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面包算不算盗窃？

--解读哈佛桑德尔教授公开课之六

据2009年9月5日《新文化报》报道：东莞市110指挥中心的警察周昱，晚上值班，一个男子打来电话，说他今天结婚了，然后吞吞吐吐提出了请求：“老婆晚上不愿意进洞房，想叫110来个警察开导一下。”周昱哭笑不得，只好客气地说：带她去医院咨询吧。

“有困难，找警察”，这个口号是大陆公安机关在上个世纪末提出的，可能想通过警力--这种公共资源为民众解决燃眉之急，然而，没过多久就难以为继，一些人借机搭便车“沾便宜”，致使警力虽不断扩充，仍入不敷出。流浪猫上树找警察；二十多岁的孩子不听父母话也找警察；儿女在家打麻将，要求“110”为其父母换煤气罐；在家睡懒觉，让“110”为其买早餐；更有甚者，如厕时居然请求“110”为其送手纸。据了解，仅东莞市公安局“110”每天接到6000至7000个报警电话中，四成以上不是治安报警。

政府“无所不能”的现象，被美国政治哲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称为“家长式”管理。弗里德曼是西方近代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他认为政府握有公共权力和资源，做的多，就会要求扩大已有的权力，占有更多的资源。与之相应，民众权利越来越小，财富越来越少，更加仰赖政府的眼神。在不断循环膨胀中，政府逐渐把原本属于民众的权利和资源，全部集中在自己的手中，最终走上极权之路，成为超能“家长”。权力集于一身的极权政府，会用社会资源决定民众的需求，影响民众的生活，左右民众的行为，并在资源紧张时，动用权力实行高压统治，以便按照自己的想法分配稀缺资源，就像家长对待小孩一样。高压统治的本质是强制，是打着“为了集体利益”的旗号，强迫一些人，利用一些人，违背了“我们是自己主人”的自由主义原则。

因而，即使政府初衷是善意的，如果像家长一样包办一切，导致的结果也会是灾难性的。况且，就是警察、消防等工作，看起来理所当然是政府的事，也有许多职能可以从中剥离出来，交给民众自我打理。从“我们是自己主人”的角度，重新审视政府的行为，就会发现有许多事，是政府管的过多、过宽了，民从通过公平自由的市场，得到的相应服务，不仅高效，而且节俭。

美国阿肯色州有个叫塞勒姆的私人消防公司，只要申请成为该公司会员，每年交纳一定的费用，公司就为其提供消防服务。有个房主过去是该公司的会员，没有及时续约，当他家房子着火时，塞勒姆公司的消防车赶来了，但他们没有采取措施，袖手看着房子被烧毁，只为确保火势不会蔓延到其它会员家。有人问消防公司负责人：你怎么能站在消防设备旁，看着房子被火吞没？这位负责人回答说：我们只对会员负责，如果扑灭了所有火灾，大家就没有必要预订我们的服务了。失火的房主想当场续约，被公司负责人拒绝了：你不能先毁坏你的汽车，再去买保险。

从开放的市场，可以获得消防服务，也同样可以获得其它的服务。基于“我们是自己的主人”这个原则，自由主义者不仅反对政府“家长式”管理，也反对政府通过税收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他们认为如果整个社会以集体的名义，向比尔.盖茨或迈克尔.乔丹征税，拿走他们的财富，等于社会强制占有了盖茨或乔丹的一部分，占有了盖茨和乔丹的时间、精力和劳动，把他们当作实现集体福利的工具。为了集体的利益，违背人的意愿，利用人、强制人，也是不道德的。从长远看，今天利用这些人，明天就会利用其它人，最终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相反的意见认为：穷人比富人更需要钱，对富人微不足道的一点钱，有可能关系到穷人的生存；如果是一个民主社会，通过经过民主选举的代理人协商征税，就应该视为大家同意，不能算强制；这些富人的成功，应该归功于社会的环境，他们有义务通过交税回馈社会。

思考这些质疑，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站在“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立场，有时为了获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会强占他人的财富。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一位妇女为了饥肠辘辘的儿子，在超市里偷窃面包时被抓住，老板将她起诉到了法院。州法院的大法官判决如下：她有罪。同样，令一个母亲饥寒交迫，不得不靠偷窃来养活孩子的社会，同样有罪，我们在座的诸位都有罪。判罚每人一美圆，给那个偷窃的母亲。

同样在中国沈阳，2007年5月18日，16岁贫困少女黄绢（化名），一整天粒米未进，饥饿万分的她，面对酥香可口的面包时，偷偷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被便利店主抓住后，苦苦哀求，但店主依然宣称将告发至学校，黄绢觉得无脸见人，留下了千字遗书，用自杀结束了一切……

一块面包对饥寒交迫的美国母亲和饥饿万分的少女黄绢来说，是生存的必需。自由主义者认为，在一个理想的社会里，每个人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应该得到满足，但要区别什么是需要，什么是应得。面包是她们的需要，政府应该通过慈善行动满足她们的基本需要，但面包不是她们的应得，不能随意强行占有其他人的面包。2005年，飓风“卡特里娜”给美国带来了严重灾难，受灾严重的新奥尔良民众，从美国政府获得了食品与住房，这些都是维持生活的基本需求，应该给予满足，但这些只是灾民的需要，不是他们应得的，他们可以要求政府提供，但不能抢劫其他人的财产。

就算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我们选出了代表，但这些代表讨论的事情，与我个人决定怎样使用财产，不是一回事。民主不能决定所有的事，只有在需要民主决定的地方，才可以行使投票与表决。或者说，行使个人的一些权利，无需得到大多数人意见，就像言论与宗教信仰自由，不能因为其他人的反对，就消亡了。多数人的民主不能剥夺个人的基本权利，与言论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一样，支配个人财产的自由同样如此，它的存在，无需通过民主决定。

确实，富人的成功离不开社会环境，与此同时,他们也为社会做了有益的事情，否则就不可能得到回报，获得财富的同时,他们与社会也扯平了。也许，有些人希望这些富人出于善良的内心，能够拿出财富帮助穷人，达到“均贫富”的社会理想。然而，富人致富不是因为他们心地善良，而是通过自由平等的交换过程，可能结果不一定理想，只要过程是公开平等的，我们就不能因为谁的钱多，谁拥有了更多的资源，对其强取豪夺。

……

然而，对自由主义的质疑，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当我们回头审视财产与信仰时，发现还是有差别的：信仰是个人内心的感受，无需他人的帮助，支配财富的经济活动要复杂的多，牵涉到他人。而且，面对自由主义的根基，我们扪心自问：个人真的可以完全拥有和支配自己吗？只要选择在社会上生存，我们何曾离开过他人而单独存在？在个人的生活中，可能从来就没有完全的自我支配权，因为我们不能忽略周围人的存在，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人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拥有和支配的，也许只是自己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