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然建在的6位开国中将是：

    方强1911年出生，原海军副司令员。

    曾思玉1911年出生，原武汉军区、济南军区司令员。

    孔庆德 1911年出生，原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黄志勇1914年出生，原总政治部副主任。

    范朝利1914年出生，原济南军区副司令员。

    张震1914年出生，中央军委原副主席、新四军老战士。

    2007年10月15日，97岁的方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17大时认真听取胡锦涛报告。

    方强

    方 强：男，汉族，1912年2月13日生，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人。原名方鳌轩，别名方长。码头工人家庭出身。读小学4年，后当码头苦工。

    红军时期，他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同年12月至1935年7月任中央军委纵队干部团总支书记。1935年9月奉命随总司令部南下川康边。1936年10月到达甘肃会宁会师。11月奉命编入西路军，参加西征作战。同月至1937年3月任红军西路军第9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7年4月西路军失败后，在突围中被俘。在狱中组织党支部，任支部书记，坚持斗争，后领导组织被俘人员脱险归队返回陕北。

    全国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8月至12月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5旅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至1941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1949年10月至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4军军长、党委常委。1950年10月至1951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临时党委书记。1951年6月至1953年1月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3年2月至6月任基地党委书记。

    3月至1959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三副司令员，1953年至1960年7月任海军党委常务委员。1954年到苏联伏洛希洛夫海军指挥学院学习。1957年10月至1959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党委书记。1959年1月至1965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政治委员。1960年1月至9月任国务院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1961年底至1969年12月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副主任（1962年11月起）兼秘书长。1963年9月至1967年5月任国务院中共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1963年10月至1964年10月任第六机械工业部党组书记。1964年10月至1966年8月任中共第六机械工业部委员会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1973年9月至1977年9月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75年10月至1976年10月任国务院国防工业办公室核心小组组长。1979年5月至1982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1981年5月至1982年12月任海军党委常务委员。

    方强：长征路上历经磨难 一把锅灰治好痢疾　

    舞剑、背诗，是方强将军离休后每天雷打不动要做的事。“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只要听到有人提起毛主席诗词，方强总会很兴奋地告诉大家，毛主席这 方强

    首《清平乐——会昌》，写的就是他的部队。 　

    虽已95岁高龄，方强说起长征往事来仍如数家珍。与绝大多数长征幸存者不同的是，方强是背着一口政治“黑锅”踏上漫漫长征路的。 　

    长征前，方强因为坚决贯彻毛泽东军事路线被关进了国家保卫局。“大概我年纪还轻，出身好，是师级干部等等，算是侥幸地把我带上长征了。”方强所在的国家政治保卫营，随国家保卫局行动，被编入第2纵队第4梯队。 　　

    身背一个小背包，肩挎一条米袋子，腰挂一只从战场上缴获的搪瓷缸，方强心情抑郁地迈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作为一个失去行动自由的人，方强每天的任务就是跟着部队向前走。

    在抢渡湘江后，红军突然改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进军。按照原先计划，红军应该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方强感觉到有些不同寻常，悄悄地问保卫营营长吴烈这是谁的主张。 　

    “是毛泽东！”方强说，“我当时脱口而出。” 　

    方强重新看到了希望。方强说：“一个晴朗的下午，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把我们被关押的同志召集在一起，郑重地向我们宣读了遵义会议决议。第二天，我们被放出来，我被分到中央军委干部团工作。”

    卸下了政治“包袱”，方强随干部团在刘伯承、宋任穷的率领下，伪装成国民党部队，两天一夜赶了几百公里的路，强行渡过金沙江的皎平渡。“一路上尽管是羊肠小道，崎岖不平，有时还要攀登悬崖峭壁，但部队丝毫没有减低行进的速度。”方强回忆起夺取通安州的情景。 　

    “敌人从山头上不时向我们打冷枪、推滚石。尖刀连的学员有的中弹牺牲，有的被滚石砸伤。后续学员就利用地形地物，贴着悬崖、死角跃进，才避免伤亡。” 　

    干部团一接近通安州，便和刚从西昌、会理方向赶来的川军一个旅遭遇。敌军有两个团和一个迫击炮连，占据易守难攻的地势，企图抢占通安州，阻止红军北进。干部团只有三个营，与敌力量对比悬殊。 　　冲锋部队在迫击炮、重机枪的火力掩护下，插入敌阵，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方强和周士第率领侦察排出击，卫生队长也参加了，一举打下火焰山阵地，歼灭了数倍于干部团的敌军。 　

    夺取通安州的胜利，保证了中央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使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 　　方强随干部团抵达懋功后，因食青稞引起肠胃消化不良而拉肚子。尽管如此，他还是强打精神，随中央红军纵队接连翻过了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一座座雪山，到达了川西北的卓克基。 　　卓克基是个藏民居住区。在红军到来之前，藏民听信了国民党的宣传，把粮食藏到山里，人也躲进了山里。部队得不到补给，只能向毛儿盖行进。 　

    此时方强的腹泻已经转为痢疾，奄奄一息地躺在担架上，由医护人员抬着向前转移。一路上找不到粮食，只能挖野菜和摘豌豆叶充饥。在长征途中，染上痢疾就只有等死了。方强找炊事员把烧饭锅的锅底灰刮下来，用开水调好后当药灌进肚子里。一天三次，一连三天，大把大把的锅灰喝进去，痢疾竟奇迹般地好了。 方强(右1)在陕西耀县

    “我病愈出院后，便转向阿坝寻找朱德、刘伯承和五、九军团。”方强不知道张国焘已经和中央产生了严重分歧，在找到总司令部后，方强将沿途所见所闻不利于红军团结的事情，向刘伯承作了详细的汇报。 　

    此时刘伯承已经丧失了对部队的指挥权，处于张国焘的软禁中。“刘伯承对我说，要注意口紧，党内现在有斗争，你赶快到五军团去，随五军团行动。” 　

    但刘伯承没有能够保护方强，方强第二次被关进了保卫局。不久，方强被一根绳索绑住双手，在警卫人员的押送下，再度翻越千年积雪的夹金山……方强“政治犯”的身份一直持续到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前夕，几乎在一夜之间，方强就由“政治犯”跃升为川康省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内务部长。 　　后来又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方强，历经磨难。上世纪80年代，方强从海军副司令员的岗位上离休。每当方强锻炼身体时间长了点，受到警卫人员的劝阻时，他总是倔强地说：“这算什么？在我们老家，90多岁了还有人下农田，挑稻谷。我一点也不累。”

    曾思玉，汉族，原名曾世裕，1911年2月生，江西信丰人。1927年2月参加革命，1930年8月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武汉军区、济南军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1928年参加本县农民起义。1929年加入江西信丰游击队，任小队长。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六十四师，历任通讯班副班长、青年学校学员、宣传队分队长、中队长。1932年春入瑞金红军学校学习。同年秋起任红十二军三十六师一○八团二连政治委员。1933年春起任红十二军三十六师一○七团代政治委员、一○九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五团俱乐部主任。1934年秋起任第二师政治训练队队长兼政治指导员、第二师司令部通信主任。参加了长征。1935年夏起为红军大学一期二科一队学员。1935年冬起任红一军团司令部侦察参谋。1936年夏起任军委警卫第三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二师第四团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秋起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民运股股长，六八六团政治处主任。1938年春起任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九团政治委员。1939年冬起任鲁西 军区政治部主任。1940年冬起兼任运河支队政治委员。1941年春起任三四三旅政治委员。1942年冬起任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1944年10月至1945年10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起任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1945年冬起任晋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副司令员。1946年秋起任冀察军区副司令员、冀热察军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1947年6月起任晋察冀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1949年4月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军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陆军第六十四军军长。1951年至1955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军长，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率部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积极防御作战和反击马良山、高旺山等战斗。1955年至1957年7月在解放军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8年1月至1959年10月任沈阳军区参谋长、军区党委常委。1959年10月至1967年7月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至1960年5月），其间：1960年3月起任军区党委副书记、第四书记。1966年1月至1967年8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67年7月至1973年12月任武汉军区司令员，历任军区临时党委书记、党委第一书记、书记。1968年2月至1973年12月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其间：1970年3月至1971年3月任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3月至1973年12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12月至1980年1月任济南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1974年起）。1969年4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80年1月至1982年8月任南京军区顾问。1983年离休。 　

    是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相继任中央军委委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孔庆德中将，山东曲阜人，孔子七十三代后裔。一九二八年春参加国民革命军陈调元部。一九三○年冬，随部队入皖围剿红军。其时，孔于营部当传令兵，营长魏孟贤，黄埔一期学生，中共地下党员。某战中，魏率部起事，毙团长、旅长，而后投奔红军，孔庆德随之。

    晚年孔庆德

    1947年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副司令员，后兼任桐柏军区副司令员，开辟桐柏解放区，参与指挥了邓县、襄樊等战役。1949年2月任人民解放军第58军军长，同年5月任河南军区副司令员兼第58军军长。1950年12月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1952年毕业后任中南军区炮兵代司令员，后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其中1971～1975年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83年离职休养，经中央军委批准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

    2008年5月19日，年届97岁的将军孔庆德通过湖北省红十字会向地震灾区捐款5000元，他的儿女和孙女也捐款1500元，武汉燎原文化公司正在筹拍的20集电视剧《将星孔庆德》（暂名）剧组也同时向灾区捐款5000元。 　

    四川省汶川县地震发生以来，老将军孔庆德十分关注地震灾区，不顾年事已高，天天都观看电视。他说，对震区同胞所受的灾难深为悲痛，对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又深感欣慰；对前线救援的人民子弟兵勇敢顽强表示赞赏，“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周恩来夸孔大炮

    「文革」期间，孔庆德将军曾任鄂豫两省三线建设总指挥。将军奉周恩来总理之命，理直气壮抓生产，被批为「唯生产力论」。将军登土台雄辩滔滔：「毛主席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要看造谁的反，什么人造反。老干部打蒋介石算不算造反？打日本鬼子算不算造反？打美国佬算不算造反？如果是造反，这些老干部造反比你们早，怎么成了保守派？」将军又曰：「我当红军，干了几十年革命，从来没有带过女秘书。不像有的造反派，才造几天反，就搞几个女秘书，我看那个王八蛋修了！」 孔庆德将军能言善辩。与造反派辩论，既能上纲上线，又能粗言俗语，人皆不敢与之对语。周恩来称孔庆德将军为「孔大炮」，将军于湖北又有「孔铁嘴」之名。

    贪享受必定怕死

    孔庆德将军晚年腿不停，嘴不闲。腿不停者，即常下基层了解民意；嘴不闲者，即遇不平之事爱说爱管。民间流行顺口溜，将军皆耳熟能详。如：「上午三讲，中午三杯，下午三摸，晚上三陪。」又如：「到北京才知道自己官小，到广东才知道自己钱少，到海南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等等。 全国各医药公司于总医院开会，特约孔庆德将军出席。将军即席发言曰：「我向你们提个要求好不好？」众皆鼓掌。将军曰：「军队经济困难，希望你们一不要卖假药；二不要卖贵药。」经理们皆张嘴结舌，大气不敢出也。 红军长征六十周年，孔庆德将军逢人便讲红军传统。如曰：红军时期连队有士兵委员会，权力很大。杀一头猪，连领导想吃猪下水，没门！必须经过士兵委员会讨论。 将军言此忿忿：「那里像现在，一级比一级吃得好。」又曰：红军时期一个人怕死是非常丑的事。将军言此话锋一转：「那像现在，都讲享受，还能不怕死吗？」

    黄志勇（1914— ），原名黄念卓，1914年9月22日生于江西省崇义县过埠乡高坌村。原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政治教员兼教育干事、第4大队政治处主任、第3大队政治委员，期间因工作成绩显著，获抗大颁发的“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奖状。1940年5月调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部作战科代理科长、作战室主任。翌年11月，抗大第三分校与八路军军政学院第3、4大队合组为军事学院，他调任政治部主任。1943年9月起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组织部副部长，参加了反“扫荡”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干部第2团政治委员，后任冀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14旅副政治委员。1946年2月起任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独立第16旅政治委员，热中军分区政治委员兼地委书记。1947年8月任冀察热辽军区参谋长，协助司令员程子华率部参加了东北1947年秋、冬季攻势作战。

    电影《大决战》中，王志文扮演东野先遣兵团参谋长黄志勇

    1948年4月冀察热辽军区前方指挥所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前方第2指挥所，继任参谋长，后任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前方指挥所参谋长，在辽沈战役中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塔山阻击战。后任东北野战军第13兵团参谋长，第12兵团兼湖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平津、衡宝战役和湘西剿匪作战。 　

    新中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副政治委员，荆江分洪水利工程总指挥部副总指挥，中南军区工程兵部队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工程兵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65年8月调任装甲兵政治委员。1969年至1972年任总政治部副主任。1984年12月离职休养。

    是中共七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获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范朝利，河南省新县人，1914年生，1930年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10师28团排长、副连长、指导员，第11师31团营政委、团政治处主任，第10师29团政委，第11师53团副团长，师司令部参谋主任、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任川南军区副司令员，第四兵团军长，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中央军委原副主席、新四军老战士

    张震（1914。10。5~ ）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二六年任本地劳动童子团副团长。一九三零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五军第二纵队特务大队宣传员，第一师一团连政治委员，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营长，红一军团第四师十二团参谋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参谋、科长，新四军第六支队参谋长兼豫皖苏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十一旅旅长兼淮北路西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副司令员、一兵团参谋长，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华东军区兼第三野战军参谋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第二十四军代军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葛州坝水利工程指挥部政委，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校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九八八年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一九八五年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一九九二年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其三子张海阳也是将门虎子，于2009年7月20日晋升为上将，此外据官方已公布资料，长子张小阳、次子张连阳、幼子张宁阳以及其侄和女婿寿晓松（寿小松）均系解放军将官。

    红军时期

    将军原名张见生，别名张祖寿，又名张中天。先祖清咸丰年间从梅县桃源堡移居湖南平江县，1914年10月5日诞生于平江县长寿镇黄塅一手工业家庭，赋性颖慧。1927年夏，高小毕业后，到一家店铺当学徒。这时，蒋介石叛变革命，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反动派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参加了纠察队，任平江县劳动童子团副团长，拿起梭标、鸟枪跟“清乡”军作垂死战斗。1928年3月，参加了著名的平江20万农军攻打县城之役。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彭德怀的红五军团第二纵队特务大队任宣传员，后任红三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四连政治委员，长征前夕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十团营长。历任红军宣传员、连政委、营长、团参谋长。曾参加一、二次和中央苏区第一、二、三、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及两万五千里长征。 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四师第十二团参谋长，参加吴起镇、直罗镇、山城堡与东征、西征等战役。

    抗日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参谋、科长，新四军游击支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六支队参谋长、八路军第四纵队参谋长，新四军第四师参谋长兼淮北军区参谋长，参与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协助彭雪枫率部挫败日伪军一九四二年冬季“扫荡”，并参与指挥山子头战役。后兼新四军第四师第十旅旅长兼淮北路西军分区司令员，率部参加华中抗日根据地一九四五年攻势作战。曾兼抗日军政大学四分校副校长。

    解放上海

    对上海的军事部署早在渡江战役发起前就有了预案，总前委制订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将上海战役列为整个渡江战役的第三阶段。 　

    1949年4月27日夜，粟裕、张震率三野指挥机关由泰州白马庙经江阴进驻常州（当时称武进）。 　

    次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明确电告粟、张：为使汤恩伯在上海稳住一个时期，暂不去占苏州、昆山、吴江、嘉兴诸点，以利我们有准备地夺取上海。让上述各点由汤恩伯守起来，使他在上海尚不感觉到直接的威胁。 　

    延缓占领上海和立即占领上海，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始终准备了两方面计划。目的只有一个：接管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要比接管北平、天津、南京搞得更好，尽量减轻上海人民的痛苦。 　

    5月5日晚上，中共电台广播：由于尚未训练出接管人员，对上海的解放须再推迟两个半月，请上海人民原谅…… 　

    这是给汤恩伯吃一颗定心丸，请他“稍安毋躁”。而老奸巨滑的蒋介石却警觉到这是“迷魂汤”，是大战即将爆发的信号。两天后，他乘江静号逃离上海。

    自郎溪、广德追歼战结束后，粟裕一直在考虑如何打上海。他以一位卓越的军事家的眼光判明，攻打上海可有三套方案：一、长围久困，迫敌投降或使敌逃跑；二、避强攻弱，选择敌人守御较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三、把攻击重点放在吴淞，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封锁敌军海上退路，诱歼其主力于市郊。粟、张将三套作战方案都上报给中央军委，同时提出，他们倾向的是第三套方案，即既要夺取城市，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争取把上海基本上完整地接管过来。 　

    5月8日，毛泽东收到粟、张的请示电。当晚8时，毛泽东即以中央军委名义复电，同意三野对上海战役的军事部署，并提出攻占吴淞、嘉兴等地的同时，要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 　

    次日午后，粟、张收到中央军委复电，即由张震分别转告了第9、10两兵团领导同志。5月10日清晨。张震草拟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由粟裕审定后于11日正式下达各部。 一场历时16天的悲壮激烈的上海攻坚战的序幕已悄悄揭开……

    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1992年10月20日，北京人民大会堂。88岁高龄的邓小平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接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当他走到张震面前时，突然停住脚步，紧紧拉着张震的手，亲切询问张震的年龄和身体状况。张震激动地回答说今年已经78岁了。邓小平欣慰地说：“你比我小10岁，还可以干一届。”并嘱咐张震一定要协助江泽民同志，用3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军各级领导班子调整好、建设好，保证各级领导权要掌握在忠于党的路线的同志手中。

    张震知道军委副主席的工作过去多是老帅们担当的，他们在全党全军德高望重。现在，党把自己放到这个岗位上，自感差距甚远，如履薄冰。在此之前，他早有退休的思想准备。在当年4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张震（时任国防大学校长兼政委）即表示：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军委的会议了，并就平时想到的有关军队建设的战略指导、体制编制、教育训练等方面的问题，敞开讲了自己的想法。随后，他又向军委领导同志写了书面报告，建议派一个合适的同志来接替他的工作。然而，就在张震准备离休的时候，9月中旬的一天，一位领导同志找到张震，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告诉他，中央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建议，考虑在党的十四大时，要他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听后，张震心中一怔，感到太突然了，没有一点思想准备。这天晚上，张震整晚没睡好觉。他深知这副担子的份量。衡量自己，文化水平比较低，高科技知识贫乏，也缺乏指挥现代战争的经验，特别是年龄大了，在全军在职干部中是数一数二的，恐怕难当此重任。但同时，他又想到党和国家正处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关键时刻，能否保持军队的稳定至关重要，这是党和国家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基础。既然是邓小平同志的建议，是中央作出的决定，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战士，在党和国家需要自己的时候，应当无条件地服从组织安排。于是他给自己规定了9个字：“干实事，少出面，不越权。”努力工作，谨慎从事，不辱使命，不负众望。老骥伏枥，鞠躬尽瘁，努力再为军队建设作出一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