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是大师是完人也是一头真虎(图)2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北大的“三只兔子”

在旧势力依然磐固的环境里，以效益论，激烈对抗反不如稳健从事。蔡元培能在北大取得成功，决非偶然。比如男女同校，蔡先生的做法是先让女生旁听，然后再行招收，并不向教育部明文通报，以免碰到钉子，反为不美。他心明眼亮，早看准了教育部的规定（是他在教育总长任内制定的）并无禁止女生上大学的条款。那些反对者眼见木已成舟，社会舆论偏向于赞同男女同校，也就不吱声了。

最巧妙的是，蔡元培引经据典，将自由、平等、博爱（他译为“友爱”）这一法国大革命时代所标举的公民道德纲领推演出中国式解释：“自由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也，古者盖谓之义；平等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也，古者盖谓之恕；友爱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也，古者盖谓之仁。”此说一出，那些习惯訾议诋诃自由、平等、博爱的封建卫道士茫然迷失标靶，只好收声。斗士陈独秀喜打南拳，虎虎生威，刚猛之极。智士蔡元培则擅长太极推手，柔若无声，四两拨千斤。

在北大，蔡元培的权威也曾受到过挑战。当年，北大学生不肯交纳讲义费，为此包围红楼。面对气势汹汹的数百学生，蔡挺身而出，厉声质问道：“你们闹什么？”为首的学生讲明来由：“沈士远（北大庶务部主任）主张征收讲义费，我们来找他理论！”蔡元培说：“收讲义费是校务会议决定的，我是校长，有理由尽管对我说，与沈先生无关。”这时，学生中有人恶语相向：“你倚老卖老！”蔡元培毫无惧色，挥拳作势，公开叫阵：“我是从明枪暗箭中历练出来的，你们若有手枪炸弹，只管拿来对付我。在维持校规的大前提下，我跟你们决斗！”当时，观者如堵，听闻先生此言，无不面面相觑。50岁的老校长摇身一变成了拼命三郎，大家都傻了眼。蔡元培的可畏之处在此，可敬之处在此，可爱之处也在此。学生自觉理亏，敌意受此激荡，霍然消解。大家哪儿来哪儿去，讲义费呢？当然照缴不误。

据林语堂《记蔡孑民先生》一文所述：当年他在清华教书，有事去北大见蔡元培，“最使我触目的，是北大校长候客室当中玻璃架内，陈列一些炸弹，手榴弹！我心里想，此人未可以外貌求之，还是个蘧伯玉吧”。蘧伯玉名璩，是春秋时期卫国的头号大贤人，孔子好友，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知过就改，精进不休。蔡先生年方五十，林语堂将他与蘧伯玉作比，有深意在焉。

“五四”风潮，北大学生是先锋和主力，被捕的也占多数。蔡元培毫不迟疑，联合学界进步人士，极力营救被捕学生，使他们很快就脱身囹圄，重获自由。当时，外间传言满天飞，最耸人听闻者有二，其一是总统徐世昌要严办北大校长，安福系军阀甚至悬红要刺杀蔡元培；其二是盛传陆军次长徐树铮已命令军队把大炮架在景山上，将炮口对准北大。不管传言是否可信，形势总是咄咄逼人。1919年5月9日，蔡元培秘密出京，报上登出他的辞职公告，词颇隐讳：“我倦矣！‘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讫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已正式辞去。其他向有关系之各学校，各集会，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脱离关系。特此声明，唯知我者谅之。”

事隔多年，蔡元培作回忆文章《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把当年辞职的原因做了清晰的梳理：“……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宣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之嫌疑，不可以不速去。”蔡元培的苦衷由此可见分明。个人的名利得失皆服从大局的需要，是蔡先生的一贯作风。

当年的北大，有三只著名的“兔子”，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人都属兔，彼此之间相差12岁，被人称为“兔子党”。完全可以这么推论，假若陈独秀、胡适只有《新青年》这个作战的堡垒，而缺少北大这样讲学的地盘，没有北大教授这个堂堂正正的身份，新文化运动就不可能具有高屋建瓴之势，不可能收获摧枯拉朽之功。假若蔡元培不崇尚法国革命的精神，不主张学术自由，不倡导“读书不忘爱国”，五四运动就不会轰轰烈烈地开展。

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过分热心甚至醉心于政治，蔡元培看到其中不良的苗头，于是提出“救国不忘读书”的口号，不赞成20岁以下的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以图矫正政治压倒学术的倾向，使北大学生知所警省。然而五四运动后，北大学生身上的政治标签日益彰显，最终走到了蔡元培愿望的反面，这是他始料不及，也是他无可奈何的。

“五四”促使中国人解放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也诱使中国人开启了潘多拉的匣子。到底孰是孰非，孰功孰罪，迄今争议不休，未有定论。只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五四时代蔡元培领导的北大成了中国学术界的重镇，也成了国共两党的人才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