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六年闲暇中的延安交际舞风潮
1942年夏秋之际,整风运动全面开展以后,这种革命队伍里的交际舞渐次稀落。经过短暂的沉寂,1943年元旦开始,革命队伍里再次时兴的是军民同乐的陕北秧歌舞。
延安交际舞最初是由外宾传授,从上层领导开始,并作为向封建势力的挑战,而逐渐时兴起来的。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随红军总部进驻延安。同月底,美国人艾格妮丝·史沫特莱就以《法兰克福日报》记者的身份,到延安作为期七个多月的采访。史沫特莱是到中国革命队伍里采访的第二位记者,并且事先通过宋庆龄、斯诺的介绍,所以她的到来受到了特别的重视。经过领导讨论决定,抽调丁玲赶赴当时国共两党辖地分界处的三原古城杜里镇迎接。来到延安的当天晚上,史沫特莱就分别见到了她心目中的英雄朱德和毛泽东。次日,中国文艺协会和新中华报社联合集会,热烈欢迎史沫特莱的到访。正是这样一位自称“大地的女儿”"的史沫特莱,不仅在延安采访写作,联系促成白求恩大夫的援华,而且还倡导组织了灭鼠运动,节育运动以及声噪一时的交际舞潮流。
与史沫特莱形影不离的是年轻漂亮,长发披肩,大学毕业后写过诗、演过电影的吴光伟吴莉莉,现任史沫特莱的翻译兼秘书。平时偶尔和她们一起出现的还有那位浓眉大眼,最早奔赴陕北,被称为文艺明星的丁玲。 这是延安早期的交际舞,主要是在高级干部聚会的娱乐性晚会上作表演性节目。范围不大,半掩蔽半公开。但这种带有异域色彩,具有强烈心理刺激作用的表演节目却非常具有示范性,很快,在凤凰山下史沫特莱的住处,就有了私人性质的娱乐晚会,当然少不了要跳交际舞。毛泽东刚开始"由于自尊心强,他不学跳舞,生理上也没有节奏感",但却经常光顾客人们的住处。
“在这友好欢乐的悠闲时刻里,我经常邀大家排成一队,教他们跳弗吉尼亚土风舞。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朱将军参加,他和舞伴们旋舞起来,而且按着一、二、三的拍子,好像刚参加阅兵式的新兵一样,踢得尘土飞扬。我把自己所知的土风舞倾囊相授后,他要求我教西方式的交际舞,我也教了。”
慢慢地,交际舞逐渐出现在公开举行的晚会上。当时延安古城里的钟楼东侧有一座不大的基督教堂,被辟为中共中央大礼堂后,几乎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都举行晚会或舞会。史沫特莱和她的“学生们”成了舞会上的“明星”。
延安交际舞时兴不久,很快就引起了革命队伍里女将们的强烈反对。此事,毛泽东后来曾经风趣地回忆说:"在延安我们也经常举办舞会,我也算是舞场中的常客了。那时候,不仅我喜欢跳舞,恩来、弼时也都喜欢跳呀,连朱老总也去下几盘操形容朱德的舞步像出操的步伐一样。但是我那贵夫人贺子珍就对跳舞不喜欢,她尤其对我跳舞这件事很讨厌……"
这场矛盾的结果,是导致延安离婚率的普遍上升,以及贺子珍的负气出走。另据埃德加·斯诺根据史沫特莱介绍所作的记录说::
“红军正在享用战争与战争之间的几个月的和平间歇期。时令是春季,禾苗给红土染上绿色,苹果树繁花盛开。终于从持续多年的战斗中脱出身来的毛泽东读着许多书,写着有关政治和哲学的论文。不为众人所知的是,毛还写出大量的诗词来教授和指导吴莉莉。毛常常会在太阳刚一落山和开始工作之前,带一名警卫,来到史沫特莱的窑洞。他们一边喝茶或喝米酒,一边谈天说地。他对外国的情况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和艾格妮丝同岁,他详细询问她的生活经历,包括她的爱情生活。毛读过一些译成中文的西方诗歌,他问艾格妮丝,她是否体验过拜伦、济慈和雪莱那一类诗人所赞美的那种罗曼蒂克爱情。……他说,他不知道在西方小说中读到的那种类型的爱是否真有可能存在,他很想知道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他遇到过的人中间,我史沫特莱似乎是体验过这种爱的第一人。他似乎觉得曾经错过了点什么。莉莉好像唤醒了他对美好高雅感情的青春幻想。”
而贺子珍却厉声厉色地回道:“还来呢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窑洞里的气氛顿然紧张起来,毛泽东愣住了,吴莉莉也不知所措。贺子珍马上转向毛泽东发火,说着说着,手就挥舞起来,手指划到吴莉莉的耳朵和脸颊上。
“怎么,你打人还了得?”吴莉莉也很厉害地吵开了。
这时,史沫特莱闻声出来劝架。毛泽东既扫兴又尴尬,赶紧把贺子珍拉回家。
事后,吴莉莉向有关部门反映贺子珍打人,小范围内称之为“吴光伟事件”,但有关部门并没有对此给予一个什么处理意见。
贺子珍在得知自己被“恶人先告状”后,气愤地表示:要把史沫特莱枪毙了!这样,一时间延安因为交际舞而闹得沸沸扬扬。先是贺子珍在1937年8月离开延安;稍后,吴莉莉随西北战地服务团也离开延安,至今下落不明。史沫特莱因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在延安多呆了一段时间,到9月初“毛泽东断然命令她离开延安”,便与斯诺夫人一道,索然寡味地告别了延安。
贺子珍出走,毛泽东婚变,在延安引起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是,延安交际舞时行并没有因此而消歇。相反,因为有了大量青年学生的到来,延安周末晚会或交际舞会更加时兴起来。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的晚上,延安城里由原基督教堂改制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大礼堂、城东门外桥儿沟由原天主教堂改制的鲁艺大礼堂、城南门外的自然科学院礼堂、城西门外延河两岸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大礼堂、女子大学礼堂或操场、蓝家坪的马列学院大礼堂、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所属的作家俱乐部、大砭沟的文化俱乐部,等等,几乎都有文艺晚会或交际舞会。“怕什么反正不耽误明天星期一早晨上课就是了,”舞曲又起,不知道是谁抢了一句。说的也是,难得今晚这么好景致,干脆坚持到最后。跳完集体大秧歌舞,舞会宣告结束,想到还要往回赶路,她们才感觉到有些乏力了。沿着原路走回到女大门口,天色已经放亮,她们索性来到延河边,掬起清凉的延河水,漱口洗脸。不多时,学校的起床号吹响了,她们悄悄地融入了新的一天生活……
同样是在鲁艺舞场上,还演绎出许多爱情佳话。文学系第二期学员苏非,是鲁艺的“校花”。1940年大年除夕在鲁艺大礼堂的舞会上,大鼻子医生马海德勇敢地邀请她跳舞。她拒绝说不会,他坚持要教她。这样就牵上了她的纤纤玉手,并且整个晚会上就没有放下过。当天夜里,苏菲同窑洞里一位大姐临产了,其他人都让她出面请马大夫来。他说自己不是妇科医生,但还是跟着苏菲就跑过来了。到清晨,孩子顺利地降生了。苏菲请马大夫回去休息,他却说:“天气那么好,我们出去散散步吧。”她同意了。沐浴着新年的阳光,他向她求爱,她答应了。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就冲上来,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何其芳到延安之前根本不会跳舞,还反对跳舞。1939年7月,他从抗日前线带学生实习回鲁艺,正赶上文学系主任萧三提倡跳舞,就进行指责,致使萧三负气离开鲁艺,转而担任文化俱乐部主任。但随着交际舞逐渐蔓延时兴,他也走进了舞场。刚开始,他只在舞场边上,与文学系的几个男生学着跳一跳,一遇到某些女舞伴顾盼流连的目光,便腼腆得手足无措。老师的窘态,激起男同学们的不满,经过一番策划,在不久后的一个周末舞会上,何其芳被有意安排与一个同样有些腼腆的女舞伴跳舞,她就是文学系第三期学员牟决鸣。大概是心有灵犀,他们在一起却学得很默契,跳得很和谐。
三年后的7月,同样是在一个周末的晚上,何其芳、牟决鸣与周立波、林蓝两对新人,共同在窑洞里举行婚礼。他们身穿洗得发白的灰制服,先向毛泽东画像鞠躬,再向来宾致谢,分发红枣和瓜子之后,大家拉起琴,唱起歌,用欢乐的交际舞向新人表示诚挚的祝福。
延安交际舞时潮持续到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全面展开,经过整风审干运动,1943年元旦以后,取代交际舞的是群众性的大秧歌舞。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讲演,将本来在政治局高级干部之间开展的整风运动,转向到全党开展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同时选择西北局、中央研究院、《解放日报》社和文艺界作为整风主要试点单位。普遍性整风运动之初,文艺界都以为这次运动是针对“大头头”的,是帮助党改进完善工作的。所以,继红军女英雄们反对交际舞后,延安文人又在文章中提出对跳交际舞的批评。“比丁玲态度更加激烈的是王实味。在延安,他自己从来不跳舞,也看不惯别人跳舞,想到革命并未成功,烈士们浴血牺牲的情景,他就"心脏震动,血液循环得更有力”,因此也就对于眼前的文艺晚会和交际舞深恶痛绝,斥之为“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文章触犯了众怒,整风运动转入审干抢救运动后,他被开除出革命队伍,并遭到处决。
遗憾的是,文人们对于交际舞的批评,不但没有引起更多的同情和支持,相反却招致整风运动时更激烈的反对。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6月中央研究院批判王实味,11月康生在陕北公学制造出“张克勤案件”,整风运动转为审干运动。1943年7月15日,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审干运动再转为抢救运动。各单位和部门为了完成"特务"指标,抢救失足的同志,停止一切正常的学习和工作,进行背靠背、拉网式的排比审查。抗战后到延安的新知识分子80%被抢救成“特务”。人与人之间,哪怕是夫妻之间一时为之生疏。“审干一开始,各个单位都关了门,连亲族朋友也不相往来。”延河边消失了夕阳下散步的身影,延安时期的革命队伍里从此没有人再跳交际舞了。1943年元旦,鲁艺组织宣传队学习改编并试演陕北秧歌剧获得好评,中宣部及时推广其经验。春节期间不仅鲁艺秧歌轮流到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演出,而且其他单位也都相继组织成立秧歌队,开展演出活动。这样,延安城里军与民、上级与下级、演员与观众,不分老幼与男女,全部都可以随着悠扬的鼓点和高亢的唢呐声,扭到秧歌舞的阵里来,成为感受集体情绪、体验革命力量的民间狂欢。
(摘自《上海文学》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