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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瑞龙是红14军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过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邓小平时为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小推车”的组织者，长期跟随粟裕南征北战，对粟裕感情很深。
1984年粟裕辞世后，他说：“他（粟裕）对我的工作给予了亲切的指导和帮助。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创造性的运用，他深谋远虑的战略眼光，他组织战役、战斗特别是组织大兵团作战的杰出才能……给我难忘的教育。”
他还回忆了战争年代粟裕的两件小事。
一是1947年8月，粟裕与陈毅率领华野司令部与主力挺进中原南下豫皖苏的途中，给刘瑞龙等人写过一封信，内容是关于精简华野总部机关。信中说：
“野直太庞大。昨晚常行军即混乱不堪。如将来战略行军或战斗转移就更麻烦，甚至有危险。兹特提如下意见以供整理参考：
1．继续精简充实战斗连队。但精简要能收效，必须精简干部，才能精杂务人员，以充实连队。
2，各部门工作杂务人员，应首先定出其每人海日应服务多少时间来定数额，不能先定数额去就工作，否则人多事少，并应尽量提高其工作效率。
3．供给部无东西可供。除少数会计人员外，其余可分散到当地各分区埋伏，既可减少庞杂，又可使他们与地方联系，而进行一些购制补给品工作。
4．卫生部之医院，亦可分散设于各分区接收伤员，仅要其负责人及转运站随队行动即可。
5．政治部人员除分到各分区外，可抽出一批组织民运队，准备随各分遣队(拟派一，四纵出去任分遣)行动，以便进行群众工作。
6．以后直属队及各纵出发，应严密地定路线及分梯队出发(如一大队七时出发至八时走完或大队八时出发至八时半走完)，以人数多寡定时间长短，以免拥挤与疲劳。
以上各点特供参考，如同意请计划行之。
粟裕 十七日午
刘瑞龙认为，“这是粟裕同志在战争中考虑问题周密细致、从严治军的一个范例。”
第二件事是1947年9月沙土集战役时，华野攻击部队炮弹不足，粟裕写信令刘瑞龙速运炮弹：
刘参谋长瑞龙同志：
我们正包围攻击五十七师于沙土集、双庙及其以北地区，但参战部队除六纵有迫炮弹外(十纵任箝制)，其余均无炮弹，对作战影响甚大。而此战又关系我军今后之能否在鲁西南站脚的重大关键。因此，请尽一切努力迅速将迫炮及山炮、六〇炮弹往前送，越快越好，越能往前送越好，望切实办到，万勿延误，至盼至盼。
并致
敬礼
粟裕九月七日晨
这封信后，还附上了一个具体分配办法：
“迫炮弹不必全部发光。给壹、叁、肆，捌纵每门炮配四十至五十发即可，多余的炮弹暂留河北。手榴弹每人发四枚，余数亦存河北岸。各色子弹则可全部发完。炸药如到得多，则每纵可发五千斤，否则按已到数平均分发。山炮弹每炮限三十发，余放暂存，六〇炮弹可全部发出。”
刘瑞龙接信后，一面迅速组织运送炮弹到前线，一面也深感“战前疏于检查，有负职守，这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粟裕这两件事几乎都干的是“司令员”的活儿。其他野战军的副司令员根本不敢插手，也插不上手，譬如林彪的副司令员肖劲光、刘伯承的副司令员李先念等人。
因此，刘瑞龙对粟裕更加充满了钦佩之情，说：“粟裕同志不仅从战略上部署战役，而且切实从事当前战役的组织和指导，随时了解战役的补给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力措施，满足前线需要。这些，都是我们要学习的。”
1948年11月淮海战役开始后，刘瑞龙又直接组织和指挥了浩大而复杂的战勤与支前，也就是“小推车”的组织工作。后来于1997年出版《淮海战役支前后勤日记》一书，多角度、多层面、系统翔实地记录了整个淮海战役期间，华野的后勤保障工作。
他也回顾了粟裕对战役后勤的重视，说：“粟裕同志在战役准备阶段对支前后勤工作有过详细指示。随着战役迅速的发展，在部队远离后方的情况下，粟裕同志批准了我们提出的就地筹借粮食的安排。”
战役第二阶段时，因为刘瑞龙的建议，粟裕立即报告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建议迅速召开一次包括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方代表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
这就是随后召开的四方联合支前会议的由来，主要解决了统一调剂中野、华野的粮食供应问题。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刘瑞龙随粟裕代司令员驱车来到陈官庄战场。兴奋之余，写了《庆淮海战役全胜》的诗篇，生动地描绘了当时激动的心情：
“徐宿萧永大战场，自古兵家决兴亡。蒋贼陈兵六十万，妄图顽抗逞强梁。主客攻守时已变，解放军威势大张。百万军民齐协力，长围猛击力如钢。贼军饥寒日交窘，我军从容气昂扬。总攻聚歼同捣蒜，贼军技穷终败亡。一战全胜定江北，整装待发渡长江。”
刘瑞龙尽管后来在文革中吃过不少苦头，但晚年很幸福，其女刘延东现为政治局委员，是“官衔”仅次于曾山之子曾庆红的新四军二代。