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8暑期大学生阅读推荐导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1 06:31:59

南方周末2008暑期大学生阅读推荐导读
  
  
  
  
  罗新:2008暑假阅读历史篇
  
  刘昶:2008暑假阅读历史篇
  
  李永刚:2008暑假阅读政治篇
  
  李公明:2008暑假阅读艺术篇
  
  汪庆华:2008暑假阅读法学篇
  
  邱泽奇:2008暑假阅读社会篇
  
   陈凌:2008暑假阅读经济篇
  
   刘钝:2008暑假阅读科学篇
  
   方在庆:2008暑假阅读科学篇
  
  
  
  
  
   罗新:2008暑假阅读历史篇
  
  
  罗新
  年龄:45
  现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史、北方民族史
  
  “读书欲精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人们常常引用黄庭坚这句话,但要真正去做可就十分之难了。不泛览涉猎,何以知道哪些书值得精读呢?又何以知道哪些问题格外重要呢?学术随时代转移,趣尚亦因人而异。要列出一份不引起争议的精读书单,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果是为了消夏而不是考研,那么我愿意推荐自己近年读过又印象极深的10部历史学著作——有些也许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史著,但当作历史书来读也是合适的。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王明珂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这是一部对中文世界的人类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作者从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这个特殊的角度,来探讨华夏民族生长和扩张的历史,从而以十分新鲜并充满魅力的论证,为推进中国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例。当然,在汶川地震之后的这个夏天,我们读了《华夏边缘》之后,还应当紧接着读同一作者的另外一部名著《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正如封面上已经揭明的,《羌在汉藏之间》就是要研究“汶川、北川、茂县、松潘、理县羌族之社会历史与文化”。
  
  5月中旬以来关注汶川地震的中国人,对地震灾区的了解是相当有限的,很少人能够从电视画面上辨认出许多受灾村民都属于这个地区最重要的族群之一羌族。王明珂无数次在这一地区从事田野调查,结交了许许多多羌族朋友,因此他对地震灾害的关切可想而知。他在刚刚出版的内地简体字版卷尾写了一个“追记”,提到“此时本书在大陆出版,更加剧了我的悲痛”,情真意切。作者曾经发出豪语“要让全世界都知道羌族”,现在他的研究正在达成这一目标。与王明珂近年出版的《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根基历史的文本与情境》(内地版也即将面世)合起来,王明珂的“历史人类学三部曲”(这是我自己随意命名的),已经在人类学一般理论与中国的民族学与历史学实践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他从羌族个案研究出发丰富了人类学,而不是搬用现成的人类学理论套在中国民族与历史的细节上。他的贡献已经超越了个案研究,而具有了普遍的和一般的意义。
  
  《拓跋史探》,田余庆著,三联书店,2003
  
  熟读过田余庆先生《东晋门阀政治》和《秦汉魏晋史探微》的朋友,很多都容易对《拓跋史探》持一点保留,认为无论在选题上还是在具体的考证上,甚至是在文字表达上,都没有能够超越《东晋门阀政治》。当然,《东晋门阀政治》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重要收获之一。而《拓跋史探》是属于新时代的,尽管显露出作者老年写作时难以避免的种种遗憾,但凝聚着深刻的时代体验和历史反思。与《东晋门阀政治》的乐观昂扬不同,《拓跋史探》浸透了对未来的疑虑和对往昔岁月的感伤,前者表达了20世纪80年代知识人的热情与希望,后者则源于乐观情绪被打消之后的沉郁深思。
  
  《九品官人法研究》,[日]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中华书局,2008
  
  无论怎样罗列20世纪中国史研究的经典书目,宫崎这部代表作都不应当遗漏。可是事实上有能力和条件细读此书的中国学者过去是不多的,大名如雷贯耳,全译本(过去商务出过内部读物的节译本)却延迟到今年才出版。好在此书的价值是跨时代的,半个世纪(原书初版于1956年)后再读,一样觉得新鲜有趣。
  
  《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日]富谷至著,刘恒武译,人民出版社,2007
  
  这部本来是作为通俗读物而写的书,竟然达到了雅俗共赏的境界,使专业工作者也可以当作优秀的专著来学习。如果能够与作者的前辈藤枝晃的一部同类型名著《汉字的文化史》(李运博译,中华书局,2005)合起来读,就更能够激发你对中国学术的感慨了。
  
  《士与中国文化》,余英时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此书的初版本给1980年代的中国学术注入了一股强劲持久的动力,而那时曾经轰轰烈烈的著作到今天大多已经退入历史的烟尘之中,很少有如此书依旧光芒闪耀的。虽然先生的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3)佳评如潮,绝对值得精读,但我在这里还是忍不住要优先推荐《士与中国文化》。知人论世,自古以来多少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境界,先生似乎轻轻松松就做到了。
  
  《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王汎森著,河北教育,2001
  
  从清代后期到抗战爆发这百年间的历史,过去无论是研究还是阅读都远远谈不上热门,而现在,由于有了一大批重要学者和许多高质量论著的出现——当然,我们立即会想到桑兵、罗志田、茅海建、杨奎松等学者的名字——近代史特别是近代思想与学术史已经成了显学。在这一显学日益扩张其疆域的推动力量中,王汎森及其著作无疑是值得特别关注的。
  
  《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阎步克著,中华书局,2002年
  
  无论是从题材还是从具体写作来说,这本书都给人“太专”、“不易读”的第一印象。其实只要你坚持把第一章读完,全书的考证与论说就不再是那么令人畏惧了。推荐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是基于学术史的考虑,在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之后,中古制度史的研究由于这部书的出版而再登高峰。
  
  《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邓小南著,三联书店,2007
  
  把“祖宗之法”与宋代的政治运行机制、政治文化发展联系起来,独创性地、动态地揭示北宋政治史的基本线索,让读者获得一幅有着丰富层次感的历史画卷,是这部书的重要成就。作者提出以问题为导向,注重过程、行为、关系,事实上就是本书研究宋代政治史和制度史的新方法,表现出作者对学术方法的自觉省思。
  
  《北方民族史十论》,姚大力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
  
  姚大力是那种很多人都佩服但很少人读过其论著的学者,出现这种情况并非由于他的研究特别冷僻令人望而生畏,而是由于他的论著不多并且往往发表在不那么容易找到的地方。《北方民族史十论》把他的重要论文收集在一起,大大便利了读者。这少量的论文中有很多篇毫无疑问地代表着中国相关学界的最高水平,比如有关满族的形成、回回认同等问题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示范价值。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美]贾雷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现代历史学家中几乎不可能找到像贾雷德·戴蒙德这样野心勃勃的人了,当然,他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可你得承认他正企图把所有历史学家最原初的梦想变成现实:给出人类社会变迁因果关系的终极解释。你可以把他看成努力制造永动机的疯子,但他的著作是如此风靡世界,在当今的历史写作者中独一无二。他的历史三部曲中的第一部《第三种猩猩:人类的身世与未来》(王道还译,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4),和第三部《大崩坏:人类社会的明天》(廖月娟译,时报文化,2007),虽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都赶不上这第二部《枪炮、病菌与钢铁》。尽管批评和争议的声音并不低,但这部书一定会给你带来极大的刺激,让你的夏日变得既不长也不热。
  
  
  
  
   刘昶:2008暑假阅读历史篇
  
  
  刘昶
  年龄:54
  现职: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经济社会史
  
  在当今这个浮躁的商业化年代,不少历史书竟成了畅销书,实在是件好事。不过检视一下那些畅销的书目,好像“品”评一朝一代帝王将相权谋得失的“那些事儿”多了些,为此,在这个暑假里向大家推荐两本中国通史来平衡一下这个偏颇。
  
  《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许倬云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许倬云教授学贯中西,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以3年时间和精力撰写的这部著作,综合了海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和他本人毕生治中国史的心得和卓识,对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做了全面扼要而又深入浅出的讨论。他以黄河长江比喻中国五千多年波澜壮阔、多彩多姿的历史文化的发展,写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恢弘气势、包容开放的胸怀和顽强不息的生命力。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历史。许倬云说他的这部中国历史是“为这一代中国人撰写的历史”。那么,在这个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人应该拥有一部什么样的历史呢?许倬云的回答是,一部体现中国文化江河汇流、海纳百川的历史。它不是一朝一代的谱牒,不是一国一族的家乘,而是所有对中华历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的人们的英雄史诗。“中国文化从源头的细流,长江大河一路收纳了支流河川的水量,也接受了这些河川带来的许多成分,终于汇聚为洪流,奔向大海——这一大海即是世界各处人类共同缔造的世界文化。”
  
  以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为主要着眼点,这本通史摆脱了以华夏为中心、为正统的窠臼,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框架下审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展开与演进,展示中国历史文化如何从一个以黄河为中心的“中国”,逐步走向一个世界文化中的“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故事的内容、场景和空间不断变化、扩展和深化。而根据这种内容和空间范围的变化,该书把中国历史分为几个大的时代:中国的中国,东亚的中国,亚洲多元体系的中国,和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国。在各个不同的时代,中国文化的内容,由于在更大范围内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包括各种冲突与融合),而成长得更为丰富多彩,更为多元包容,也更为恢弘深远。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以这种视野来阅读中国历史显得尤为必要和迫切。许倬云特别希望这本历史能帮助我们克服中国人的文化自我中心观念。为此他不仅反复强调中国历史上不同民族的交流融合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并在每一章辟出专节来讨论中外文化交流和做世界范围的文化比较。其目的是“除学术兴趣外,也不辞冒天下之不韪,拟对国民自大心态的偏差,尽规劝谏诤的努力”。教授的这份苦心显然是有感而发,其心拳拳,其言谆谆:“今日的世界已渐为一体,任何地区的居民都必须与其他社会和其他文化的成员,有所交往。过分自大,难免自蔽,于己于人,均非健全正常的心态。”
  
  以文化为历史发展的主题,自然首先要明确定义什么是文化。许倬云反对把历史写成帝王将相、圣贤名流的记录,他所讨论的文化与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明同样广延。不过,他特别强调:在文化内容方面,他多所注意的是日常文化、人群心态及社会思想,尤其是“一般小民百姓的生活起居及心灵关怀”。在这本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畅销历史书中看不到的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比如,汉代的区种和代种(耕作方法和技术),面食在中古时代的流行,唐中叶以后妇女的服饰等等。再比如,宋代的商业贸易,明代的工艺技术,明清的移民潮和秘密宗教,等等。许倬云是治经济社会史的专家,在讲述这些的时候是信手拈来,却往往能揭示出隐藏于其中的历史转圜变化、起伏消长的契机。比如他告诉我们,明代的工艺技术水平虽然遥遥领先于西方,但是明代的木制机械缺乏螺丝和传动配件,难以发展出使用热能源的高速转动装置。而当时欧洲的铁制机械大量使用传动轮和螺丝钉,不同的技术路线很可能是造成中国后来不能率先进入工业化的原因。
  
  许倬云的本意是要为生活在现代社会中的普通中国人写一本他们自己的历史。对于那些想从历史中看到宫闱秘事、学到帝王权术的人来说,这本书会让他们失望。但对希望了解我们是谁,来自哪里,去向何方的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这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书。这本书学术性很强,却适合每一个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读者。教授文字平实而生动,叙述冷静又富激情,读此书不仅受教益,而且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国史大纲》,钱穆著,商务印书馆1974年修订版
  
  对于文史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同学,我特别推荐国学大师钱穆的这本《国史大纲》。这本通史成书于上个世纪30年代末,正是山河破碎、内忧外患深重的年代,作者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切自与80年后的今天大不相同。
  
  面对清末以来日益加深的内忧外患,钱穆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病症和近代以来人们对中国传统社会做出的错误诊断及开出的错误的药方都负有责任。钱穆反对照搬西方的经验和主义来救治中国的病症,因为中国和西方的历史、文化、制度及精神根本不同。首先,中国“民族文化常于和平中得进展”,而“欧洲史每常于斗争中著精神”。具体来看,中国的政治体制自秦汉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文官政府并通过考试日益向平民开放,与欧洲中世纪封建贵族制度旨趣全异;中国的学术思想重世俗理性,西方的学术思想长期被宗教禁锢;中国的社会日趋平民化,而欧洲中世纪是一个严格的等级封建社会。这些基本的差别决定了中西社会不同的历史演化路径、不同的民族文化精神,中国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制度和文化。而中国当时的一大问题,恰恰在于许多知识分子犯了这样的错误。“晚近中国之病,而尤莫病于士大夫之无识。士大夫无识,乃不见其为病,急于强起急走以效人之所为。跳踉叫躁,踊跃愤兴,而病乃日滋,于是转而疑及于我全民数千年文化本源,而惟求全变故常以为快。”
  
  钱穆强调,要培育民族内部自身的新生命力,就必须对民族自身的历史特点有清醒自觉的认识。他在《国史大纲》中汲汲致力的就是探讨中国历史的特点。《国史大纲》在断代上基本沿袭传统的王朝体系,在内容上也以政治历史和精英的思想文化为主,不过他对历史上的重大经济社会变迁也有相当充分的讨论,特别是辟出了三章对唐宋之际下迄明代中国南北经济文化的盛衰转移做了非常精彩的阐述。尽管本书写于80年前,但他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传统政治文化的许多真知灼见,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深思。比如他认为,中唐以来,中国社会是一平铺散漫的平民社会,由此造成三个病症:一是王室高高在上,政府与社会之间缺乏制衡,导致政府之骄纵与专擅;二是社会无豪强巨富,日趋平等,造成贫无赈,弱无保,民间不能自振奋,需事事仰赖政府;三是政府与民间赖科举以沟通,但科举以仕宦为鹄的,应科举者往往忘其义而徒志于身家之富贵,从而造成官场的腐败、政府与民间的阻隔和臃塞。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对中国历代的典章制度和思想学术了然于胸,对其中的沿革损益、渊源流变在娓娓道来时又能画龙点睛地指出其中的因果得失。比如,他告诉我们,谏官在隋唐时代为宰相僚属,其职责是纠绳天子。但到了宋代谏院脱离宰相独立,其权势地位,几与宰相等,而其言谏的对象,也转为宰相而非天子。谏官以言为职,宰相之所作所为,必招致谏官之指摘与攻击,于是谏垣与政府互为敌垒,势如水火,其结果是是非贸乱,政事日弊。再比如,他从南北人才的消长变化来讨论王安石变法中的新旧党争,指出在变法中,新党以南人为主,而旧党以北人为率,为我们理解这场变法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读《国史大纲》,这样精彩的讨论俯拾皆是,不管你是否同意作者的观点,你无法回避他提出的问题。这些问题挑战你的智力和学识,也激励你去思考,去探索,你的最大收获很可能就是来自这些思考和探索。
  
  《国史大纲》的写作体例类似于传统史书中的纲目体,钱穆在每个题目上提纲挈领地做了论述后,都会征引相应的原始史料来支持和进一步阐发自己的观点。读此书,需要有一定的文言根底,但也有助于提高我们的文言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直接阅读原典,直接对话古人。对于文史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培养这种与研究对象零距离接触和对话的能力是再重要不过了。
  
  
  
   李永刚:2008暑假阅读政治篇
  
  
  李永刚
  年龄:36
  现职: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政治社会学
  
  当下中国正以巨大的变革热情,同时展开三项大转型: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从农业国家转型为工业国家,从封闭社会转型为开放社会。多重任务错综交织的复杂态势,使得它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多面和多变的景象。政治学专业的同学,如果想对中国成就/问题进行深度的观察讨论,有必要拓展阅读视野,跨越学科藩篱。
  
  《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美]林茨、斯泰潘著,孙龙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过去几十年来,世界各地的民主化浪潮汹涌。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民主得到了普遍认同;但不同国家向民主制转轨的实践,却在方式和形态上大相径庭。1996年出版的本书,对三个地区超过15个国家复杂而又困难的转型历程进行了小心的辨析和梳理。那些绝非模式化的个案证明,民主的转型与巩固受到多重约束。不同的初始条件,不同的制度和文化土壤,不同的时空际遇,都可能影响转型结果。本书的主要作者林茨是耶鲁大学政治学教授,早在1960年代,他就对威权政体的性质做出了开创性研究。就当下中国而言,权力集团、民众和社会精英尚未就未来道路达成一致,社会结构敏感脆弱,变革缺乏足够的试错空间。此时,了解他国的经验教训,变得更加重要。建议同时阅读林达的《西班牙旅行笔记》(三联书店,2007),该书以思想札记方式,对佛朗哥时期的威权政体向民主体制转型,做出了细腻的描述和极有洞见的分析。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美]道格拉斯·诺思著,钟正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诺思是对政治学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建构了国家、产权和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解释模型,让人们对制度和制度变迁有了革命性的新见解。在本书中,诺思继续向新的领域推进,他勇敢地引入认知科学和演化社会理论的成果,强调人类学习与认知能力的作用,将“制度如何演化”的宏大命题,聚焦成“观念如何改变行动”,证明了变迁所依赖的路径,与一个包括历史、语言和个人记忆的象征储存系统高度相关。因此,不同的人对制度的理解可以完全不同。诺斯的努力,显示了社会科学知识整合的重要性。建议同时阅读汪丁丁《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这位更像是哲人的经济学者,将善与幸福、情感与灵魂、社会正义等几乎被主流经济学忽略的议题拉了回来,放到历史情境中,让我们了解经济学思想谱系的大树及其枝蔓,其实从未放弃探究物质活动背后的精神诉求。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赵鼎新著,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
  
  有关“中国特殊论”的看法从来不绝于耳,比较东西方道路差异的巨著也屡见不鲜,但这本两百页出头的薄薄小册子,依然给人巨大的阅读震撼。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的赵鼎新教授原本研究昆虫生态学,后来改行研究人群的聚合行为。他对微观动物世界的了解,看起来已经转移到了对历史大事件的洞察上来。赵鼎新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正是在这类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和冲突,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军事的理性化和经济的理性化,不断促进国家权力的增强,而这种集权化过程是在国家、意识形态、经济诸权力领域尚未充分分化的条件下进行的,从而最终导致了“儒表法里”这一特殊帝国体制的形成。建议同时阅读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在该书中,不仅有他对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精彩点评,而且有他自己以变迁、结构和话语三个宏观变量搭建的基本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完全可以应用于更广泛的学术研究领域。
  
  《为增长而竞争:中国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张军、周黎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政治学始终关注国家作用的问题。对经济的发展而言,没有什么因素比国家的作用更为重要。但国家如何发挥作用,经济学的解释可能更加多元。例如诸多研究者注意到,改革时代的放权让利,使得地方政府开始拥有发展地方经济的可信承诺下的激励,进而更加倾向于对市场伸出“保护之手”而非“攫取之手”。如果用地方政府支出的相对比重来衡量,中国甚至算得上当今世界上最分权的国家了。本书汇聚了14篇优秀论文,从政府和政治制度的激励角度来考察和解释中国的增长,是对中国道路的经验总结和知识贡献。对理论探究有兴趣的,建议同时阅读王一江《国家与经济:关于转型中的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该书对国家的双重身份、三只手和本质两难,有很好的阐述;对现实问题有兴趣的,建议同时阅读本力主编的《崛起?!中国未来10年经济发展的两种可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该书集纳中国研究的强大国际阵容,正反双方围绕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前景,在以下几个核心问题上展开对话: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高速增长?中国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增长?中国之路的三个比较:拉美化、日本泡沫与印度模式;中国经济增长的全球效应。
  
  
  
  
   李公明:2008暑假阅读艺术篇
  
  
  李公明
  年龄:50
  现职: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美术史和文化研究主要著作:《思想守望录》、《左岸的狂欢节》、《中国美术初步》
  
  在大学教书已有二十多年,常常深感为当今的大学生推荐专业之外的阅读书目之难。因而当我读到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剑桥大学教授艾伦·麦克法兰的《给莉莉的信:关于世界之道》(管可秾、严潇潇译,商务印书馆,2006)时,立即感到此书当为推荐给不管何种专业的中国大学生之首选。该书以书信体写成,作者假设是写给他的17岁的孙女莉莉,和她讨论世界、人生、哲学、官僚体系等宏观或微观的问题。作者说他是以自己的一生、以三十多年来作为历史学者和人类学者的研究以及作为剑桥大学几代学生的导师作为铺垫而写成这30封信的,而在“全部信件的背后只隐藏着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类究竟是什么样的生物,他们的本质是残暴的还是仁爱的,自私的还是社会性的,富于创造的还是麻木不仁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它的起源是怎样的,它的性质又是怎样的?”当然,有这种教诲青年的诚心和有这种宏大的视野并不是很难,坊间各种人类历史或哲学的通俗读物也不少见,我初看该书的书名时也很不以为然。但是在阅读之后,我深感在这包容百科的问答之中,学识、智慧和价值观念的广度和深度实在不可轻视。如关于“玻璃做了什么?”这个小小的问题,作者的解答是建立在他的关于玻璃的科技与人文史的专著基础上的;而关于仪式、符号、神话那几页,则无疑是这位人类学教授几十年研究的浓缩。但在学问之上更令我看重的是一种思想上的批判性锋芒,如在“权力与秩序”部分,对官僚体系和科层制度的分析、批判之敏锐与深刻,实在是值得当今热衷赶考公务员的大学生们阅读。
  
  德国法学教授弗朗茨·维亚克尔的《近代私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2006)大概会被视作法学专业的高深专著推荐给研究生读,因为它是以私法史实(尤以德意志为中心)论述欧洲法律思想、制度和文献发展轨迹,体系宏阔而又剖析专深。但我认为它对于各人文学科的学生也会大有好处。例如,上卷在谈论近代私法史的分期的时候,指出一个重要的现象:法学方法与欧洲人文精神在各方面的进程有一种内在的关联。他所论列的一一对应的结构类型十分丰富,完全超出了一般对于文化史的理解。我从这里可以反观文化史的阅读与理解之途:尽可能地在深入具体语境的同时,自觉地寻求结构类型的互相关联。如作者讲到的经院哲学与注释学派法学、数学化时代与理性法、历史主义与历史法学派等等。作者认为在近代期间,“新兴市民阶层的文化自觉起而反抗专制计划者的监护措施;苏醒的历史意识及浪漫主义对生命采取有机的理解,它们起而反对启蒙运动晚期(对历史抱持敌意)的法律信仰和法国大革命;反对——在1800年世纪交替时——新人文主义对学术冷淡,对罗马法藐视的态度”。又是获得刚才的那种认识:各种思想与心态的内在关联性是我们对一时代准确理解的关键。
  
  我觉得《石声汉农史论文集》(中华书局,2008)对于今天的大学生尤具特别的意义,因为他们这一代人普遍疏离于农业生产、农业科学。另外,它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1949年以后中国学术史的一个个案,或许是很不显赫的个案,但仍有其真实的意义。梁家勉教授的序言很平实、客观地介绍了教授的一生,过去我读过教授研究和注释《齐民要术》的著作,但并不了解他的生平,现在读教授的序言就很有感慨。《从〈汜胜之书〉的整理工作谈起》是一篇学习前辈学术风范的好文,从作者与万国鼎教授的学术争论中可以看到一番今天的学界已经荡然无存的景象:对待别人的批评,他的态度是一五一十地承认错误和坚持自己仍然认为的真理,有一分错承认一分,有一分不同意就清清楚楚地讲明白。
  
  另外,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中,作者的行文却不受时风所宰制,平实、理性、不虚饰,这是很难得的学风。作者所论多为农学、农业史,但因所长的基础是植物生理学,因而在对农作物的描述中便多有理论话语的光芒,使被视为土包子的中国农学透发出西方理性传统—— 那种源自亚里士多德的分类学研究的传统。这令我想起前年带学生下乡到了铜川药王山上,看到有一间小小的植物标本陈列室,里面所陈列的植物标本的说明标签令人惊异,那是一种充满了拉丁文学名、来源、性质等等复杂学术术语的文本,居然会在这个毫不起眼的小庙里存在。书中的《中国农学遗产要略》一文尤其精彩,严谨的学风、平实而极为精审的文笔,更重要的是对待民族遗产的绝不虚饰的学者立场,都很值得一读。
  
  最后还是回到我的老本行来吧。当代大学生的知识结构与人文素养的培养都离不开艺术的范畴,《熊秉明美术随笔》(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很适合大学生阅读。熊秉明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抗战胜利后到法国巴黎大学主修哲学,后来又转学雕塑,成为著名的海外华人雕塑家——当然他不会同意说他是雕塑家,事实上后来他又成了巴黎大学东方学院的中文系主任。他对哲学与艺术之间的关系有很深的思索,这是贯穿熊秉明艺术生涯的一根主线。1949年底,当他的同学、朋友纷纷回国投身他们理想中的新社会的时候,熊秉明正埋头读黑塞的《纳尔齐斯与哥尔德蒙》,他最关心的是理性与情感的搏斗。这本随笔是他追求艺术、思考人生的真实独白,其中渗透了对于欣赏艺术与创造艺术的理性思考和内心体验,它使读者相信:艺术可以改变人的眼睛和心灵。
  
  可以与熊秉明对比的是英国文化批评家约翰·凯里的《艺术有什么用?》(刘洪涛、谢江南译,译林出版社,2007),该书对一直被许多人认为是神圣、高雅的艺术大泼污水,几乎是全盘否定了西方18世纪以来关于艺术的社会作用的观点,很有点惊世骇俗的味道。他并非以玄思与概念的演绎为立论,而是大量结合现当代艺术的现象进行剖析,如杜尚的小便池、曼佐尼的罐装粪便等等。作者论述的重点是艺术品定义的模糊、艺术生产背后的权力运作、艺术对社会发生正面作用的真实性等等问题,试图把艺术从被供奉的神坛上拉下来。我并不完全同意作者对艺术的过于虚无主义的立场和泛相对主义的论述方式,但是我认为作者的思考是理性的有深度的,正可以作为大学生思考艺术的普遍性问题时的逆向思维的引导。书中引用和评述的许多艺术理论更是值得由此为线索作进一步的阅读,如第132—137页引述和讨论的乔治·斯坦纳的观点,就很有思考的价值;而竟然把他和希特勒的文化观念相比较,更是颇有启发。
  
  帕特里克·弗兰克的《视觉艺术史》(陈玥蕾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篇幅不大,却有一卷在手便囊括全球之感。它系统地介绍了自原始时期至“9·11”事件原址重建计划的艺术发展历程,对于拉美艺术、女性艺术、全球多样性等方面的关注尤为突出。在本书中,西方所占的比例看来是明显受到有意识的控制,作者在第一部分“艺术文化传统”的六章中用了三章来介绍非西方世界的艺术传统。在写法上,该书也具有多样化的特色,在正文以外,有作为延伸阅读的“艺术世界”、“艺术家小传”等专栏。作者认为艺术可以使人发现和体验生活的意义与价值,不妨也可以看作是对凯里的回应。
  
  
  
  
   汪庆华:2008暑假阅读法学篇
  
  
  汪庆华
  年龄:32
  现职: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较宪法学、政治哲学、法律社会学
  
  《宪政与民主》,萧公权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萧公权一生恪守学术和政治的分际,不从政,不入党,但对于国家的前途并非漠不关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对宪政和民主的评论,“是亦为政”。《宪政与民主》所收录的文章,尽管是六七十年前的文字,却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在“制宪与行宪”的问题上,萧公权强调实行宪法比制定完美的宪法更为重要和急迫。“宪政是百年大计,所以成功不可一日求,开端不可一日缓,制宪的争执可以放松,行宪努力必须加紧。”在《宪政的条件》一文中,他指出要在“实行宪政中求得宪政的进步。(一)宪政随时可以开始,但比较完美宪政的实现需要经过相当时日的推广与进步。(二)由低度宪政到高度宪政实行的过程,在实质上包含一个学习的(也可以说教育的)过程,而且学习的过程和实行的过程融为一片,不容分割为先后的段落。(三)宪政是过程,也是目标。由幼稚园的宪政‘逐渐升学上去’是过程,大学的(或研究院的)宪政是目标。‘从少数有政治能力的人做起’是过程,养成多数人的‘民治气质’以达到‘全民’‘普选’是目标”。该书既有此类对于宪政民主一般理论之阐述,又有对宪政民主具体制度之探讨,譬如言论自由、县政建设、中国政党之过去与将来等。许多观点,今天读来,仍觉得非常贴切。
  
  《西潮·新潮》,蒋梦麟著,岳麓书社,2000
  
  《西潮》为蒋梦麟于抗战期间在昆明用英文所著的“散文体的自传,或自传体的散文”(君山语),时间跨度为一个世纪,“从1842年香港割让起到1941年珍珠港事变时止,尤其着重后50年间的事。”如果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写作背景,我们就不得不对作者所抱持的从容不迫与自信开放表示我们的敬意。就《西潮·新潮》整体而论,个人的身世和时代的巨变穿插交错,在冷静的叙事背后是对中国文明在面临西方冲击时的深思。个人的经历,国家的忧患,时代的沧桑,作者均以平易近人的语气一一道出。作者从乡间的私塾到美国的名校,经历了满清的崩溃到民国的肇兴,更曾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北大校长;这样的教育、时代和人生背景都使得该书不仅是对于作者一生的纪录,更成为他所经历时代之反映。
  
  《乡土重建》,费孝通著,观察社,1947
  
  因为种种原因,费老的《乡土中国》更为人知,其中的一些概念,比如“差序格局”、“礼治秩序”已经成为社会科学中一般论者所熟悉的经典语汇。而对在同一时期出版的《乡土重建》,学界却不是那么了解。这大概是因为该书流传不如《乡土中国》广的缘故。直到最近几年,才有一些学者,不约而同地重新审视这部1947年初版的著作,并演绎和阐释其中论题的现实意义。清华大学法学院的赵晓力博士和香港城市大学的贺欣博士都就费老在该书所提出的“双轨政治”贡献新解。费老所论之“双轨政治”,是指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结构由上端的皇权和下端的绅权构成。而皇权不下乡,形成了一个由绅权自治的基层社会。但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基层已经再造,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传统的绅权的一轨已经被打断。这样一来,社会的上下层之间的交流就会产生淤塞。而适应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建立替代传统绅权的新的由下至上的一轨,在费老看来,就非借助于地方自治与民主选举不可。耶鲁大学宪法学教授阿克曼在《我们人民》一书中,试图用“宪法政治”与“普通政治”这一双轨理论阐述美国两百年来的宪政历史,让人不得不惊叹:“东海西海,心理攸同。”
  
  《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阎云翔著,上海书店,2006
  
  这是一部出色的中国乡土民族志,其主题是中国农民家庭生活中的个人与情感问题。阎云翔曾经在下岬村插队七年,后来作为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又重回战天斗地的地方进行长达十余年的田野调查。作为知情人,他为我们揭示了1949年以来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下岬村家庭变迁的状况。该书对下岬村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这样一个私密领域的民族志的深描,拓宽了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界。通过这部民族志,我们可以看到在家庭内部,“父母一代的权力、权威、地位日益下降,同时,年轻一代则日益独立自主。……这种权力关系变化显现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配偶选择、婚后居住、家庭财产管理、家庭内部关系处理、赡养老人等等。父权的衰落使青年一代能够拥抱新的生活方式,于是在年轻人里面开始了自由恋爱,夫妻之间的亲密,以及新一代人对个人空间和隐私权的追求,这一切都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它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传统孝道的衰落,年轻一代人在一心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很少顾及长辈的利益,在强调个人权利的时候忽略了自己的义务,让人怀疑这是否是一种真正的独立自主。这是一种“自我中心的无公德的个人”,它恰恰是“国家所推行的家庭革命的产物”。
  
  
  
   邱泽奇:2008暑假阅读社会篇
  
  邱泽奇
  年龄:46
  现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教授研究方向:技术与组织、社会项目评估、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编辑让我推荐一些供暑期大学生阅读的书,让我很为难。原因有二:其一,我阅读虽广,但却不精,惟恐误导他人;其二,我实为杂食一类,从生物学到中国古典文献再到社会学,都曾专门读过,用经院派学者的话说,此属不得入正席的狗肉一类。但转念一想,专攻一科数十年孜孜以求者,断不是多数,在日益走向读图时代的今天,我的阅读路径,没准更适合休闲式的阅读。故斗胆为之。
  
  《物种起源》
  
  生物学界虽要提它,但却不愿多提,理由是褒贬实在太多,提者惟恐被归入某类,贴上标签。我推荐这本书,不仅因为它是我学习生物学的启蒙经典,也是我学习统计学的认识论来源。人类虽有数千万年的历史,但对“活”东西的认识,并不久远。把生物归于自然而不是神创,不是达尔文的功劳,他的功劳在于提供了在物理学之外认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另一种思维路径:总体性思维。如果把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认识论的传统归于类别性思维的话,自达尔文加上他的表兄弟高尔顿(Francis Galton 1822-1911)以降,基于总体的“回归”、“集中”、“离散”等统计量就成为了另一类科学语言,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始终在变动着的、基于单个的精确测量没有科学意义的种群世界。对生物学和多数社会科学而言,统计学就是这样的语言(要真正理解这一点而又不愿意去读繁杂的欧洲哲学史的话,可以浏览威尔·杜兰特的《哲学的故事》)。这里不得不提的是,这部著作的译者是中国科学界赫赫有名的大人物:周氏三兄弟之一的周建人、叶氏五兄弟之一的叶笃庄以及著名的遗传学家方宗熙先生。
  
  《齐民要术校释》
  
  《齐民要术》十卷成书于后魏(386-534AC),是现存最完整农书中最早的一部。在一千多年的辗转传抄和翻印过程中,错字和脱文繁多以致极难阅读。待传到恩师缪启愉先生之手,虽有校勘版本,但在经历了白话文和简化字运动之后,其难读程度依旧。先生著《齐民要术校释》之时我正跟先生学古典文献,故我成为《校释》的最早读者之一。《校释》之于我的教益不在于文献本身,而在于获得文献。就文献与考证而言,《校释》可谓乾嘉上品都难望其项背。三年从师,阅读《校释》,加上程千帆先生的《史通笺记》,使我练就了一身搜索、甄别、运用文献的本领,至今受用。对古文献尤其是对文字、音韵、训诂、校雠有兴趣的人,不妨一试。
  
  《乡土中国》
  
  好友朱苏力曾说,《乡土中国》“须是对生活有观察力、同时又眼光开阔的中国学者才可能写出来的。在这种意义上,费的著作……是无法替代的”。我深以为然。可以补充的是,这部短短不足百页的小册子是我进入社会学的启蒙文献,在费孝通先生身边十多年的日子里,这部著作也是我先生求教、与先生交流的媒介。后出版的《行行重行行》可以被认为是《乡土中国》的续篇。这两部著作一起,共同展示了从农业中国向工业中国的过渡特征。一个原本有着深厚的、乡土“位育”的中国社会,近百年来正在被一个中国人并不熟悉却又不得不去努力熟悉的社会所改变。尤其是在今天,当我重读《乡土中国》的时候,就像是先生用他浓重的吴音普通话在向我讲述一个曾经美好的社会如何可以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乡土中国》语言简练直白,说出了许多人们不曾思考的道理。任何一个试图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人,都应该读这本书。
  
  《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
  
  当我睁开眼睛不仅看中国也看世界,不是看传统的伯罗奔尼撒,而是看今天的世界霸主们的时候,这部著作给了我最真切的感受。作者彼得·布劳和马歇尔·梅耶都是当代社会学的泰斗级人物,但这部小书的文字却是那么的亲切动人。一个短短不足千字的警察局故事足以让我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不管现代社会增加了多少规则,组织结构有怎样的变迁,人们的职业有如何的分化,社会如何走向多元化,传统始终在那里,也始终影响着被韦伯称之为理性“铁笼”的世界。身在法国的米歇尔·克罗齐埃的《科层现象》也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标准化的“现代”,也没有标准的组织结构,现代和组织总是在个性中成长的。传统虽然如人类学家吉尔茨所说是在代际间传递的;我们实际观察到的另一个事实就是,传统也是在代际间改变的。因此,不仅同一个时代没有标准化的科层制,在不同的时代也没有标准化的传统。如果你想将来参加工作以后能在最短时间内适应现代组织的工作,就应该好好体会一下这本书讨论的现象。
  
  How Institution Think
  
  无独有偶,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1921-)的这部著作从制度运用的维度也说了同样的道理。这也是一本小册子,虽然现在还没有中文译本,但其语言的难度和篇幅与The Little Prince(《小王子》)不相上下。道格拉斯虽然是象征人类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但这部小书却极具社会学色彩。当现代性的发展越来越多地把行为和规则联系在一起并用规则来规制社会的时候,道格拉斯却说“制度本身没有头脑”,制度也不会自己运行。这似乎有效地回应了中国民间的智慧“世间本无事,尽是人在闹”,制度不过是用来规范自我以外的入手点而已。规制活动与规则完全一致,不过是不懂规则的人们的理想而已。当你不适应规则并试图改变规则之前,你一定要明白的道理是,你所试图改变的规则是如何运行的。
  
  《社会资本》
  
  相比动辄好几百页的鸿篇巨著而言,这也是一本小册子。作者林南先生是从内地到台湾再到美国去的华裔社会学家。如果说在社会学近200年的历史中,所面对的社会事实都是西方社会的话,进入20世纪以后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东方社会了,其中以儒家传统为基本特征的东亚社会则是社会学研究无法回避的。这部著作是在洋人圈里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文献中系统地运用了中国社会传统思维路径的划时代之作。基本理由是,当西方人把人放在人所建构的“铁笼”背景下的时候,《社会资本》却把人从“铁笼”中解放出来,探讨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获得及其运用。每一个人在社会中总是在帮助人和被人帮助的进程中成长和变老的,但如何帮人和请人帮助,这本书会给你很好的启示,如果你想事情更加直白一些,你可以接着再读伯特(R.Burt)的《结构洞》。
  
  《社会的构成》
  
  英国的布莱尔政府在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到处推广的第三条道路有一个理论来源,即:这个世界的格局总是在被格局中演进的,其始作俑者就是《社会的构成》的作者吉登斯(A.Giddens)。吉登斯的著作曾几何时是中国各出版商的热宠,就连一向以严谨著称的三联,为了赶档期也加入粗制滥造的行列,使得译本笑话频出。但瑕不掩瑜,吉登斯的著作还是值得认真一读的。理由是,相比此前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甚至现象学而言,结构化理论更加贴切地道出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里的基本机制,除了其精辟的论述值得欣赏以外,著作中少了许多类似于哪怕是后出版的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霸气也是可取之处。当然,如果吉登斯能够读一些《孟子》,了解一些中国的“位育”文化,或许能够使得结构化理论更加像中国思维中的相克相生理论,使得结构化理论中多一些文化的底蕴和内涵。
  
  《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
  
  不是我有意追捧我的恩师,事实上,我的任何追捧都不能为世人对恩师的评价增加点滴。在我们日益感受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利与弊所汇聚成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的时候,不时地会冒出文化冲突的问题,中国社会在两千多年的发展中,不仅积累了丰富的与自然打交道的经验和能力,也积累了与人打交道的能力,但却缺少与其他国家打交道的经验和能力。美国虽然只有不到三百年的历史,但其立国就是从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中成功的,经验远较中国丰富,但这绝不意味着美国的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在这部文集的51篇短文中,恩师的“位育”思维随处可见,仅仅在其80岁时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文化自觉的16字箴言,就足以吸引人去深入阅读书中每一篇文章,并与先生一起思考个人、群体、民族、社会、国家关系。外在的规则是维系世界和平、稳定、发展所必需的,但绝不是惟一的,甚至不是根本性的。根本性的问题在于,从个体、群体、民族、社会到国家,每一个层次都要有基于内省的自觉与宽容,否则,再多的外在规则,也不能阻止天下大乱。
  
  Good Will Hunting
  
  爱看电影的人一定知道,这是一部电影,中译名《心灵捕手》。好的电影,谁说又不是一部上乘佳作,值得玩味呢?1997年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正在故事的发生地美国麻省的剑桥城。故事很简单,但却极具社会学视点,耐人寻味。一个数学天才(Will Hunting),却偏偏是个清洁工,不仅出生贫寒,还与一帮混混一起长大,自己也是个混混,不愿意接受约束。幸运的是,在社会中还有伯乐(Gerald Lambeau),还有训练“良驹”的“驯马师”(Sean Maguire),在Sean艰苦的努力下,Will最终回归主流社会,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人的出生是无法由自己来选择的,但却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而要让没有能力选择自己道路的人进入社会的主流,就需要有不拘一格降人才的社会流动机制,更需要有爱才惜才的良师益友。影片虽然是一部典型的美国梦故事,但也清晰地说明,一个“好”(Good)人的成长,无论如何也不能没有一个“好的社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同样的故事地点MIT,故事同样发生在师生之间,10年之后的另一部电影《决胜21点》不正是《心灵捕手》的一个极好反证?!年轻气盛,人们总会以为这个世界是自己的,但要真正拥有这个世界,却不是独立特行所能的。只有把自己的能力与社会的需求做成绝配,才有机会把握自己也把握社会。
  
  书有三种读法:一曰读情节读观点,曰浏览;二曰读言外之意,曰精读;三曰读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曰赏读,一和三都不是我太欣赏的读法,浏览虽为情节观点所动,但容易为作者俘虏、失去读者自我;赏读虽乐在其中,但在纷繁浮躁的今天,又何来时间与心情。只有对好书的精读才可在效率与赏析中获得暂时的均衡。
  
  
  
   陈凌:2008暑假阅读经济篇
  
  
  陈凌
  年龄:43
  现职: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家族企业研究、比较企业史
  
  暑假是大学生读书的黄金时期,长长的两个月时间,大块时间安静地阅读和思考,现在的书生真是有福了。编辑邀请我为暑期的大学生推荐书目,我是欣然应允。我想我推荐书目的标准应该是比较容易读懂,又能够在细嚼慢咽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智慧。我并不忌讳推荐其他人已经推荐过的书,毕竟好的书总是少数,而大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如果10位专家推荐100本书,20位专家200本,我们的年轻朋友也会无所适从的,有些重复正好能够让那些必读书目可以多得几票。
  
  当今大学生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出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长大,要了解自己周围的社会经济环境,就应该阅读有关现代经济形成发展的历史。我首先推荐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北京三联,1992)。虽然三卷本的篇幅有点吓人,然而娓娓道来的文笔可以打消阅读者的恐惧心理。作者布罗代尔(1902-1985)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的重要人物,这一学派主张扩大传统史学研究范围,提倡研究“全面的(或整体的)历史”,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现象,特别是经济、社会和心理现象,这就与一般的围绕大人物或政治事件的历史有很大差别。布罗代尔明确区分三种历史时间,分别称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并提出与三种时段相适应的概念,分别称为“结构”、“局势”和“事件”,短时段观察,你只能看到一个事件;中时段观察,你只能看到一个循环或局势;长时段看待,你才能看到一个结构。能够知道历史进程中有着哪些重要而又长期变化极慢的因素,比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和思想传统等,可以给读者带来一种大处着眼、处变不惊的智慧和定力,带来心灵的平静和从容。
  
  众所周知,15至18世纪是西欧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时期,最终以英国工业革命发生为标志,西欧逐渐进入了现代社会,布罗代尔对这一错综复杂的宏伟进程从全球史的角度进行了精妙的描述和分析,他把四百年的经济活动分为三个层次在三卷中分别论述:第一层次是最基层,涉及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如衣食住行等;第二层次是市场经济,即生产与交换的机制;第三层次是资本主义,这是一种由少数商人组成的垄断经济。在第三卷《世界的时间》中,按地区和年代顺序,作者分别叙述了先后控制世界经济的威尼斯、安特卫普、热那亚、阿姆斯特丹和英国伦敦,同时也考虑了美洲、非洲、俄罗斯、土耳其和远东的经济特点。只要理解作者的历史观,书中丰富多样的史料完全可以慢慢阅读,并不用受原书顺序的限制。与此相联系,我推荐著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北京三联,1997),该书接着布罗代尔的思路,认为现代经济有跨越国界的技术特点,它的发展在各国有不同的时间表,因此是一个绵延几个世纪、至今尚未中断的全球性的庞大组织与运动。由于黄仁宇首先是中国历史专家,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考察就时刻把中国历史作为一个参照系,因此他不仅如布罗代尔那样依次考察了威尼斯、荷兰和英国,而且进一步把美国、日本和长期革命的中国也放进了这一全球化的场景。该书与布罗代尔的书一样图文并茂,采用了很多反映历史事件的名画和地图。黄仁宇是讲故事的高手,如此复杂又严肃的内容被他讲得深入浅出,妙趣横生。
  
  如果在看完上述两位海外学者的著作觉得意犹未尽,听了有趣的故事但是并没有很清晰的理论观点总结,或者感觉与中国经济史没有太大关联的话,那么我极力推荐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先生的《资本主义的起源:比较经济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作者认为,以英国、荷兰为代表的西欧资本主义是原生型态的,其最大特点是从西欧封建社会中逐渐演化出资本主义制度,他用“体制外的权力中心”、“体制外的异己力量”、“刚性体制与弹性体制”和“制度的调整”4组基本概念构建了一个解释资本主义起源的分析框架。这是由国内学者完成、从比较经济史的角度对西欧资本主义起源这一重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最有分量的著作。
  
  以上三本书讲的是历史,我推荐的第四本书讲得更多的是当下的现代经济——美国经济学家约翰·麦克米兰的《市场演进的故事》(中信出版社,2006),是为回应一位企业家的挑战而作的,这位到作者所在的商学院给学生做演讲的企业家问:“关于市场经济,一位(经济学)终身教授能给我们讲些什么?”言下之意,我们每天都在与市场打交道,一个书房里的教授有资格教企业家吗?作者用一位作家的话做了回答:“有时候,经济学家讲的故事比小说家的更加精彩呢。”麦克米兰确实做到了。作者认为,市场是非常精细的组织,支持交易的机制极其错综复杂,同时又处于无止境的变动之中;为了找到实现交换、创造互利的办法,人类表现出了伟大的创造力。作者通过一个个市场演进中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为什么一个设计良好的竞争市场可以被发现并不断得到改进。现代经济学对市场机制的理解已经超越了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麦克米兰是美国经济学界长期关注中国经济转型的著名学者之一,他在书中也对中国的经济转型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可惜他去年英年早逝,我们再也无法听他关于市场演进的新故事了。
  
  第五本书是美国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的《世界上最伟大的家族企业》(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作者是哈佛大学经济学与历史学资深教授,他的最有名的著作《解放的普罗米修斯:1750年迄今西欧的技术变革和工业发展》(华夏出版社,2007)是有关西欧工业革命的权威论述,现在仍然是各国大学社科类学生的必读书目。兰德斯原书的英文标题是《王朝:世界伟大家族企业的财富与不幸》,按照作者的标准,可以称作王朝的家族企业必须至少经历三代家族成员的经营,在长期经营中这些家族不仅积累了惊人的财富,而且创造了独特的经营理念和企业文化,如书中主要讨论的金融业的罗思柴尔德家族和摩根家族,汽车业的福特家族、阿涅利家族(菲亚特公司背后的家族)和丰田家族,资源行业的洛克菲勒家族和古根海姆家族等共11个著名家族。兰德斯用丰富历史知识和家族背景文献,把这些家族和创办企业的发展历程描述得非常有趣。
  
  我推荐的第六本书是我国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中信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2008)。本书是最近国内财经类著作中非常独特的一部,它通过改革开放30年中有关中国企业新闻报道的梳理和总结,用丰富的人物和事件,从企业史的角度描述了在改革开放舞台上上上下下的各种企业和企业家。我的学生读了后告诉我,虽然大家对许多人物和故事有所耳闻,但是本书把这些事件放在了当时的背景下立体地展开,读了依然感觉非常新鲜。吴晓波是新闻记者出身,同时兼具学者的深度和作家的勤奋与创作冲动。本书是作者计划中的《中国企业史》的第一部分,他还将继续向前追述改革开放前100年的中国企业历史,我非常赞同这一较长时段的分析视角,吴晓波未来的著作值得期待。
  
  
  
   刘钝:2008暑假阅读科学篇
  
  
  刘钝
  年龄:61
  现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科学史主要著作:《大哉言数》、《文化一二三》
  
  今年是多事之秋,上半年过得憋闷。暑期读书,出古入今,神游八极。不说“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至少换个好心情,少年中国来日方长。
  
  《弢园文新编》,王韬,三联书店,1998
  
  王韬是清末知识界中一位奇人,自许“少为才子,壮为名士,晚年当为魁儒硕彦”,一生奔走于总督巡抚、造反者和洋人之间,又有避祸香港、游历欧亚的经历,终不能实现其报国救民的理想。在那个国将不国的时代,王韬竟发奇论:“天之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非欲弱中国,正欲强中国;非欲祸中国,正欲福中国。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而为福,变弱而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答强弱论》)看似痴人说梦,实则寓涵哲理。纵然,大厦将倾,任是什么奇人也无力回天,但倾倒的是满清,挺立的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尽劫难而不亡,盖因其文化中有一种强韧的气质,否则怎么古巴比伦古埃及成了历史遗迹而独我中华文化薪火不绝?今年是中华民族的大考年,读读王韬,或许别有一番滋味。请看:“善用其民者,首有以作民之气,次有以结民之心。其气可静而不可动,敌忾同仇,忠义奋勇,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其心可存而不可亡,在城守城,在野守野,虽至援绝矢穷,终不敢贰。……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为上者使之耳。民心既得,虽危而亦安;民心既失,虽盛而亦蹶。欲得民心,是在有以维持而联络之。”(《重民》)王韬遗墨遍及世界且多有付梓,这一辑由朱维铮新选并重新编校,收入《中国近代学术名著》晚清编,较之诸多王韬著作旧本易于觅得。
  
  《昨日的世界》,[奥]斯蒂芬·茨威格著,舒昌善等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4
  
  作者是20世纪初最负盛名的德语作家,出生在奥地利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因对人类前途失望,于其创作的盛年自动弃世。在他的记忆中,“昨日”多指一战之前,那是一个充满光辉与信心的时代: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使社会发生巨变——街道越来越宽,公共建筑越来越气派,店铺越来越豪华,出版物越来越多,浴室、电话开始进入布尔乔亚家庭,维也纳的小职员也盘算着到意大利去度假,妇女们抛弃了束胸和阳伞去享受阳光和新鲜空气,齐柏林飞艇在斯特拉斯堡上空引起市民狂热的欢呼,布莱里恩从加莱飞抵多佛尔受到英国人的热烈欢迎。当时的欧洲,多数知识分子都怀着如茨威格一样天真的想法,“如果任何一架飞机都像玩儿似的轻而易举飞越过国界,那么这些国界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些海关壁垒和边防岗哨完全是偏狭和人为的!”
  
  就在这样一种对统一的富裕欧洲的热烈期盼中,世界大战突然降临,自诩拥有最高文明的欧洲人开始用自己发明出来的机器和化学产品互相杀戮,为之付出了两千多万条人命的代价,随后又有更为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茨威格的书没有专门讨论,但是透过他对战前欧洲文化生活的回忆,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傲慢的政治野心与偏执的民族主义结合,最终发酵成危害人类生存的致命毒素。1914年夏天一战爆发的前夜,茨威格曾以生命来赌战争不会真的到来,结果他错了,错在低估了人类天性中的弱点。
  
  总的来说,今日的世界已大不同于20世纪初的世界,但历史常常会复制自己。十多年前有人欢呼“历史的终结”,就像马克思一样断言人类将走向何方,不过方向不同而已。与此同时,我们却目睹了强权政治、恐怖主义和种种形态的原教旨主义对和平与正义的蹂躏。环顾天下,今日的世界并不太平:苏联早已解体,北约却在东扩,地区冲突愈演愈烈,分裂主义在好端端的世界上挑起事端。人们对现代战争的危害缺乏清醒的认识。读读茨威格,人类应该随时警惕对那些可能导致毁灭性战争的傲慢、偏见与虚荣。
  
  《翁文灏年谱》,李学通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
  
  他出生于江南殷实的商人家庭,留学欧洲并成为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他参与多个中国科技社团的建设并亲自主持地质调查研究所,开创中国地质科学事业使之成为旧中国少数引起国际学术界关注的学科领域;他是“专家治国”论的代表和“好人政府”理想的实践者,却因临近解放担任要职而被共产党人列为第12号战犯;他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化布局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一位受到西方文化熏陶的自由主义者,却力主国家对资源的控制并在一定程度上倾心计划经济;大陆政权转换后他既不留在台湾也不羁旅海外,而在1951年初回归祖国并终老于北京。这就是中国近代地质学和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的翁文灏。年谱作者李学通关注此题多年,钩沉索微,将传主82年生涯的主要事迹,分为“家庭与求学”、“科学工作”、“从政与备战”、“主持战时建设”、“彷徨与选择”、“思想的转折”和“老骥伏枥的晚年”这七部分呈现在我们面前。它是研究中国近代科技史与民国时期经济政治的重要文献,更是探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动荡的时局中如何安身立命的绝好材料。
  
  《胡先驌先生年谱长编》,胡宗刚著,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
  
  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国文化的论战中,具有留学背景的自然科学学者,绝大多数继承“五四”传统对传统文化持批判态度;但是也有例外,著名的植物学家胡先驌就是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中的一员大将,与吴宓、梅光迪等共同创办《学衡》杂志,为了反对文学改革与胡适大打笔仗。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他在国共激烈对峙的时局中居然号召第三条道路,著文论政全无顾忌,结果在两边均不得好。在科学上,他参与创办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庐山植物园、云南植物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由于在植物分类学与学科建设方面的杰出贡献,1935年成为中研院首届评议会成员,1948年成为中研院首批院士。然而1955年中国科学院的首批学部委员中却不见其名,主要原因是他坚持反对李森科的错误理论,据说毛泽东还为他说过公道话。由于政治和学术观点方面的原因,胡先驌在解放后的日子一直不好过,虽然侥幸逃过反右一劫,“文革”中却屡遭抄家批斗。本书作者胡宗刚为庐山植物园的图书馆员,在艰苦条件下十数年如一日地走访各地档案馆及胡氏家人亲友子弟,2005年撰成《不该遗忘的胡先驌》,书界多有美评。今又献此长编,较之前书史料更为丰富翔实,思想也更少束缚,值得关注中国近代科学、文化与政治之关系的人一读。
  
  《两头蛇》,黄一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该书副题是“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作者黄一农是射电天文学出身的台湾中研院最年轻的文科院士,研究兴趣遍及天文学史、术数史、天主教史、明清史、军事史等多个领域。作者自序言“天文和历史这两学科的本质尤其接近,都期盼能还原异时空之下已经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尺度和对象不同而已”。明清之际奉教人士即本书所谓“两头蛇”式人物,如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等已被前人反复讨论研究,本书则选择另一批士人如瞿汝夔、王徵、孙元化、韩霖等,以及明末皇亲内臣为主轴,探索他们与传教士的因缘际会和特殊的心路历程,特别是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他们在天主教与儒家伦理发生冲突时的两难处境。该书的一个特点是在文中插入许多知识性的附录,以西方学术期刊常用的文框(box)形式出现,意在为读者提供相关的历史背景或介绍新的研究方法,如附录2.7提出了“e考据时代”这一观点。作者身体力行,利用互联网和各种电子文库,博采古今中外多种文字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文献,被何炳棣誉为“一部世界水平的研究专著”,余英时更赞“此书体大精深……必可传世”。
  
  《无人读过的书》,[美]欧文·金格里奇著,王今、徐国强译,三联书店,2008
  
  本书作者原为天体物理学博士,现为哈佛大学天文学与科学史的双料教授。1970年后,他为了参加纪念哥白尼诞辰500周年的活动卷入一场对《天体运行论》的调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三十余年来走遍欧、美、亚各大洲上百家公私图书馆(包括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又与各地大大小小的古旧书商保持着密切联系,最终成为这一问题上的头号权威。该书以“运行论”的早期版本为线索,讲述了哥白尼的生平与贡献,他对同代人与后来者的影响,16世纪以来欧洲印刷业和图书流通的情况,以及围绕着不同珍本的流传、抢救、修复、盗窃、掠夺、造伪、抓捕、庭讯、拍卖的种种有趣故事。在他经眼的“运行论”中,既有鲜为人知的梅斯特林(开普勒的老师)、雷蒂库斯和赖因霍尔德(两人都是马丁·路德发起宗教改革的维滕堡大学的教授)的藏本,还有大名鼎鼎的克拉维斯、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的遗物,从中可以窥见由哥白尼日心说引发的科学革命波澜起伏历程的一个侧面。顺便说说,本书原名The Book Nobody Read:Chasing the Revolutions of Nicolaus Copernicus,缘起于作者不满匈牙利裔作家科斯勒称“运行论”为“无人读的书”,故意反其义而用之。中文简体本直译为《无人读过的书》,容易使人误解作者的原意;台湾的繁体译本将原书的主、副题对换,译作《追踪哥白尼》,但其副题仍然没有绕出“没人读过”这一陷阱。
  
  
  
   方在庆:2008暑假阅读科学篇
  
  
  方在庆
  年龄:45
  现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科学史、科技政策与科学文化主要著作:《爱因斯坦、德国科学与文化》、《科技发展与文化背景》
  
  《测量世界》,[德]丹尼尔·克尔曼著,朱刘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作者用虚实结合的手法,讲述了18世纪末德意志的两个科学天才:数学家、天文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1777-1855)和博物学家亚里山大·洪堡(1769-1859)相遇的故事。从各个方面看,这两个人都存在巨大反差。高斯靠动脑筋来寻找原理,洪堡通过自己考察来发现规律。高斯幼时家贫,但异常聪敏,在他人的资助下完成大学教育。22岁就获博士学位,并因证明代数基本定理而名满天下。30岁担任格丁根大学教授和格丁根天文台台长,直至逝世。他在数论、非欧几何、微分几何等领域均有开创性贡献,并十分注重数学在大地测量中的应用。其性格可用怪异两字来形容。他不喜欢旅行,最爱呆在家里不受干扰地思考数学问题。最能体现其个性的是他在洞房花烛夜跳下床,因为“就在这一刻他明白了怎样才能纠正行星轨道的测量错误”。与高斯相反,洪堡出身名门,为研究地球,远涉重洋,在南美洲收集植物、观察动物,曾亲尝箭毒;为了解开心中的疑团,不惜拿自己的身体做试验。
  
  尽管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欧洲的启蒙运动也如火如荼,但他们还是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是对真理的追求、对科学的热爱、对自由的渴望把这两个完全不同性格的人连在了一起。
  
  《物理学的困惑》,[美]L.斯莫林著,李泳译,湖南科技出版社,2008
  
  在一般读者看来,物理学是高深莫测的,物理学家更是天才的象征。如果有人指出,近30年来,作为所有其他科学基础的物理学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是陷入了困境,迷失了方向,你会作何反应?是不是觉得有点危言耸听?每年不还是有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吗?不是有一个试图给出“万物之理”的弦理论吗?一千多个最聪明、受过最好教育的科学家在最好的条件下研究弦理论,怎么会面临失败的危险呢?
  
  《物理学的困惑》一书的作者斯莫林就是大胆指出这种不正常现象的物理学家。他认为,弦理论意欲解释自然的所有粒子和力、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确有一些吸引人的地方,但没有实验证据。弦理论在物理学界独占鳌头,已经造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招揽了最优秀的头脑,严重伤害了在其他路线上追求的年轻物理学家,所以它也拖累了其他物理学的前进步伐。斯莫林“以清晰、热情和权威的文字”记述了弦理论的兴衰过程,展望了其他替代理论的前景。并不只是对物理学感兴趣的人才能读这本书,它也适合于对基础理论、对科学研究的过程感兴趣的一般读者。也许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作者还描述了他与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交往过程。费耶阿本德的教导“就做你想做的,不要管别的事情”让他克服了危机。作者认为,物理学现在该是重新思考,构造自己的新思想的时候了。
  
  《正直者的困境:作为德国科学发言人的马克斯·普朗克》,[美]约翰·海耳布朗著,刘兵译,东方中版中心,1995
  
  今年是普朗克(1858-1947)诞辰150年,全世界都在举办各种庆祝活动。而令人奇怪的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普朗克传。当然,这是有很多原因的。最重要的是,普朗克的所有藏书、精心保存的往来通信、详细的日记(堪与竺可桢日记媲美)在二战中被焚毁了。海耳布朗的这本书,虽然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但相对而言,是目前关于普朗克的评价中比较有份量的一本。
  
  海耳布朗在这本书中概括了普朗克这位“不情愿的革命者”的思想发展脉络,以及普朗克在面临各种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的正直反应。普朗克在德国科学兴起的时候为之助益,在德国科学面临困境时竭尽全力地挽救它。由于在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科学家的糟糕表现,德国科学界被孤立起来。普朗克呕心沥血地恢复科学界的国际合作。即使在家庭生活遭受极大不幸时,仍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的一对双胞胎女儿都死于难产,一个儿子死于“一战”,最心爱的儿子埃尔文被诬告参与谋杀希特勒的活动,被纳粹的“人民法庭”判处死刑。普朗克多方奔走,也无济于事。所有这一切让普朗克极具悲剧色彩。
  
  《爱因斯坦恩怨史:德国科学的兴衰》,[美]弗里茨·斯特恩著,方在庆、文亚等译,上海科教出版社,2004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1900年前后的德国,都是一个欧洲强国。热爱德国文化的法国社会学家阿隆曾感慨地说:“20世纪本应该是德国文化的世纪。”但这些人的希望落空了。原因何在?
  
  德国科学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了其迅速兴起的过程,在1900年前后,德国俨然已成为世界的科学中心。在斯特恩看来,这与犹太人的解放运动以及始终存在着的对犹太人的偏见之间的张力有关。许多德国犹太人脱颖而出,成为社会上令人瞩目的人物。他们为德国科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德国科学在20世纪前半叶经历了多次突然的变化,几起几伏,有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科学与文化极其恐怖的衰落,也有二战后的迅速恢复。斯特恩在这本书中探索了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德国社会中种种充满矛盾的情景以及两德重新统一后面临的内外矛盾。他巧妙地将历史与传记结合在一起,别出心裁地描述了许多著名科学家(如埃尔利希、普朗克、爱因斯坦、哈伯)与德国文化之间纠缠不清的一生,以及一些政治人物(如拉特瑙、魏茨曼)曲折的人生道路。其中德国人与犹太人的关系成为一条主线。本书第三章是全书的重头戏,也是分量最重的一章。作者采取比较手法,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爱因斯坦与哈伯这两位完全不同类型的犹太天才在急剧变化的德语世界中的命运。作者对备受争议的哈伯尤其充满了同情。
  
  弗里茨·斯特恩是研究欧洲思想史的大家。他深入地考察了科学家的成长环境,开创了“科学家的社会史研究”这一新领域。对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这本书值得一读。
  
  《韦伯论大学》,[德]马克斯·韦伯著,孙传钊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前段时间,某大学6位校级领导接见教育部评估专家组一位美女秘书的新闻被吵得沸沸扬扬。说穿了,这里面关涉到学术是否独立和自由的问题。而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这本有关大学的专论,讲的就是学术自由问题。
  
  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反,马克斯·韦伯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一个关注时事的人,一个献身政治与教育的人,一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知识图景的人。他精心构造了一个关于西方文明独特性的体系,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深具启发意义。他关于学术自由的研究,恰好落在教育和政治之间。韦伯深知从事学术这一职业有多脆弱。他发现德国的教育体系充满了权力腐败,而教授这一职业是极易被腐蚀的。尽管作为德国教育界的实际最高决策者阿尔特霍夫本人并非毫无贡献,但他在骨子里并不尊重教授。他的后继者就更差了。韦伯认为德国的教授们是在自欺欺人,“他们幻想学术自由依然会存在于那个充满重重束缚的领域,教授们由于追逐名利、屈从专制、趋炎附势,对皇帝和政客们墨守成规的做法浑然不觉。”
  
  韦伯的话得到了应验。在第三帝国时期,众多德国学者教授向希特勒致敬,屈从于纳粹的淫威,德国学术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韦伯发现,学术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学者们无条件的顺从。个体责任感和团体自尊感是学术繁荣和大学正常运作及其社会功能发挥作用的前提和条件。据7.3.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