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中的反思：另一个文化大革命㈡

宪之“历史深处”的红卫兵忏悔，与现实残酷的赵东民判刑　　
——《南方周末》大炒“红卫兵道歉”的伎俩和用心　　
　 　
近期，《南方周末》连续两期在头版刊发重头文章，曰《历史深处的来信：44年后终有红卫兵公开道歉》，望题知意，是通过渲染44年前红卫兵的“暴行”和44年后忏悔以清算文革“罪行”的。如此重头 编排，虽然稍逊于奥巴马的“破格接见”，但也算一枚重磅炸弹。　
　
一，谁之罪——被颠倒的历史真相　　
红卫兵、红袖标、皮带抽老师，是年轻一代心目中“十年浩劫”的经典镜头，其实这是霸权话语“随意打扮历史”的一个张冠李戴。　　
文革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清算文革也是清算这“造反”和“造反派”，可是这段罪孽，“造反派”却一点也沾不上边，恰恰相反，那本是他们的对手“红色贵族”、“八旗子弟”今天被称为“官二代”们的功业。　　
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他下这个决心较当年决定出兵抗美援朝还要难，史无前例的斗争，史无前例的曲折复杂。　　
派工作组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合。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重点是斗走资，工作组却用抓右派的形式整群众。工作组主要是整老师，那叫“资反路线”，但肢体摧残并不多。　　
8届11全会通过“十六条”，撤了工作组，造反合法列，文革取得第一回合胜利。　　
全会后， “红五类”接过造反口号，高张“血统论”，将矛头指向“黑七类”，以干扰“重点斗走资”的方向，文革斗争迎来了第二回合。　　
“南方”所渲染的红卫兵暴行和“迟到道歉”，就发生在这一时期。1966年8月，制造者将其称作“红八月”。　　
主人公是 “东纠”“西纠”“海纠”们。“×纠”全称“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其骨干都是些身世不凡的“红色贵族”，这“纠”的门槛极高，连13级以下的子弟都难问津。这批“红五类’们，才是至今没完没了地被清算的“血统论”的“罪魁祸首”， 他们口号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称之为“鬼见愁”，许多受害“黑七类”的黑色记忆，都是八月“红色恐怖”的结晶。
“纠”们瓦解后，又鸠合成了“联动”。 66年10月，这“联动”在中南海政治局礼堂诞生，全称“中共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可以想见其不凡的声势。
控诉“浩劫”的人们，最爱诟病“血统论”，并将其加到文革头上。
除了控诉阶级论的因素外，文革期间的“血统论”实在与“文革”无关——“鬼见愁”对联和“谭力夫讲话” ，正是8届11中全会后反对派抵制文革的一个重头武器，它一出笼就受到文革派的批判。
　 　
8月4日，江青在北大讲话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她要大家团结起来，把斗争目标锁定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8月5日凌晨，周恩来在清华大学指出：“‘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　　
8月6日在参加天桥剧场的辩论大会上，江青一再强调“老子英雄儿好汉”口号是错误，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1966年10月9日，周恩来就指出 “谭力夫讲话是典型的形'左’实右得很”， 否定 “黑七类”的提法。　　
连毛泽东都出面说：“学生有些出身不大好的，难道我们都出身好吗？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　　
　 　
然而，这都改变不了联动们的立场，结果血统论又抛出如下对联：　　
　 　
　　老子枪杆打天下稳上稳；儿子皮带保江山牢上牢。横批：专政到底　　
　　老子闯江山革命革命再革命；儿子定乾坤造反造反再造反。横批：代代相传　　
　　老子革命打江山；儿子造反为江山。横批：代代红　　
　　老前辈降群魔大杀大砍；后来人伏妖崽猛镇猛斩。横批：谁敢翻天？　　
　 　
随着斗争的深入，后来联动也坦言“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他们的口号也“图穷匕见”：“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油炸江青”，“踢开中央文革”。
“打砸抢抄抓”，是联动们的拿手好戏，也是其基本活动方式。　　
他们有恃无恐，有过六冲公安部的光辉记录，用今天的话语叫“群体”到公安部打砸抢，连副部长都吃过拳头。　　
后来流行的控诉文革的黑色记忆，细加追索，基本都应记在东西纠和联动们的账上。　　
著名的 “老舍之死”案就发生在“红色恐怖”的八月。1966年8月24日，这一天，也是刘×等组织北京12个学校保皇军袭击清华园的日子。联军浩浩荡荡冲进清华园，包围大字报区，先是宣读最后通谍，然后殴打看大字报的群众，不但撕去揭批刘、邓的大字报，还特别认真地用相机拍下了大字报的作者，准备秋后算帐，最后，还在校园游行一周示威。
“老舍之死”是控诉文革的重磅炸弹，具体追索除了在浩然身上纠缠不休外，其余也就难得糊涂了。
文革结束后， “红五类”纷纷转型成“官二代”或“富一代”，他们已经与当年“黑七类”携起手来控诉“浩劫”，而“抽皮带”的清算，未免就扑朔迷离——看看“李刚儿子飚车”的“法制”，也就可以不惑了。　　
历史地看，不应过分追究“红色恐怖”的个人责任。血统论的抛出与猖狂表现，不过是文革中“走社”“走资”两种力量较量的一个阶段性的表现，是阶级斗争，不是刑事案件。　　
它是文革中的一股逆流，是抵制干扰运动大方向的，将这些记在文革账上，是不公平的，是历史的颠倒。　　
联动后来随着平民红卫兵的崛起而覆灭。如果说，谭力夫是这批反对文革的“红色贵族”“保爹派”红卫兵的代表，那么，蒯大富和“首都红三司”就是平民造反派红卫兵的代表。两股力量的斗争构成了那一段时间文革斗争的主要形式，这段斗争以平民红卫兵的胜利而结束。
毛泽东的许多话都是言简意深、微言大义，往往要在许多年后我们才能领悟。比如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不是对建国后十几年的党内争论，对文革中史无前例的艰难曲折的一个高屋建瓴的总结吗？而1966年8月的“红色风暴”，不过是汹涌澎湃奔涌的洪流中的一个小曲折罢了。　　
二，“南方”鼓吹的“道歉”不过是奴隶的忏悔　　
“44年”、“终有”云云，是随心所欲的篡改历史——在“历史深处”，早就有过深刻厚重的 “道歉”。　　
文化革命实质是“政治革命”，但称作“文化革命”，寄寓着发动者教育干部锻炼群众的远大目标和深厚期望，所以才称作“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后来毛泽东又提出“斗私批修”口号，言简意赅囊括了文革目标，连 “永不翻案”都能原谅，其余可想而知。“整人”云云，不过是对文革的一种鄙浅的妖魔化。　　
中国的官僚买办阶级的良知，已经被他们的复仇偏见完全遮蔽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都不简单地否定文革。文革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现象，不光属于中国，它曾经发生过世界性的巨大影响，以红卫兵运动为标志的“造反”运动，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席卷过欧美日等资本主义核心地带。 1968年法国青年学生的“五月风暴”，日本的“红卫兵运动”影响深远，至今还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　　
用中国霸权精英的“阴谋史学”和“暴民”逻辑，是无法解释这一历史现象的。　　
文革后期，毛泽东主席十分强调“斗私批修”，强调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办学习班”，推广“六场一校经验”， 搞“大联合”的过程中，“当权派”和“造反派”都有过深刻深沉的自我反省也即“道歉”。当年李德生任过军长的12军在安徽搞“三支两军”中提出“支左不支派”口号，在得到中央肯定淮南两派通过斗私批修实现联合的经验曾经在各地推广，两派群众代表各自“斗私批修”检查派性、互相 “道歉”现身说法，往往感动得数以万计的听众痛哭失声——那才是深刻的历史性的 “道歉”啊 ！　　
　 　
“道歉”的确在“历史深处”，不过被妖魔化的尘埃埋没了，不是什么“迟到”早到问题。　　
“南方” 所渲染与期望的“道歉”， 与“历史深处”的“道歉”，是水火不容的两回事。 　　
列宁有句名言：“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忍气吞声的奴隶社会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对奴隶生活的各种好处津津乐道并对‘和善的好主人’感激不尽以至垂涎欲滴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历史深处”的“道歉”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过程中，历经艰难曲折后灵魂的自我反省。  　　
“南方”报系所渲染和期望的“道歉”，是奴隶“误入歧途”的忏悔，是解放途中遇到险阻追悔留恋往昔的“埃及的肉锅”， 是给奴隶设计的奴才哲学 。　　
虽然具体事件是复杂的，当事人的道歉可能是真诚的由衷的，但那不是问题的本质。“南方”不过是借此大做文章，把 “具体”事件歪曲之后，作为妖魔化文革的一个文化符号使用罢了。　　
“历史深处”奴隶解放的基本精神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南方”渲染 “道歉”，不过是告诉奴隶：“革命有罪，造反无理”，“天不变道亦不变”罢了。　　
                                                                                                                                       
三，没完没了控诉过去不过是掩盖日益尖锐的现实矛盾　　
“南方”才子，属洋泾浜，向以为“范跑跑”之类造势体现本色，不想这次破例，经扮演一位满嘴“阿门”的灵魂忏悔师的悲悯角色。　　
“道歉”姗姗来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感化净化了这些罪孽深重的红卫兵得以灵魂超生？
是“新启蒙”“人的意识觉醒”的启迪？　　
是黄世仁和刘文彩们的卷土重来和反攻倒算？　　
是“告别革命亵渎崇高”、“潇洒走一回”、“过把瘾就死”的思想解放？　　
是“公民社会”、“经济人”意识、范跑跑和小岗人高标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笑贫不笑娼笑贫不笑贪”的陶冶？　　
飚车醉驾成风，“撞死你老子不过花个三百万”，闹市施暴众人围观，见义勇为受伤受益者溜之大吉无人作证，耄耋老人街衢中风受伤无人敢扶，“中国公务员是世界上最无耻的群体”，“宁做小三不嫁穷人”……　　
荣耻颠倒，中国失去道德底线。　　
难道，是这样“繁荣娼盛”的气场，孕育出了“44年”迟到的道歉忏悔？　　
——无法自圆其说。　　
　 　
赵东民事件和“李刚儿子飚车”案，才是对“南方”报系所呼唤的“道歉”精神的最佳诠释。　　
“南方”式“道歉”，正是赵东民案和李刚儿子案出现不可或缺的软环境。　　
飚车，醉驾轧死人没事人一大堆，依赖权势和“法制”，花点钱轻松愉快了事，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突出“特色”。一个处级衙内在高等圣神学府飚车撞飞撞死学生，“法制”轻描淡写，媒体集体失语，教授学子噤声，这在“全球化”的世界上，恐怕也绝无仅有。即使在封建时代，也会言官交章抨击，举朝舆论大哗，“李刚儿子”之父，也会戴罪闭门谢过或引咎辞职。中国“拨乱反正”“端正党风”“建设法治社会”30余年，难道就是为了建设出的就是这样的生存空间！
如果，河北大学的师生，多少还有一点红卫兵精神，会出现这样的荒诞吗？　　
　 　
赵东民案更典型。一方面，是资本打着改开旗号巧取豪夺，亿万财产轻而易举“产权明晰”；另一方面，是劳动阶级惨遭剥夺陷入窘境却无可告诉。封建时代还允许小民“击鼓鸣冤”，如今小民动辄会掉进“群体上访”陷阱！
当年国民党迫害鲁迅杀害左联五烈士，有个过著名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如今悬在工人赵东民头上的，是把随时可以掉下的的达摩克利斯剑——“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如此法制，举世罕见。
同期，又见陕西富平县召开万人大会公开示众两名上访农民。
毛泽东主席曾经警告，共产党不是不可能“变成法西斯党”的，陕西有关当局蔑视宪法肆意妄为，表现的就是这种倾向。　　
如何对待群众，是区别共产党还是剥削阶级政党的一个根本性的标志。“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夫子的这句名言，如今已经变成“三人行，必为‘群访’罪犯在焉”了，可为浩叹，可为浩叹！
　 　
毛泽东主席当年是如何对待群众的？
反对文革最激烈的“联动”，曾经六冲公安部，数百人带着菜刀、匕首等凶器到公安部搞打砸抢，也够“群体”的了，他们撒传单、贴标语，砸烂礼堂，闹腾饿了还到食堂大吃二喝，高喊“油煎江青”、“打倒陈伯达”、“打倒谢富治”甚至“打倒周恩来”的口号，不光打伤工作人员和多名解放军战士，连出面调解的副部长都吃了拳头。
即使作恶多端的骨干首恶，也没有“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哪。
文革期间，解放军对待群众坚持“五不”——“ 吵不动气，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打伤不开枪，出入不带枪”。　　
1976年4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审阅中央关于安徽问题决定稿中特别强调：
　 　
“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　　
　 　
那才叫“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
比比“菜刀实名”，那是何等的自信啊！
难以相提并论。
　 　
赵东民案折射出的残酷现实，正是奴隶忏悔后所得到的“埃及肉锅”——“锅”内，沸腾着“先富”麻辣烫肉汤；锅外，“普世”商标下用中英双语标注着“正宗肯德基配方”“特色风味”，“友情提示”小心“群体”食用烫嘴。
当麻辣烫变冷时，买办们就用“道歉”“忏悔”和“忆苦思甜”做燃料为之加温，这“燃料”已经烧了“44年”，已露出衰竭之势，看样子还要使用一百年！
即使是原子能，也有用尽之日——他们有点黔驴技穷了。
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方式，至今仍是右翼精英诟病的对象，30年来，你们他们自己不也是靠“控诉”和 “忆苦思甜”过日子吗？对象与内容不同罢了。
与20年前相比，情势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他们牢牢地掌控着话语霸权，这是他们的优势。生活是根本性的启蒙老师，图穷匕见，“屁民“们已经不是那么好糊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