（祛）为西省学士，助贺琛撰录。”此后，萧统集团的核心成员刘孝绰、王锡等十人被称为学士；萧纲作镇庸州时集团成员称高斋学士，“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等充其选”（《梁书·文学·庾肩吾传》）。可见齐梁之际组成的各大文人集团其成员均以“学”见称。虽然当时“文学”也经常被组合使用，但实际仍是两层意思。正如《梁书·徐摛传》所载：“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既称“文学俱长”，那事实上它们仍是两个词不言自明。“文”相当于今天所谓文学，“学”相当于今天所谓学术。既然都称学士，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集团的文人们首先都是学者。其次，其中有一部分人才兼而为作家。因此，把齐梁之际文人集团的组成目的归为学术活动，应该符合史实。
之前的文人集团虽也偶有学术活动，如曹丕集团编成《皇览》一书，刘义庆集团有《世说新语》等传世，但总的说来形式单一、成果有限。而集中力量组织文人进行各种学术活动，包括编撰、研讨、讲座、集会等多种形式在内，使学术事业呈现前所未有的盛大规模，无疑始于齐梁时期文人集团与佛学集团的相互交融。正是吸收借鉴甚至直接参与了佛学集团的各种学术活动，此时文人集团才格外凸显其学术性质，并且学术活动也更加多样。
四
在齐梁之际文人集团众多学术活动中，与佛学集团有关的首先要数围绕“神不灭”的哲学大讨论。神灭与否之争，晋宋间已露端倪，至永明年间范缜抛出《神灭论》，朝野大哗。范缜当时亦为萧子良西邸学士，《梁书·儒林·范缜传》云：“于时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缜亦预焉。”但他与集团领袖萧子良主张神不灭的立场针锋相对。为此，萧子良曾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在这次论争中，同为西邸文人的萧琛、沈约等人都有论著助众僧围攻范缜（此据汤用彤说）。这场论争一直持续到梁代，之前亦曾经历过这场讨论的西邸文人萧衍成为新集团的领袖，又一次发动手下的文人围攻《神灭论》，参与了这一轮论战有文章保存下来的就有六十四人之多（文载《弘明集》卷十）。在这次大讨论中，学僧、文人轮番登场，讨论的主题，又是事关佛教合理性的根本问题，因此两位领袖可谓不遗余力，而这场讨论亦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一大盛事。
除了这次集中的学术讨论，此时的文人集团还从事很多本属于佛学集团的学术事业。《梁书·武帝纪下》即记载：“（武帝）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这些佛学著作当然是集团内的文人学僧共同完成的。此外尚有萧纲组织其集团文人抄成《法宝联璧》一书，亦属佛学方面的类书。
齐梁文人集团与以往文人集团相比又多了一项全新的学术活动，即说经。《梁书·何敬容传》记载：“太宗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陈书·文学·张正见传》又云：“简文雅尚学业，每自升座说经。正见尝预讲筵，请决疑义，吐纳和顺，进退详雅，四座咸瞩目焉。”由第一条资料可知，这种说经是一种日常性的学术活动；由第二条资料可知，在说经过程中听众还可以提问，颇类于今天的学术讲座。可见，到萧纲文人集团后期，说经这一新的活动形式已经日臻完善。这种说经固然为前代文人集团所无，它与传统的儒学集团的讲经也不一样，后者本质上是一种师徒授业的形式。而此时文人集团的说经，双方并非师生关系；目的也不是为传承师说，而是交流主讲的学术见解；讲座选题也不限于儒学一家。这种说经与先秦稷下学者的议论也明显不同，两者相当于今天讲座与辩论的关系。究其源流，文人集团这种新的说经活动实来源于佛学集团的讲经。据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说经一事很可能始于汉末安清。其于译经同时即便讲说，因此每逢出经，听者云集。《出三藏记集》卷十严佛调《沙弥十慧章句序》云：“有菩萨者，出自安息，字世高……凡厥所出数百万言。或以口解，或以文传，唯《沙弥十慧》，未闻深说。”可见安清出经皆有详解（《沙弥十慧》除外），形式似又以口解为主，因此其出经时听者众多。即使安清未必为说经第一人，至少从安清开始，说经成为佛学集团的一项重要活动。南北朝之前，佛学活动的重心尚在翻译，故说经与译经率多相辅而行。至南齐萧子良集团，佛学集团与文人集团交融，萧子良遂屡屡邀请名僧说经，说经成为萧子良集团一项重要日常活动。但此时所说之经仅限于佛经，说经活动还处于从佛学到一般学术的过渡。到了梁代，萧衍开始将说经这一形式消化吸收到文人集团当中来，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活动而不再仅限于佛学，儒、释、道各家之经均成为说的对象。萧衍除了亲自讲说，还常令萧纲、朱异、贺琛、萧子显等人奉旨说经。直到萧绎文人集团时，江陵即将陷落之前萧绎还在龙光殿述《老子》义。可见，在梁代文人集团中，说经已成为一种时尚，而这种形式又是从佛学集团那里借鉴来的。
除了学术活动，齐梁文人集团的文学活动也受到佛学集团的影响。齐梁之际文人集团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西邸文人提出了永明声律论。而永明声律论的核心，即汉语四声的发现，又要归功于佛学集团中善声沙门对佛经的转读。正是由于萧子良领导的文人集团与佛学集团相互融合，使善声沙门与审音文士有机会互相合作，终于把来源于佛经转读的四声论引入诗歌创作而成为声律理论。
今天的学者往往单从文学角度来考查齐梁之际的文人集团，故习惯将其称为文学集团。然而无论从集团构成，还是从集团活动来看，它们与我们今天所谓文学集团并不能严格相符。而此时文人集团较以往文人集团出现的很多新变，又大多可以在其背后找出佛学集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南史》《南齐书》《梁书》《陈书》，中华书局校点本。
2.《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
4.《弘明集》《广弘明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
5.曹道衡：《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6.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
丁国祥 李 倞 《社会科学论坛》 2007年第22期 ［内容摘要］ 齐梁之际文人集团影响巨大。与前代文人集团相比，它们无论是成员构成还是集团活动，都出现了很多新变化。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外因是来自佛学集团的影响。
［关 键 词］ 齐梁；文人集团；佛学集团
［作者简介］ 丁国祥，东北财经大学津桥商学院教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大学语文和传统文化研究
李倞，大连市社科联、社科院实习研究员，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
一
文人集团其来远矣。先秦王侯公子门下的宾客集团即为其萌芽，汉代赋家团体为其开端，建安时代的邺下文人集团为其第一个高峰。此后历经魏晋刘宋众多面貌各异的文人集团的递相登场，在齐梁之际，文人集团终于又迎来一个大的发展，规模空前、高潮迭起，文学创作与学术活动均达鼎盛，标志着文人集团在这一时期走向了成熟。
现在很多学者又经常把文人集团称为文学集团或文人团体，这些概念之间略有差别。对齐梁时期统治文坛的几个文人群体，笔者认为使用文人集团这一称法更加稳妥。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使用文人集团比称文学集团，能在范围上涵盖的更广泛。文学集团这一概念以集团成员有共同的文学活动为标准，范围相对狭窄，而文人集团可以视为文学家组成的集团，以文学家为骨干的各种名士集团、清谈集团、学术集团均可涵盖在内。依据当代文艺学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观点，文学活动由作品、作家、世界、读者四个要素组成，既然作家本身就是文学的要素之一，那么只要是文学家组成的团体，都应该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因此，使用文人集团一词可以把这些研究对象都包含在内。
第二，使用文人集团比称文学集团，视野更加开阔，有助于我们以多维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立体的考查。如果称为文学集团的话，应该以文学创作及交流为主要活动。齐梁之间的各大文人集团虽然在文学活动上都呈现了彬彬之盛的局面，但无论是萧子良、萧衍，还是萧统、萧纲，他们的集团都有一项基本的日常活动，即抄撰众籍。也就是说，宴饮赋诗，乃是工作之余的娱乐项目；而抄书编书，才是这些文人的日常工作。因此可以说，齐梁时代的文人集团，其文学性与学术性是浑然一体的，就两者地位来看文学似乎还在学术之次。除了文学与学术之外，齐梁间主要文人集团的活动应该还涵盖政治、哲学、宗教等多重领域在内。因此，用今天相对纯粹的文学集团这一概念，去表述当时活动内容多样的文人团体，多少显得不够全面。反之，使用文人集团这种表述，有助于我们全面考查其中的各种要素，并可以进一步关注其中各种要素的相互联系和影响。
第三，称文人集团比使用文人团体一词，能更加突出领袖的作用。《现代汉语词典》对团体的定义是“有共同目的、志趣的人所组成的集体”，对集团的定义是“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体”。初看两者的意义差别不大，称文人集团或称文人团体应该都是可以的。细加推敲的话，则集团比团体，更加强调组织性，而组织的关键又在于领袖。齐梁时代的文人集团恰恰是靠领袖支撑的，领袖一死这个集团就随之瓦解。因此，称其文人集团更能够强调领袖的重要性。
出于这三方面的考虑，笔者把齐梁时代的这些文人组织，称为文人集团。
二
综观整个中古文人集团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齐梁之际，文人集团产生了一些新变化，呈现出一些不同于以前的新特点。这些新变固然有文学自身不断发展的内因的作用，而各种外因的刺激，也是一个重要方面。齐梁之际两个最重要文人集团的领袖，萧子良与萧衍二人，恰好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而领袖在文人集团中的作用又举足轻重，因此佛教因素对这些文人集团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佛教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佛学集团，同文人集团一样，组成佛学集团的首要目的是学术的需要，这两种集团在很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一旦两者互相接触并发生某种联系的话，那么文人集团势必会受到来自佛学集团的某些影响。
佛学集团发端于汉末的佛经翻译，以译场为中心，义学沙门聚在一起钻研佛典，便形成了佛学集团。在北方，佛经翻译先后以洛阳、长安为中心。到了苻秦、姚秦二代，由于得到政权的支持，长安的译经事业盛极一时，与此相伴佛学集团也达到鼎盛。《高僧传·译经中·晋京师道场寺佛驮跋陀罗传》记载：“秦主姚兴专志佛法，供养三千余僧，并往来宫阙，盛修人事。”《晋书·姚兴载记上》又云：“兴与（鸠摩）罗什及沙门僧略、僧迁、道树、僧睿、道坦、僧肇、昙顺等八百余人，更出大品……兴既托意于佛道，公卿已下莫不钦附，沙门自远而至者五千余人。”这个佛学集团的规模之大实属罕见。再看当时的文人集团，自建安之后，最重要的莫过竹林七贤、贾谧二十四友、兰亭集会这几个集团，以小型集团为主，人数有限，其规模与佛学集团反差巨大。到萧子良组建西邸文人集团开始，文人集团的人数骤然增多，齐梁两代主要文人集团都呈现出了较大规模。究其原由，齐梁文人集团规模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它吸纳了众多义学名僧为其外围成员，人数大大增加了。
刘裕入关之后，佛学南迁，除了慧远在庐山的佛学中心以外，南方佛学的中心，主要就集中在了建康。在萧子良之前，宋齐皇室已经逐渐受到佛教薰染，但由于始终缺少一个有力的组织者，因此佛学集团未形成规模。而到萧子良，在他的大力扶持下，佛学集团开始活跃，萧子良由于充当了佛教宗教活动和佛学学术活动事实上的组织者，因此可以认为他就是这个佛学集团的领袖。同时，萧子良又是他领导的由作家学者组成的文人集团的领袖，那萧子良就具有了文人集团首领与佛学集团首领的双重身份。萧衍领导的集团也是如此。由此，这两种集团便不再界限分明，而是实现了空间上的交叉和混融。文人们很多也信仰佛教、研究佛典。首领萧子良、萧衍自不必说，单《广弘明集》中收有文章的就有王筠、沈约、江淹、周颙诸人。未能收入的一定更多，可见当时很多文人同时也兼为佛教徒。同样，有文才的僧人也可兼为文学家，如《南齐书·乐志》载：“《永平乐歌》（当为《永明乐》）者，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可见集团中的僧人也可兼职为文士。文人与学僧双方虽然道俗各异，但大家都以学术为主要活动目的，互相本无隔膜，而且学僧本就以学问见长，很多学僧亦兼善外典，因此他们与文人共同参加学术讨论或者文学交流自然得心应手。这样，当时依附于萧子良的众多学僧事实上就成为西邸文人集团的外围成员，可以随时参加萧子良组织的各种活动。由于吸引了学僧这一大群体的参与，萧子良以及萧衍的文人集团不仅人数更多，成员结构也较以往各文人集团更为多样。
三
既然萧子良文人集团有了众多僧人的加入，那毫无疑问，他们可以比前辈们举行更为多样的集体活动。其中与佛学集团有关的，首先无疑是佛教活动。《南齐书·萧子良传》记载：“子良敬信（释氏）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朝臣众僧”一干人等，自然包括西邸文人集团的成员在内。如此大型的集体斋戒实为萧子良文人集团独创，其后继者萧衍更是举办了规模更大的法会活动。《梁书》《南史》均记载萧衍多次设四部无遮大会，中大通元年即有两次，《南史·武帝纪下》记其第二次云：“冬十月己酉，又设四部无遮大会，道俗五万余人。”数万之众显然不可能靠文人们一己之力，但毫无疑问武帝文人集团应该全员参加了这些四部大会并躬逢其盛。齐梁文人集团之所以给后世规模宏大的印象，他们经常作为主力参加这些大型宗教活动当为主要原因。
前文提过，齐梁各大文人集团形成的首要目标乃学术活动而非文学交流。各集团的主要成果我们可以一一举出，如萧子良集团的《四部要略》、萧衍集团的《华林遍略》、萧统集团的《诗苑英华》、萧纲集团的《法宝联璧》等等，这些大部头的著作正是这些文人们的集体成果。更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这些文人集团的成员，在当时普遍被称为“学士”，而非“文士”。萧子良安置文人的机构为西邸之内的士林馆，《梁书·王亮传》即言“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俊才以为士林馆”；其成员称学士，如《南史·萧子良传》云：“（永明）五年……移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萧衍继承前代仍设士林馆，成员仍称学士，《陈书·虞荔传》云：“梁武帝于城西置士林馆，荔乃制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馆，仍用荔为士林学士。”此外，萧衍又开西省安置文人，其中成员亦称学士，如《南史·儒林·孔子祛传》载：“（祛）为西省学士，助贺琛撰录。”此后，萧统集团的核心成员刘孝绰、王锡等十人被称为学士；萧纲作镇庸州时集团成员称高斋学士，“及居东宫，又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等充其选”（《梁书·文学·庾肩吾传》）。可见齐梁之际组成的各大文人集团其成员均以“学”见称。虽然当时“文学”也经常被组合使用，但实际仍是两层意思。正如《梁书·徐摛传》所载：“高祖谓周舍曰：‘为我求一人，文学俱长兼有行者，欲令与晋安游处。’”既称“文学俱长”，那事实上它们仍是两个词不言自明。“文”相当于今天所谓文学，“学”相当于今天所谓学术。既然都称学士，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集团的文人们首先都是学者。其次，其中有一部分人才兼而为作家。因此，把齐梁之际文人集团的组成目的归为学术活动，应该符合史实。
之前的文人集团虽也偶有学术活动，如曹丕集团编成《皇览》一书，刘义庆集团有《世说新语》等传世，但总的说来形式单一、成果有限。而集中力量组织文人进行各种学术活动，包括编撰、研讨、讲座、集会等多种形式在内，使学术事业呈现前所未有的盛大规模，无疑始于齐梁时期文人集团与佛学集团的相互交融。正是吸收借鉴甚至直接参与了佛学集团的各种学术活动，此时文人集团才格外凸显其学术性质，并且学术活动也更加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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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齐梁之际文人集团众多学术活动中，与佛学集团有关的首先要数围绕“神不灭”的哲学大讨论。神灭与否之争，晋宋间已露端倪，至永明年间范缜抛出《神灭论》，朝野大哗。范缜当时亦为萧子良西邸学士，《梁书·儒林·范缜传》云：“于时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缜亦预焉。”但他与集团领袖萧子良主张神不灭的立场针锋相对。为此，萧子良曾集众僧难之而不能屈。在这次论争中，同为西邸文人的萧琛、沈约等人都有论著助众僧围攻范缜（此据汤用彤说）。这场论争一直持续到梁代，之前亦曾经历过这场讨论的西邸文人萧衍成为新集团的领袖，又一次发动手下的文人围攻《神灭论》，参与了这一轮论战有文章保存下来的就有六十四人之多（文载《弘明集》卷十）。在这次大讨论中，学僧、文人轮番登场，讨论的主题，又是事关佛教合理性的根本问题，因此两位领袖可谓不遗余力，而这场讨论亦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一大盛事。
除了这次集中的学术讨论，此时的文人集团还从事很多本属于佛学集团的学术事业。《梁书·武帝纪下》即记载：“（武帝）尤长释典，制《涅槃》、《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这些佛学著作当然是集团内的文人学僧共同完成的。此外尚有萧纲组织其集团文人抄成《法宝联璧》一书，亦属佛学方面的类书。
齐梁文人集团与以往文人集团相比又多了一项全新的学术活动，即说经。《梁书·何敬容传》记载：“太宗频于玄圃自讲《老》、《庄》二书，学士吴孜时寄詹事府，每日入听。”《陈书·文学·张正见传》又云：“简文雅尚学业，每自升座说经。正见尝预讲筵，请决疑义，吐纳和顺，进退详雅，四座咸瞩目焉。”由第一条资料可知，这种说经是一种日常性的学术活动；由第二条资料可知，在说经过程中听众还可以提问，颇类于今天的学术讲座。可见，到萧纲文人集团后期，说经这一新的活动形式已经日臻完善。这种说经固然为前代文人集团所无，它与传统的儒学集团的讲经也不一样，后者本质上是一种师徒授业的形式。而此时文人集团的说经，双方并非师生关系；目的也不是为传承师说，而是交流主讲的学术见解；讲座选题也不限于儒学一家。这种说经与先秦稷下学者的议论也明显不同，两者相当于今天讲座与辩论的关系。究其源流，文人集团这种新的说经活动实来源于佛学集团的讲经。据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四章，说经一事很可能始于汉末安清。其于译经同时即便讲说，因此每逢出经，听者云集。《出三藏记集》卷十严佛调《沙弥十慧章句序》云：“有菩萨者，出自安息，字世高……凡厥所出数百万言。或以口解，或以文传，唯《沙弥十慧》，未闻深说。”可见安清出经皆有详解（《沙弥十慧》除外），形式似又以口解为主，因此其出经时听者众多。即使安清未必为说经第一人，至少从安清开始，说经成为佛学集团的一项重要活动。南北朝之前，佛学活动的重心尚在翻译，故说经与译经率多相辅而行。至南齐萧子良集团，佛学集团与文人集团交融，萧子良遂屡屡邀请名僧说经，说经成为萧子良集团一项重要日常活动。但此时所说之经仅限于佛经，说经活动还处于从佛学到一般学术的过渡。到了梁代，萧衍开始将说经这一形式消化吸收到文人集团当中来，成为一种普遍的学术活动而不再仅限于佛学，儒、释、道各家之经均成为说的对象。萧衍除了亲自讲说，还常令萧纲、朱异、贺琛、萧子显等人奉旨说经。直到萧绎文人集团时，江陵即将陷落之前萧绎还在龙光殿述《老子》义。可见，在梁代文人集团中，说经已成为一种时尚，而这种形式又是从佛学集团那里借鉴来的。
除了学术活动，齐梁文人集团的文学活动也受到佛学集团的影响。齐梁之际文人集团在文学上的最大贡献，就是西邸文人提出了永明声律论。而永明声律论的核心，即汉语四声的发现，又要归功于佛学集团中善声沙门对佛经的转读。正是由于萧子良领导的文人集团与佛学集团相互融合，使善声沙门与审音文士有机会互相合作，终于把来源于佛经转读的四声论引入诗歌创作而成为声律理论。
今天的学者往往单从文学角度来考查齐梁之际的文人集团，故习惯将其称为文学集团。然而无论从集团构成，还是从集团活动来看，它们与我们今天所谓文学集团并不能严格相符。而此时文人集团较以往文人集团出现的很多新变，又大多可以在其背后找出佛学集团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南史》《南齐书》《梁书》《陈书》，中华书局校点本。
2.《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3.《出三藏记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
4.《弘明集》《广弘明集》，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
5.曹道衡：《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6.胡大雷：《中古文学集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