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牧师董健吾：改名换姓成为国共两党特使
改名换姓成为国共两党特使
董健吾，1892年1月出生于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县城东门棣华桥一个小康之家。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利用自己的牧师身份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十年内战后期，他最早沟通国共两党最高层领导人之间的对话。1936年，他成功地护送美国新闻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医生进入陕北苏区，并冒险收养毛泽东的两个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还设法安全地送他们去苏联。他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为党在隐蔽战线上的斗争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董健吾做了冯玉祥将军的随军牧师
1925年9月，董健吾被座落于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路）的圣彼得教堂聘为第5任牧师。
不久，董健吾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浦化人找到了他，邀他同赴国民革命军郑州冯玉祥部任随军牧师。此时，董健吾正因不满上海国民党反动派那股甚嚣尘上的反共气焰和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及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而心绪压抑，就向圣彼得教堂请了一年长假，跟随浦化人离沪赴豫。
在郑州，董健吾与冯玉祥晤谈之下，彼此感到十分相契。冯玉祥当即委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宣传处秘书长兼洛阳工人事业管理处处长职，令其长驻洛阳。
在郑州期间，董健吾与冯玉祥一家相处甚洽。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是李家第三代基督教徒，冯玉祥本人也已皈依基督教，人称“基督将军”。冯玉祥很看重董健吾这位学识丰富、豁达豪放的随军牧师。知道董健吾通晓英语，李德全母子常请他辅导英语学习。
冯玉祥部开始清党后，有风声传出，董健吾也被列入清党的名单。一次，在与浦化人的交谈中，董健吾发牢骚道：我又不是共产党，他们为什么要“清”我?真是岂有此理!我要是共产党就好了。见董健吾对共产党抱有这样的态度，浦化人感到很高兴，决定发展他入党，就向他透露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以后，浦化人又介绍董健吾认识了当时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张景曾。1928年8月间，经过认真的谈话后，由浦化人和张景曾作介绍人，董健吾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9月底，清党风声愈紧，浦化人化装为农妇离开郑州。董健吾因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得以继续留在冯玉祥部队。其后，为加强对冯玉祥部的控制，南京方面将郭春涛派到冯部任总司令部政治部部长。郭春涛与政治部秘书主任何其巩、秘书王少谷等拉帮结派，抱成一团，董健吾拒绝与之沆瀣一气。冯玉祥为了董健吾的安全，建议他及早离郑。行前，冯玉祥为之设宴饯行。席间，谈到董健吾的为人，冯玉祥说：“你是个怪牧师。”对董健吾的进步思想和亲共倾向，亦不免感到惊讶和不解。临别，冯玉祥赠送川资200元，以示友好。
董健吾戴着宗教神圣光环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返沪后，董健吾仍回圣彼得教堂供职。不久，中共上海地下党派互济会负责人王弼与之联系。在王弼的领导下，董健吾参加了互济会的一些工作，并认识了潘汉年、李维汉等人。在互济会，他的主要任务是以牧师身份，借到狱中向犯人布道的机会，沟通被捕的中共党员与狱外党组织和家属的联系，然后由地下党组织根据具体情况展开对被捕人员的营救工作。
从1929年开始，董健吾参加了陈赓及其继任潘汉年领导下的中央特科二科(后改为三科)的工作。根据陈赓的指示，为将圣彼得教堂建设成一个安全的秘密据点，董健吾殚精竭虑地进行了巧妙的改造和布置。
本来，圣彼得教堂除正门外，还有一扇门直通一墙之隔的教堂附属医院广仁医院。为了增加人员进出的通道，并使之更便捷、更隐蔽，经过一番苦心的琢磨，董健吾又设计出两处新的出入口。一处是在教堂东首，他选择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隔出一个小间，小间打通教堂大墙而造成的一扇门，可以直通外间的街道，另一扇门内通大堂。这个小间以后被称为“靠街间”。另一处在教堂的西北面。董健吾以教堂的名义租下了墙外的一套民居，教堂破墙开出的门就是这套民居的后门，而它的前门外面就是一条居民杂处的小弄堂。这样，来人便可以不经过正门就直接进出教堂。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除正门外还有3处出口可以迅速而隐蔽地疏散人员。改造方案完成后，董健吾专门为陈赓和周恩来配制了进出靠街间房门的钥匙。
根据秘密工作的需要，圣彼得教堂里的工作人员包括佣人、花匠等，都是地下党派来的。在董健吾的精心策划下，圣彼得教堂成了上海地下党一处新的安全的秘密活动点。在圣彼得教堂多次举行的各种秘密活动和秘密会议，从未出过纰漏。
在他任圣彼得教堂牧师期间，中共地下党的这一处秘密据点从未暴露，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戴着宗教神圣光环的圣彼得教堂，竟变成了屹立于恶风逆浪中的一座红色堡垒。
在特科工作期间，董健吾承担得最多的是情报工作和联络工作。
陈云晚年在谈到中央特科的工作时说：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地下组织。特科汇集了包括董健吾在内的一大批有特殊才能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一身是胆，智勇双全地战斗在龙潭虎穴之中，为保卫党和党的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董健吾收养毛泽东与杨开慧烈士所生的三兄弟
1931年4月，董健吾赴汉口执行任务，毛泽东同志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当时在上海，其中最小的毛岸龙因病医治无效而夭折。幼稚园的一名保育员桂荷英于某日外出后，数日不见回来，为防不测，中共上海党组织当机立断，指派董健吾负责收养。
毛氏兄弟的不幸身世和悲惨遭遇，使董健吾对杨开慧烈士倍增崇敬，对孩子也更为怜惜关爱。在此后的5年多时间里，董健吾全家与毛岸英兄弟休戚相关，生死与共，结下了胜于骨肉的人间亲情。
由于董健吾夫妇经常外出工作，在与特科的欧阳新商议后，决定将毛岸英兄弟转移到前妻黄慧光家里。他们虽然已经离婚，但黄慧光仍与公婆住在一处，董健吾对她和4个孩子还负有赡养之责。
黄慧光的4个孩子被严厉地告知，称呼毛氏兄弟，只准叫“岸英”“岸青”，绝对不允许冠上姓氏。在白色恐怖威胁下，黄慧光和董健吾日夜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毛氏兄弟寄居的5年多时间里，董健吾帮助黄慧光数易居所。
在照顾毛氏兄弟时，开始两年，凭着董健吾牧师职务的收入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向毛岸英兄弟提供的每月10元生活费，日子还过得去。但后来，为专门从事特科工作，董健吾奉命辞去牧师职务，生活全靠党组织发的津贴。随着斗争形势日渐恶化，地下党组织不断遭受破坏，党的经费越来越困难。起初是减发对董健吾的生活津贴，停止毛岸英兄弟的生活补贴。1933年以后，中共上海中央局数次被国民党特务破坏，董健吾与上级失去联系，全家的生活来源随之中断。无奈之中，除典当财物外，他们千方百计自谋生计。
10余年后，毛岸青给他幼年时的小伙伴董寿棋写了一封毛笔信。信中写道：“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并且十分感激。”
1936年，冯雪峰由陕北到上海，任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当时上海地下党王学文向冯雪峰汇报了毛岸英兄弟在董健吾家所过的困苦生活，冯雪峰当即表示，要设法把毛岸英兄弟送到苏联去。董健吾得悉，把此事暗暗放在心上。以后，他终于找到机会将毛岸英兄弟安全送出国门。
那是在董健吾第二次西安之行期间，董健吾有机会与张学良作更多的接触。董健吾生性健谈，为人又豪放开朗，很快就受到张学良一家人的欢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都雅好古玩，有一次，赵四小姐不慎打破了几件心爱的古玩，心痛得连饭都吃不下。见此情景，本来就一直盘算着如何答谢张学良的董健吾就动开了脑筋。不久，他在西安城里找到一个过去与松柏斋有过生意来往的古董朋友，看到他珍藏着一套镀釉彩瓷。细品之下，件件精致可爱，确属明代珍品。遂与之再三情商，始允割爱。董健吾将这套古玩送到张府，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见后啧啧称奇，爱不释手，愿出重金买下。董健吾婉言辞谢，但坚持要他们作为朋友的礼物收下，以留作纪念。
返沪时，张学良设宴饯行。席间，问董健吾对他有何要求。董健吾笑着说：“我有3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如果能送这3个孩子赴苏联读书，待学成归来也好为国效劳。”
见张学良听后并没有立即作答，略作沉吟。回来后董健吾并没有抱多大奢望，然而，出乎所料，大有古风的张学良却是一诺千金。
董健吾二次西安之行距回沪不到两个月，有一天，忽然接到张学良的电话，告诉他：已在沪。此次来沪除有公事外，还要了却一桩私事，履行其在西安时许下的诺言。他约董健吾于次日上午去哥伦比亚路(今番禺路)的一家法国酒吧间晤面。接到电话，董健吾真是又惊又喜，他想不到张学良如此言出必信，现在还专门为此事找上门来。考虑到这是关系到毛泽东的两个儿子的大事，他立即向党组织请示如何处理此事。在董健吾的要求下，第二天，上海地下党派刘子华陪同前往与张学良相见后，张学良告诉他们：此次赴沪系秘密活动，故不便在公寓约见。他的部属李杜将取道法国进入苏联，绕道到中苏边境，组织撤退到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国抗日。张学良决定乘此机会，让李杜将军带3个孩子出国。交代了与李杜联系的办法后，张学良随手交给董健吾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作为孩子们的出国经费。会面结束后，张学良亲自驾车把董健吾和刘子华送至复兴公园门口。
数日后，董健吾与李杜接上关系，将毛岸英兄弟和董寿棋送到法租界宝鸡路(今宝庆路)李杜的寓所。1936年6月，李杜化名王元华，以商人名义办妥出国护照，3个孩子以他儿子的身份同行。冯雪峰派出上海地下党的杨承芳以李杜秘书名义随同出国，其实际任务是护送毛岸英兄弟赴苏联。6月底，李杜和3个孩子及其他人员一行9人乘海运公司的法国邮轮，经香港、西贡、孟买，穿过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于7月底到达法国马赛港，再改乘火车到巴黎，在巴黎与苏联驻法领事馆接洽，因苏联国内正在搞肃反，对入境人员控制极严，苏方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兄弟入境。由苏联驻法领事馆通知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派出康生将毛岸英兄弟接到莫斯科，送进市郊的莫尼诺尔第二国际儿童院。
董健吾被宋庆龄选中，改名换姓成为国共两党的秘密特使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全国人民反蒋抗日救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1935年，亲日派头子汪精卫遭刺杀，蒋介石为国内外形势所迫，不得不设法开通与中共直接对话的渠道，并把这一秘密使命托付给妻舅宋子文。
宋子文向来与中共无涉，接受这一重大使命后，他就找到二姐宋庆龄。他知道，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与国民党右派斗争的宋庆龄，与共产国际和中共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36年1月，宋庆龄在自己的寓所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孙中山故居)约见董健吾，请他急赴陕北红都瓦窑堡，将一封重要信件面呈中共中央领导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宋庆龄委以此等重任，董健吾感到非常荣幸，他一口答应了下来。经与宋庆龄反复讨论，他决定走一条最便捷的路线：坐由上海到西安的陇海路火车，再设法从西安赴陕北。一则可以节省时间，二则驻守西安的张学良东北军的抗日呼声甚高，估计不会难为董健吾。又商定西行期间暂用“周继吾”的化名。为确保董健吾的人身安全，宋庆龄决定为他搞一张“护身符”。
第二天，董健吾再次来到宋庆龄公馆，宋庆龄取出一封刻有火漆印的密信，殷殷嘱托：“先生此行，事关国家、民族的命运，非同小可!事情办成，益国匪浅。”她又拿出一份有国民党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笔签名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周继吾”的委任状。有了这张委任状，董健吾就可以以调查西北经济的理由进入陕北苏区。宋庆龄还请董健吾带上一大包苏区紧缺的云南白药，委托他转给红军。第三天，董健吾将密信缝在贴身的棉背心里，携带着简单的行装，匆匆上路。
顺利到达西安后，因要件在身，董健吾不敢投宿旅馆，就找到了他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时任西安禁烟督办的钟可托。在钟家住下，设法寻机北上。不料时值三九严冬，一应交通，皆为阻绝。董健吾重任在身，虽有老同学热情款待，仍觉如坐针毡。一个月下来，老天依旧雪飘冰封，不见任何转机。焦急万分的董健吾再也不能坐等天晴了。他知道钟可托与张学良有交往，张学良曾数次在钟可托面前流露：若有机会与共产党商讨一致抗日的主张，我愿移樽就教，与中共负责人面议国事。从这一信息中，董健吾确认张学良有联共的诚意，遂下决心请钟可托引荐，以财政部特派员的身份谒见张学良。
见面后，寒暄完毕，董健吾便单刀直入地对张学良说：“我此来非为别事，是来向张将军借飞机到苏区去。”
听得此言，张学良霍地跳起来，十分吃惊地瞪着董健吾：“怎么?你竟如此大胆来作这样的要求吗?你知道这是要枪毙的!”董健吾非常清楚，作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的张学良，是完全操有此等生杀大权的。
但横直于胸中的民族大义，使他不惧铤而走险，去捋张学良的虎须。在这样情势严重的关头，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兼以布道牧师的全副辩才，镇定而从容地将天下大势从国内讲到国外，从国民政府的抗战义务讲到共产党、红军的抗战诚意，一席发之于情、归之于理的谈话不能不打动本来就苦于代蒋介石背着“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而今得知蒋介石竟也萌生联共抗日之念，张学良不能不喜出望外。虽说董健吾带着国母宋庆龄的密信，又有财政部特派员的委任状，他的身份和使命不容怀疑，但张学良仍非常谨慎地用密电向南京方面询问此事。结果，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政府派出的特使，负有前往中共中央进行联系的使命。
张学良又用电台与瓦窑堡联系，那里的回电也表明，中共中央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此人前往瓦窑堡。这位牧师居然在南京和瓦窑堡两方面都得到认可，张学良不能不对他另眼相看。于是，张学良一面将董健吾奉为上宾，隆重款待。一面故意张扬：贵宾是南京来的。这一招果然起到了障眼法的作用，蒋系特务一直被蒙在鼓里。
2月21日，张学良派出私人座机将董健吾和张子华送至当时还是东北军辖下的肤施(今延安)。在机场，他托请董健吾带一封信给毛泽东，向中共表达友好的感情和共图抗日的意愿。肤施距瓦窑堡还有200里路程。在张学良骑兵连的护送下，董健吾一行在雨雪交加的泥泞中艰难跋涉了6天，终于到达瓦窑堡。在瓦窑堡，他受到了红军边区司令员李景林的热烈欢迎。秦邦宪、林伯渠、张云逸等领导人亲切地接待了他。张子华则由秦邦宪单独接见，汇报了国民党内部各派对抗日的态度。此后，张子华穿梭于南京、广州与陕北之间，最终达成了陈立夫与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之间的直接面谈。
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等正率红军渡过黄河东征，驻扎在山西石楼。董健吾将宋庆龄的密信和张学良的信亲手交给秦邦宪，要求转呈毛泽东，并详细汇报了张学良的情况，转达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意愿。秦邦宪等对董健吾的汇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时地向他提出各种有关问题。汇报结束后，秦邦宪陪同董健吾前往由关帝庙改造而成的招待所下榻。 当天，秦邦宪即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报告了董健吾之行，并介绍董健吾的党内身份云：董系“上海特科队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十余人。”
3月2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从前线来电，请秦邦宪与董健吾前往面晤，讨论与国民党的联络问题。但董健吾考虑到离沪已久，怕宋子文等心焦疑虑，希望尽快回沪复命。3月4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来电。电文云：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回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
秦邦宪将电报交给董健吾，要他确保安全，迅速送达，并请向宋庆龄代致敬意。行前，林伯渠拿出3块江西铸造的刻有斧头镰刀的银币和一套苏区的布币，请董健吾转交宋庆龄。送给董健吾的，则是80余册《奋斗》月刊。
3月5日，秦邦宪等将董健吾送至城外，才握手作别。董健吾仍按原路，由骑兵护送至肤施，再搭原机飞回西安。
次日，张学良设家宴为董健吾洗尘。董健吾向他转达了秦邦宪、林伯渠等领导人的问候，又向他深致座机接送的谢意。第三天，董健吾就乘火车东返，回沪复命。
3月中旬，董健吾回沪当天就前往宋庆龄府第。此时，宋子文、孔祥熙等都已在宋府等候消息。宋庆龄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复信。看到苏区的银币和布币，富有经济头脑的孔祥熙马上指出，这套货币极具收藏价值。董健吾向孔祥熙当面奉还了那张“经济特派员”的委任状。为感谢董健吾的不负使命，并祝贺他顺利归来，宋庆龄特意留董健吾吃饭。席间，宋子文举杯感谢董健吾不辞劳苦，为他作了一次艰苦的西北之行。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写了一封信，信中道：“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之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派并与我处直接联系”，对通过董健吾这条线达成与宋孔欧美派的联络寄予厚望。
此后不久，董健吾的西北之行被西北经济委员会主任郭正凯得知。郭正凯与阎锡山交好，将此事报告了阎锡山。阎锡山闻讯，大为恼火，立即打电报责问蒋介石：为什么派人去瓦窑堡?为什么跟红军联系打晋军?蒋介石怕此事声张出去造成麻烦，从此不敢再启用董健吾这条线，但他以董健吾为触角对中共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试探。董健吾的西北之行，直接促成了张学良与共产党的联系。不久以后，张学良即亲自驾机去肤施，与周恩来进行了肤施会谈。
回上海后，经宋庆龄介绍，董健吾见到了顾顺章事变中被捕、以后几经变故而与党失去联系的特科同事、陈赓副手刘鼎。这时，张学良的部属李杜受张学良委托，正在上海寻找与中共的联系。董健吾遂向刘鼎做工作，说服他充任张学良与中共的联系人。由于董健吾从中穿针引线，与刘鼎会面后，李杜当即电告张学良：“寻找我朋友，已经找到了。”这时，张学良虽然刚在洛川会见过李克农，已经与中共建立了联系，但仍然很重视李杜介绍的这个关系，立即派出自己的亲信、高参赵毅专程将刘鼎从上海接到西安，奉为上宾。通过多次思想交锋，刘鼎成功地帮助张学良最终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思想。后经中共中央批准，刘鼎被正式任命为中共派驻张学良的代表。 美国记者斯诺曾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打听“王牧师”的下落
回沪后，董健吾席不暇暖，宋庆龄又交给他一项特别任务：护送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因董健吾有过西北之行的经验，且已结识了张学良，更兼熟精英语，宋庆龄经与中共上海党组织研究，认为他仍是完成这项新任务的最佳人选。
埃德加·斯诺早在1928年就来到上海，他是《密勒氏评论报》的助理编辑，并兼任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的特约通信员。在中国期间，他结识了美国著名记者史沫特莱，与鲁迅、宋庆龄和一些中共地下党员有所接触。作为一个正直的文化人，他十分同情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的抗战；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他对陕北红区这个被中国政府严密封锁，因而长期处于世界舆论视域之外的神秘地区充满了好奇心。在中国国内局势处于关键时刻的1936年，他终于通过宋庆龄而得到中共允诺进入陕北红区采访的答复。同样，历来向往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也早有去陕北帮助红军部队开展医疗工作的意愿，此时也已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
当时，斯诺还在北平，董健吾并不认识他。宋庆龄便与董健吾商量与他在西安接头的时间、地点和方法。除接头的暗语外，宋庆龄在自己的一张名片上写上两句英语诗，盖上骑缝章后，一半交给董健吾，一半寄给斯诺。因为是董健吾负送行之责，所以宋庆龄甚至在事先就通知了斯诺，可以安排他们坐张学良的私人座机去红区。
董健吾一路风尘，二次西行。到西安后，便以“王牧师”的身份住进了西京招待所。在西京招待所的旅客登记册上，董健吾很方便地查到了斯诺和马海德的住房。
他先用暗语相问：“在北平的M·S认识否?”
斯诺也用预定的暗语回答：“是我好朋友。”
然后双方出示宋庆龄的名片，拼对无误，顺利接上关系。对此，斯诺在《西行漫记》中作了极为生动的描述。董健吾落落大方的气度、一口漂亮的英语、广见博识的谈吐，及对国内外局势的精辟见解，很快折服了斯诺。
与斯诺和马海德接上关系后，董健吾便去找张学良，想再借用一次他的私人座机。但张学良考虑到斯诺和马海德都是美国人，而他座机的驾驶员也是美国人。如果坐飞机的话，这位美国飞行员不免要把有美国人坐他的飞机去苏区的消息泄露出去。商议结果，决定由张学良派专车将斯诺和马海德送往前线。其时，中共也已派邓发来到西安，与董健吾接上关系。由董健吾作陪同兼翻译，邓发会见了斯诺，他代表中共中央对斯诺不避艰险和辛苦前往苏区表示热烈欢迎和亲切问候，并就如何前往苏区的办法征求斯诺的意见。斯诺表示只要能早日上路，不怕路上艰苦，请中共方面不必为他担心。见面后的第三天，董健吾与斯诺、马海德及刘鼎和邓发，以游览西安郊区的汉代未央宫遗址为名，开车出城。到郊外后，斯诺与马海德改乘刘鼎事先安排好的一辆军车直奔前线。斯诺只带了一条毛毯和一只皮箱，而马海德则带了十几箱药品和医疗器具。临别之际，斯诺紧握着董健吾的手，恋恋不舍，同他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最后，彼此互祝“好运”，挥手作别。一星期后，董健吾得知军车已驶出东北军防地，斯诺和马海德正由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的武装民兵沿途护送，这才告别邓发，回沪复命。
1937年10月，斯诺的那本《红星照耀中国》(后改译为《西行漫记》)在伦敦出版，一时之间，风行各国。西方评论家云：该书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的发现一样，是震动世界的成就。在这本书里，斯诺对董健吾作出了热情洋溢的评价：“在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
几十年后，斯诺数度访问中国，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打听“王牧师”的下落。毛泽东茫然不知“王牧师”为何许人。经周恩来总理过问，终于通过时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的浦化人，查明“王牧师”系董健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