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农村幸福感最高为何民工要进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22:27:26
过去的两年里，有一个心理学的概念出尽了风头，新年的第一周，《新周刊》杂志又把它请上了封面。它，就是“幸福感”。
按说，“幸福感”在中国受宠于公于私都有好处。于公，中国人跳出了对GDP的迷信，开始关心老百姓的主观感受，这显然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于私，我经常收到别人的“祝贺”，祝贺我们的心理学继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之后成为新一门的显学。然而，遗憾的是，我不得不说幸福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它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007年，《瞭望东方周刊》对全国35个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感的调查，杭州再次蝉联冠军。“杭州式”的幸福感研究，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教授爱德华·迪诺(EdwardDiener)。这类研究多采用1个或多个幸福感的指标进行测量。《瞭望东方周刊》的调查采用的就是单项测量指标，它问受访者一个问题：当您想到您居住的城市时，开心程度是几？1＝“非常不开心”，7＝“非常开心”，4＝“既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
迪诺思想指导下的“杭州式”幸福研究的致命问题是，它把动态的、过程的幸福当成了一种静态的、终极的状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尽管幸福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幸福又是那样的不可捉摸。我们达成一个个目标时，有时候甚至没有幸福，即使有也是非常短暂的，再怎么抓也留不住它。
正是由于这个致命缺陷，“杭州式”的幸福无法解释、说明人类的行为，当然就更谈不上预测了。实际上，《瞭望东方周刊》幸福感调查2004年就开始了，从当时的4个城市发展到2007年的35个。但是数量再怎么扩大，它就是不敢把农村包括进去，因为一旦把调查范围扩大到农村地区，它就势必要面对农村的幸福感高于城市的尴尬局面。
中国农村地区的幸福感普遍要高于城市地区，记性好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当年这个引起广泛争论的调查结果。我因此要质疑“杭州式”的幸福的第一个问题是，既然农村的幸福感要高于城市，那么怎么解释那么多的农民工要进城，而几乎没有城里人去农村？
“杭州式”幸福的尴尬还远不止此。又比如，调查表明当家庭收入超过某个数字时幸福感不但不随之增加反而下降。那么既然如此，我们怎么极少听说过哪个富豪为了追求幸福而把他的万贯家财抛弃？
除此之外，上述幸福感的研究还有一个不足，它得到只是一种相关的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比如，杭州的幸福感最高，可是研究却无法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杭州人的高幸福感。
学过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理性和效用是经济学的两个最基本概念。2002年心理学家卡尼曼教授因为理性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坚信终将有一天另外一位心理学家因为效用/福利/幸福的研究而折桂。但是此时此刻幸福的研究还远不成熟，我因此提醒爱“一窝蜂”的国人理智、全面地对待“幸福”。
最后，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误读，我特别声明我质疑的是杭州式的幸福而不是杭州市。我在杭州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四年时光，之后我走过了世界上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城市，但再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取代杭州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稿源：大洋网]
[作者：张结海]
[编辑：潇湘行]
转自2008-1-22 13:24:28 红网
按说，“幸福感”在中国受宠于公于私都有好处。于公，中国人跳出了对GDP的迷信，开始关心老百姓的主观感受，这显然是中国社会的一大进步；于私，我经常收到别人的“祝贺”，祝贺我们的心理学继法学、经济学、社会学之后成为新一门的显学。然而，遗憾的是，我不得不说幸福学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它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007年，《瞭望东方周刊》对全国35个城市进行了一次幸福感的调查，杭州再次蝉联冠军。“杭州式”的幸福感研究，代表人物是美国心理学教授爱德华·迪诺(EdwardDiener)。这类研究多采用1个或多个幸福感的指标进行测量。《瞭望东方周刊》的调查采用的就是单项测量指标，它问受访者一个问题：当您想到您居住的城市时，开心程度是几？1＝“非常不开心”，7＝“非常开心”，4＝“既没有开心也没有不开心”。
迪诺思想指导下的“杭州式”幸福研究的致命问题是，它把动态的、过程的幸福当成了一种静态的、终极的状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尽管幸福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幸福又是那样的不可捉摸。我们达成一个个目标时，有时候甚至没有幸福，即使有也是非常短暂的，再怎么抓也留不住它。
正是由于这个致命缺陷，“杭州式”的幸福无法解释、说明人类的行为，当然就更谈不上预测了。实际上，《瞭望东方周刊》幸福感调查2004年就开始了，从当时的4个城市发展到2007年的35个。但是数量再怎么扩大，它就是不敢把农村包括进去，因为一旦把调查范围扩大到农村地区，它就势必要面对农村的幸福感高于城市的尴尬局面。
中国农村地区的幸福感普遍要高于城市地区，记性好的读者可能还记得当年这个引起广泛争论的调查结果。我因此要质疑“杭州式”的幸福的第一个问题是，既然农村的幸福感要高于城市，那么怎么解释那么多的农民工要进城，而几乎没有城里人去农村？
“杭州式”幸福的尴尬还远不止此。又比如，调查表明当家庭收入超过某个数字时幸福感不但不随之增加反而下降。那么既然如此，我们怎么极少听说过哪个富豪为了追求幸福而把他的万贯家财抛弃？
除此之外，上述幸福感的研究还有一个不足，它得到只是一种相关的关系，而不是因果关系。比如，杭州的幸福感最高，可是研究却无法告诉我们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杭州人的高幸福感。
学过经济学的朋友都知道，理性和效用是经济学的两个最基本概念。2002年心理学家卡尼曼教授因为理性的研究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我坚信终将有一天另外一位心理学家因为效用/福利/幸福的研究而折桂。但是此时此刻幸福的研究还远不成熟，我因此提醒爱“一窝蜂”的国人理智、全面地对待“幸福”。
最后，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误解误读，我特别声明我质疑的是杭州式的幸福而不是杭州市。我在杭州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四年时光，之后我走过了世界上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城市，但再也没有哪个城市能够取代杭州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稿源：大洋网]
[作者：张结海]
[编辑：潇湘行]
转自2008-1-22 13:24:28 红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