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蒋介石1949年差点逃亡日本

从蒋介石治军理念中的日本情结到退守台湾，蒋介石对日本的感受是复杂的……1906年，19岁的蒋介石踏上东渡日本的海轮。在日本，初来乍到的他亲眼看到“近代建筑陆续出现，象征工业力的烟囱冒起黑烟”；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并指出:“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1949年对于蒋介石来说日子非常不好过，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蒋介石一年之内经历了下野回老家、被桂系相逼的局面，面对解放军的势如破竹，他优先考虑迁居日本，其次才是台湾。

日本买房记:东京寻觅豪宅

1949年1月，内外交困的蒋介石下野，把包袱甩给李宗仁。1月21日，蒋介石带着儿子及少数随从离开南京，22日回到奉化老家。

1949年4月初，蒋介石发电给国民党当局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朱世明，请他赶快回国，有要事相商；回国后不要在南京呆，径直前往奉化溪口。4月15日，朱世明回到上海，在简单处理了一些事情后，匆匆赶往浙江奉化。第二天上午，蒋介石在溪口接见了朱世明。过去，蒋介石接见部属时，身边要员陈布雷、陶希圣等少数贴身侍从均参与。这次接见朱世明，他不要任何人在场。

蒋介石先向朱世明问了一下日本的情况，然后对他说:

“我这次叫你回来，主要有两件事，一是招聘日本军事教官，二是代我在日本找一处住宅。这半年来，我们在东北、华北、徐蚌（淮海）战役中遭受了大挫折，共产党进军江南已不可避免。我们在江南、西南虽然还有半壁江山，与共匪的斗争仍很艰难。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在军事上要迅速扭转不利局面，不大可能。通过这两三年的作战，我感到我们之所以连连失利，主因是军队战斗力不强，战斗一打响就纷纷溃逃、投降，没有杀身成仁的决心、精神。这说明，我们军队以往的思想教育、军事训练很不到位，或者说是走了过场。我们要扭转败局，战胜共匪，没有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的军队是不行的。我们军队差的就是日本军人的‘武士道’精神。你返回日本后，将我们过去释放的日本高级军官一一造册登记，然后登门拜访，并向他们表示，我将聘用他们为军事教官，用日军的训练方法帮助我们训练反共军队。冈村宁次回去只有几个月，估计他会接受我们聘请的。”

蒋介石还特别嘱咐朱世明，最好让冈村宁次推荐人选。接着，蒋介石对朱世明说:“要你代我找住房的问题，是因为我考虑时局越来越坏，如果和谈成功，等于投降，我就不好住在国内了。桂系四处造谣说我干预政务，又屡逼我出洋，故我想在日本买一处房子。如果局势进一步恶化，我想到日本住一段时间。如果我将来在国内实在无法立足，干脆就长住日本了。”

具体要求方面，蒋介石提出，房子的地点最好是东京市郊，既不要太热闹，也不能太偏僻，但周围的环境、风景要好，还要比较安全，大小以能住20人为宜。

朱世明告诉蒋介石，战后日本经济萧条，东京市郊的房子很便宜，比较好找，他将尽力去办好这件事。谈完之后，蒋介石又嘱咐朱世明:“你先多选择几处，然后再电告我，我作了决定再告诉你买哪一处。”临别，蒋介石还特别嘱咐朱世明:“这两件事要高度保密，任何人都不能透露，更不能让李德邻、白崇禧他们知道。”

朱世明出来后，正好碰到了蒋介石的秘书周宏涛。周宏涛将朱世明拉到一偏僻处打听蒋介石的谈话内容。朱世明犹豫再三后料定周宏涛不敢对外人讲，何况又是蒋介石最信任的贴身秘书，便将蒋介石交代的两件事说了出来， 并嘱他不要对任何人讲。

朱世明之死

朱世明返回日本后，先在东京找到了冈村宁次，谈好了聘请日本战犯担任国民党军队军事教官的问题。随后，他派驻日参事宋越伦等几名助手，分头到东京市郊找房。经过数路人马几天的寻访，终于在箱根为蒋介石找到了一处豪宅。

此处豪宅有大小房屋20余间，是前闲院宫亲王的故邸，环境优美，设计新颖，有会客室、花园、荷花池、健身房，价格约1.5万美元。朱世明感到这处房子很不错，当即发电告知了蒋介石，蒋介石回电表示同意购买。朱世明马上派人向房东交了预订金。

不料，此事走漏了消息，日本几家大报，如《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做了报道。蒋介石得知此事曝光，十分恼火，大骂朱世明，损害了他的形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蒋介石逃到台湾。在这期间，国民党驻日军事代表团发生了“挂旗事件”（悬挂五星红旗），蒋介石对朱世明更加痛恨。为报复朱世明，他以任“国防部副部长”为由，电召朱世明回台。朱世明感到凶多吉少，立即辞去“团长”职务，跑到日本叶山隐居起来。哪知，蒋介石仍不放过，担心朱世明投奔大陆，于是派特务追杀朱世明。据说朱死后好几天，尸体才被人发现。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蒋介石在台湾苟延残喘，未去成日本。不久，蒋介石在箱根预定的豪宅被转卖给日本一个新贵。

蒋介石阴谋逃亡日本的这一内幕，只有蒋与极少数幕僚知道。此事过去五十多年之后，才由其心腹周宏涛于在台湾说出来。

蒋介石放不下“日本”

1948年8月23日，上海军事法庭对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进行公开审判，审判前，法庭庭长石美瑜接到署名蒋中正的加密电报，只能照办，当庭宣布冈村宁次无罪释放。除了一个侵华日军总司令被宣判无罪之外，蒋介石最终与日本签订和约，放弃了日本战争赔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停战诏书》，正式宣告日本无条件投降。

9月2日，盟军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仪式，在东京湾横滨港口美军主力舰“密苏里号”甲板上举行。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主持受降仪式，日本政府代表重光葵、梅津美治郎正式签署向盟军投降书，中国代表徐永昌出席受降仪式。9月9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接受日本投降典礼在南京举行。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冈村宁次在其回忆录中叙述签字投降时的感想时称:

日中两军迄今已缔结过三次停战协定。第一次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上海事变结束时的《协定》；第二次是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一日《塘沽停战协定》；第三次是这次投降签字。

……

第三次却陷入了率领一百二十万大军（包括台湾、法属北部印度支那）签字投降的命运。

盟军在东京湾受降的当天，蒋介石感慨万千，在日记中写道:

雪耻之日志（1928年济南惨案以来的日记），不下15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地投降了。50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污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

蒋介石在8月15日发表的广播讲话中更加明白地说:

我中国同胞们必知“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一贯声言，只认日本黩武的军阀为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今天敌军已被我们盟邦共同打倒了，我们当然要严密责成他忠实执行所有的投降条款，但是我们并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为他们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与罪恶，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特别注意的。

这个讲话的主旨后来被人们理解为“以德报怨”，它成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对日关系的指导方针。“以德报怨”出自《论语·宪问》:“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意思是，不记别人的仇，反而给他好处。如果用现在的话来对此做简要说明，大概与“打了你的右脸，还要把左脸送上去”相差无几。

李宗仁在蒋介石夫妇谒陵后，着制式军服前往谒陵。此际的李宗仁满腹心事。当年报载，李宗仁在后面的礼仪安排上，屡遭蒋介石的“暗算”。如在就职典礼上曾传有一则蒋恶整李的传闻，如李因为不知道当天蒋想穿什么，为求配合，便先向蒋询问，蒋便告诉他将着军便服到场，到后，李穿上了军服并挂满了标榜战功的勋章，蒋则一袭长袍，相形之下，蒋一派温文，李却土里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