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风赋》(附譯文)
宋玉《风赋》(附譯文)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
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
王曰：“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宋玉对曰：“臣闻于师：枳句来巢，空穴来风。其所托者然，则风气殊焉。”
王曰：“夫风，安生始哉？”宋玉对曰：“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太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飘忽淜滂，激飓熛怒。耾耾雷声，回穴错迕，蹶石伐木，梢杀林莽。至其将衰也，被丽披离，冲孔动楗，眴焕粲烂，离散转移。
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抵花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蘅，概新夷，被荑杨，回穴冲陵，萧条众芳。然后徜徉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幢，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
故其风中人，状直憯憯惏慄，清凉增欷。清清冷冷，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王曰：“善哉论事！夫庶人之风，岂可闻乎？”
宋玉对曰：“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浑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
故其风中人，状直憞溷鬰邑，驱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篾，啗齰嗽获，死生不卒。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
【译 文】
楚襄王在兰台宫游览，宋玉、景差随侍。
有风飒飒吹来，楚襄王便敞开衣襟迎着风说：“这风多爽快啊！这是我和平民百姓共同享有的么？”宋玉回答说：“这只是大王您一个人独自享有的风罢了，平民百姓哪里能与大王共同享有它呢？”
楚襄王说：“风是天地间的一种气流，普遍而畅流无阻地吹送而来，不分贵贱高低吹到每一个人身上。现在你单单以为是我一个人享有的风，难道有什么理由吗？”宋玉回答说：“我从老师那里听到过这样的说法，枳树弯曲的枝丫上会招来鸟雀做窝，空穴之处会产生风。鸟窝和风是根据环境条件的不同而出现，那么风的气势也自然会因环境条件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楚襄王说：“风最初从哪里开始发生呢？”宋玉回答说：“风在大地上生成，从青苹这种水草的末梢飘起。逐渐进入山溪峡谷，在大山洞的洞口怒吼。然后沿着大山弯曲处继续前进，在松柏之下狂舞乱奔。它轻快移动，撞击木石，发出乒乒乓乓的声响，其势昂扬，象恣肆飞扬的烈火，闻之如轰轰雷响，视之则回旋不定。吹翻大石，折断树木，冲击密林草丛。等到风势将衰微下来时，风力便四面散开，只能透入小洞，摇动门栓了。大风平息之后，景物鲜明，微风荡漾。”
“所以那清凉的雄风，便有时飘忽升腾，有时低回下降，它跨越高高的城墙，进入到深宫内宅。它吹拂花木，传散着郁郁的清香，它徘徊在桂树椒树之间，回旋在湍流急水之上。它拨动荷花，掠过蕙草，吹开秦衡，拂平新夷，分开初生的垂杨。它回旋冲腾，使各种花草凋落，然后又悠闲自在地在庭院中漫游，进入宫中正殿，飘进丝织的帐幔，经过深邃的内室。这才称得上大王之风呀。”
“所以那风吹到人的身上，其情状仅只是让人感到凉飕飕而微微发抖，冷得使人倒抽冷气。它那样的清凉爽快，足以治愈疾病，解除醉态，使人耳聪目明，身体康宁，行动便捷。这就是所说的大王之雄风。”
楚襄王说：“你对大王之风这件事论说得太好了！那平民百姓的风，是否可以说给我听一听呢？”
宋玉回答说：“那平民百姓的风，在闭塞不通的小巷里忽然刮起，接着扬起尘土，风沙回旋翻滚，穿过孔隙，侵入门户，刮起沙砾，吹散冷灰，搅起肮脏污浊的东西，散发腐败霉烂的臭味，然后斜刺里吹进贫寒人家，一直吹到住房中。”
“所以那风吹到人的身上，其情状只会使人心烦意乱，气闷郁抑，它驱赶来温湿的邪气，使人染上湿病；此风吹入内心，令人悲伤忧苦，生重病发高烧，吹到人的嘴唇上就生唇疮，吹到人的眼睛上就害眼病，还会使人中风抽搐，嘴巴咀嚼吮吸喊叫不得，死不了也活不成。这就是所说的平民百姓的雌风。”
【作者】
宋玉(约前290年-前222年)，又名子渊，相传他是屈原的学生。战国时鄢(今襄樊宜城)人。生于屈原之后，或曰是屈原弟子。曾事楚顷襄王。好辞赋，为屈原之后辞赋家，与唐勒、景差齐名。相传所作辞赋甚多，《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录有赋16篇，今多亡佚。流传作品有《九辨》、《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但后3篇有人怀疑不是他所作。所谓“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典故皆他而来。
战国后期楚国辞赋作家。关于宋玉的生平，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记述极为简略。《韩诗外传》有"宋玉因其友而见楚相"之言。刘向《新序》则作"宋玉因其友以见楚襄王","事楚襄王而不见察",同时又有"楚威王(襄王的祖父)问于宋玉"的话。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则说他是屈原的弟子。晋代习凿齿《襄阳耆旧传》又说："宋玉者，楚之鄢人也，故宜城有宋玉□，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总之,关于宋玉的生平，众说纷纭，至难分晓。大体上说，宋玉当生在屈原之后，且出身寒微，在仕途上颇不得志。
宋玉的作品，最早据《汉书·艺文志》载，有16篇。现今相传为他所作的,《九辩》、《招魂》两篇,见于王逸《楚辞章句》；《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 5篇，见于萧统《文选》；《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 6篇，见于章樵《古文苑》；《高唐对》、《微咏赋》、《郢中对》 3篇，见于明代刘节《广文选》。但这些作品，真伪相杂，可信而无异议的只有《九辩》一篇。《招魂》颇多争议，一般认为是屈原所作。
其他如《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篇，也有人认为不是宋玉所作，不过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相当重要的。
宋玉的成就虽然难与屈原相比，但他是屈原诗歌艺术的直接继承者。在他的作品中，物象的描绘趋于细腻工致，抒情与写景结合得自然贴切， 在楚辞与汉赋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后人多以屈宋并称，可见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赏析】
风没有生命，本无雄雌之分，但王宫空气清新，贫民窟空气恶浊，这乃是事实。作者从听觉、视觉、嗅觉对风的感知不同，生动、形象、逼真地描述了“雄风”与“雌风”的截然不同，反映了帝王与贫民生活的天壤之别。前者骄奢淫逸，后者凄惨悲凉。寓讽刺于描述之中，意在言外。
《风赋》是否宋玉的作品有争论。《风赋》的主题，前人曾说：“时襄王骄奢，故玉作此赋以讽之。”风没有雌雄，人却有贵贱。富贵的楚王，和贫贱的庶民“享受”风时产生的欣喜悲戚自然不同。世上那有不分贵贱，“寡人所与庶人共者”的东西呢，富贵者的快乐，每每建立在贫贱者的痛苦之上。宋玉借题发挥，针对楚襄王生活骄奢淫佚提出讽谏。
1958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第四次讲话中说：“以后注意辨别风向。大风一来。十二级风，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不易辨别。宋玉写的《风赋》，值得一看。他说的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平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雄风’与‘庶民之雌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风起于青蘋之末，那时最不容易辨别。(網上收集，僅供参考)
【附錄一】宋玉生平考
宋玉是哪里人？这是史学界争论已久的问题。《史记》说宋玉与唐勒、景差同时，是屈原以后的辞赋家，但没说是哪里人。《汉书·艺文志》只说他是楚人，《襄阳耆旧记》说他是鄢人，只有《水经注·沔水篇》记载较详：“宜城县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关于宋玉的故里和籍贯，魏晋南北朝以后有四属之说：江陵、秭归、宜城、钟祥。江陵、秭归二地除杜甫、陆游的诗赋中有“宋玉宅”文字外，再没有其他的力证，现今也没有持定说，其他大量史料绝大部分对称宋玉为郢人之说均无驳论。
宋玉当为钟祥郢中镇人，其主要依据如下：
其一，对宋玉的故里，《水经注·沔水篇》记载较详：“宜城县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隽才辩给，善属文而识音。”显然，宋玉故里在北魏时地处宜城县之南。战国后秦置郡县，郊郢（今钟祥郢中）录属南郡，在西汉为郢县，自东汉初至南朝刘宋泰始六年始立长寿县，中间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钟祥没有设县，郢县的一部分并入了宜城县。《水经注》的作者郦道元是北魏人，在他那个时代，钟祥北部地区属若县（今宜城）南境地。所谓“宜城县南有宋玉宅”，具体当指今钟祥郢中。宋玉的故里和籍贯，战国时为楚别邑郊郢，西汉时为郢县，东汉时为宜城县南，刘宋时为苌寿,南宋时为长寿,在今日为湖北钟祥。
钟祥有没有宋玉宅呢？有的。据清康熙《安陆府志》记载，明代唐志淳作有《安陆州儒学记》，安陆州儒学即“宋大夫之居”。民国《钟祥县志·古迹》载：“宋玉宅在兰台之左，相传郢学宫即其遗址。”（郢学宫今为钟祥实验小学）。宋玉宅门前还有宋玉井，今保存完好。《安陆府志》所载清李棠馥《重修宋玉井碑记》云：“郢学宫为楚大夫宋玉故第。去泮水数武，有泉冷然，相传为宋玉井云。”
其二，宋玉生前的政治活动在郊郢。宋玉事楚襄王，活动地方的中心在兰台之宫（今钟祥一台校址）；宋玉与“兰台”、“阳春”、“白雪”齐名，“阳春白雪”的故乡即是宋玉的故乡。阳春白雪的入歌传唱完成于郊郢（今钟祥郢中）。
其三，宋玉的文学创作高峰在郊郢。其作品《风赋》、《对楚王问》，本来就是兰台、郢中故事。在《登徒子好色赋》中，宋玉自称故里“南楚”，而楚别邑郊郢当时又称为“南郊”，为什么称为“南楚”？盖指楚都迁陈（今河南淮阳县）而言，郊郢恰在陈郢的南边。在其代表作《九辩》中，宋玉对自己生世的表述，清楚地显露了与郢中的关系。
(網上收集，僅供参考)
【附錄二】骂人的艺术——读宋玉《风赋》
做什么事都得讲究艺术，就是连骂人也得讲究艺术。骂人谁都会，张口即来，滔滔不绝，那是泼妇骂街，算不得什么。如果骂的人自己骂个痛快，而要被骂的人又心悦口服，这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就要讲究一下骂人的艺术。所谓艺术，说透了也不过是一种处理事物的方法和手段而已。但不同的处理方法和手段，往往会收到不同的效果。
在中国浩瀚的文学作品中，留下过两篇著名的骂人的艺术杰作。一篇是唐骆宾王的《讨武檄书》：“洎乎晚节，秽乱春宫。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据说武则天见了这篇檄文后，不竟没有咆跳如雷，反而微笑。当然，武则天并没有说骆宾王骂得好，只是认为他写的有文采。与这篇檄文异曲同工的据说是出于梁启超之手的《讨袁檄书》。袁世凯可没有武则天胸襟，听说刚读到“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八个字就气昏过去了。当然，这些都是檄文，两军对阵，你死我活，出言只图个痛活，也没有什么顾忌，还是好写的。另一篇就是战国后期的楚国辞赋家宋玉的《风赋》。如果就以骂人的技巧来说，首推的还是宋玉的《风赋》。
宋玉是战国后期楚国辞赋作家，至于是不是被迫的跳了江的屈原的学生，尚有疑义。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宋玉是屈原的弟子。晋代习凿齿《襄阳耆旧传》说：“宋玉者，楚之鄢人也，…… 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 而班固则认为宋玉是“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他在《汉书·地理志》说：“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我认为班固之说比较接近事实。宋玉一生流传于世有多少作品，一直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宋玉赋十六篇”，但没有具体的篇名。萧统作《文选》也只选了《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 5篇。后人研究认为能够认定是宋玉作品的只有《九辩》一篇。但这些也都只是后人的质疑而已，定不了案，而历代学者谈到宋玉作品时，都不免提到《风赋》；所以，我们姑且把《风赋》算作宋玉之作。
《风赋》说的是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就是那位迫得屈原投了江的楚襄王，在宋玉和唐勒的陪同下游兰台之宫。忽然一阵清风吹来，楚襄王，说：“好痛快，这么清凉的风。寡人与普天之下老百姓共有也。”宋玉说：“大王你错了，这股风是你独有的，老百姓岂能与你共有？”楚襄王说：“风，天地之气，溥畅而至，它是不分富贵贫贱的，你怎么说这风是我独有的？”宋玉告诉他说风有雄、雌之分。富贵人的是雄风，可以“乘凌高城，入于深宫。抵华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翱翔于激水之上，将击芙蓉之精，猎蕙草，离秦蘅，概新夷，被荑杨，回穴冲陵，萧条众芳。”像大王这样的富贵人便可“清凉增欷，清清泠泠，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而贫贱人的是雌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浑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 这种风吹到人身上，不是叫人心烦意乱，就是“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蔑，啗齰嗽获，死生不卒。”因《风赋》是赋体，“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 （刘勰《文心雕龙》）所以，往往被人认为只是一篇游戏之作，甚至认为仅仅是文学侍臣们玩一些小聪明，尽阿谀奉承之能事而已。但是，明代曾供职于俞大猷、戚继光的我们福建连江学者陈第就一针见血指出：“时襄王骄奢，故玉作此赋以讽之。”他说：“夫风岂有雌雄，人自雌雄耳。以雌雄之人而当天风之飘飒，判呼欣喜悲戚之不相伴也，则谓风有雌雄亦可。……人君苟知此意，则加志穷民，又乌能巳。”（陈第《屈宋古音义》）宋玉正是借风有雄雌之分，说明一个道理，这世上那有不分贵贱，“寡人所与庶人共者”的东西呢，富人的快乐，正是借托在贫贱的痛苦之中。宋玉正是借题发挥，针对楚襄王生活骄奢淫佚提出讽谏。
《风赋》的产生是其特殊的背景的。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这“莫敢直谏”，便是产生了委婉的骂人艺术的根源。宋玉不同与屈原。他出身寒微，在仕途上又颇不得志，只是个仰人鼻息讨生活的侍臣，当然犯不着与“高阳之苗裔”又身负国家重职——左徒的屈原一样去直谏，直谏不成去投江。他只是个“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悲秋” 辞赋作家。他想有所作为，忠君报国：“悲忧穷戚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绎。”但他也怨君：“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其奈何！蓄怨兮积思，心烦憺兮忘食事。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 （宋玉《九辩》） 有研究者说，宋玉“他的怨君，是由于忠君君不察、思君君不知而生的，所以他不恨、不怒。”这评价是准确的。不恨，不怒，那就只有讽刺了。因为，宋玉太清楚楚襄王的德性了。据《史记·楚世家》记载，楚怀王被秦国骗得丧师失地，于顷襄王三年客死于秦。而作为儿子的楚襄王不思家仇国恨，反而“襄王七年，楚迎妇于秦，秦楚复平”；“十四年，楚顷襄王与秦昭王好会于宛，结和亲”；”直到“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 ……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败，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就是这样一个置国家衰败于不顾，整天带着侍臣们到处游赏，或登高唐之台，或游云梦之浦，沉湎于骄奢淫佚的生活之中的昏庸之君，你还去给他献忠心，讲直谏，他不像周纣王对待比干一样，挖掉你的心肝才怪呢。
所以，宋玉能做的只有这篇《风赋》了。
不能不说，这是在一个坏下去的国度里，良知又末泯灭的文人的惟一正确地选择了。因为，必仅这世上多了一篇传世之作，而汩罗河里少了一个屈死的鬼魂。
(網上收集，僅供参考)
【附錄三】无婴人主之逆鳞——宋玉《风赋》创作命意辨析
曾经在鲁迅先生所著文中见到，对于宋玉的赋，鲁迅先生的评价是“是位在声色犬马之间的玩物”。更在1935年，由宋玉的赋推而进之，将宋玉定位成“纯粹的清客”。在那个时期，不仅鲁迅，就连郭沫若也将宋玉写成“没有骨气的文人”。然而在笔者再次读宋玉《风赋》之下，尤其是配合参读刘刚先生《宋玉辞赋考论》，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就《风赋》而言，《风赋》的创作命意应该是一种“无婴人主之逆鳞”。
在这篇文章之中，宋玉先交代襄王，宋玉，景差游于兰台，襄王临风而快意，遂发出“寡人所与蔗人共者邪”之问。宋玉应声答道：“此独大王之风而。”而襄王却不以为然，便命宋玉赋说，这才引出了宋玉赋风的话语。所以就全文来看，宋玉先说风的形成，接下说风于山野由盛转衰，再说风入城市，最后沿两条支线：一说“大王之雄风”，二说“庶人之雌风”。
笔者认为，相信包括鲁迅先生在内，没有人会认为宋玉的这篇文章是一篇科技题材，认为这篇文章中，宋玉是在叙述风的形成，演变的自然过程。诚然，宋玉不是科学家。但是通读全文，即便是比较业余的人，仍可以明显看出，此文应划分两个层次，而起分水岭作用的，是风入城市这一部分。之前的自然色彩很浓，之后的人文色彩很重。
那么，我们似乎可以就当时的社会背景来分析宋玉作此赋的命意，因为宋玉的辞赋无疑也受到了早期的文风文体影响。就战国谋臣策士而言，我们看他们的谏言，最可靠的是《战国策》。在此书中，谏言一般分两部分，一是引入正题的铺垫性话语，二是劝谏的中心内容。这无疑是一种间接，委婉式的劝谏方式。
由此我们可以再分析宋玉的《风赋》。在风入城市之前，宋玉正是采取了先言迎合君王心理的委婉语，比如襄王既然要宋玉赋风，那宋玉就真的说一说风给襄王听听。之后，宋玉的《风赋》自然就过度到雄风与雌风的比较。而后通过这样一个比较来将君王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
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从宋玉的散文体赋直接影响而产生的汉大赋的“劝百讽一”的特点看，尽管在汉大赋中，讽谏的成分已经很少，但这个改变，只是方式上的改变，变不怕死向前冲，而为“曲线救国”。正如现在学术界所公认，“谏”仍然是汉大赋的内容特点之一。由此上推，影响汉大赋的宋玉散文体赋，尤其是其散文体赋的代表《风赋》的劝谏意义就昭然而视了。
既然我们可以确定，《风赋》的创作命意就是委婉的劝谏，那么便可分析《风赋》文中是如何进行劝谏的。正式的劝谏是在对于两种风的问题上，雄风吹拂的是芙蓉，经历的是玉堂，其给人的感觉是冷冷清清。雌风吹拂的是尘土，领过的是室庐，其给人的感觉是生病造热。那么不难看出，深宫里长满花草树木，人的状态是幸福安康，而巷里却灰尘满地，人是半死不活。
再明显不过，襄王在听过宋玉的赋说便应该明白，宋玉的《风赋》实际上是揭示了当时社会贫富差别和苦乐悬殊，并警示襄王认识到，既然存在这种差距，那么受苦受难的一方必然会感到不满，作为君主便有义务出面来调和这种差距，如果君主此时没有体察民情，不能作到为民谋福，就势必造成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也就是威胁统治安全，不利于国家昌盛的最大因素。
虽然，宋玉在《风赋》中并未明确指出这种差距的不合理，但我们同时可以看到，这种“无婴人主之逆鳞”劝谏方法，大概是中国早期的启发式教育吧……
(来源：鞍山写作在线)
【附錄四】经典马屁 读宋玉《风赋》
我一直觉得，在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传统文化中，除了博大精深的孔文化，酒文化，诗词歌赋文化，性文化等等的文化之外，还有一支拍马屁文化。
拍马屁文化从何而起，殊不得而知。先秦典籍我读得不多。目力所及，以拍马屁为文章主题的，恐怕就是宋玉的《风赋》了。这是一篇经典的拍马屁文章。也可以说是拍了一个经典马屁！从这点来看，宋玉可以说是一切大大小小的马屁精们的万世师表。且看人家怎么拍：
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寡人所与庶人共者也？”宋玉对曰：“此独大王之风耳，庶人安得而共之！”
看看，就这么个老天爷刮的风，居然也能“拍”成了大王独享，而小民百姓“安得而共之”的特权！然而，这马屁拍得尽管让大王很舒服，但大王似乎也觉得不那么理直气壮。不那么心安理得。不像今天乘特权车，享公款游，吃免费宴，捞大把钱的公仆们那么牛逼烘烘。所以就发出了疑问：
“夫风者，天地之气，溥畅而至，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岂有说乎？”
这大王看来还没被拍得忘乎所以。他的反诘应该说是相当有力的。天地之气嘛，不择贵贱高下嘛。怎么能分大王之风庶人之风呢？
看人家宋玉如何巧舌如簧，振振有词：
“……故其清凉雄风，则飘举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宫。抵花叶而振气，徘徊于桂椒之间，……然后倘佯中庭，北上玉堂，跻于罗帷，经于洞房，乃得为大王之风也。”
这样的风，不但清清泠泠，而且还“愈病析酲，发明耳目，宁体便人。……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
瞧瞧，就这么一来，大王独享的风便“拍”出来了。而且是雄的。不是雌的。老百姓的风才是雌的呢。这样的风，老百姓不能享。刮到皇宫被大王享了以后就没有了。谁他妈知道哪儿去了！至于说，大王在皇宫以外，比如在畋猎的时候遇到的风怎么个说法，咱就不知道了。要回答这问题，恐怕还得去问宋玉。
为了衬出大王的“雄风”这一清脆嘹亮的马屁的无比正确性，宋玉更描绘了百姓的“雌风”以作衬托：
“夫庶人之风，塕然起于穷巷之间，堀堁扬尘，勃郁烦冤，冲孔袭门，动沙堁，吹死灰，骇溷浊，扬腐余，邪薄入瓮牖，至于室庐……。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这样的风只能“状直憞溷郁邑，驱温致湿，中心惨怛，生病造热，中唇为胗，得目为蔑，啗齰嗽获，死生不卒”
看见了吧，老百姓的雌风是多么龌浊肮脏，邪恶恐怖。经他这么一衬托，大王的雄风也就更伟大辉煌了。
拍得这么舒服，这么言之凿凿，大王能不高兴吗。
但我在这里说宋玉，并没有责备他的意思。因为，宋玉本来就是大王养着的“文学弄臣”，拍马屁是他的本职工作。人家就是干这个的。拍出经典，拍出水平，正是人家恪尽职守，成绩卓然的表现。
宋玉以后，拍马屁文化似乎就发展起来了。翻翻古书，令人肉麻的玩意儿不少。辞令争奇斗艳，花样推陈出新，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直到我们的伟大的副统帅林彪。拍起了革命的马匹。红色的马屁！“四个伟大”呀，“最高最活”呀，“比马恩列斯都高明”呀，“一句顶一万句”呀，“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了这么一个”呀。真是拍出了水平，拍出了高度，拍出了气势，拍出了规模！让七八亿中国人一起跟着拍！波澜壮阔，盛况空前！而且，你不跟着拍还不行！那时你要敢说这是拍马屁，我不干，立马办你个反革命罪去杀头都不奇怪。杀了你的头还有像姚文元那样的理论家给我们论证说：“宋玉是对封建君主阿谀奉承，林副主席是对伟大领袖的热情歌颂。难道你们看不出这有本质的不同吗？持这种论调的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虫！”
也许有人说，林彪拍马屁拍出了麻烦。不，不对！那不是他“拍”出来的麻烦。他从1959年收拾彭德怀时起“拍”，至少“拍”到1969年开九大，不是还破天荒地把他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的吗？他拍了十年呢，怎么没麻烦？之所以折戟沉沙温都尔汗，那可不是因为“拍”，是因为……。
算了，不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