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游》奥义——蕴含四境的“自由”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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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奥义——蕴含四境的“自由”论
弁言 七篇之首，庄书之魂
《逍遥游》不仅是“内七篇”首篇，而且是重要性首屈一指的庄学“自由”论。旧庄学不重视“文学性强”的《逍遥游》，只重视“哲理性强”的《齐物论》，结果既无法读通《齐物论》，也无法读通整部《庄子》。
复原近真的《逍遥游》，白文1491字：补脱文31字，删衍文5字，订讹文6字。纠正重大误断1处，小误不计。厘正通假字、异体字27字，重复不计。若不厘正通假字、异体字，即便司马彪、向秀、成玄英、郭庆藩等治庄名家，也会犯误释“时女”（此时的你）为“处女”的低级错误。业已通用之专名，如“逍遥游”之“游”、“藐姑射”之“藐”[1]，则一仍其旧。
共三章，十八节[2]。以下分章逐节疏通大旨。郭象谬解，不予详驳。庄义既明，郭注即废。
一 首章奥义，庄学大纲
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
第一节：“鲲↗鹏”寓言，初述大知寓言的上半部分。奥义藏于重述大知寓言所无的“化而为鸟”。
鲲鹏象征“大知”，在庄学四境“无知→小知→大知→至知”中，仅属次境。开篇夸张象征“大知”的鲲鹏之“大”，是为象征“至知”的“藐姑射（yè）神人”出场做铺垫。旧庄学谬解鲲鹏象征庄学至境，使“藐姑射神人”寓言变得多余。
鲲在地而鹏在天，庄子以此讽谕大知（小知非其目标读者）由地升空，“化而为鸟”，超越“大知”的黑暗“北溟”，趋于“至知”的光明“南溟”，从俗谛层面的人间视点，升华为真谛层面的道极视点[3]。“将徙于南溟”说明，趋向“至知”是顺道大知的主观意图，而非已达“至知”的客观结果。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4]，去以六月息者也。”
第二节：“齐谐”假言，初述大知寓言的下半部分。奥义藏于“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李白《上李邕》诗曰：“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已被郭注误导，因而谬解“九万里”为垂直距离。
作为水鸟，大鹏起飞必具三步骤：先拍击离水，“水击三千里”；再斜行爬高，“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再水平飞行，“去以六月息者也”。[5]
庄子终生不仕，享寿八十四岁，长年垂钓江湖，无数次见过水鸟起飞，不可能违背其常识。水鸟起飞之常识，或为埋头书斋的治庄者所无，却为酷爱自然的李白必有。可惜他盲从郭象，进而以其巨大诗名，把“直上”谬解，普及为旧庄学“常识”。从“大知”趋向“至知”，从人间视点升华为道极视点，原本极为艰难，“直上”使之变得轻而易举，与《逍遥游》主旨根本牴牾。倘若水鸟如直升飞机般“直上”，又何须“水击三千里”的助跑？
“鲲鹏”寓言为庄子原创，先秦别书皆无。庄子故意先讲一半，标明知识产权，再支离其言地“引用”杜撰之书，描述水鸟起飞三步骤，晦藏升华超越之奥义[6]；并假借对《齐谐》下定义而自我定义“内七篇”——“志怪”，暗示开笔即语怪（鲲鹏）的“内七篇”，与“不语怪力乱神”的“内七篇”第一反角孔子异趣。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第三节：“天极”卮言，初述大知寓言的初步申论。奥义藏于支离分开的“天”、“极”二字。
“九万里”固为大数，却不足以形容“天极”之高[7]。“天”为“道”之变文，“天极”即“道极”[8]。《大宗师》论“道”时明确说：“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因此大鹏斜上甚或“直上”九万里，远未抵达“天极”，而是仅及中天。大鹏渐高渐远斜上中天，是为了“风”的渐积渐厚，所以本节专述风，尽管晦藏“风”字。
庄子用“野马”隐喻大知倚待的中天之风（云雾），用“尘埃”直述小知倚待的地表之风，进而指出其共同成因是“生物之以息相吹”，阐明大知、小知各有所蔽：
小知从地面仰观天极，误将地表尘埃、中天云雾之“苍苍”，视为天之正色乃至天极正色。庄子反诘曰：“其远而无所至极耶？”
大知从中天俯瞰大地，误将中天云雾、地表尘埃之“苍苍”，视为地之正色乃至地极正色。庄子点破曰：“其（大知）视下也，亦若是（小知）则已矣。”
地表尘埃既为小知倚待，即成小知之蔽障；中天云雾既为大知倚待，即成大知之蔽障。凡有倚待，皆成蔽障；小知大知，均未逍遥。庄子尽管用道极视点对小知、大知等量齐观，锋芒所指却非有待于外物却不知其蔽的小知误认“天极”，而是有待于君主却不知其蔽的大知误认“地极”。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9]；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第四节：“积厚”卮言，初述大知寓言的再次申论。奥义藏于“背负青天”及“夭阏（è）”。
本节借有形之水的积厚，进一步申论无形之风的积厚：水积不厚，大船就浮力不足，比如倒一杯水在堂前凹坑，放上草芥能浮起来，放上杯子就会搁在地上，因为水浅而船大。同理，风积不厚，大鹏就倚待不足，因为风薄而鸟大。所以大鹏必须斜飞九万里，艰难爬升到中天，积累足以托举体重的厚风，背朝天极而不必担心坠落或停滞，方能水平飞向南溟。
“背负青天”在重述大知寓言中又重言一次，再次暗示超越“北溟”、趋于“南溟”的大鹏未达“天极”。
“夭（坠落）阏（停滞）”二字阐明，在趋近“至知”的艰难过程中，许多大知会坠落中天或停滞中途。倘若大鹏轻而易举“直上”九万里，那么“积厚”卮言不仅多余，而且不通。
蜩与鸴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图南为？”[10]
第五节：“蜩鸠”寓言，即初述小知寓言。奥义藏于“而止”、“不至”。
蜩鸠承认连尘埃中的“榆枋”也“时则不至”，遑论仅知其有却不能至的“北溟”，更无法嘲笑不知其有的大鹏之高远目标“南溟”，只能嘲笑大鹏不知何往地斜飞九万里的艰难过程：“奚以之九万里而图南为？”
由于“天极”卮言已用道极视点对小知、大知等量齐观，因此对小知的刻划也同构适用于大知：小知欲至“榆枋”，“时则不至”，则“控于地”；大知欲至“南溟”，“时则不至”，则“夭阏”中天（鹏），控于“北溟”（鲲）。
适莽苍者，三餐而返，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第六节：“适远”卮言，初述小知寓言的申论。奥义藏于“适千里者”。
小知、大知均已出场，至知则尚未出场，而小知、大知、至知的境界差别难以直观，因此“适远”卮言运用结构对位的整体象征，借助直观易解的路之远近，阐明难以直观的知之小大。
由于人类无不有知，因此“适远”三项故意缺损庄学四境之庄学初境“无知”：“适莽苍者”隐喻小知，“适百里者”隐喻大知，“适千里者”隐喻至知。
小知远足郊外，当天就能返回，无须携带食物，三餐不吃也饿不死。大知远涉百里，必须隔夜舂粮，否则未及终点就已饿死。至知远行千里，必须提前三月舂粮，否则未及半途就已饿死。
本节阐明：小知无准备，大知有准备；大知小准备，至知大准备。目标浅近者，过程必轻易；目标高远者，过程必艰难。趋近至知固然艰难，理解至知同样艰难。蜩鸠不明白大鹏“图南”意欲何往，遂被庄子斥为“之二虫又何知”。[11]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耶？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12]。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矣。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13]
第七节：“知年”卮言，小结初述大知、小知寓言。奥义藏于郭象删去的“无极之外复无极”。
先言“小知不及大知”，点明“鲲鹏”象征大知，“蜩鸠”象征小知；后言“小年不及大年”，再次借用直观易解的年之小大，阐明难以直观的知之小大。
“适远”三项业已运用结构对位的整体象征，暗示“大知”之上尚有“至知”；“知年”四项再次运用结构对位的整体象征，暗示“小知”之下尚有“无知”。至此，庄学四境已呼之欲出：
朝菌（无知）→蟪蛄（小知）→冥灵（大知）→大椿（至知）
庄子推崇“至知至年”，而非“大知大年”。彭祖属“大年”，鲲鹏属“大知”，故曰“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终北之北有溟海者[14]，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15]，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溟也。
第八节：“鲲/鹏”寓言，即重述大知寓言。奥义藏于三处：一、与“无极之外复无极”意蕴相关的“终北之北”。二、“背若泰山”。三、未言“化而为鸟”。
“鲲”之本义为小鱼或鱼卵。《尔雅·释鱼》：“鲲，鱼子。凡鱼之子名鲲。”明人方以智《药地炮庄》：“鲲本小鱼之名，庄子用为大鱼之名。”庄子借小鱼之共名，用做大鱼之专名，是为了阐明：
一、大鱼鲲原本由小鱼鲲成长而来。与小鱼鲲对应的蜩鸠倘若自矜自得，就无法成长为大鱼鲲，只能止于“榆枋”。
二、鲲鹏虽大，实非至大。大鱼鲲倘若自矜自得，就无法抵达“南溟”，而是“阏”（停滞）于“北溟”，在道极视点下恢复本义，还原为小鱼鲲。大鸟鹏倘若自得自满，也无法抵达“南溟”，而是从中天“夭”（坠落）于“北溟”，在道极视点下恢复本相，还原为小鱼鲲。
“背若泰山”的大鹏，在人间视点下虽属相对之“大”，但在道极视点下却属相对之“小”。除了本篇的全方位结构性暗示，《齐物论》又隔篇点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逍遥游》的“鲲鹏”、“彭祖”同属“大”境，《齐物论》又“泰山”、“彭祖”并提，就扣死了《逍遥游》“背若泰山”与《齐物论》“泰山为小”之关联。
三、成长无极限，超越无止境。“化而为鸟”四字，使初述大知寓言的“鲲↗鹏”具有成长关系。没有“化而为鸟”四字，使重述大知寓言的“鲲/鹏”不再具有成长关系。与之相关，初述大知寓言说“南溟者，天池也”，而重述大知寓言则说“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天池”象征天道赋予每一个体的物德（今语谓之“天赋”），也意味着每一个体的认知极限：“榆枋”是小知的极限“天池”，“北溟”是大知的极限“天池”，“南溟”是至知的极限“天池”。因“天池”所限，即便主观努力，也未必想继续成长就能无限成长，更未必想不断超越就能永远超越。但个体的认知极限，并非人类全体及其未来发展的认知极限，更非天道之极限。庄子无意勉强业已抵达自身认知极限者做力所难及之事，而是站在道极视点下告诫自矜自得地自居“至知”的夭阏大知：不要把一己有限大知，夸大为无限“至知”；不要把一己所知的相对真理，吹嘘为普遍有效、永远正确、古今不易的绝对真理，进而指导人类全体。
对观两述大知寓言，可知初述大知寓言采用人间视点，是大知的“超越寓言”，因此用重言“不知其几千里”明确承认“大知”的相对之“大”，阐明“小知不及大知”，肯定了超越“北溟”、趋于“天极”的超越型大知。而重述大知寓言采用道极视点，是大知的“夭阏寓言”，因此用卮言“背若泰山”隐晦暗示“大知”的相对之“小”，阐明“大知不及至知”，否定了止于“北溟”、误认“地极”的夭阏型大知。两述大知寓言，是庄学俗谛“物德相对”之“然于然（初述），不然于不然（重述）”的运用范例[16]。由于未能进窥两述大知寓言的寓意，旧庄学遂把不可或缺的重述大知寓言，视为毫无意义的衍文。
尺鴳笑之曰：“彼且奚适耶？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耶？”[17]
第九节：“尺鴳”寓言，即重述小知寓言。奥义藏于重言“彼且奚适耶”。
由于两述小知寓言主角不同，旧庄学无法把重述小知寓言视为衍文，只能视为同义重复，不予阐释。其实两述小知寓言像两述大知寓言一样寓意不同，何况文字差异更大。如同初述大知寓言的“化而为鸟”不见于重述大知寓言一样，初述小知寓言的“奚以九万里”，也不见于重述小知寓言。
尺鴳嘲笑的，并非“九万里”的艰难过程，而是大鹏的高远目标：“彼且奚适耶？”尺鴳自得于能上能下：“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以此嘲笑大鹏能上不能下。尺鴳继而自夸世俗成功：“翱翔蓬蒿之间。”以此嘲笑大鹏的世俗失败。尺鴳进而也自居“至知”：“此亦飞之至也。”以此嘲笑大鹏抵达“南溟”的可能极小，而中途“夭阏”的可能极大。最后，尺鴳又重言否定了大鹏的高远目标：“彼且奚适耶？”
对观两述小知寓言，可知初述小知寓言是小知的“自慰寓言”，而重述小知寓言是小知的“自得寓言”。蜩鸠是世俗失败的自慰型小知，只敢嘲笑超越型大知（鹏）的艰难过程，尚未颠倒价值高下；尺鴳是世俗成功的自得型小知，已敢嘲笑超越型大知（鹏）的高远目标，颠倒了价值高下。
自得型小知颠倒价值高下且自居“至知”，本无知识上的自信，仅是倚仗夭阏型大知的世俗权威而鹦鹉学舌。由于夭阏型大知拥有芸芸小知梦寐以求的庙堂富贵，因此芸芸“众人”，“匹之”的都是夭阏型大知。所以自慰型小知、自得型小知都不嘲笑止于“北溟”的夭阏型大知（重述大知寓言之鲲），都只嘲笑“化而为鸟”的超越型大知（两述大知寓言之鹏）。
“北溟”不仅象征“大知”之境，也同时象征夭阏型大知的世俗地位和庙堂富贵。止于“北溟”不仅意味着自得于“大知”且自居“至知”，也意味着自得于“大知”且自吹“至知”带来的世俗地位和庙堂富贵。由于夭阏型大知倡导的颠倒价值观有利于专制庙堂，因此在专制庙堂力挺之下，夭阏型大知轻取卿相，其所倡导的颠倒价值观，也成了正统且权威的主流价值观。被主流价值观洗脑的芸芸小知，不仅不理解超越型大知为何超越“大知”，尤其不理解超越型大知为何鄙弃“大知”带来的世俗地位和庙堂富贵。这正是“彼且奚适耶”的奥义所在：学而大优，竟尔不仕！知而不效，意欲何为？
峻拒楚相、终生不仕的庄子，在其漫长一生中，遭遇了无数小知的嘲笑诘问和异样白眼，如《外篇·山木》之魏惠王，《杂篇·外物》之监河侯，《杂篇·列御寇》之曹商。描述小知不理解大知（更不理解至知），既有力回击了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鄙陋小知，又形象演绎了老聃名言“下士闻道必大笑”，也为下文痛斥大知不理解至知预做铺垫，如次章之肩吾不理解接舆，末章之惠施不理解庄子。
此小大之辨也。
第十节：“小大”卮言，总结两述大知寓言、两述小知寓言。这是“内七篇”的奥义之眼和根本卮言。
由于庄子的支离其言和郭象的篡改曲解[18]，旧庄学误以为“小大之辨”仅含“小知”、“大知”二境，未明“小大之辨”实含庄学四境。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能征一国者[19]，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第十一节：“知效”卮言，庄学要义的抽象现实应用。奥义藏于重言“未数数然”和“犹有未树”、“犹有所待”。
笔力千钧的庄子，仅用“其自视也亦若此矣”一句，就从动物寓言过渡到人类现实，并将两者紧密勾连。“其”指现实中的芸芸小知和夭阏大知，“此”指寓言中的芸芸小知和夭阏大知。与初述大知寓言的“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句法全同，寓意相似。
“知”、“行”、“德”、“能”，均属广义之“德”。止于“榆枋”、“翱翔蓬蒿”的芸芸小知，以及止于“北溟”、“翱翔”中天的夭阏大知，无不拔高己“德”，自诩为“道”。因此有“知”必欲“效”，竞相夸大以谋“一官”；有“行”必欲“比”，竞相吹嘘以冠“一乡”；有“德”必欲“合”，竞相诈伪以动“一君”；有“能”必欲“征”，竞相倾轧以雄“一国”。
“效”、“比”、“合”、“征”者之所以自欺欺人、欺世盗名地邀“誉”拒“非”，是因为用世之心急切，急于自售专制庙堂，所以遭到没有用世之心、无意自售庙堂的宋荣子嘲笑。庄子赞扬了宋荣子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但又认为仅止于此：“斯已矣。”
“斯已矣”的顺道大知宋荣子，对应于止于“北溟”的鲲（重述大知寓言的重心），虽未“夭阏”到倚待君主，也未做到超越“北溟”。“御风而行”的顺道大知列子，对应于“化而为鸟”的鹏（初述大知寓言的重心），虽已“积厚”到超越“北溟”，也未做到抵达“南溟”。庄子评价宋、列二人，实为庄学俗谛“物德相对”的运用范例。
比列子相对“不然”的宋荣子，庄子肯定其相对于夭阏大知的局部之“然”：“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赞扬其寸有所长：“未数数然”（不汲汲以求）于“用世”（人极）。
比宋荣子相对可“然”的列子，庄子否定其相对于至知至人的局部“不然”：“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批评其尺有所短：“未数数然”（不汲汲以求）于“致福者”（道极）。
庄学俗谛“物德相对”，用人间视点评价万物之“德”，“是”其相对之是，“非”其相对之非。庄学真谛“道极绝对”，用道极视点评价万物之“德”，“非”其俗谛之是，“是”其俗谛之非。因此庄子用庄学俗谛相对肯定宋、列二子之后，又用庄学真谛否定了两者：虽未夭阏但尚未超越的宋荣子“犹有未树”，虽有超越但未达至知的列子“犹有所待”。宋、列二子，均未抵达无待而逍遥的至知之境。二子不同于夭阏大知之处，就是均未夭阏到倚待君主、自售庙堂，更未自矜自得地把自身极限视为人类知识极限和天道极限。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第十二节：“至境”卮言，初步概括庄学义理。奥义藏于“至境”三句之三“无”。
先言“逍遥”的前提“无待”。反问“恶乎待”，就是肯定“无待”[20]。“恶乎待”前的三个修饰句，分述“无待”三要义：“乘天地之正”反扣上文“天之苍苍，其正色耶”，重申逍遥者必须具有“无蔽”之知[21]。“御六气之变”反扣上文“御风而行”、“犹有所待”，重申逍遥者必须具有“无待”之身。“游无穷”正扣上文“无极之外复无极”，重申逍遥者必须无止境超越，方能无限趋近“道极”。
“逍遥”的前提“无待”（蕴涵“无蔽”）既明，遂用“至境”三句初步概括庄学义理。“至境”三句采用庄学至境“至×无×”的变化式，还原为标准式就是：至己无己，至功无功，至名无名。庄学初境“无×”之“无”是品词，意为“没有”；但庄学至境“至×无×”之“无”却是动词，意为“致无”，《齐物论》谓之“寓诸无”。“寓诸无”的变文“丧”、“忘”，遍布“内七篇”。旧庄学把至境之“无”（致无）谬解为初境之“无”（没有）[22]，导致没名没功者都成了至人，不通之至。没名没功（初境）毫不可贵，小名小功（小境）、大名大功（大境）也不足贵，难能可贵的是名满天下、功垂万世仍能致无其名、致无其功（至境）。至人或许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有名、有功、有己，但均予致无，也就是超越“有”境（“物”境），趋于“无”境（“道”境）。
“至人”是庄学根本名相。“至人”、“神人”、“圣人”是“异名同实”、“同出而异名”的变文[23]。“至人无己”是庄学根本义理，“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则是“至人无己”的两翼展开：欲超越“我”执，必先超越“功”“名”。
“至境”三句是庄学大纲，将被《齐物论》（跳过《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逐一深入展开。“至人”、“神人”、“圣人”三名相，正是“至境”三句与这三篇的暗扣。
《逍遥游》首章，已把庄学要义阐发殆尽：小知大知倚待之“物”，即为所蔽之障；小知大知有蔽之“知”，源于有待之身。致无其功的至人必先“无待”，因为外“功”必系于外“物”；致无其名的至人必先无蔽，因为己“名”必系于己“知”。
二 次章奥义，社会应用
首章以四则动物寓言阐明庄学义理，并把庄学义理抽象应用于人类社会，最后结以庄学至境。次章则以四则人物寓言，把庄学义理具体应用于社会群体。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实乎[24]？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第十三节：古代的“尧让”寓言[25]，阐明“至治不治”。奥义藏于尧言“天下治”、许言“不治”及尧、许重言之“尸”。
由于夭阏大知津津乐道“尧舜禅让”，因此次章之始，就是针锋相对的解构性寓言“尧让许由”。
唐尧之言，实为庄子之言。让被贬斥者在寓言中充当庄学代言人，是庄子惯技。“日月”、“时雨”阐明至知至人领悟“造化”真道，“爝火”、“浸灌”揭示夭阏大知倡导“文化”伪道。让唐尧自言面对至人许由“自视缺然”，意在讽谕尊奉尧舜为圣治明君的夭阏大知：你们为何竟无“自视缺然”之感？
许言是对“至境”三句的变文演绎：不窃君之“名”，不居治之“功”，不充“己”之欲。“予无所用天下为”，揭破了专制君主与夭阏大知的用天下以自为。
尧言“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许言“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联接关钮是“尸”字。古人祭神，但神不可见，遂以活人象征性假借被祭之神，谓之“尸”[26]。庄子暗示，造化大匠才是“真宰真君”，俗君僭主实为“假宰假君”。此义要到《齐物论》才隐晦揭破。
许言的字面显义是：“庖人”喻尧，“尸祝”喻己，表示至人不愿越俎代庖。许言的庄学奥义则是：“庖人”喻道，“尸祝”喻君，告诫俗君僭主不要越俎代庖。因为造化治世，以不治治之；庖丁解牛，以不解解之[27]。“不越俎代庖”，则是老聃名言“不代大匠斫”的变文演绎。
次章之始，庄子就锋芒直指夭阏大知鼓吹的圣治明君尧舜，追溯君主专制缘起，贬斥把民众“整治”得服服帖帖的“天下大治”（大境）[28]，阐明庄学政见“至治不治”（至境）。尽管严酷的专制语境迫使庄子支离其言，但在恍兮惚兮的迷彩之下，庄子其实不迂不曲，极为直接。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祈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纷纷然以物为事？”[29]
第十四节：近代的“藐姑射神人”寓言[30]，即“至知”寓言。奥义藏于“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
这是内、中、外三层的东方魔盒式寓言，每层均有寓意，并非故弄玄虚。
内层是“藐姑射神人”寓言。“至知”直到本节才正式登场，但又是“志怪”，而且变文为“神人”，不直言“至人”。而由《齐物论》隔篇挑明：“至人神矣。”挑明之后，续以本节“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变文型重言：“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足证“藐姑射神人”正是“至人”。至人的品格可用八字概括：无待无蔽，逍遥无为。
中层是“接舆狂言”寓言[31]。佯狂（装疯）抗议君主专制的楚人接舆，与孔子同处春秋末年。关于接舆的惟一史实是面斥孔子之非[32]，因此庄子借接舆之口（再经肩吾转述）讲述“至知”寓言意在暗示：战国时代的君主专制加剧，与大知孔子开创的儒学有莫大渊源。这一主旨贯彻“内七篇”始终。
外层是“肩吾问连叔”寓言。肩吾像芸芸小知那样，一方面盲从夭阏大知的“炎炎大言”，另一方面又鹦鹉学舌地仿效夭阏大知，把至人至言判为“狂”言（疯话），不予置信。这是庄子的再次自我定义：“内七篇”必将被芸芸小知、夭阏大知视为“狂而不信”。因此庄子借连叔之口阐明“知有聋盲”：小知小聋，大知大聋；小知小盲，大知大盲。连叔重言贬斥专制君主“以物为事”、“以天下为事”。“其（至人）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则阐明：不治天下的至知至人之尘垢秕糠，就足以陶塑铸造整治天下的俗君尧舜。[33]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第十五节：当代的“章甫”寓言[34]，即母邦寓言。奥义藏于“宋”。
落实到“当代”的首则寓言，矛头直指母邦宋国。庄子痛斥君主专制的直接目标，正是残暴统治宋国长达五十二年、与庄子毕生共始终的宋国史唯一之王——宋康王[35]。“内七篇”之所以支离其言、晦藏其旨，首先是为了避免宋康王诛杀其身、剿灭其书。因此“章甫”寓言是“内七篇”主旨晦藏最深之处，也是旧庄学最感不知庄子所云之处，所有阐释均与上下文逻辑脱钩。
其实“章甫”寓言与上下文逻辑关联极其紧密：已被尧舜之类俗君僭主整治得脱离天赋自由的宋人，不得不戴扭曲天性、符合“礼教”的束发冠；尚未被尧舜之类俗君僭主整治得脱离天赋自由的越人，根本不需要扭曲天性、符合“礼教”的束发冠。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焉。[36]
第十六节：古代的“尧治”寓言，阐明“大治”之弊。奥义藏于“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焉”。
庄子的批判锋芒直指母邦又不限母邦，而是针对一切君主专制，因此前三则寓言论列君主专制的古代缘起（尧舜）、近代渊源（孔子）、当代加剧（宋康王）之后，第四则寓言再次回到夭阏大知竭力鼓吹的古代源头（尧舜），阐明“大治”之弊，对君主专制提出终极指控：即便是实行所谓“仁政”的圣治明君尧舜，也把民众整治得脱离了天赋自由，成了终极倚待君主的奴隶。一旦唐尧离开尧都汾阳，前往藐姑射岛拜见至人，已被“成功治理”的汾阳民众，就六神无主得如同天塌了。
倚待君主的儒生郭象难以容忍庄子对君主专制的终极指控，做了两处手脚。
首先，故意将“汾水之阳”误属上读，把“尧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妄断为“尧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于是下句主语“汾水之阳（的民众）”，被移花接木地用于说明“藐姑射之山”的地理位置。
其次，因上句故意妄断，导致下句“（尧）窅然丧其天”不通，遂在“天”字之后，妄增“下”字。于是“汾水之阳（的民众）窅然丧其天焉”[37]，变成了“（尧）窅然丧其天下焉”。
郭象捣鬼的铁证是：“藐姑射之山”不在“汾水之阳”，而在燕齐之东的海外。
《山海经·东山经》有“北姑射山”、“南姑射山”，《海内东经》有“列姑射”：“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列姑射在海河洲中，姑射国在海中。”称“岛”为“山”，是古人惯例，如“蓬莱仙山”，因此“姑射山”实为姑射岛，“列姑射”意为姑射列岛。“藐姑射之山”是庄子用仿词法虚构的岛名，意为远离姑射列岛的海岛。“姑射国”已在海中，“藐姑射”当然在更远的海外。内陆的“汾水之阳”，怎能说明外海的“藐姑射”之地理位置？
“汾水之阳”指尧都，“姑射山”在海中，成疏、陆释均无误，但均沿袭郭象妄断及谬注，无视其与己注不能兼容。旧庄学虽奉成、陆为仅次于郭象的权威，但均无视成疏、陆释，无一例外地沿袭郭象妄断及谬注。《隋书·地理志》也上当受骗曰：“临汾有姑射山，山在今山西平阳府西。”倘若“藐姑射之山”就在尧都，唐尧何必“往见四子”？[38]
“藐姑射之山”的确切方位，其实就是“南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的大鹏（大知）尚未抵达“南溟”，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藐姑射神人”（至知）则已跨海越洋抵达“南溟”。
被庄子贬斥的尧舜，经郭象妄断、增字、曲注之后，成了被庄子褒扬的至人，与上文“其（至人）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无法兼容。
整部《庄子》中，凡是庄子及其弟子后学贬斥儒家始祖孔子以及儒家圣君尧舜之处，郭象一律加以系统篡改和系统曲解。倘若郭象自信曲注足以遮蔽庄学奥义，就仅仅曲注；倘若郭象自忖曲注难以遮蔽庄学奥义，就故意误断；倘若郭象发现故意误断仍然不能遮蔽庄学奥义，就篡改原文。在这些触犯专制禁忌之处，治庄儒生永远力挺郭象，宁可相信庄子写错了，也不敢疑心郭象注错了。
三 末章奥义，个体应用
继次章把庄学义理具体应用于社会群体，阐明“至治不治”的社会哲学之后；末章又把庄学义理具体应用于人类个体，阐明“至用无用”的个体哲学。
末章两则寓言的主角庄子、惠施，虽非寓言人物，但庄子以真实对话为据[39]，予以提炼加工，仍属寓言。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廓落无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纩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纩[40]，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纩，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摅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廓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第十七节：“大瓠”寓言，阐明“江湖”立场。奥义藏于“拙于用大”。
前魏相惠施自矜自得地提及魏王，毫不掩饰地亮出“庙堂”立场，认为“大瓠”（隐喻至人）对“庙堂”无用，必须“为其无用而掊之”。“对君主无用就该死”的邪恶思想，被庄子死后六年才出生的韩非推向极致，成了最为可耻的中华“国粹”。[41]
庄子针锋相对地亮出对抗“庙堂”的“江湖”立场[42]，认为惠施“拙于用大”，“大瓠”（至人）对“庙堂”无用，正可得其“大用”——“浮乎江湖”。《人间世》变文申论曰：“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中略。）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庄、惠二子辩论“大瓠”有用无用，并非普通意义的有用无用，而专指对“庙堂”是否有用[43]。用于“庙堂”还是用于“江湖”，庄子谓之“所用之异”。可见大知、至知的差别并非智力高下，而是智力的用途：用于“庙堂”就是“拙于用大”，故止于“大境”；用于“江湖”就是善于用大，故趋于“至境”。所谓“至用无用”，意为至高之用是不为庙堂所用。《大宗师》把为庙堂所用称为“役人之役，适人之适”，把不为庙堂所用称为“自适其适”。
然而发人深省的是，庄子阐明“浮乎江湖”之“大用”的“不龟（jūn，同皲）手药”寓言，居然是为“江湖”所用者得“小用”，为“庙堂”所用者得“大用”。这深刻透露出专制制度下的语境失语：庄子不得不借用“庙堂高于江湖”的颠倒价值观，来阐明“江湖高于庙堂”的正面价值观。
为此庄子特地让涉及母邦的两则寓言完全同构：次章的“章甫”寓言，取群体视角，阐明宋王之“章甫”（隐喻治国之礼教政令）合用于宋，而不合用于越；末章的“不龟手药”寓言，取个体视角，阐明宋人之“不龟手药”（隐喻个人才能）小用于宋，而大用于吴。借助“章甫”寓言，庄子对“不龟手药”寓言的语境失语做出了尽可能的拗救。[44]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遨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第十八节：“大樗”寓言，阐明“逍遥”义理。奥义藏于“大樗”、“大椿”的隐晦对应。
惠施把至人比做对庙堂“无用”的“大瓠”，被庄子以“拙于用大”、“浮乎江湖”挫败，不得不把立场从“庙堂”向“江湖”稍做位移，移向对“江湖”颇为有用的社会规范“绳墨”、“规矩”，把至人比做“不中绳墨”、“不中规矩”因而对江湖民众同样“无用”的“大樗”，嘲笑其“匠者不顾”、“众所同去”——反衬夭阏大知被“众人匹之”。
樗、椿同种，但是樗臭椿香，故樗树又名“臭椿”，椿树又名“香椿”。首章“知年四项”中，大椿隐喻至人。庄子让惠施在寓言中把至人贬为“臭椿”，是为了揭破专制价值观的价值颠倒：在超越专制的道极视点下，至人本是香椿；在陷溺专制的人间视点下，至人却是臭椿。《大宗师》终极揭破了这种价值颠倒：“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
惠施之言分为两部分：先说“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匠者不顾”；再以“今子之言”一转话锋，把“大而无用，众所同去”的庄子隐喻为“大樗”。由于“大樗”像“大椿”一样隐喻至人，因此惠施之言（实为庄子拟言）预设了陷阱：倘若庄子为自己辩护，就是自居“至人”，与庄子贬斥的夭阏大知成了一路货色。
庄子不可能落入惠施设计（实为庄子自设）的陷阱，因此其言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狸狌”寓言。语境失语使庄子无法如此反驳惠施：在自由社会中，“绳墨”、“规矩”是为民造福的顺道工具；但在专制社会中，专制君主圣心独断地任意制定“绳墨”，喜怒无常地随意改变“规矩”，因此天下公器“绳墨”、“规矩”业已蜕变为强化专制的悖道工具——朝令夕改的“章甫”，不受制约的“王法”。[45]
庄子只能运用寓言婉转反击：把奔竞于“庙堂”的夭阏大知比做“卑身而伏，以候遨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的“狸狌”。不得君主所用，则惶惶如丧家之犬。即便暂得重用，也难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
第二部分是“斄牛”寓言。为了避开自居“至人”的陷阱，庄子先自比“能为大而不能执鼠”的“斄牛”，反驳惠施之言的后半部分“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形容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看似夸张失度，其实是与“翼若垂天之云”（已两见于两述大知寓言）的大鹏相勾连，表明庄子认为自己仅是像大鹏一样超越“北溟”、趋近“南溟”的顺道大知。
第三部分是“无何有”卮言。庄子也一转话锋，再反驳惠施之言的前半部分“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匠者不顾”。由于是“惠施的大樗”，因此庄子没有自居“至人”的嫌疑。庄子认为，即使“大樗”（至人）对庙堂君主乃至江湖民众都“无用”，也不必“患其无用”，于是水到渠成地阐明“至用无用”的“逍遥”主题，从而结束全篇。
最后点题语中，包含深藏奥义的两大名相：“无何有之乡”、“逍遥”。
“无何有”被旧庄学谬解为“什么也没有”，不通之至。“无”是动词，意为致无。“何”是名词，意为一切物德。“有”也是动词，意为持有。“无何有”就是站在道极视点上，致无（永不圆满的）一切物德之（自得性）持有。[46]
“无何有”是一切分类名相之庄学至境的总括。庄学至境的标准式是“至×无×”，“×”涵盖“道”分施万物的一切“德”，可代入一切文化名相、伦理价值和哲学范畴。本篇所及的已有“至极无极”、“至待无待”、“至知无知”、“至己无己”、“至功无功”、“至名无名”、“至治无治”、“至用无用”等，后六篇尚有不胜枚举的无数应用。
“无何有之乡”像“藐姑射之山”一样是“南溟”的变文，共同象征可以通过不断超越而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完全抵达的道极。“无何有之乡”是庄子对“文化至境”不可移易的精确命名。
“逍遥”是庄学核心名相，因此冠名“内七篇”之首。郭象谬解“逍遥”为“自得”，“自得”谬说贯穿郭注始终。唐人成玄英以降，治庄者喋喋不休地蹈袭“自得”谬说，连局部驳斥郭象者也无例外。然而庄子从未说过“自得”，而是一再重言“不自得”。《大宗师》曰：“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应帝王》曰：“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庄子认为万物之“德（得）”皆为“道”所分施，故主张“至德不德（得）”[47]。“逍遥”之义，怎么可能是“自得”？
除了《逍遥游》的“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仅有《大宗师》再次重言“逍遥”：“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两次都与“无为”并提，可知“逍遥”是老聃核心名相“无为”的别名。《外篇·天运》早已一语道破：“逍遥，无为也。”庄学承自老学，但才调思致旷古一人的庄子不愿蹈常袭故，常为老学名相另创别名，并且就此突破老学。“逍遥”对“无为”的重大突破，就是“无待”（蕴涵“无蔽”）。
源自庄学的汉语常语“逍遥自在”，用“自在”阐释晦藏奥义的“逍遥”名相，深得庄学三昧。“自在”是“无待”的同义语。“无待”就是不倚待世间万物，尤其不倚待俗君僭主。“自在”就是独立存在于天地之间，与造化共舞——即“游”。有待于外物的芸芸小知，有待于君主的夭阏大知，均属依他而在的不逍遥者。具无待之身、趋无蔽之知的至知至人，才是得大自在而“游无穷”的无待逍遥者。所谓“自在”，就是自由的存在。用现代哲学术语来说，“逍遥”就是“自由”：心灵的自由，基于对“道”的体悟；身体的自由，则是对“道”的顺从。
“逍遥自在”决非郭象篡改曲注之后，芸芸小知及夭阏大知谬解的自私自利和苟且偷生。庄子既不出仕也不屈服，痛诋专制又不被剿灭的毕生履践证明：即便在无远弗届、无孔不入、“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专制控制之下，依然存在“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天地。
结语 天地至文，妙绝古今
综上所述，次章、末章的人物寓言及其寓意，与首章的动物寓言及其相关寓意一一对应。然而支离其言、晦藏其旨的庄子不仅不肯笨拙地一一点破，反而在精确对应中变文横生，转辞迭出，导致《逍遥游》奥义难以窥破，尤其使次章、末章锋芒直指专制庙堂、夭阏大知的庄学奥义隐晦深藏，同时也使郭象的篡改曲注极易得逞。
《逍遥游》决非旧庄学眼中充满错简衍文、义理混乱矛盾的片断杂凑，而是层层推进、滴水不漏、结构严谨、妙绝古今的天地至文。似浅实深的《逍遥游》，已把庄学义理阐发殆尽，其余六篇只是其展开深化和落实应用。
《逍遥游》贬斥陷溺人间视点的夭阏大知，如同止于“北溟”的鲲和“夭阏”中天的鹏，不知其“泰山”之知，小于“秋毫之末”，而以有限“大知”，自诩为无限“至知”；拔高“文化”伪道，僭代“造化”真道；错误认知人间正道，错误设计社会制度；助桀为虐地强化专制，悖道而行地戕贼万民。庄子站在“南溟”、“藐姑射之山”、“无何有之乡”共同象征的“无极之外复无极”的道极视点下，彻底否定了“代大匠斫”的君主专制，也彻底否定了倚待庙堂的夭阏大知。庄子坚信，悖道而行不可能成功，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天道。即便相互倚待的专制君主、夭阏大知联手，借助制度暴力霸王硬上弓，也不可能成功，顶多是像自诩“飞之至”的尺鴳那样自诩“成功”而已。[48]
2005年6月28日-2007年1月29日八稿
[1]“游”之正字为“逰”，“藐”之正字为“邈”。
[2]本书之“内七篇”分章，同于《庄子复原本》；分节或为便于行文，异于《庄子复原本》。
[3]“俗谛/真谛”、“人间视点/道极视点”对举。有“真谛”层面者，方有“俗谛”层面。无“真谛”层面者，也无“俗谛”层面，仅有“人间视点”。“俗谛”与“人间视点”，认知之域相同，但认识不同，因为前者有超越性的“真谛”层面，后者则无。
[4]“搏”旧讹为“摶”，无义。刘文典据《御览》、陈鼓应据世德堂本校改。复原依据，本书均简注，详见拙著《庄子复原本注译》，江苏文艺出版社即出。
[5]北溟至南溟的距离无法坐实，故仅言飞行时间。“六月”立基于候鸟半年一往又半年一返的客观规律。
[6]在己书之中杜撰并“引用”实无之书，为庄子首创。三国孔融、北宋苏轼皆曾仿效。痴迷庄子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也在其小说中大量模仿。
[7]庄子“于学无所不窥”，必知古人所谓“天地相去八万四千里”（《慎子》），这是“九万里”非垂直距离的旁证。
[8]“道极”不见于“内七篇”，但也非我杜撰。《杂篇·盗跖》：“若枉若直，相尔天极。”《杂篇·则阳》：“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自郭象以降，多错误连读“道物”二字，把名词“道”曲解为动词“说”。原义“道是万物之终极”，遂被谬解为“论说万物之究极”，与后句“言、默不足以载”不可通。
[9]“培”旧或讹作“掊”。“培”训倚待。
[10]旧脱“而止”、“图”三字。刘文典据北宋陈景元《庄子阙误》、《文选》注、《御览》校补“而止”。俞樾据《文选》注、刘文典据《御览》校补“图”。郭注“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止”，证明“而止”尚存于郭象版《庄子》。治庄后儒对郭象的初步整容仍不满意，遂在进一步整容中删去。
[11]“二虫”指蜩、鸠。郭象为自圆谬解“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而故意妄注：“二虫，鹏、蜩也。对大于小，所以均异趣也。此逍遥之大意。”
[12]旧脱“此大年也”四字。刘文典据《阙误》、成疏校补。王叔岷、陈鼓应从之。
[13]郭象为自圆曲注而妄删“汤问棘”以下二十一字。参阅绪论《庄学四境与郭象篡改》。
[14]郭象为自圆曲注而妄改“终北”为“穷发”。参阅绪论《庄学四境论与郭象篡改》。
[15]“搏”旧讹为“抟（摶）”。“搏扶摇”后又衍“羊角”二字。马叙伦校删。
[16]参阅《齐物论奥义》论庄学俗谛“然于然，不然于不然”及庄学真谛“是不是，然不然”。
[17]“尺”旧讹为“斥”。郭庆藩据陆释崔本、《文选》曹植《七启》、《一切经音义》“尺鷃”校正。
[18]“至知”不见于“内七篇”，仅有支离其言的反复暗示。“外杂篇”四见。《外篇·胠箧》：“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杂篇·外物》：“虽有至知，万人谋之。（中略。）夫流遁之志，决绝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欤？”《杂篇·庚桑楚》：“至知不谋。”
[19]“能”原作“而”。郭庆藩校正。
[20]“无待”不见于“内七篇”，对词“有待”支离出现于《逍遥游》“犹有所待”，又连属出现于《齐物论》：“影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
[21]《齐物论》称无蔽之知为“以明”，称有蔽之知为“黮暗”——佛学谓之“无明”。
[22]旧庄学以此谬解为据，进而厚诬庄子“复古倒退”。
[23]《外篇·知北游》：“庄子曰：（前略。）异名同实，其指一也。”与《老子》首章“同出而异名”义同。变文转辞是特殊的重言，庄子承之老聃而发展到极致。
[24]“实”旧讹为“宾”。俞樾校正。“吾将为名乎”设问，“名者实之宾”否定之。“吾将为实乎”设问，“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否定之。许言双扣“无名”、“无功”，否定尧之“为名”、“为实（功）”。《人间世》“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是其旁证。
[25]庄子之“古代”，为今人之“远古”。
[26]古文“尸祝”之“尸”与“屍体”之“屍”，简化后二字合一。
[27]参后《养生主》“庖丁解牛”寓言。
[28]今之口语“看我怎么治他”，“治”字仍有“整治”之义。汉语“治”字，至今未脱专制胎记。
[29]旧脱“分分然”三字。王叔岷据《淮南子·俶真训》校补。陈鼓应从之。
[30]庄子之“近代”，为今人之“古代”。
[31]《逍遥游》的前二则人物寓言系于许由、接舆，开创了把许由、接舆作为抗议君主专制之象征的隐喻传统。故《史记·滑稽列传》载滑稽讽世的汉人东方朔语：“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
[32]《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接舆借讽谕孔子，锋芒直指“从政者”。
[33]郭象无法容忍庄子贬斥儒门圣君尧舜，遂曲注曰：“尧舜者，世事之名耳；为名者，非名也。故夫尧舜者，岂直尧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实焉。今所称尧舜者，徒名其尘垢秕糠耳。”于是“至人的尘垢秕糠”变成了“尧舜的尘垢秕糠”。庄子对尧舜的贬斥，被曲解成抛弃尧舜的尘垢秕糠，继承尧舜的精华神髓。
[34]庄子之“当代”，为后人之“轴心时代”。
[35]详见绪论《战国大势与庄子生平》。
[36]“天”下旧衍“下”字。郭象为自圆曲注而妄增。
[37]称崇敬之人为“天”，《外篇·在宥》有数例。“黄帝再拜稽首曰：广成子之谓天矣！（中略。）云将大喜，行趋而进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中略。）云将曰：吾遇天难，愿闻一言。”
[38]张湛伪《列子》也抄袭了《逍遥游》此节，注《列子》的清儒秦恩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辨析曰：“尧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乃临汾之姑射山，非列姑射山也。（中略。）二山之名混淆已久，恐误后学，故详识于此。”秦恩复认为庄子多写了一个“往”字，遂为庄子修改文章，引为“尧见四子”。
[39]《杂篇·外物》载有真实对话：“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耶？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
[40]“洴píng澼pì纩kuàng”即漂洗麻絮。成疏：“洴，浮也。澼，漂也。絖，絮也。”刘文典：“絖，古纩字。”
[41]参阅拙著《寓言的密码》十二章“对帝王无用就该死——太公杀贤”。
[42]庄子独创的“江湖”名相，被后世广泛沿用为“庙堂”的对词。证明沿用者多洞悉“江湖”与“庙堂”的对抗性，否则无法解释为何不选其他名相做“庙堂”的对词。
[43]惠施认为“大瓠”不能“大而无用”，是孔子认为“匏瓜”不能“系而不食”的变文。《论语·阳货》：“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匏”即“瓠”，《说文》：“匏，从包从瓠省。”惠施语为庄子所拟，故庄子旨在隐攻孔子。
[44]庄子假借礼赞“文化落后”的异国吴越，而隐斥“文化先进”的母邦宋国。正如苏格拉底假借礼赞“文化落后”的异国斯巴达，而隐斥“文化先进”的母邦雅典。东西大哲，用心如一。
[45]吾国度量衡，均古小于今且逾近逾大，实为专制君主为多征赋税而日渐大之。既能“名正言顺”地掠夺更多民脂民膏，又无“横征暴敛”之名。
[46]郭象未注“无何有”。成疏：“无何有，犹无有也。不问何物，悉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乡也。”
[47]《老子》三十八章：“上德不德。”
[48]本文删节版，刊《书屋》2007年1月号。本文完整版，刊《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3月号。今已修订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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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奥义——蕴含四境的“自由”论
弁言 七篇之首，庄书之魂
《逍遥游》不仅是“内七篇”首篇，而且是重要性首屈一指的庄学“自由”论。旧庄学不重视“文学性强”的《逍遥游》，只重视“哲理性强”的《齐物论》，结果既无法读通《齐物论》，也无法读通整部《庄子》。
复原近真的《逍遥游》，白文1491字：补脱文31字，删衍文5字，订讹文6字。纠正重大误断1处，小误不计。厘正通假字、异体字27字，重复不计。若不厘正通假字、异体字，即便司马彪、向秀、成玄英、郭庆藩等治庄名家，也会犯误释“时女”（此时的你）为“处女”的低级错误。业已通用之专名，如“逍遥游”之“游”、“藐姑射”之“藐”[1]，则一仍其旧。
共三章，十八节[2]。以下分章逐节疏通大旨。郭象谬解，不予详驳。庄义既明，郭注即废。
一 首章奥义，庄学大纲
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
第一节：“鲲↗鹏”寓言，初述大知寓言的上半部分。奥义藏于重述大知寓言所无的“化而为鸟”。
鲲鹏象征“大知”，在庄学四境“无知→小知→大知→至知”中，仅属次境。开篇夸张象征“大知”的鲲鹏之“大”，是为象征“至知”的“藐姑射（yè）神人”出场做铺垫。旧庄学谬解鲲鹏象征庄学至境，使“藐姑射神人”寓言变得多余。
鲲在地而鹏在天，庄子以此讽谕大知（小知非其目标读者）由地升空，“化而为鸟”，超越“大知”的黑暗“北溟”，趋于“至知”的光明“南溟”，从俗谛层面的人间视点，升华为真谛层面的道极视点[3]。“将徙于南溟”说明，趋向“至知”是顺道大知的主观意图，而非已达“至知”的客观结果。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溟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4]，去以六月息者也。”
第二节：“齐谐”假言，初述大知寓言的下半部分。奥义藏于“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
李白《上李邕》诗曰：“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已被郭注误导，因而谬解“九万里”为垂直距离。
作为水鸟，大鹏起飞必具三步骤：先拍击离水，“水击三千里”；再斜行爬高，“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再水平飞行，“去以六月息者也”。[5]
庄子终生不仕，享寿八十四岁，长年垂钓江湖，无数次见过水鸟起飞，不可能违背其常识。水鸟起飞之常识，或为埋头书斋的治庄者所无，却为酷爱自然的李白必有。可惜他盲从郭象，进而以其巨大诗名，把“直上”谬解，普及为旧庄学“常识”。从“大知”趋向“至知”，从人间视点升华为道极视点，原本极为艰难，“直上”使之变得轻而易举，与《逍遥游》主旨根本牴牾。倘若水鸟如直升飞机般“直上”，又何须“水击三千里”的助跑？
“鲲鹏”寓言为庄子原创，先秦别书皆无。庄子故意先讲一半，标明知识产权，再支离其言地“引用”杜撰之书，描述水鸟起飞三步骤，晦藏升华超越之奥义[6]；并假借对《齐谐》下定义而自我定义“内七篇”——“志怪”，暗示开笔即语怪（鲲鹏）的“内七篇”，与“不语怪力乱神”的“内七篇”第一反角孔子异趣。
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耶？其远而无所至极耶？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第三节：“天极”卮言，初述大知寓言的初步申论。奥义藏于支离分开的“天”、“极”二字。
“九万里”固为大数，却不足以形容“天极”之高[7]。“天”为“道”之变文，“天极”即“道极”[8]。《大宗师》论“道”时明确说：“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因此大鹏斜上甚或“直上”九万里，远未抵达“天极”，而是仅及中天。大鹏渐高渐远斜上中天，是为了“风”的渐积渐厚，所以本节专述风，尽管晦藏“风”字。
庄子用“野马”隐喻大知倚待的中天之风（云雾），用“尘埃”直述小知倚待的地表之风，进而指出其共同成因是“生物之以息相吹”，阐明大知、小知各有所蔽：
小知从地面仰观天极，误将地表尘埃、中天云雾之“苍苍”，视为天之正色乃至天极正色。庄子反诘曰：“其远而无所至极耶？”
大知从中天俯瞰大地，误将中天云雾、地表尘埃之“苍苍”，视为地之正色乃至地极正色。庄子点破曰：“其（大知）视下也，亦若是（小知）则已矣。”
地表尘埃既为小知倚待，即成小知之蔽障；中天云雾既为大知倚待，即成大知之蔽障。凡有倚待，皆成蔽障；小知大知，均未逍遥。庄子尽管用道极视点对小知、大知等量齐观，锋芒所指却非有待于外物却不知其蔽的小知误认“天极”，而是有待于君主却不知其蔽的大知误认“地极”。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9]；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第四节：“积厚”卮言，初述大知寓言的再次申论。奥义藏于“背负青天”及“夭阏（è）”。
本节借有形之水的积厚，进一步申论无形之风的积厚：水积不厚，大船就浮力不足，比如倒一杯水在堂前凹坑，放上草芥能浮起来，放上杯子就会搁在地上，因为水浅而船大。同理，风积不厚，大鹏就倚待不足，因为风薄而鸟大。所以大鹏必须斜飞九万里，艰难爬升到中天，积累足以托举体重的厚风，背朝天极而不必担心坠落或停滞，方能水平飞向南溟。
“背负青天”在重述大知寓言中又重言一次，再次暗示超越“北溟”、趋于“南溟”的大鹏未达“天极”。
“夭（坠落）阏（停滞）”二字阐明，在趋近“至知”的艰难过程中，许多大知会坠落中天或停滞中途。倘若大鹏轻而易举“直上”九万里，那么“积厚”卮言不仅多余，而且不通。
蜩与鸴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图南为？”[10]
第五节：“蜩鸠”寓言，即初述小知寓言。奥义藏于“而止”、“不至”。
蜩鸠承认连尘埃中的“榆枋”也“时则不至”，遑论仅知其有却不能至的“北溟”，更无法嘲笑不知其有的大鹏之高远目标“南溟”，只能嘲笑大鹏不知何往地斜飞九万里的艰难过程：“奚以之九万里而图南为？”
由于“天极”卮言已用道极视点对小知、大知等量齐观，因此对小知的刻划也同构适用于大知：小知欲至“榆枋”，“时则不至”，则“控于地”；大知欲至“南溟”，“时则不至”，则“夭阏”中天（鹏），控于“北溟”（鲲）。
适莽苍者，三餐而返，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第六节：“适远”卮言，初述小知寓言的申论。奥义藏于“适千里者”。
小知、大知均已出场，至知则尚未出场，而小知、大知、至知的境界差别难以直观，因此“适远”卮言运用结构对位的整体象征，借助直观易解的路之远近，阐明难以直观的知之小大。
由于人类无不有知，因此“适远”三项故意缺损庄学四境之庄学初境“无知”：“适莽苍者”隐喻小知，“适百里者”隐喻大知，“适千里者”隐喻至知。
小知远足郊外，当天就能返回，无须携带食物，三餐不吃也饿不死。大知远涉百里，必须隔夜舂粮，否则未及终点就已饿死。至知远行千里，必须提前三月舂粮，否则未及半途就已饿死。
本节阐明：小知无准备，大知有准备；大知小准备，至知大准备。目标浅近者，过程必轻易；目标高远者，过程必艰难。趋近至知固然艰难，理解至知同样艰难。蜩鸠不明白大鹏“图南”意欲何往，遂被庄子斥为“之二虫又何知”。[11]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耶？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12]。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矣。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有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13]
第七节：“知年”卮言，小结初述大知、小知寓言。奥义藏于郭象删去的“无极之外复无极”。
先言“小知不及大知”，点明“鲲鹏”象征大知，“蜩鸠”象征小知；后言“小年不及大年”，再次借用直观易解的年之小大，阐明难以直观的知之小大。
“适远”三项业已运用结构对位的整体象征，暗示“大知”之上尚有“至知”；“知年”四项再次运用结构对位的整体象征，暗示“小知”之下尚有“无知”。至此，庄学四境已呼之欲出：
朝菌（无知）→蟪蛄（小知）→冥灵（大知）→大椿（至知）
庄子推崇“至知至年”，而非“大知大年”。彭祖属“大年”，鲲鹏属“大知”，故曰“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终北之北有溟海者[14]，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15]，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溟也。
第八节：“鲲/鹏”寓言，即重述大知寓言。奥义藏于三处：一、与“无极之外复无极”意蕴相关的“终北之北”。二、“背若泰山”。三、未言“化而为鸟”。
“鲲”之本义为小鱼或鱼卵。《尔雅·释鱼》：“鲲，鱼子。凡鱼之子名鲲。”明人方以智《药地炮庄》：“鲲本小鱼之名，庄子用为大鱼之名。”庄子借小鱼之共名，用做大鱼之专名，是为了阐明：
一、大鱼鲲原本由小鱼鲲成长而来。与小鱼鲲对应的蜩鸠倘若自矜自得，就无法成长为大鱼鲲，只能止于“榆枋”。
二、鲲鹏虽大，实非至大。大鱼鲲倘若自矜自得，就无法抵达“南溟”，而是“阏”（停滞）于“北溟”，在道极视点下恢复本义，还原为小鱼鲲。大鸟鹏倘若自得自满，也无法抵达“南溟”，而是从中天“夭”（坠落）于“北溟”，在道极视点下恢复本相，还原为小鱼鲲。
“背若泰山”的大鹏，在人间视点下虽属相对之“大”，但在道极视点下却属相对之“小”。除了本篇的全方位结构性暗示，《齐物论》又隔篇点破：“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逍遥游》的“鲲鹏”、“彭祖”同属“大”境，《齐物论》又“泰山”、“彭祖”并提，就扣死了《逍遥游》“背若泰山”与《齐物论》“泰山为小”之关联。
三、成长无极限，超越无止境。“化而为鸟”四字，使初述大知寓言的“鲲↗鹏”具有成长关系。没有“化而为鸟”四字，使重述大知寓言的“鲲/鹏”不再具有成长关系。与之相关，初述大知寓言说“南溟者，天池也”，而重述大知寓言则说“终北之北有溟海者，天池也”。“天池”象征天道赋予每一个体的物德（今语谓之“天赋”），也意味着每一个体的认知极限：“榆枋”是小知的极限“天池”，“北溟”是大知的极限“天池”，“南溟”是至知的极限“天池”。因“天池”所限，即便主观努力，也未必想继续成长就能无限成长，更未必想不断超越就能永远超越。但个体的认知极限，并非人类全体及其未来发展的认知极限，更非天道之极限。庄子无意勉强业已抵达自身认知极限者做力所难及之事，而是站在道极视点下告诫自矜自得地自居“至知”的夭阏大知：不要把一己有限大知，夸大为无限“至知”；不要把一己所知的相对真理，吹嘘为普遍有效、永远正确、古今不易的绝对真理，进而指导人类全体。
对观两述大知寓言，可知初述大知寓言采用人间视点，是大知的“超越寓言”，因此用重言“不知其几千里”明确承认“大知”的相对之“大”，阐明“小知不及大知”，肯定了超越“北溟”、趋于“天极”的超越型大知。而重述大知寓言采用道极视点，是大知的“夭阏寓言”，因此用卮言“背若泰山”隐晦暗示“大知”的相对之“小”，阐明“大知不及至知”，否定了止于“北溟”、误认“地极”的夭阏型大知。两述大知寓言，是庄学俗谛“物德相对”之“然于然（初述），不然于不然（重述）”的运用范例[16]。由于未能进窥两述大知寓言的寓意，旧庄学遂把不可或缺的重述大知寓言，视为毫无意义的衍文。
尺鴳笑之曰：“彼且奚适耶？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耶？”[17]
第九节：“尺鴳”寓言，即重述小知寓言。奥义藏于重言“彼且奚适耶”。
由于两述小知寓言主角不同，旧庄学无法把重述小知寓言视为衍文，只能视为同义重复，不予阐释。其实两述小知寓言像两述大知寓言一样寓意不同，何况文字差异更大。如同初述大知寓言的“化而为鸟”不见于重述大知寓言一样，初述小知寓言的“奚以九万里”，也不见于重述小知寓言。
尺鴳嘲笑的，并非“九万里”的艰难过程，而是大鹏的高远目标：“彼且奚适耶？”尺鴳自得于能上能下：“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以此嘲笑大鹏能上不能下。尺鴳继而自夸世俗成功：“翱翔蓬蒿之间。”以此嘲笑大鹏的世俗失败。尺鴳进而也自居“至知”：“此亦飞之至也。”以此嘲笑大鹏抵达“南溟”的可能极小，而中途“夭阏”的可能极大。最后，尺鴳又重言否定了大鹏的高远目标：“彼且奚适耶？”
对观两述小知寓言，可知初述小知寓言是小知的“自慰寓言”，而重述小知寓言是小知的“自得寓言”。蜩鸠是世俗失败的自慰型小知，只敢嘲笑超越型大知（鹏）的艰难过程，尚未颠倒价值高下；尺鴳是世俗成功的自得型小知，已敢嘲笑超越型大知（鹏）的高远目标，颠倒了价值高下。
自得型小知颠倒价值高下且自居“至知”，本无知识上的自信，仅是倚仗夭阏型大知的世俗权威而鹦鹉学舌。由于夭阏型大知拥有芸芸小知梦寐以求的庙堂富贵，因此芸芸“众人”，“匹之”的都是夭阏型大知。所以自慰型小知、自得型小知都不嘲笑止于“北溟”的夭阏型大知（重述大知寓言之鲲），都只嘲笑“化而为鸟”的超越型大知（两述大知寓言之鹏）。
“北溟”不仅象征“大知”之境，也同时象征夭阏型大知的世俗地位和庙堂富贵。止于“北溟”不仅意味着自得于“大知”且自居“至知”，也意味着自得于“大知”且自吹“至知”带来的世俗地位和庙堂富贵。由于夭阏型大知倡导的颠倒价值观有利于专制庙堂，因此在专制庙堂力挺之下，夭阏型大知轻取卿相，其所倡导的颠倒价值观，也成了正统且权威的主流价值观。被主流价值观洗脑的芸芸小知，不仅不理解超越型大知为何超越“大知”，尤其不理解超越型大知为何鄙弃“大知”带来的世俗地位和庙堂富贵。这正是“彼且奚适耶”的奥义所在：学而大优，竟尔不仕！知而不效，意欲何为？
峻拒楚相、终生不仕的庄子，在其漫长一生中，遭遇了无数小知的嘲笑诘问和异样白眼，如《外篇·山木》之魏惠王，《杂篇·外物》之监河侯，《杂篇·列御寇》之曹商。描述小知不理解大知（更不理解至知），既有力回击了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鄙陋小知，又形象演绎了老聃名言“下士闻道必大笑”，也为下文痛斥大知不理解至知预做铺垫，如次章之肩吾不理解接舆，末章之惠施不理解庄子。
此小大之辨也。
第十节：“小大”卮言，总结两述大知寓言、两述小知寓言。这是“内七篇”的奥义之眼和根本卮言。
由于庄子的支离其言和郭象的篡改曲解[18]，旧庄学误以为“小大之辨”仅含“小知”、“大知”二境，未明“小大之辨”实含庄学四境。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能征一国者[19]，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返。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
第十一节：“知效”卮言，庄学要义的抽象现实应用。奥义藏于重言“未数数然”和“犹有未树”、“犹有所待”。
笔力千钧的庄子，仅用“其自视也亦若此矣”一句，就从动物寓言过渡到人类现实，并将两者紧密勾连。“其”指现实中的芸芸小知和夭阏大知，“此”指寓言中的芸芸小知和夭阏大知。与初述大知寓言的“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句法全同，寓意相似。
“知”、“行”、“德”、“能”，均属广义之“德”。止于“榆枋”、“翱翔蓬蒿”的芸芸小知，以及止于“北溟”、“翱翔”中天的夭阏大知，无不拔高己“德”，自诩为“道”。因此有“知”必欲“效”，竞相夸大以谋“一官”；有“行”必欲“比”，竞相吹嘘以冠“一乡”；有“德”必欲“合”，竞相诈伪以动“一君”；有“能”必欲“征”，竞相倾轧以雄“一国”。
“效”、“比”、“合”、“征”者之所以自欺欺人、欺世盗名地邀“誉”拒“非”，是因为用世之心急切，急于自售专制庙堂，所以遭到没有用世之心、无意自售庙堂的宋荣子嘲笑。庄子赞扬了宋荣子的“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但又认为仅止于此：“斯已矣。”
“斯已矣”的顺道大知宋荣子，对应于止于“北溟”的鲲（重述大知寓言的重心），虽未“夭阏”到倚待君主，也未做到超越“北溟”。“御风而行”的顺道大知列子，对应于“化而为鸟”的鹏（初述大知寓言的重心），虽已“积厚”到超越“北溟”，也未做到抵达“南溟”。庄子评价宋、列二人，实为庄学俗谛“物德相对”的运用范例。
比列子相对“不然”的宋荣子，庄子肯定其相对于夭阏大知的局部之“然”：“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赞扬其寸有所长：“未数数然”（不汲汲以求）于“用世”（人极）。
比宋荣子相对可“然”的列子，庄子否定其相对于至知至人的局部“不然”：“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批评其尺有所短：“未数数然”（不汲汲以求）于“致福者”（道极）。
庄学俗谛“物德相对”，用人间视点评价万物之“德”，“是”其相对之是，“非”其相对之非。庄学真谛“道极绝对”，用道极视点评价万物之“德”，“非”其俗谛之是，“是”其俗谛之非。因此庄子用庄学俗谛相对肯定宋、列二子之后，又用庄学真谛否定了两者：虽未夭阏但尚未超越的宋荣子“犹有未树”，虽有超越但未达至知的列子“犹有所待”。宋、列二子，均未抵达无待而逍遥的至知之境。二子不同于夭阏大知之处，就是均未夭阏到倚待君主、自售庙堂，更未自矜自得地把自身极限视为人类知识极限和天道极限。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第十二节：“至境”卮言，初步概括庄学义理。奥义藏于“至境”三句之三“无”。
先言“逍遥”的前提“无待”。反问“恶乎待”，就是肯定“无待”[20]。“恶乎待”前的三个修饰句，分述“无待”三要义：“乘天地之正”反扣上文“天之苍苍，其正色耶”，重申逍遥者必须具有“无蔽”之知[21]。“御六气之变”反扣上文“御风而行”、“犹有所待”，重申逍遥者必须具有“无待”之身。“游无穷”正扣上文“无极之外复无极”，重申逍遥者必须无止境超越，方能无限趋近“道极”。
“逍遥”的前提“无待”（蕴涵“无蔽”）既明，遂用“至境”三句初步概括庄学义理。“至境”三句采用庄学至境“至×无×”的变化式，还原为标准式就是：至己无己，至功无功，至名无名。庄学初境“无×”之“无”是品词，意为“没有”；但庄学至境“至×无×”之“无”却是动词，意为“致无”，《齐物论》谓之“寓诸无”。“寓诸无”的变文“丧”、“忘”，遍布“内七篇”。旧庄学把至境之“无”（致无）谬解为初境之“无”（没有）[22]，导致没名没功者都成了至人，不通之至。没名没功（初境）毫不可贵，小名小功（小境）、大名大功（大境）也不足贵，难能可贵的是名满天下、功垂万世仍能致无其名、致无其功（至境）。至人或许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地有名、有功、有己，但均予致无，也就是超越“有”境（“物”境），趋于“无”境（“道”境）。
“至人”是庄学根本名相。“至人”、“神人”、“圣人”是“异名同实”、“同出而异名”的变文[23]。“至人无己”是庄学根本义理，“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则是“至人无己”的两翼展开：欲超越“我”执，必先超越“功”“名”。
“至境”三句是庄学大纲，将被《齐物论》（跳过《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逐一深入展开。“至人”、“神人”、“圣人”三名相，正是“至境”三句与这三篇的暗扣。
《逍遥游》首章，已把庄学要义阐发殆尽：小知大知倚待之“物”，即为所蔽之障；小知大知有蔽之“知”，源于有待之身。致无其功的至人必先“无待”，因为外“功”必系于外“物”；致无其名的至人必先无蔽，因为己“名”必系于己“知”。
二 次章奥义，社会应用
首章以四则动物寓言阐明庄学义理，并把庄学义理抽象应用于人类社会，最后结以庄学至境。次章则以四则人物寓言，把庄学义理具体应用于社会群体。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
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实乎[24]？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第十三节：古代的“尧让”寓言[25]，阐明“至治不治”。奥义藏于尧言“天下治”、许言“不治”及尧、许重言之“尸”。
由于夭阏大知津津乐道“尧舜禅让”，因此次章之始，就是针锋相对的解构性寓言“尧让许由”。
唐尧之言，实为庄子之言。让被贬斥者在寓言中充当庄学代言人，是庄子惯技。“日月”、“时雨”阐明至知至人领悟“造化”真道，“爝火”、“浸灌”揭示夭阏大知倡导“文化”伪道。让唐尧自言面对至人许由“自视缺然”，意在讽谕尊奉尧舜为圣治明君的夭阏大知：你们为何竟无“自视缺然”之感？
许言是对“至境”三句的变文演绎：不窃君之“名”，不居治之“功”，不充“己”之欲。“予无所用天下为”，揭破了专制君主与夭阏大知的用天下以自为。
尧言“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许言“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联接关钮是“尸”字。古人祭神，但神不可见，遂以活人象征性假借被祭之神，谓之“尸”[26]。庄子暗示，造化大匠才是“真宰真君”，俗君僭主实为“假宰假君”。此义要到《齐物论》才隐晦揭破。
许言的字面显义是：“庖人”喻尧，“尸祝”喻己，表示至人不愿越俎代庖。许言的庄学奥义则是：“庖人”喻道，“尸祝”喻君，告诫俗君僭主不要越俎代庖。因为造化治世，以不治治之；庖丁解牛，以不解解之[27]。“不越俎代庖”，则是老聃名言“不代大匠斫”的变文演绎。
次章之始，庄子就锋芒直指夭阏大知鼓吹的圣治明君尧舜，追溯君主专制缘起，贬斥把民众“整治”得服服帖帖的“天下大治”（大境）[28]，阐明庄学政见“至治不治”（至境）。尽管严酷的专制语境迫使庄子支离其言，但在恍兮惚兮的迷彩之下，庄子其实不迂不曲，极为直接。
肩吾问于连叔曰：“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径庭，不近人情焉。”
连叔曰：“其言谓何哉？”
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
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犹时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将磅礴万物以为一。世祈乎乱，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纷纷然以物为事？”[29]
第十四节：近代的“藐姑射神人”寓言[30]，即“至知”寓言。奥义藏于“其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
这是内、中、外三层的东方魔盒式寓言，每层均有寓意，并非故弄玄虚。
内层是“藐姑射神人”寓言。“至知”直到本节才正式登场，但又是“志怪”，而且变文为“神人”，不直言“至人”。而由《齐物论》隔篇挑明：“至人神矣。”挑明之后，续以本节“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变文型重言：“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足证“藐姑射神人”正是“至人”。至人的品格可用八字概括：无待无蔽，逍遥无为。
中层是“接舆狂言”寓言[31]。佯狂（装疯）抗议君主专制的楚人接舆，与孔子同处春秋末年。关于接舆的惟一史实是面斥孔子之非[32]，因此庄子借接舆之口（再经肩吾转述）讲述“至知”寓言意在暗示：战国时代的君主专制加剧，与大知孔子开创的儒学有莫大渊源。这一主旨贯彻“内七篇”始终。
外层是“肩吾问连叔”寓言。肩吾像芸芸小知那样，一方面盲从夭阏大知的“炎炎大言”，另一方面又鹦鹉学舌地仿效夭阏大知，把至人至言判为“狂”言（疯话），不予置信。这是庄子的再次自我定义：“内七篇”必将被芸芸小知、夭阏大知视为“狂而不信”。因此庄子借连叔之口阐明“知有聋盲”：小知小聋，大知大聋；小知小盲，大知大盲。连叔重言贬斥专制君主“以物为事”、“以天下为事”。“其（至人）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则阐明：不治天下的至知至人之尘垢秕糠，就足以陶塑铸造整治天下的俗君尧舜。[33]
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
第十五节：当代的“章甫”寓言[34]，即母邦寓言。奥义藏于“宋”。
落实到“当代”的首则寓言，矛头直指母邦宋国。庄子痛斥君主专制的直接目标，正是残暴统治宋国长达五十二年、与庄子毕生共始终的宋国史唯一之王——宋康王[35]。“内七篇”之所以支离其言、晦藏其旨，首先是为了避免宋康王诛杀其身、剿灭其书。因此“章甫”寓言是“内七篇”主旨晦藏最深之处，也是旧庄学最感不知庄子所云之处，所有阐释均与上下文逻辑脱钩。
其实“章甫”寓言与上下文逻辑关联极其紧密：已被尧舜之类俗君僭主整治得脱离天赋自由的宋人，不得不戴扭曲天性、符合“礼教”的束发冠；尚未被尧舜之类俗君僭主整治得脱离天赋自由的越人，根本不需要扭曲天性、符合“礼教”的束发冠。
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焉。[36]
第十六节：古代的“尧治”寓言，阐明“大治”之弊。奥义藏于“汾水之阳窅然丧其天焉”。
庄子的批判锋芒直指母邦又不限母邦，而是针对一切君主专制，因此前三则寓言论列君主专制的古代缘起（尧舜）、近代渊源（孔子）、当代加剧（宋康王）之后，第四则寓言再次回到夭阏大知竭力鼓吹的古代源头（尧舜），阐明“大治”之弊，对君主专制提出终极指控：即便是实行所谓“仁政”的圣治明君尧舜，也把民众整治得脱离了天赋自由，成了终极倚待君主的奴隶。一旦唐尧离开尧都汾阳，前往藐姑射岛拜见至人，已被“成功治理”的汾阳民众，就六神无主得如同天塌了。
倚待君主的儒生郭象难以容忍庄子对君主专制的终极指控，做了两处手脚。
首先，故意将“汾水之阳”误属上读，把“尧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妄断为“尧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于是下句主语“汾水之阳（的民众）”，被移花接木地用于说明“藐姑射之山”的地理位置。
其次，因上句故意妄断，导致下句“（尧）窅然丧其天”不通，遂在“天”字之后，妄增“下”字。于是“汾水之阳（的民众）窅然丧其天焉”[37]，变成了“（尧）窅然丧其天下焉”。
郭象捣鬼的铁证是：“藐姑射之山”不在“汾水之阳”，而在燕齐之东的海外。
《山海经·东山经》有“北姑射山”、“南姑射山”，《海内东经》有“列姑射”：“朝鲜在列阳东，海北山南。列阳属燕。列姑射在海河洲中，姑射国在海中。”称“岛”为“山”，是古人惯例，如“蓬莱仙山”，因此“姑射山”实为姑射岛，“列姑射”意为姑射列岛。“藐姑射之山”是庄子用仿词法虚构的岛名，意为远离姑射列岛的海岛。“姑射国”已在海中，“藐姑射”当然在更远的海外。内陆的“汾水之阳”，怎能说明外海的“藐姑射”之地理位置？
“汾水之阳”指尧都，“姑射山”在海中，成疏、陆释均无误，但均沿袭郭象妄断及谬注，无视其与己注不能兼容。旧庄学虽奉成、陆为仅次于郭象的权威，但均无视成疏、陆释，无一例外地沿袭郭象妄断及谬注。《隋书·地理志》也上当受骗曰：“临汾有姑射山，山在今山西平阳府西。”倘若“藐姑射之山”就在尧都，唐尧何必“往见四子”？[38]
“藐姑射之山”的确切方位，其实就是“南溟”。“海运则将徙于南溟”的大鹏（大知）尚未抵达“南溟”，而“游乎四海之外”的“藐姑射神人”（至知）则已跨海越洋抵达“南溟”。
被庄子贬斥的尧舜，经郭象妄断、增字、曲注之后，成了被庄子褒扬的至人，与上文“其（至人）尘垢秕糠，将犹陶铸尧舜”无法兼容。
整部《庄子》中，凡是庄子及其弟子后学贬斥儒家始祖孔子以及儒家圣君尧舜之处，郭象一律加以系统篡改和系统曲解。倘若郭象自信曲注足以遮蔽庄学奥义，就仅仅曲注；倘若郭象自忖曲注难以遮蔽庄学奥义，就故意误断；倘若郭象发现故意误断仍然不能遮蔽庄学奥义，就篡改原文。在这些触犯专制禁忌之处，治庄儒生永远力挺郭象，宁可相信庄子写错了，也不敢疑心郭象注错了。
三 末章奥义，个体应用
继次章把庄学义理具体应用于社会群体，阐明“至治不治”的社会哲学之后；末章又把庄学义理具体应用于人类个体，阐明“至用无用”的个体哲学。
末章两则寓言的主角庄子、惠施，虽非寓言人物，但庄子以真实对话为据[39]，予以提炼加工，仍属寓言。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廓落无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
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纩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纩[40]，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纩，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摅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廓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第十七节：“大瓠”寓言，阐明“江湖”立场。奥义藏于“拙于用大”。
前魏相惠施自矜自得地提及魏王，毫不掩饰地亮出“庙堂”立场，认为“大瓠”（隐喻至人）对“庙堂”无用，必须“为其无用而掊之”。“对君主无用就该死”的邪恶思想，被庄子死后六年才出生的韩非推向极致，成了最为可耻的中华“国粹”。[41]
庄子针锋相对地亮出对抗“庙堂”的“江湖”立场[42]，认为惠施“拙于用大”，“大瓠”（至人）对“庙堂”无用，正可得其“大用”——“浮乎江湖”。《人间世》变文申论曰：“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中略。）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庄、惠二子辩论“大瓠”有用无用，并非普通意义的有用无用，而专指对“庙堂”是否有用[43]。用于“庙堂”还是用于“江湖”，庄子谓之“所用之异”。可见大知、至知的差别并非智力高下，而是智力的用途：用于“庙堂”就是“拙于用大”，故止于“大境”；用于“江湖”就是善于用大，故趋于“至境”。所谓“至用无用”，意为至高之用是不为庙堂所用。《大宗师》把为庙堂所用称为“役人之役，适人之适”，把不为庙堂所用称为“自适其适”。
然而发人深省的是，庄子阐明“浮乎江湖”之“大用”的“不龟（jūn，同皲）手药”寓言，居然是为“江湖”所用者得“小用”，为“庙堂”所用者得“大用”。这深刻透露出专制制度下的语境失语：庄子不得不借用“庙堂高于江湖”的颠倒价值观，来阐明“江湖高于庙堂”的正面价值观。
为此庄子特地让涉及母邦的两则寓言完全同构：次章的“章甫”寓言，取群体视角，阐明宋王之“章甫”（隐喻治国之礼教政令）合用于宋，而不合用于越；末章的“不龟手药”寓言，取个体视角，阐明宋人之“不龟手药”（隐喻个人才能）小用于宋，而大用于吴。借助“章甫”寓言，庄子对“不龟手药”寓言的语境失语做出了尽可能的拗救。[44]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途，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
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遨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网罟。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第十八节：“大樗”寓言，阐明“逍遥”义理。奥义藏于“大樗”、“大椿”的隐晦对应。
惠施把至人比做对庙堂“无用”的“大瓠”，被庄子以“拙于用大”、“浮乎江湖”挫败，不得不把立场从“庙堂”向“江湖”稍做位移，移向对“江湖”颇为有用的社会规范“绳墨”、“规矩”，把至人比做“不中绳墨”、“不中规矩”因而对江湖民众同样“无用”的“大樗”，嘲笑其“匠者不顾”、“众所同去”——反衬夭阏大知被“众人匹之”。
樗、椿同种，但是樗臭椿香，故樗树又名“臭椿”，椿树又名“香椿”。首章“知年四项”中，大椿隐喻至人。庄子让惠施在寓言中把至人贬为“臭椿”，是为了揭破专制价值观的价值颠倒：在超越专制的道极视点下，至人本是香椿；在陷溺专制的人间视点下，至人却是臭椿。《大宗师》终极揭破了这种价值颠倒：“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
惠施之言分为两部分：先说“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匠者不顾”；再以“今子之言”一转话锋，把“大而无用，众所同去”的庄子隐喻为“大樗”。由于“大樗”像“大椿”一样隐喻至人，因此惠施之言（实为庄子拟言）预设了陷阱：倘若庄子为自己辩护，就是自居“至人”，与庄子贬斥的夭阏大知成了一路货色。
庄子不可能落入惠施设计（实为庄子自设）的陷阱，因此其言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狸狌”寓言。语境失语使庄子无法如此反驳惠施：在自由社会中，“绳墨”、“规矩”是为民造福的顺道工具；但在专制社会中，专制君主圣心独断地任意制定“绳墨”，喜怒无常地随意改变“规矩”，因此天下公器“绳墨”、“规矩”业已蜕变为强化专制的悖道工具——朝令夕改的“章甫”，不受制约的“王法”。[45]
庄子只能运用寓言婉转反击：把奔竞于“庙堂”的夭阏大知比做“卑身而伏，以候遨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的“狸狌”。不得君主所用，则惶惶如丧家之犬。即便暂得重用，也难免“中于机辟，死于网罟”。
第二部分是“斄牛”寓言。为了避开自居“至人”的陷阱，庄子先自比“能为大而不能执鼠”的“斄牛”，反驳惠施之言的后半部分“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形容斄牛“其大若垂天之云”，看似夸张失度，其实是与“翼若垂天之云”（已两见于两述大知寓言）的大鹏相勾连，表明庄子认为自己仅是像大鹏一样超越“北溟”、趋近“南溟”的顺道大知。
第三部分是“无何有”卮言。庄子也一转话锋，再反驳惠施之言的前半部分“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匠者不顾”。由于是“惠施的大樗”，因此庄子没有自居“至人”的嫌疑。庄子认为，即使“大樗”（至人）对庙堂君主乃至江湖民众都“无用”，也不必“患其无用”，于是水到渠成地阐明“至用无用”的“逍遥”主题，从而结束全篇。
最后点题语中，包含深藏奥义的两大名相：“无何有之乡”、“逍遥”。
“无何有”被旧庄学谬解为“什么也没有”，不通之至。“无”是动词，意为致无。“何”是名词，意为一切物德。“有”也是动词，意为持有。“无何有”就是站在道极视点上，致无（永不圆满的）一切物德之（自得性）持有。[46]
“无何有”是一切分类名相之庄学至境的总括。庄学至境的标准式是“至×无×”，“×”涵盖“道”分施万物的一切“德”，可代入一切文化名相、伦理价值和哲学范畴。本篇所及的已有“至极无极”、“至待无待”、“至知无知”、“至己无己”、“至功无功”、“至名无名”、“至治无治”、“至用无用”等，后六篇尚有不胜枚举的无数应用。
“无何有之乡”像“藐姑射之山”一样是“南溟”的变文，共同象征可以通过不断超越而无限趋近，但永远不能完全抵达的道极。“无何有之乡”是庄子对“文化至境”不可移易的精确命名。
“逍遥”是庄学核心名相，因此冠名“内七篇”之首。郭象谬解“逍遥”为“自得”，“自得”谬说贯穿郭注始终。唐人成玄英以降，治庄者喋喋不休地蹈袭“自得”谬说，连局部驳斥郭象者也无例外。然而庄子从未说过“自得”，而是一再重言“不自得”。《大宗师》曰：“过而弗悔，当而不自得。”《应帝王》曰：“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庄子认为万物之“德（得）”皆为“道”所分施，故主张“至德不德（得）”[47]。“逍遥”之义，怎么可能是“自得”？
除了《逍遥游》的“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仅有《大宗师》再次重言“逍遥”：“茫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两次都与“无为”并提，可知“逍遥”是老聃核心名相“无为”的别名。《外篇·天运》早已一语道破：“逍遥，无为也。”庄学承自老学，但才调思致旷古一人的庄子不愿蹈常袭故，常为老学名相另创别名，并且就此突破老学。“逍遥”对“无为”的重大突破，就是“无待”（蕴涵“无蔽”）。
源自庄学的汉语常语“逍遥自在”，用“自在”阐释晦藏奥义的“逍遥”名相，深得庄学三昧。“自在”是“无待”的同义语。“无待”就是不倚待世间万物，尤其不倚待俗君僭主。“自在”就是独立存在于天地之间，与造化共舞——即“游”。有待于外物的芸芸小知，有待于君主的夭阏大知，均属依他而在的不逍遥者。具无待之身、趋无蔽之知的至知至人，才是得大自在而“游无穷”的无待逍遥者。所谓“自在”，就是自由的存在。用现代哲学术语来说，“逍遥”就是“自由”：心灵的自由，基于对“道”的体悟；身体的自由，则是对“道”的顺从。
“逍遥自在”决非郭象篡改曲注之后，芸芸小知及夭阏大知谬解的自私自利和苟且偷生。庄子既不出仕也不屈服，痛诋专制又不被剿灭的毕生履践证明：即便在无远弗届、无孔不入、“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专制控制之下，依然存在“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天地。
结语 天地至文，妙绝古今
综上所述，次章、末章的人物寓言及其寓意，与首章的动物寓言及其相关寓意一一对应。然而支离其言、晦藏其旨的庄子不仅不肯笨拙地一一点破，反而在精确对应中变文横生，转辞迭出，导致《逍遥游》奥义难以窥破，尤其使次章、末章锋芒直指专制庙堂、夭阏大知的庄学奥义隐晦深藏，同时也使郭象的篡改曲注极易得逞。
《逍遥游》决非旧庄学眼中充满错简衍文、义理混乱矛盾的片断杂凑，而是层层推进、滴水不漏、结构严谨、妙绝古今的天地至文。似浅实深的《逍遥游》，已把庄学义理阐发殆尽，其余六篇只是其展开深化和落实应用。
《逍遥游》贬斥陷溺人间视点的夭阏大知，如同止于“北溟”的鲲和“夭阏”中天的鹏，不知其“泰山”之知，小于“秋毫之末”，而以有限“大知”，自诩为无限“至知”；拔高“文化”伪道，僭代“造化”真道；错误认知人间正道，错误设计社会制度；助桀为虐地强化专制，悖道而行地戕贼万民。庄子站在“南溟”、“藐姑射之山”、“无何有之乡”共同象征的“无极之外复无极”的道极视点下，彻底否定了“代大匠斫”的君主专制，也彻底否定了倚待庙堂的夭阏大知。庄子坚信，悖道而行不可能成功，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天道。即便相互倚待的专制君主、夭阏大知联手，借助制度暴力霸王硬上弓，也不可能成功，顶多是像自诩“飞之至”的尺鴳那样自诩“成功”而已。[48]
2005年6月28日-2007年1月29日八稿
[1]“游”之正字为“逰”，“藐”之正字为“邈”。
[2]本书之“内七篇”分章，同于《庄子复原本》；分节或为便于行文，异于《庄子复原本》。
[3]“俗谛/真谛”、“人间视点/道极视点”对举。有“真谛”层面者，方有“俗谛”层面。无“真谛”层面者，也无“俗谛”层面，仅有“人间视点”。“俗谛”与“人间视点”，认知之域相同，但认识不同，因为前者有超越性的“真谛”层面，后者则无。
[4]“搏”旧讹为“摶”，无义。刘文典据《御览》、陈鼓应据世德堂本校改。复原依据，本书均简注，详见拙著《庄子复原本注译》，江苏文艺出版社即出。
[5]北溟至南溟的距离无法坐实，故仅言飞行时间。“六月”立基于候鸟半年一往又半年一返的客观规律。
[6]在己书之中杜撰并“引用”实无之书，为庄子首创。三国孔融、北宋苏轼皆曾仿效。痴迷庄子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也在其小说中大量模仿。
[7]庄子“于学无所不窥”，必知古人所谓“天地相去八万四千里”（《慎子》），这是“九万里”非垂直距离的旁证。
[8]“道极”不见于“内七篇”，但也非我杜撰。《杂篇·盗跖》：“若枉若直，相尔天极。”《杂篇·则阳》：“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自郭象以降，多错误连读“道物”二字，把名词“道”曲解为动词“说”。原义“道是万物之终极”，遂被谬解为“论说万物之究极”，与后句“言、默不足以载”不可通。
[9]“培”旧或讹作“掊”。“培”训倚待。
[10]旧脱“而止”、“图”三字。刘文典据北宋陈景元《庄子阙误》、《文选》注、《御览》校补“而止”。俞樾据《文选》注、刘文典据《御览》校补“图”。郭注“小鸟一飞半朝，抢榆枋而止”，证明“而止”尚存于郭象版《庄子》。治庄后儒对郭象的初步整容仍不满意，遂在进一步整容中删去。
[11]“二虫”指蜩、鸠。郭象为自圆谬解“小大虽殊，逍遥一也”、“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而故意妄注：“二虫，鹏、蜩也。对大于小，所以均异趣也。此逍遥之大意。”
[12]旧脱“此大年也”四字。刘文典据《阙误》、成疏校补。王叔岷、陈鼓应从之。
[13]郭象为自圆曲注而妄删“汤问棘”以下二十一字。参阅绪论《庄学四境与郭象篡改》。
[14]郭象为自圆曲注而妄改“终北”为“穷发”。参阅绪论《庄学四境论与郭象篡改》。
[15]“搏”旧讹为“抟（摶）”。“搏扶摇”后又衍“羊角”二字。马叙伦校删。
[16]参阅《齐物论奥义》论庄学俗谛“然于然，不然于不然”及庄学真谛“是不是，然不然”。
[17]“尺”旧讹为“斥”。郭庆藩据陆释崔本、《文选》曹植《七启》、《一切经音义》“尺鷃”校正。
[18]“至知”不见于“内七篇”，仅有支离其言的反复暗示。“外杂篇”四见。《外篇·胠箧》：“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杂篇·外物》：“虽有至知，万人谋之。（中略。）夫流遁之志，决绝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欤？”《杂篇·庚桑楚》：“至知不谋。”
[19]“能”原作“而”。郭庆藩校正。
[20]“无待”不见于“内七篇”，对词“有待”支离出现于《逍遥游》“犹有所待”，又连属出现于《齐物论》：“影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
[21]《齐物论》称无蔽之知为“以明”，称有蔽之知为“黮暗”——佛学谓之“无明”。
[22]旧庄学以此谬解为据，进而厚诬庄子“复古倒退”。
[23]《外篇·知北游》：“庄子曰：（前略。）异名同实，其指一也。”与《老子》首章“同出而异名”义同。变文转辞是特殊的重言，庄子承之老聃而发展到极致。
[24]“实”旧讹为“宾”。俞樾校正。“吾将为名乎”设问，“名者实之宾”否定之。“吾将为实乎”设问，“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否定之。许言双扣“无名”、“无功”，否定尧之“为名”、“为实（功）”。《人间世》“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是其旁证。
[25]庄子之“古代”，为今人之“远古”。
[26]古文“尸祝”之“尸”与“屍体”之“屍”，简化后二字合一。
[27]参后《养生主》“庖丁解牛”寓言。
[28]今之口语“看我怎么治他”，“治”字仍有“整治”之义。汉语“治”字，至今未脱专制胎记。
[29]旧脱“分分然”三字。王叔岷据《淮南子·俶真训》校补。陈鼓应从之。
[30]庄子之“近代”，为今人之“古代”。
[31]《逍遥游》的前二则人物寓言系于许由、接舆，开创了把许由、接舆作为抗议君主专制之象征的隐喻传统。故《史记·滑稽列传》载滑稽讽世的汉人东方朔语：“今世之处士，时虽不用，崛然独立，块然独处，上观许由，下察接舆。”
[32]《论语·微子》：“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接舆借讽谕孔子，锋芒直指“从政者”。
[33]郭象无法容忍庄子贬斥儒门圣君尧舜，遂曲注曰：“尧舜者，世事之名耳；为名者，非名也。故夫尧舜者，岂直尧舜而已哉？必有神人之实焉。今所称尧舜者，徒名其尘垢秕糠耳。”于是“至人的尘垢秕糠”变成了“尧舜的尘垢秕糠”。庄子对尧舜的贬斥，被曲解成抛弃尧舜的尘垢秕糠，继承尧舜的精华神髓。
[34]庄子之“当代”，为后人之“轴心时代”。
[35]详见绪论《战国大势与庄子生平》。
[36]“天”下旧衍“下”字。郭象为自圆曲注而妄增。
[37]称崇敬之人为“天”，《外篇·在宥》有数例。“黄帝再拜稽首曰：广成子之谓天矣！（中略。）云将大喜，行趋而进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中略。）云将曰：吾遇天难，愿闻一言。”
[38]张湛伪《列子》也抄袭了《逍遥游》此节，注《列子》的清儒秦恩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地辨析曰：“尧见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阳，乃临汾之姑射山，非列姑射山也。（中略。）二山之名混淆已久，恐误后学，故详识于此。”秦恩复认为庄子多写了一个“往”字，遂为庄子修改文章，引为“尧见四子”。
[39]《杂篇·外物》载有真实对话：“惠子谓庄子曰：‘子言无用。’庄子曰：‘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夫地非不广且大耶？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则厕足而垫之致黄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无用。’庄子曰：‘然则无用之为用也，亦明矣。’”
[40]“洴píng澼pì纩kuàng”即漂洗麻絮。成疏：“洴，浮也。澼，漂也。絖，絮也。”刘文典：“絖，古纩字。”
[41]参阅拙著《寓言的密码》十二章“对帝王无用就该死——太公杀贤”。
[42]庄子独创的“江湖”名相，被后世广泛沿用为“庙堂”的对词。证明沿用者多洞悉“江湖”与“庙堂”的对抗性，否则无法解释为何不选其他名相做“庙堂”的对词。
[43]惠施认为“大瓠”不能“大而无用”，是孔子认为“匏瓜”不能“系而不食”的变文。《论语·阳货》：“子曰：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匏”即“瓠”，《说文》：“匏，从包从瓠省。”惠施语为庄子所拟，故庄子旨在隐攻孔子。
[44]庄子假借礼赞“文化落后”的异国吴越，而隐斥“文化先进”的母邦宋国。正如苏格拉底假借礼赞“文化落后”的异国斯巴达，而隐斥“文化先进”的母邦雅典。东西大哲，用心如一。
[45]吾国度量衡，均古小于今且逾近逾大，实为专制君主为多征赋税而日渐大之。既能“名正言顺”地掠夺更多民脂民膏，又无“横征暴敛”之名。
[46]郭象未注“无何有”。成疏：“无何有，犹无有也。不问何物，悉皆无有，故曰无何有之乡也。”
[47]《老子》三十八章：“上德不德。”
[48]本文删节版，刊《书屋》2007年1月号。本文完整版，刊《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3月号。今已修订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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