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楚瑜：跟随蒋经国学会从民众角度看问题(4)

内部转型 难于开放

走向民主开放，最困难的问题不在于外，而在于内，第一个要说服的是心念台湾安全的情治系统。民进党在圆山饭店组党那天是周末，下午情治系统第一时间就向官邸报告。我下午五点刚好被召见进屋里，搬个小板凳坐在经国先生床边，转述情治单位的报告。报告说：“党外大佬康宁祥出来的时候也在喃喃自语：这回会抓人啰！”请示经国先生怎么处理？经国先生回了一句话：“抓人不能解决问题。”就此定下开放党禁的调子。

另一个问题在党与政府机关，并没有赶上进度，积极调整体制，适应新的政治型态与选举方式。例如，某次发生一个颇为重要的事件，《中央日报》却没有发社论表达立场，只拿过去垫档社论充数。经国先生一看就火了，中常会后走进主席办公室，把秘书长、副秘书长、和时任文工会主任的我全叫进去念了一顿，指令调整中央日报人事。结果没两天军方就传达军方的机关报《青年战士报》要接管《中央日报》，人选告知是由《青年战士报》社长张家骧接任。后来马树礼秘书长还是要我去向经国先生面报，张家骧虽然很能干，但开明时代不宜由军方接管媒体，才换了黄天才来当《中央日》报社长。

回顾这段政治改革过程，经国先生其实已经摸出了门道。对待反对者，不能一味的抓，也不能一味的退。台面上要将激进者的主张逐步逐条的法治化，比如上街头有集会游行法，组党有人民团体法，警总等情治系统改制有国安三法……。在这些法令的制定过程中，自由派学者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在另一方面，改革者一定要保持台面下的沟通管道，了解不同人们的不同问题，一条一条加以解决，而不能一律“以力服人”解决。

在政治改革的过程中，经国先生对我讲过：“这事急不得，也缓不得，我有我的步骤，不可以让台湾人心浮动。”我相信，如果再多给经国先生一点时间，他会一边推动警总人力转型与现代警察的训练，一边加强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抓紧改革的方向盘跟油门，让台湾过渡到民主的过程中民众与文官系统，都先经历更好的训练，拥有相当的经验，充填了足够的认识，培养了良好的习惯与价值，在保有良好体质与稳定社会的状况下，平稳过渡。

很可惜的是，经国先生走得早了点，台湾在尚未完全准备好的状况下，直接用跳跃的方式进入了民主化进程。不是不可以，也几乎很难挡，但确实一路走得很辛苦。接下来十年，我们花了相当的力气去适应和解决这些问题所造成的内耗，虽说这是民主必经的阵痛，但这段历程的成本也的确不低。经国先生时代，政治革新方案最难处理的就是“国会”改造、资深民代退职，我后来接任国民党秘书长，一一走访资深民代，婉言劝退并建立机制，一方面不能搞法理台独，一方面又要推动落实台湾本土民主。在过程中，借由我从经国先生处学到不少终生受用的处世准则，而这些准则让台湾社会和平稳健地完成了台湾民主史中不流血的“宁静革命”。

从威权到民主：民本、均富、廉能、公义是不变的价值

跟随经国先生十四年，有幸与闻机要，参与变革，我所学到与体认到最深刻的事情就是：“为政者要从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我们不要光从政府或政党的角度看问题，政府不一定全是对的，民众的声音常有它的道理。我们只要以民众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七八成的事情都能顺利推动，并得到民众肯定。

其次，一个国家的治理，起始于领导者身边人马的管理。经国先生深知，中国历代皆亡于宦官、外戚、佞臣，因此他身边的人尽皆低调而规矩，勇于任事却丝毫不敢有非分之想。我们省府团队后来也承袭了这个传统。

这跟民主或威权的体制关系不大，而跟我们对政治信念与政治经验有很大关系。不把政治权力摆在民众利益前面，做事不作秀。相反的，真正能帮民众解决问题，能让人民生活变好的人，永远会受到民众的支持与怀念。我在台湾省服务时，时常勉励我的省府团队，“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不能不当一回事。”“官员吃得苦中苦，人民方为人上人。”其实这才是真正的“以民为本”。

从这种民本思想出发，经济上追求均富，政治上强调廉能，社会上讲求公义，“民本、均富、廉能、公义”，这八个字就是经国先生心中的核心价值；而经国先生的改革基调则是“快不得、慢不得；重不得，轻不得”，认真想想，真可谓 “大哉斯言”。当我们有了这些基础，才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民富而国强，民主而稳定，并不是很遥远的目标，也不会是太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