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守所里的中国足协
看守所里的中国足协
本文来源于《财经网》 2010年09月21日 11:21 共有2条点评- 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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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劲/文
谢亚龙、南勇、杨一民、张建强、蔚少辉、李冬生……把他们的名字组合在一起，可以是中国足球出征某次大赛的誓师大会上，前排就坐的足协领导。
没错，他们就是过去10年来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如今把这些名字再组合起来放进沈阳看守所，就成了一幅荒诞的画面：在号子里也能开上一次完整的足协办公会。而每周一次的足协办公室，就是中国足球最高的决策机构。你所耳闻你所欣喜你所叹息你所愤怒的每一个和中国足球有关的只言片语，最终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出处和源头。如今，这份本已淡薄近乎透明的关系，彻底垮掉了，彻底破碎，彻头彻尾彻底了……
肇始于1994年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并非一个孤本，而是一个完整的浓缩版。
它至上而下，一夜之间把原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专业队，变成了可以招商拉赞助的职业队，在足协这台启动机的安排下，职业联赛粉墨登场。而足协在其中扮演着万能的角色：设计者、执行人、监督者、联赛红利分配者、受益人以及国家公权力的合法代表。于是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疲于奔命、四处救火但又不亦乐乎。它曾经背负了中国其他任何同类管理机构不曾遭遇的压力，因为足球改革也意味着把他们抛到社会情绪的火山上，充当一个供人出气的阀门——在浩大的北京奥运会上，“谢亚龙，下课”的呼声成为让四海宾客们迷惑纳闷的中国特色。
但可悲的面具之下，必有可恨之处。
热闹的职业联赛在1997年大连金州被划下悲情的句号后，足球场的乱象渐生。2001年黑哨问题浮出水面。媒体和公众惯性地向足协投去了救世主的期待。在草草推出了一个龚建平之后，一个“证据论”让事件草草收场。当南勇落网后，著名的金哨陆俊被收监，再到谢亚龙归捕。我们才发现，原来裁判收受贿赂已成惯例，甚至制度化地把部分黑金上交到足协，这就是所谓的利益均沾法则。这传说也是谢亚龙的一宗罪。足协仲裁部更手握裁判的分配大权，便把这条生财之道发挥成官哨。官哨控制比赛后，收取俱乐部的贿赂已是洒水的小钱，和场外赌球庄家上下其手，最终靠盘口赚大钱。
从1998年世界杯开始，赌球风气开始蔓延。到了2002年以后，中超赌风日盛已到无球不假的程度，澳门博彩公司也不得不停掉中超的盘口。毫无例外，媒体和公众惯性地向足协投去了救世主的期待。这次他们更能推挡——赌球已成社会毒瘤，非足协一家所能控制，得依赖司法机关介入打击。殊不知，以其让你一帮毛头小孩在球场上卖球赚小钱，以其让张海这样的神棍买下一支球队卖球赚大钱，还不如我们自己来，所有资源都在我手上，所有人脉对我忌惮三分，各俱乐部领队教练谁敢不敢听打招呼？组织出面，不仅能安排裁判，还能安排赛制，还能用裁判委员会洗干净手尾——足协要开窑子，谁敢不来嫖？
中国队在亚洲区的大赛上屡遭赛制和裁判下黑，毫无例外，媒体和公众惯性地向足协投去了救世主的期待。期许他们能为中国队清扫出一个干净的竞赛环境。殊不知，他们在国内赛场能玩得烂熟的手段，照样移植到国际比赛上。2009年9月30日中国队大胜博茨瓦纳为国庆献礼之后，博茨瓦纳足协内部传出重磅炸弹：领队收受中方贿赂7万美金，让博茨瓦纳输给中国队。当南勇锒铛入狱后，交代出了一个专门用于国字号国际比赛的“小金库”，主要是针对裁判和对方高层官员。2008年6月份，杜伊率领的国家队征战世界杯预选赛，主场打卡塔尔和伊拉克的时候，南勇和谢亚龙曾经想做裁判工作，不过未能得逞。最后中国队连输两场，丧失小组出线权。足协小金库福特宝公司高层和承办过中国之队的地方足协官员，协助调查时承认操纵过中国之队的比赛，目的是赌球赚钱。
国家队是足协的另一个赚零花钱的地方。足协收受国脚贿赂的金额，从5万到30万不等：进国少队价格为5万，国青队8万，国家队为10万到30万。在谢亚龙任上，各级国字号队伍的教练组更迭很频繁，数十名教练进出，这方面的黑金可能达到数百万之巨。教练员进国字号，之所以敢下血本，原因很简单，他们又会从球员那里赚回来。这桩生意，媒体与足协是共谋。因为教练和球员是媒体最大的新闻来源，媒体如果抖露这类消息，纯属挥刀自宫。所以在此之前，花钱进国家队一直都是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依赖媒体的公众就变成了瞎子，对此很少能知道究竟。
所有足球的乱象，如今一桩桩一件件，没有哪一次能少了足协这个大Cast领衔主演。南勇走后，韦迪的水军全盘接手足协的中层的正职，他们中不乏有当初杨一民一样的业务控，但足协除了他们的名字还在保鲜期，其他的一切与南头时代无异，与龙王时代无二。
再来看看习惯性仰望的媒体和公众，抛开实质的共谋不谈，最大的荒谬之处在于：当你们（应该是我们，包括看客的你和我）为每一次的谋杀而向警察求援时，没想到警察一个转身满脸狰狞——因为他就是最幕后的凶手。
看中国职业足球15年的连续剧，今天才知道，原来是一部侦破片。谢亚龙、南勇、杨一民、张建强、蔚少辉、李冬生……把他们的名字组合在一起，可以是中国足球出征某次大赛的誓师大会上，前排就坐的足协领导。
没错，他们就是过去10年来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如今把这些名字再组合起来放进沈阳看守所，就成了一幅荒诞的画面：在号子里也能开上一次完整的足协办公会。而每周一次的足协办公室，就是中国足球最高的决策机构。你所耳闻你所欣喜你所叹息你所愤怒的每一个和中国足球有关的只言片语，最终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出处和源头。如今，这份本已淡薄近乎透明的关系，彻底垮掉了，彻底破碎，彻头彻尾彻底了……
肇始于1994年的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并非一个孤本，而是一个完整的浓缩版。
它至上而下，一夜之间把原本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企——专业队，变成了可以招商拉赞助的职业队，在足协这台启动机的安排下，职业联赛粉墨登场。而足协在其中扮演着万能的角色：设计者、执行人、监督者、联赛红利分配者、受益人以及国家公权力的合法代表。于是他们忙得四脚朝天、疲于奔命、四处救火但又不亦乐乎。它曾经背负了中国其他任何同类管理机构不曾遭遇的压力，因为足球改革也意味着把他们抛到社会情绪的火山上，充当一个供人出气的阀门——在浩大的北京奥运会上，“谢亚龙，下课”的呼声成为让四海宾客们迷惑纳闷的中国特色。
但可悲的面具之下，必有可恨之处。
热闹的职业联赛在1997年大连金州被划下悲情的句号后，足球场的乱象渐生。2001年黑哨问题浮出水面。媒体和公众惯性地向足协投去了救世主的期待。在草草推出了一个龚建平之后，一个“证据论”让事件草草收场。当南勇落网后，著名的金哨陆俊被收监，再到谢亚龙归捕。我们才发现，原来裁判收受贿赂已成惯例，甚至制度化地把部分黑金上交到足协，这就是所谓的利益均沾法则。这传说也是谢亚龙的一宗罪。足协仲裁部更手握裁判的分配大权，便把这条生财之道发挥成官哨。官哨控制比赛后，收取俱乐部的贿赂已是洒水的小钱，和场外赌球庄家上下其手，最终靠盘口赚大钱。
从1998年世界杯开始，赌球风气开始蔓延。到了2002年以后，中超赌风日盛已到无球不假的程度，澳门博彩公司也不得不停掉中超的盘口。毫无例外，媒体和公众惯性地向足协投去了救世主的期待。这次他们更能推挡——赌球已成社会毒瘤，非足协一家所能控制，得依赖司法机关介入打击。殊不知，以其让你一帮毛头小孩在球场上卖球赚小钱，以其让张海这样的神棍买下一支球队卖球赚大钱，还不如我们自己来，所有资源都在我手上，所有人脉对我忌惮三分，各俱乐部领队教练谁敢不敢听打招呼？组织出面，不仅能安排裁判，还能安排赛制，还能用裁判委员会洗干净手尾——足协要开窑子，谁敢不来嫖？
中国队在亚洲区的大赛上屡遭赛制和裁判下黑，毫无例外，媒体和公众惯性地向足协投去了救世主的期待。期许他们能为中国队清扫出一个干净的竞赛环境。殊不知，他们在国内赛场能玩得烂熟的手段，照样移植到国际比赛上。2009年9月30日中国队大胜博茨瓦纳为国庆献礼之后，博茨瓦纳足协内部传出重磅炸弹：领队收受中方贿赂7万美金，让博茨瓦纳输给中国队。当南勇锒铛入狱后，交代出了一个专门用于国字号国际比赛的“小金库”，主要是针对裁判和对方高层官员。2008年6月份，杜伊率领的国家队征战世界杯预选赛，主场打卡塔尔和伊拉克的时候，南勇和谢亚龙曾经想做裁判工作，不过未能得逞。最后中国队连输两场，丧失小组出线权。足协小金库福特宝公司高层和承办过中国之队的地方足协官员，协助调查时承认操纵过中国之队的比赛，目的是赌球赚钱。
国家队是足协的另一个赚零花钱的地方。足协收受国脚贿赂的金额，从5万到30万不等：进国少队价格为5万，国青队8万，国家队为10万到30万。在谢亚龙任上，各级国字号队伍的教练组更迭很频繁，数十名教练进出，这方面的黑金可能达到数百万之巨。教练员进国字号，之所以敢下血本，原因很简单，他们又会从球员那里赚回来。这桩生意，媒体与足协是共谋。因为教练和球员是媒体最大的新闻来源，媒体如果抖露这类消息，纯属挥刀自宫。所以在此之前，花钱进国家队一直都是坊间茶余饭后的谈资，依赖媒体的公众就变成了瞎子，对此很少能知道究竟。
所有足球的乱象，如今一桩桩一件件，没有哪一次能少了足协这个大Cast领衔主演。南勇走后，韦迪的水军全盘接手足协的中层的正职，他们中不乏有当初杨一民一样的业务控，但足协除了他们的名字还在保鲜期，其他的一切与南头时代无异，与龙王时代无二。
再来看看习惯性仰望的媒体和公众，抛开实质的共谋不谈，最大的荒谬之处在于：当你们（应该是我们，包括看客的你和我）为每一次的谋杀而向警察求援时，没想到警察一个转身满脸狰狞——因为他就是最幕后的凶手。
看中国职业足球15年的连续剧，今天才知道，原来是一部侦破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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