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华的战略
美国对华战略
在拥有全球经济和战略利益方面，美国与二战前的英国十分相似。二者所不同的是，英国受到海军强、陆军弱的军事力量结构性缺陷的制约，对当时世界政治的重心---欧洲大陆，长期推行均势外交（balance of power），例如19世纪末英国一度实行“不参与任何同盟，保持行动自由，操纵欧洲均势”的“光辉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其目的是保护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利益不受到新崛起的欧洲大陆强国的挑战，但“操纵均势”并不足以始终维持欧洲力量的平衡，一旦欧洲乃至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严重失衡，英国就会断然结束“光辉孤立”，缔结国际同盟以对抗新兴的或敌对的强国。然而即便如此，通过外交或军事结盟等外部手段施行的均势政策，仍可能被大陆强国所积聚的优势力量压倒，二战初期德国在西欧的军事胜利几乎导致大英帝国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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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则拥有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无论是核力量、还是常规力量，美国的军事优势都是全面的和压倒性的；而且，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安排有着自己的考虑，并不满足于担当“离岸平衡者”（offshore balancer）的角色，而是要出任世界的领袖。美国在二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维持国际均势所要抗衡的对象只有一个，那就是唯一有力量打破欧亚大陆战略平衡的苏联。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利用苏联的威胁从内部而不是外部成功地控制了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的权力结构，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政治秩序。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通过保持绝对的军事优势，在外交上巩固和扩大美国支配下的伙伴关系或同盟关系，以确保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同时，美国利用自身的经济技术优势，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以此影响、干预甚至控制一国的内政走向。因此，美国对华战略的基点是军事遏制以及通过全球化促进中国国内政治的转型，其根本目标是使中国融入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进程不可逆转。
经济全球化加深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发达国家贸易和投资的依赖，扩大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裂痕，导致权力进一步失衡。这种经济依赖往往迫使“转型”中的国家竭尽全力与发达国家建立良好的政治关系以实现短期的国内经济和政治目标，而不愿或无力顾及权力失衡对国家战略利益的损害，全球化中的国际关系因而出现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格局：中俄两国争相与头号强国美国改善关系，而不是联合自保。中俄在1999年美国干预科索沃事件中的各行其是，为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实质提供了最好的注脚。这种有名无实的战略伙伴关系，以及双方在地缘政治上长远的利益冲突，便利了美国对中俄实行分化瓦解。
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国际关系和权力角逐的焦点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移向了亚太地区，但东亚各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犬牙交错，实力消长变化莫测，地区力量的平衡十分微妙。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前景正在使国际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充满敌视，美国则视中国为头号的战略对手，这一点并不因中国对美国的外交绥靖，包括牺牲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支持美国军事打击阿富汗而有任何的改变。美国国防部在2001年10月向国会提交的每四年一度的防务评估指出，东亚和东北亚沿海是关系到美国利益的“关键区域”，决不允许落入“敌对的支配”之下。
美日同盟是美国维持远东力量平衡的基础，鉴于中国巨大的经济军事潜力以及辽阔的战略纵深，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支持日本加强军事力量。日本也以此为由，并利用朝鲜核危机和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年）的契机，加快了重新武装的步伐。但日本武力增强，又将刺激韩国和东南亚国家竞相扩大军备，这样远东的秩序就可能失控，经济全球化就会被打断，美国为此加强了在远东的军事部署，以强化其作为远东秩序“保障者”的角色。东盟国家出于抗衡中日两大国的需要，近年来不断密切与美国的军事政治关系，美国重返东南亚则不仅满足了东盟在地缘政治上的期望，而且还乘机进入了对中国利益悠关的南中国海。
上述地缘政治格局决定了东盟与中日等国相互谋求建立一体化区域经济集团的政治内涵。首先，鉴于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影响，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和东盟，在经济一体化问题上不能不顾忌美国的态度和利益要求。经济全球化对于美国利益攸关，美国绝不会支持排他性的区域经济组织，美国所能接受和支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只能作为日益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一种开放性的特殊安排。因此，如果得不到美国的默认或支持，东亚经济一体化将很难实现。其次，东亚经济一体化最终将由中国主导，抑或由美国的盟国日本主导，两者的意义截然不同。事实上，日本因其雄厚的经济技术实力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主导者的可能性要远大于中国，而美国从其远东地缘战略考虑，也不会支持中国在一体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再者，东亚国家在价值观、宗教信仰以及政治制度等多方面存在着重大差异，东亚经济集团本身缺乏推进政治一体化的动因，因而经济的一体化不会损害到美国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取得美国的谅解。因此，日本一旦赢得了建立区域经济集团的主导权，则意味着在地缘政治上为美日同盟提供了一个重要补充。届时，中国将受到美日同盟和日本主导下的东亚经济一体化框架的双重制约，中国无论加入一体化与否，都将处于被动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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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遏制和战略包围一直在进行，除了驻扎在东北亚的8万驻日韩美军外，美国还增强了在关岛和夏威夷的军事打击力量。2001年“9·11”事件给美国势力进入被中俄视作后院的中亚地区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美国在取得阿富汗战争的胜利后，以继续清剿本·拉登的“基地”组织和残余的塔利班势力以及帮助“国家重建”（nation building）为由迟迟不撤军，目的是分化俄国人支持的反塔利班的原“北方联盟”的军阀，扶植亲美势力在战后阿富汗政治中取得支配地位。阿富汗政治的稳定，不仅将为美国的石油巨头绕开伊朗，将中亚和里海的石油经阿富汗运往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印巴市场提供安全便捷的通道，而且便于美国以阿富汗为立足点，利用周边中亚国家的经济困难及其对俄国的疑惧，通过资金技术援助和“反恐”军事合作，把富产石油的中亚诸国拉入美国的怀抱，进一步在经济和政治上孤立俄国，同时从西部威胁中国的地缘经济安全。
继阿富汗战争后，美国又在菲律宾开辟了国际反恐战争的“第二战场”。出动近千名美军对付根本不可能推翻菲律宾政府的区区500人的阿布·沙耶夫武装，目的是尽快重返具有重要军事战略价值的苏比克湾海军基地和克拉克空军基地。俄罗斯因财力困窘，不得不于2004年放弃在越南金兰湾的海军基地，力量真空的出现为美国利用越南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的顾虑，租用金兰湾基地提供了良机。印度的核武装化以及俄国对印度军事现代化的强有力支持，正在使印度崛起成为一个地区强国，俄国的外交意图是双重的：延伸俄国在印度洋的利益并牵制中国。印度则又巧妙地利用美国遏制中国的心理，通过积极支持美国发动的全球反恐战争，大大改善了与美国的关系，成为南亚举足轻重的具有核威慑能力的军事强国。美国出于在南亚抗衡中国的需要，近年来不断密切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这就使中国途径印度洋的中东和非洲石油运输线处于极大的威胁之中。
台湾涉及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台湾问题是中美利益冲突的焦点，是美国在军事战略上遏制中国的一张牌。美国对台政策与台独势力的发展相互呼应，那就是在保持海峡两岸力量微妙平衡的背景下，鼓励台湾渐进走向独立。美国当前维持两岸力量平衡的基础是承诺协助台湾防卫，并向台湾源源不断地提供先进武器。迄今，美国在售台武器的数量、质量和金额上早已突破了“8·17公报”的原则规定，而且近年来美国所提供的军事装备包括了进攻性武器，其意在于一旦开战，战争将不限于台湾海峡战区，以此恐吓一直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中国政府，也就是说，使中国“认识到使用武力是不可想象的”。
美国始终不放弃台湾，对台独势力起到了很大的鼓励作用。美国对华采取军事遏制态势、在东亚与日本联合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并积极研制旨在夺取全球军事战略优势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必然迫使中国适当加强军备，提高军事反击能力。但中美军事技术差距的扩大，中国对美国在外交上的一再退让，以及中国大陆对台湾社会政治发生剧烈变化的深刻背景洞察不足，而在对台一系列政治对策上的失误，不但增强了美国和台独势力的自信，也加深了两岸在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上业已存在的鸿沟，台独势力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迅速发展成为能够左右台湾未来走向的强大政治力量，因而两岸经济联系的加强非但没有削弱、反倒增强了岛内的台独倾向。面对台独势力的迅速发展，中国的国家统一问题已到了不容回避、空前紧迫的地步。
当前台湾政治的现实是，如果大陆放弃武力威慑，台湾独立就会成为现实。两岸在民族-国家认同上的南辕北辙，已使得任何形式的和平统一的前景都极其渺茫。如果中国坐视或默认台湾独立，就意味着可能永远失去台湾，因为和平独立后的台湾很快会获得广泛的外交承认；并且，台湾出于自身的安全考虑，必然与美国迅速结成军事同盟。假如中国日后再想以武力收复台湾，军事上的风险自不待言，中国首先就会以一个“侵略者”的形象在巨大的国际道义压力下陷入全面孤立。因此，在当前形势下，武力统一作为次佳（second-best）的选择方案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如果以武力逼和台湾，其前提在于中国的军事实力迅速逼近美国，迫使美国认识到以武力阻止中国统一同样要付出“不可想象”的代价，从而放弃台湾。但中国在大规模提升军事实力方面不具有时间优势，台独恰恰在利用时间优势以争取空间，因此武力逼和的方案在相当时期内并不可行。鉴于此，中国以武力统一台湾就必须立足于以局部的军事优势速战速决，否则，任何形式的胶着状态（如对台湾实施长时期的立体封锁），不但不会迫使台湾投降，还将招致美国的大规模介入，致使中国在军事上的局部优势迅速逆转为全面的军事劣势，从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中国于20世纪70年代末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开始实行对外开放。但是在开放的条件下，中国的发展必然受制于冷战以来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因而改革开放将不可避免地使中国逐步融入到这一体系之中。毋庸置疑，作为一个经济技术较为落后的国家，中国要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必须实行开放政策，加入经济全球化。然而，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经济技术实力的差距往往构成有关各方利益分配上的差异，由此进一步拉大国家总体实力和国际地位上的差距，造成国家间谈判地位的不对称，使谈判结果更可能有利于实力强大的一方。这表明，经济开放本身存在着风险，这是任何国家在加入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都必须正视和警惕的一个基本事实。换句话说，只有在双方经济实力相当时，相互大规模开放市场才会带来真正的“双赢”，形成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关系；而当双方经济实力悬殊时，弱者就容易形成对强者的经济乃至政治依赖，使得“双赢”成为掩盖自身经济弱势和依赖地位的托辞。因此，在中国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技术自立实现本国产业的自主振兴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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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急功近利的引进外资政策大大抵消了国家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和连贯性，特别是中国自1992年以来积极实施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未能通过国内市场的大量出让而换来国外的先进技术，相反，还令本国产业遭受到严重冲击。一相情愿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暴露出官僚机构对于民族工业的自主振兴缺乏坚定的信心和承诺，加之国内体制上的种种积弊，中国产业振兴的目标遂屡屡落空。中国本国的正规制造业在外资和国内低技术的非正规制造业的两头挤压下，发展规模相对萎缩，导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停滞不前，经济增长不得不日益依赖西方的技术和资本。
随着本国产业对国外技术依赖的不断加深和消费主义的弥漫，在中国国内产生了要求进一步扩大市场开放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与此同时，官僚机构因无力振兴民族工业而产生的失败主义情绪与自由经济学家和统治精英共同制造的全球化的“双赢”幻觉交织在一起，造成了文化买办主义的空前泛滥。中国沿着依附式发展路径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已形成巨大惯性。兴起于90年代初的经济全球化迫使中国加入了发展中国家相互争夺跨国公司投资的行列，与国际惯例接轨于是成为中国不可替代的政策选择。中国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自由经济体制的热衷，使中国联合发展中国家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说辞流于空谈，从而在客观上有利于美国推进全球贸易和金融的自由化，并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分化发展中世界提供了可乘之机。中国对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判断和对经济全球化的乐观情绪，则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对和平发展的热望，长期以来以“反霸”为宗旨的中国外交政策由此发生了悄然而深刻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过于偏重产出增长的发展战略和权力推动的市场化改革虽然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却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紧张，这不仅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国家进行深入的体制改革的意愿和能力构成严重制约。出于必须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以缓解社会危机和借助外力来倒逼国内改革的双重政治考虑和紧迫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进程骤然加快。中国在谈判中的让步之大和迫不及待，暴露出对国家的自主振兴缺乏信心，从而刺激了对方向中国漫天要价。由于“利用美国经济的优势并扩大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政策是影响国际政治的决定性措施”，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要实现的目标，就是通过中国全面的市场开放，将中国的经济纳入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控制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以此令中国彻底丧失向美国挑战和抗争的能力和意志，从而“全面推进美国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
为此，美国利用中国入世谈判之机，积极推动中国建立以所谓规则为基础的市场体制，迫使中国实行投资自由化政策，不再坚持外资企业对华技术转让要求，放弃对国有大企业的特别保护，并在3-5年内开放金融、电信等关键产业，从而把中国的企业完全置于“全球平等竞争条件”（global level playing field）之下，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开辟全球资本主义的“新边疆”。很显然，中国按照西方的条件加入全球化，必然进一步加深中国对西方发达国家技术和投资的依赖。
决定一国经济地位的是该国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中国迄今尚没有一家大企业跻身于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的行列，尽管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这些大企业的实力上升较快，但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竞争力仍然极度虚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极大地加强了本国产业、特别是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通过建立全球市场、全球品牌和全球采购系统，已经在全球产业竞争中处于寡头垄断地位。因此，一旦加入全球化的中国大企业被西方跨国公司淘汰出局，致使中国的企业被迫沦为发达国家的装配厂，因而全面置身于国际分工的底层，中国的工业化势将发生根本逆转。
但中国在入世初期可能遭遇部分企业的破产和失业的扩大，从而令早已严峻的社会不稳定雪上加霜，直接面对社会危机的基层政府就可能采取限制外国竞争的经济保护措施，而拒绝世贸规则的适用。按照世贸协定，地方政府的行为被视同中央政府的行为，但中央政府如果强制焦头烂额的地方政府履行规则承诺，恐难避免激起广泛的社会不满。为此，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谋士们在向政府提交的报告中，建议把确保顺利实现中国内部关系以及中国与国际经济社会关系的成功转变作为美国政策的优先目标，其主要对策是：首先，通过政府和非政府等多种渠道，与中国的官员和利益阶层（如大学以及与中央部委有关联的智囊机构）紧密合作，教育并培训将直接履行世贸规则的省级和地方政府官员，以“加强中国改革（即世贸规则化改革）的步伐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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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安排人员访美等教育和培训计划，培训赞成履行世贸承诺的中国人，由他们再培训其他人，在中国人中培养“遵守规则的文化（culture of compliance）”。第三，将敦促中国履行世贸承诺的要求多边化，使它看起来并不是美国一家对中国的要求，而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共同要求。很显然，前两条对策的核心是在中国培养政治文化买办，使他们成为美国利益的代言人，第三条对策则恰恰是当前某些中国人言必称的“与国际惯例接轨”的翻版，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
在这份报告中，还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安全问题以及社会经济问题与（中国）执行世贸协定的相互作用，需要美国保持不间断的关注，并保持迄今尚未达成的负有责任的政府机构间的协作。政策以及有关这些政策的讨论，必须适应正在变化的环境”。这实际上是在暗示美国政府应把对华军事和政治战略加以统合。目前，美国加紧与印度合作以及对南中国海地区的渗透，已经对中国的海上商路和通往中东的石油供应线构成严重威胁，中国石油消费的1/3依赖进口，其中的一半以上又来自中东，这就迫使中国从地缘经济安全的角度把眼光移向中亚和里海地区，但美国借阿富汗战争之机进入了中亚。几乎与此同时，美国《财富》杂志列出了中国最大的100家公司，大多为能源和石化类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这些产业也正是西方跨国公司出巨资加以整合的对象。西方跨国公司的投资信心从何而来？仅仅是出于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憧憬，还是因为其背后的政府对于掌控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有着越来越强的自信？！
在战后国际政治中，从二战结束直至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捍卫民族经济和政治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戴高乐将军的法国甚至在1968年迫使美国彻底退出驻法军事基地，推动法德联合反对美国的政治控制。这些一度延滞了美国构建战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的进程，但美国深知，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决不会容忍不利于本民族利益的国际分工并接受相关的国际政治秩序。因此，美国除了在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中培养美国利益的代言人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心战，尤其是利用中国入世以及美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宣扬民族工业和国家主权过时论，培养对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崇拜，削弱中国人的国家民族意识。
综上所述，美国对华战略由相互配合的三个有机部分组成：保持并不断增强对华军事和地缘战略优势；通过全球化从内部控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上削弱中国民族主义，瓦解中国的民族精神。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促进美国军事威慑下的中国的内部殖民化。美国的战略目标就是永远消灭拥有辽阔疆域的中国挑战美国的一切可能，以保持其世界霸主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