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力泛滥政府敛财手段被指相当粗暴 市场经济难再勃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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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11日 16:02新财经【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28条
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看来是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制度问题，是宪政问题。经济问题不是经济领域本身能够解决的，是与政治制度相辅相成的
社会经济问题只能靠政改解决
文/本刊记者 李斌
在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当年，选择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的策略，的确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但是，当市场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我们并没有及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就此被搁浅，甚至被视为敏感话题不予公开讨论，结果造成了经济领域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时至今日，温家宝总理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被赋予了不可错过的改革机遇。那么，政治体制改革从哪些方面制约了经济发展？中国为什么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经济？很多经济问题，为什么经济领域本身无法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到底在哪？就这些问题，《新财经》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高放和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
政治改革滞后制约经济发展
《新财经》：改革之初，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同时提出的。但是，后来为什么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往前走，政治体制改革却滞后了？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茅于轼：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不合理总是需要改的，问题是怎么改？什么时候改？其实，政治体制改革在邓小平搞深圳特区的时候就开始提了，当时确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先不改，经济体制先改。
这样改比较容易，确实收到了效果。问题是，经济改好了，政治老不改，矛盾越来越大，现在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盛 洪：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比如老百姓的就业自由、创立企业的自由，这些自由都是经济自由，同时也包含了政治自由。经济改革本身有很强的政治含义。改革开放前，经济完全被政府控制，老百姓在政治上有不同的看法是很难表达的，经济命脉被控制在政府手里。老百姓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很难有政治自由。所以，这些年虽然没有提政治体制改革，但实际上，政治方面的大环境比以前更宽松了。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是非常清醒的。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有完善的政治制度，政府要想提高和巩固自己的执政能力，对其政治制度应该不断进行改革。
但是，我们在当初改革开放的策略上，是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暂时不提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策略在改革初期也不是完全错误的。经济改革过程是一个政府部门退出——市场不断扩大——民营企业不断进入的变化过程。上面说过，这一过程也有政治含义。等市场初步形成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继续。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政治体制不改革却渐渐变成了一种基本的态度，或者说是基本的取向，被固定了下来，这就错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市场制度基本建立了，同时使许多公权力因市场规模的空前扩张显得比以前“值钱”了，官员们就更有倾向利用公权力去牟取私利。这个时候就应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没有启动。造成了很多行政部门的权力没有被明确限定，它们不断利用这个弱点来扩张自己的行政权力，去干预市场，利用行政权力从市场中获得不应该获得的垄断权，还有各种各样的政府管制和行政审批。特别是近十年，很多部门越做越大、利益集团越做越大。这些垄断企业做大了以后，侵占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政治体制不改革造成的非常糟糕的结果。
《新财经》：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角度，可不可以理解为上层建筑制约了经济基础的发展？
茅于轼：马克思的理论是不错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的实际情况用不着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也看得清楚。比如政治上的问题，利益问题，立场问题，我们越来越清楚了。
高 放：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它对经济制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过去，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论有片面的理解，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际上，恩格斯在晚年的时候，总结了新的历史经验后，非常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所以，恩格斯提出：重要的历史发展是一种合力，是几种力量组合起来推动的。历史的动力不是单一的，除了经济基础之外，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在新中国成立时，还是一个经济很落后的国家，但是，从1949年到1956年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社会就改造完成了，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原因很清楚，这期间，我们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也要有一个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也不行。现在，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时发现，改革开放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超出了限度。超出的限度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顾及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所有制应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逐步改变，但我们超过了这个限度，生产力发展不够，就急于社会主义改造，急于改变所有制。所以，给后来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后遗症。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要着重生产力的发展，不急于改变生产关系。
但是，三十年来，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还有缺失，使经济发展走偏了路。我们的上层建筑没有端正自己的作用，让国有企业大力发展，垄断盛行，也让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偷税漏税现象严重，民营企业家跟政府权威部门进行勾结。总之，我们现在不应忽视上层建筑的作用，应该正确发挥上层建筑对于经济的反作用，使经济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
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看来是经济问题，实际上都是政治制度问题，是宪政问题。经济问题不是经济领域本身能够解决的，是与政治制度相辅相成的
社会经济问题只能靠政改解决
文/本刊记者 李斌
在改革三十年后的今天，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当年，选择经济体制改革先行的策略，的确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但是，当市场制度基本建立以后，我们并没有及时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更为严重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就此被搁浅，甚至被视为敏感话题不予公开讨论，结果造成了经济领域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时至今日，温家宝总理重提政治体制改革，被赋予了不可错过的改革机遇。那么，政治体制改革从哪些方面制约了经济发展？中国为什么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市场经济？很多经济问题，为什么经济领域本身无法解决？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到底在哪？就这些问题，《新财经》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高放和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
政治改革滞后制约经济发展
《新财经》：改革之初，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同时提出的。但是，后来为什么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在往前走，政治体制改革却滞后了？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茅于轼：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不合理总是需要改的，问题是怎么改？什么时候改？其实，政治体制改革在邓小平搞深圳特区的时候就开始提了，当时确定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先不改，经济体制先改。
这样改比较容易，确实收到了效果。问题是，经济改好了，政治老不改，矛盾越来越大，现在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
盛 洪：事实上，经济体制改革同时也是政治体制改革。比如老百姓的就业自由、创立企业的自由，这些自由都是经济自由，同时也包含了政治自由。经济改革本身有很强的政治含义。改革开放前，经济完全被政府控制，老百姓在政治上有不同的看法是很难表达的，经济命脉被控制在政府手里。老百姓如果没有经济自由，就很难有政治自由。所以，这些年虽然没有提政治体制改革，但实际上，政治方面的大环境比以前更宽松了。
邓小平在改革之初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是非常清醒的。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政党、任何一个政府、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有完善的政治制度，政府要想提高和巩固自己的执政能力，对其政治制度应该不断进行改革。
但是，我们在当初改革开放的策略上，是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暂时不提政治体制改革，这个策略在改革初期也不是完全错误的。经济改革过程是一个政府部门退出——市场不断扩大——民营企业不断进入的变化过程。上面说过，这一过程也有政治含义。等市场初步形成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继续。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政治体制不改革却渐渐变成了一种基本的态度，或者说是基本的取向，被固定了下来，这就错了。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的市场制度基本建立了，同时使许多公权力因市场规模的空前扩张显得比以前“值钱”了，官员们就更有倾向利用公权力去牟取私利。这个时候就应该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没有启动。造成了很多行政部门的权力没有被明确限定，它们不断利用这个弱点来扩张自己的行政权力，去干预市场，利用行政权力从市场中获得不应该获得的垄断权，还有各种各样的政府管制和行政审批。特别是近十年，很多部门越做越大、利益集团越做越大。这些垄断企业做大了以后，侵占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这就是政治体制不改革造成的非常糟糕的结果。
《新财经》：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在，从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角度，可不可以理解为上层建筑制约了经济基础的发展？
茅于轼：马克思的理论是不错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现在的实际情况用不着马克思的理论，我们也看得清楚。比如政治上的问题，利益问题，立场问题，我们越来越清楚了。
高 放：政治制度是上层建筑，它对经济制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过去，我们对马克思的理论有片面的理解，因为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实际上，恩格斯在晚年的时候，总结了新的历史经验后，非常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所以，恩格斯提出：重要的历史发展是一种合力，是几种力量组合起来推动的。历史的动力不是单一的，除了经济基础之外，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上层建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在新中国成立时，还是一个经济很落后的国家，但是，从1949年到1956年这么短的时间内，中国社会就改造完成了，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原因很清楚，这期间，我们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但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也要有一个限度，超出了这个限度也不行。现在，我们总结经验教训时发现，改革开放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超出了限度。超出的限度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顾及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所有制应该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逐步改变，但我们超过了这个限度，生产力发展不够，就急于社会主义改造，急于改变所有制。所以，给后来的经济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后遗症。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要着重生产力的发展，不急于改变生产关系。
但是，三十年来，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引导还有缺失，使经济发展走偏了路。我们的上层建筑没有端正自己的作用，让国有企业大力发展，垄断盛行，也让民营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偷税漏税现象严重，民营企业家跟政府权威部门进行勾结。总之，我们现在不应忽视上层建筑的作用，应该正确发挥上层建筑对于经济的反作用，使经济能够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